宋朝豈可妄稱大 宋朝人活得有幾分窩囊

作者：思晨 　　看罷《大宋提刑官》，不由想到這個話題。曆史地看，宋是絕然不可稱大的。首先宋的版圖就不夠大，無法和漢、唐、元、明、清相比那是一定的，範仲淹所寫的邊塞詩，隻在今天的延安一帶，和唐朝的邊塞已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了。而宋慈這個提刑官生活在南宋，南宋和大更是相去甚遠，最為重要的當然還不是版圖而是格局。宋人的格局之小，在曆代王 朝中不說之最也可算名列前茅。倘若讀《宋史》或宋人筆記，立馬就能感受到宋朝人活得有幾分窩囊。 　　不說宋朝的天下是怎樣取巧而來，也不說宋朝有兩個皇帝做了金人的俘虜，隻看宋朝的外交以及朝臣永無了結的相互攻訌，就能發現宋朝人在曆史上不僅格局小，而且開了一些壞頭，為後來的曆史樹立了極為惡劣的榜樣。從宋代的帝王層麵看，格局最大的也就是宋太祖。可宋太祖把孟昶俘虜後，隻讓他在京城活了七天，那原因不外乎是要讓花蕊夫人死心塌地跟他上床，這和霸占人妻又謀人性命絕無區別，不過是因為有權在手，做起來隻需動口不動手而已。宋太宗的格局又不如他哥，奸汙小周後還容不得李煜寫《虞美人》發泄，硬讓李煜服牽機藥而死。這樣的皇帝當然帶不出能容人的大臣。歐陽修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即《朋黨論》。從文章的角度看，絕對是篇好文章，但又不能不承認這是篇極其無奈的文章。可以肯定地說《朋黨論》出現在宋朝，簡直就是曆史的必然，人際關係的複雜，沒有那個朝代可與宋朝相比。有宋一代，幾乎沒有不曾被彈劾過的官員，也幾乎沒有不曾遭遇貶斥的官員，從開國宰相趙普算起，寇準、丁謂、韓琦、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蔡京等都曾被貶，就是幫宋朝打下半壁江山的曹彬也曾一度受到懷疑和冷遇。後人論史，愛分忠奸，這是讀史的一條底線，但其中有很多問題又比單純的忠與奸複雜。宋朝的京官總是相互排斥、相互拆台，搞到後來，終於創造出“黨人”一說。在所有朝代中，沒有那個朝代的官員會如宋朝官員那樣拉幫結派。王安石要變法，議論一出，立馬遭到韓琦、司馬光等人的反對，所有的反對者都被貶出京城，而所有的讚成者都能得到提拔。如此用人，朝中無黨無派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受到皇帝欣賞的司馬光也隻能遠避洛陽去寫《資治通鑒》，而《通鑒》寫好後也差點被蔡卞銷毀。等到皇帝也不太想變法時，受貶的官員再度回京，新法也就不了了之。這其中意氣相爭的成份很大，容不下一點不同意見，聽不得一點不同聲音。僅從這一點來說，宋朝就不能稱大。 　　宋朝出了個文豪蘇東坡。蘇東坡的文章不僅今人叫好，就是當時的皇帝也極喜愛，這也表明並非所有的皇帝都不識貨。然而，蘇東坡還是被一貶再貶，一直貶到了海南，隻差開除“球籍”了。如果要看宋朝掌權者貶人出京時的心態，就知道黨爭把人心扭曲到了怎樣的程度，隻要可能就把人往惡地去貶，就是趙普也做過這樣的壞事。蘇東坡遭貶，不過是因為寫詩，這實際上是開了一個極可怕的壞頭。中國此前的曆史不曾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所以唐朝的李白敢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一類大氣的詩，杜甫更敢寫“有吏夜捉人”這種近似新聞報道的“三吏三別”。這除了李杜的才華外，是和唐朝的格局大分不開的，唐朝人有這樣的量容得下這些富有生命的東西，而宋朝人已經沒有這樣的量了。蘇東坡的文章極好，但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即苦中作樂，是一種看透了後無可奈何的快樂。這樣的文章確能打動一切失意者的靈魂，並具有很強的曆史穿透力，蘇文是足以不朽的。唐朝的大格局成就了李杜，而宋朝的小格局則成就了蘇東坡。就範仲淹的《嶽陽樓記》看，其中也透露了不少宋朝小格局的信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一會兒居廟堂一會兒處江湖，是宋朝官員常有的遭遇，所以範仲淹必然要這樣說，如果搞不懂這一點就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也不能理解由此引發的“是以進亦憂和退亦憂”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這些話的曆史背景。雖說唐朝也有“牛李黨爭”，但如宋朝這樣貫穿整個王朝的黨爭，還真是不多。所以宋朝會出現“黨人碑”，即把政敵的姓名全刻在碑上，想讓其遺臭萬年。可以這樣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毒素在宋朝來了一次總爆發，誰有心研究什麽是“窩裏鬥”，《宋史》是部極好的素材。 　　也正因為如此，宋朝才會積貧積弱，也才會出現嶽飛屈死風波亭這樣的冤案。而這樣的積貧積弱以及自毀長城，導致宋朝的外交實在不像樣。澶淵之盟是打贏了後還要賠款的城下之盟，南宋與北朝簽訂的和約極其屈辱：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這真是丟了山河還賠錢。南宋歲幣使安節去送銀絹，金人以為質量不好，不肯收，安節說：“寧死於此。不得交，誓不回。”如此屈辱的外交回來後還受提拔。這樣一個王朝如果也稱之為大，那實在是不知應該如何稱呼漢唐了。 　　宋朝的曆史告訴後人，“窩裏鬥”是極害人的，形成“窩裏鬥”的製度更可怕。但願今天的中國人真能從宋朝的積貧積弱中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