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回眸：文革後的首批大學生生存狀況實錄

20年前，有兩批特殊的大學生幾乎都在1982年走出校園。這群特殊的學生是中國恢複高考後的首批學員——77、78級，入校時他們從16歲到40多歲不等。他們當年如何，現在又處於什麽樣的狀態？ 　　從今年2月開始，一組同樣性質的聚會在中國眾多高校裏進行著：2月，北京電影學院；4月，清華大學；6月，上海交大；8月，西南師範大學；“國慶”期間，又有數百中年人從 全國四麵八方，不顧“十一”擁擠的交通，聚集到濟南趕赴山東大學...... 　　聚會者是國內各高校77、78級的學員，20年前，他們帶著“人民的囑托，祖國的厚望”，從這裏走向祖國建設的各個戰場。 　　可怕的2.5代 　　1977年8月，鄧小平請來包括周培源、蘇步青在內的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員在人民大會堂暢談教育。會上，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激動地站起來請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當時，大學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級組織推薦“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青年”。鄧小平詢問身邊管教育的劉西堯部長有關具體細節後，當即拍板恢複高考。 　　於是，這一年出現了新中國教育史上的兩大奇觀：一是中央連續44天不停地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第一次在冬季進行大學招生；二是這個消息一下就吸引了上千萬的應試者。1977年10月20日，被他們永遠地留在了記憶中。 　　中國兒童劇院編劇、北京師範大學78級學生陳傳敏說“當時一個同學特別興奮地騎車來告訴我，說要恢複高考了。我一下子就驚呆了，眼淚一湧而出。我跟同學反反複複地說一句話：這下有希望了！當時那種情況，有點像在黑夜裏走路，四麵全是黑的，什麽東西都看不見。恢複高考這個消息，相當於前頭突然冒出火光，當時沒有別的念頭，隻想著趕快蹦到那兒去。” 　　消息在中國飛快地傳播著，像火一樣在高粱地、橡膠林、稻田、軍營和車間裏蔓延，帶給無數在文化的黑暗中掙紮的青年尤其在農村的青年們一個巨大的希望。人們的命運和試卷再次聯係了起來。 　　上千萬的試卷需要大量的紙張，而當時國家並沒有這個準備。中國人民大學姚裕群教授告訴記者，國家緊急調用紙張印刷當年考試用的試卷，那時全國都窮，中央決定：不增加群眾負擔，每個考生隻收五毛錢考卷費，不足部分由國家補貼，試卷先調用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在記者的采訪生涯中，再沒有比追蹤77、78級更讓人激動的事情了。原本以為，20年前的風雲一代，要找到他們的蹤跡很難。可後來的結果是，隻要記者將視野掃向中年的成功人士，總會不斷發現77、78級的蹤影。 　　由於這一批人包括77級、78級全體和79級的一半大學生，因此，國外有人給他們取了一個名稱：“可怕的二點五”。而在國內，區別於老三屆(1966-1968年畢業的初、高中生)，他們被稱作“新三屆”。 考試：百裏挑一的精英 　　與現在近2：1的高考錄取比例相比，當年的高考可以說是十分艱辛。 　　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宣布招生後，申請報名者居然逾萬，而導演、表演、攝影、美術、錄音五個係總共才招收了153人。 　　“從宣布高考到考試隻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能考上大學，說明這群人起碼在文化上是出色的。而且在當年的環境下仍然堅持學習，這本身就很了不起。”陳昕認為，能從當年激烈的高考競爭中脫穎而出，這本身就是77、78級學員的一個重要特點。 　　自1968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到1978年，先後上山下鄉的青年學子達到2000萬人。在那個年代，學習文化知識被認為是不正經的事。多少走入農村的知識青年隻能在勞動了一天後才能在夜晚挑上煤油燈學習，就算這樣，有時也得“偷偷摸摸”進行。 　　“如果堅持讀書，會被稱為‘白專道路’，當時是用批判態度來看待讀書的。在工廠，別說上班的時候看書，就連下班後看書都是領導所不喜歡的。”陳昕說。 　　大學生活：爭分奪秒 追回青春 　　9年前，當記者還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上學的時候，不斷聽到任課的老師發出這樣的感歎，在他30多年的教師生涯裏，印象最深，感覺最努力的就是77、78級的學生。 　　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產學聯合中心主任倪軍是上海交通大學77級的學生，他在今年6月重返交大的時候，很自然地想起當年的情形：“那時大家都珍惜好不容易得來的求學機會?老師經常勸我們不要太拚命?按時睡覺?勞逸結合。” 　　“他們都經曆過文革，上山下鄉，接受過底層的磨練，來自農村、農場、工廠、部隊，從各工作崗位考過來的。進入學校後，他們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習非常刻苦，活動範圍基本上就是四點——教室、宿舍、圖書館、食堂。”陳昕認為，非常刻苦，珍惜機會是77、78級學員的另一個顯著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沈傑博士認為：“77、78級先讀了社會這本無字的書，再讀有字的書，有著很豐富的社會閱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強；他們出身在經濟很匱乏的年代，有很強的緊迫感，很懂得珍惜機會、珍惜時光。” 　　現任四川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的韓儒理是上海交通大學77級的學生，入校時已經是有了孩子的“老學生”，才到交大，既聽不懂上海話，又聽不懂英語。據知情人士描述，當時他學習的情形可以用“發瘋似的”來形容。在今年6月交大77、78級返校聚會的時候，班上的同學憶起那時的學習情況——“當時我們每周用於學習的時間竟然高達90小時。有一位同學家就住在徐匯區楓林街道，可他硬是一個學期隻回了三次家，而三次加起來的時間還不足一整天，大家總覺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學相比就‘虧了’。” 　　成功和遺憾 　　迄今為止，並沒有調查數據對這群人進行統計，隻在各高校的校友會中，記錄著他們畢業20年後的成就。政界，有財政部副部長羅繼偉，海澱區代區長周良洛……學術界，有知名學者魏傑、陳平原……文化界，有王小波，陳小奇……企業界，有清華同方的總裁陸致成，影視界，還有最負盛名的張藝謀。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科研處長陳昕博士認為，無論在政府還是科研機構，77、78級都已成為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 　　“盡管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跟蹤他們這一代的現狀。但從平時接觸到的看，許多廳、處一級的幹部都是這一代人。” 陳昕說，“他們紮實的知識、久經磨練的心理基礎以及道德素質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在記者接觸到的眾多77、78級學員中，他們大多都承認自己畢業後趕上了好時代，他們畢業的時候，整個中國百廢待興、人才斷代，而全社會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這樣的曆史機會給予了他們大展身手的舞台。 　　的確，77、78級在政府、高校和文化藝術領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但記者在采訪中同時也發現，在商界，尤其在民營和私營經濟領域，77、78級的成就顯得並不突出。到新經濟領域，就更難看到他們的影子了。 　　陳昕告訴記者，“‘下海潮’才開始的時候，以待業在家、沒有工作單位的人為主。77、78級並不是當時的主流。畢竟，那時下海並不是說人人都願意的。對於77、78級這些有著光明前景的人來說，放棄看得見的前程而投身尚處於摸索階段的商界，的確需要非常的勇氣和膽識。” 　　沈傑告訴記者，“在下海潮中，下海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淌了趟水就上岸了。” 人文關懷與責任感 　　“我們在精神的空白裏填滿了音樂的交響／我們在改革的大潮中探索著民主的理念。我們高舉‘從我做起’的旗幟，我們用行動實現著‘從現在做起’的諾言。”當記者來到清華大學校友總會時，校友總會理事錢錫康研究員拿出了清華77級祁海鷹寫的清華“一九七七級世紀宣言”。 　　“他們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大學生，有著自己的思想觀念，很有理想，也有對社會的責任感與關懷。” 錢老師這樣看待這一批學員。 　　陳昕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那個年代培養了一批理想主義的青年，並且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這不是空話，而是‘新三屆’實實在在的特點。”“他們進入學校後，很快開始了思想解放運動，典型的就有潘曉掀起的人生理想大討論，那是全國範圍內的全員討論，放在今天，根本無法想象。那時大家也有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觀念等的大討論。對理想的追求遠遠勝過對金錢的追求。” 　　那個時代的人也同樣忘不掉有句口號“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句話，當年被鄧小平充分肯定。而提出這句話的，正是清華大學化學係77級的學生。 　　沈潔博士長期研究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他認為77、78級的學員是成熟、理性的一代，“他們是理性主義、理想主義和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一群人。” 　　那麽，他們自己認為，當年強烈的“承上啟下”曆史使命感，到今天完成得怎麽樣了呢？ 　　清華大學李豔和教授認為，20年來，大家都奮鬥著，個人的軌跡與國家的發展直接聯係。從他所見到的清華畢生生，能打上75-80分，也就是基本達到了要求。 　　清華大學校友總會錢錫康老師告訴記者，他們是否完成了當年的諾言，現在還沒有到做出判斷的時候，更應關注的是在今後，他們會怎樣為國家服務。 　　沈傑認為，當年77、78級肩負承前啟後的曆史使命，承前已經做好了，20年中國的發展，77、78級是不可埋沒的社會力量。而在啟後這方麵，還正是他們在承擔的曆史使命。 　　沈傑認為，每一代人都有對社會對曆史的貢獻和局限，放在更長遠的曆史長河裏，77、78級對推進中國的發展功不可沒。他們是值得驕傲的一代。 　　一個班級的20年—— 對清華大學化學係77·２班的調查 　　80年代，一句“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整整影響了一代人。即使在今天，這句口號仍不斷被人用以自勉。 　　20年過去了，當年這句口號的提出者——清華化學係77級2班的同學(清華的習慣，稱為化72班)，如今都在何方？ 曆史的回憶：“我們曾經很灰心” 　　“這個口號是在我們讀大二的時候提出來的。”李繼定，這位如今的清華化學工程係的教授、博士生導師說。 　　正是這個35人的班集體所喊出的口號，首先在清華得到共鳴，繼而被《中國青年報》 報道，後來鄧小平看到了，在一次講話中高度肯定。繼而再逐步成為影響一代人的口號。 　　“那時才經曆文革，大家雖然學習刻苦，但過去的經曆突然都被徹底地否定，很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覺，思想上出現了空白，”李繼定向記者說起當時的背景，“過去雖然苦，但想著美國的黑人都在垃圾堆裏撿東西吃，全世界都等著我們去解放，都不覺得自己在吃苦；等到國門被打開後，發現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對於過去的崇拜與瘋狂，大家都有受騙的感覺，對於社會的發展也挺灰心，都覺得挺沒勁的。” 　　“為了給大家鼓勁，輔導員謝新優和團委書記賈成玉組織了大家討論，談論得挺實在，也沒什麽高調。大家都在說困惑、說灰心、說沒勁。”李繼定回憶著，他告訴記者後來有位安徽同學王文一站起來說：“總是灰心、沒勁也不是辦法，對大家也沒任何好處，我們換一個角度，過去的都過去了，該琢磨的是現在該怎麽辦。”隨後，王文一提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想法。 　　王文一的提議，得到了班上同學的積極響應，於是討論的思路沿著王的提議繼續下去，班上的團支部也據此提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多作貢獻”的戰鬥口號，並擬定十一條具體措施。當時的團支書是北京籍學生程宜蓀。 　　畢業分布均衡　如今成就突出 　　程宜蓀後來去了美國。化72班的35名同學中，如今定居國外的有6名。自1982年畢業後，他們走出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據調查，35名同學中，如今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的10名，政府機關10名，企業9名，出國定居6名。從比例來看，分布比較均衡，但是，1／3以上的同學在工作20年內沒有從事自己的專業。 　　35名同學中如今分布的區域也同樣呈現了均衡的特征，國內的29名同學中，北京、上海的10名，省會城市的10名、天津1名、深圳1名(廣州沒有)，其他城市共7名。當年就業由國家統一分配，而現在的畢業生，特別是對於名牌大學的應屆生，大部分就業範圍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如同社會上的認識，文革後的第一代大學生在各行各業都走向了領導或骨幹崗位。在化72班，國內外的90%以上同學都當上了單位或部門的主要領導，而在研究領域的，其科研成果亦頗為豐碩。 　　記者在對該班10餘位同學采訪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對自己過去的成績大都看得很平淡，就連職位也是在記者的詢問下才肯道出。譚世語接受采訪時說，我在重慶大學做老師，三次專門詢問下才了解到其為成績突出的教授，化工學院的黨委書記，前副院長；李繼定，這位自稱在班上屬於幹得很一般的學員，直到記者看到他的資料才發現其為德國Oldenburg大學博士後，在微觀模型用於流體相平衡預測的研究方麵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國家級多項獎項獲得者…… 　　隨著采訪的深入，記者越發欽佩這群文革後第一代大學生的成就，但限於篇幅，無從一一道來。 大多工作穩定　班長“跳槽”最多 　　記者僅根據該班的主要班幹部及王文一這位口號提出者的人生軌跡，試圖從一個特定的側麵來對該班的同學進行描述。 　　提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的口號時，化72班的班長陳謙，也是當年清華化工係 的學生會主席，畢業時，和班上的曹忠和、李昆明、吳小華一行四人被分配在核工業部位於湖南衡陽的研究所和企業。曹忠和、李昆明兩位同學20年來仍舊在原來的272廠，吳小華因家庭的原因調到了武漢的一所高校，之後也再沒變動過。而陳謙，他的一位同學笑著告訴記者，是班上“跳槽”最多的一個，也是班上經濟能力較好者之一。 　　陳謙是在1991年核工業六所軍轉民的思路下，被派去深圳開辦公司的。此後的11年裏，陳謙做過房地產的開發與投資，做過生物製藥的研發與市場，做過涉外項目的全盤負責，1998年也中途去了東莞和幾位朋友做金屬板公司的市場和廣告策劃，最後運作了深圳意中利科技園的物業管理。他經曆了1991年深圳股票的牛市，也感受了深圳房地產的大起大落，如今的他是意中利的副總經理。 　　陳謙是記者在對幾十名文革第一代大學生采訪過程中少有的大談經濟特區、顧客導向、情商等字眼的人。如今，他已經很久沒有涉及化學的專業研究了，盡管當年在湖南衡陽核六所他的科研曾獲得了“部二等獎”。可徹底轉行的陳謙很滿意目前的狀態，公司業務蒸蒸日上，在特區有房有車。“要追求健康、舒適的生活”，在私人生活方麵，他這麽認為。 　　而王文一，這位當年思路獨到的同學，1982年畢業後分配到江蘇儀征化纖，2年後因為家庭的原因調回到老家安徽，從此在安徽阜陽環保局一幹就是18年。從化學到環保，專業的變換，王文一表現出了清華人所有的紮實功底和鑽研精神，很快就摸著門道，作為環保局的副總工負責了該市耗資7000萬的汙水處理工程。他的職業穩定性，在化72班中，倒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不斷調整狀態　團支書的出國路 　　提到化72班，就不能不談程宜蓀，在學校時，其組織與活動能力就被一致公認。 　　程宜蓀帶有許多77、78級大學生的典型特點，下過鄉、做過鉗工。同時，他的經曆也有許多77、78級出國人的典型性，在西方國家，不斷調整自己的專業以適應生存。 　　在給記者回複的Mail中，其簡曆顯示，1982年其提前九個月畢業，1983年的時候一件羽絨服、一套西裝、一件米黃風衣去了匹茲堡大學化工係留學，1984年由化學專業改學化工並從事煤液化研究。就在1989年在匹茲堡大學從事研究並準備回國時，1990年獲批移居芝加哥並加入Waste Management公司研發中心。 　　1994年，程宜蓀改行從事了與化工專業毫無關係的計算機操作係統及網絡支持管理。他去的公司是瑞士銀行。此後的程宜蓀看起來走勢頭不錯，1997年，他擔任了瑞士銀行全球網絡部總經理，統管技術、運行、人事、財務，1999年的時候，接管網絡保安成為新銀行?UBS Warburg? 全球網絡保安總經理，2001年，已出任資訊科技部執行董事。 　　其間他還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任全美過濾分離協會美中地區主席，並籌建旅美科學家與工程師協會任理事會主席。 　　如果說陳謙要求的是“追求健康、舒適的生活”，那麽程宜蓀則是一種全球範圍內的體驗。自1995年始，程宜蓀就開始了以後每年至少兩次的環球旅行。生活與旅遊的故事，程宜蓀頗為樂道：1996年佛羅裏達旅遊被海底暗流衝出安全區二十多裏； 2001年十二天內公務旅行七國，同年於高速公路翻車，車毀人無傷，他也很喜歡那張攝於玉龍雪山海拔4000 米之上的全家福。 　　彈指一揮二十年　呼喚遊子歸 　　對於程宜蓀出國道路的選擇，記者在采訪中亦聽到不同的聲音。有同學認為，如果程宜蓀繼續留在國內，他可能會有更多的發展機會與前途，據介紹，在清華讀書的時候，程宜蓀是清華校黨委會惟一的學生成員。該同學認為，以程宜蓀的能力以及其當時特殊的身份，極有可能被納入團中央書記備選人範圍。 　　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價出國與否孰優孰劣。在記者對77、78級的采訪中，有人認為出國後的視野更開闊，事業空間更大；也有人認為，出國的人反而失去了國內20年特別是近年來國內發展的機遇。“失去的是他們在個人價值上所無法得到的東西。”有被訪者如是說。 　　與記者在清華其他班級的采訪一個明顯的區別在於，化72班是出國定居比例最少的。在清華化學係77級的同學中，出國定居的有一半以上，李繼定老師告訴記者，化73班20餘人在國外，留在國內的不過6人左右。當記者對清華無線電78級4班采訪時，同樣獲悉，該班出國的人員也在2／3以上。 　　調查發現，在化72班出國定居的同學中，都在國外獲得了博士學位，而多數人後來所從事的不再是當年所學的化學專業。其中，加拿大的祝京旭的成就得到了大家高度的認同。 　　祝京旭如今是渥太華大學的正教授(在海外，做到正教授的華人並不多)，從事餾化床的研究工作，並有胰島素等專利已運作於醫用。 　　清華校友總會理事錢錫康告訴記者，77、78級的學生中出國的人特別多，當初國家支持他們出去，現在也同樣鼓勵他們將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帶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