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底線 （ZT，By白樺）

【注】朋友轉來一篇白樺的文章，《守望底線》。白樺，作家，早年真誠追隨革命。也許就因真誠，屢遭整肅，一身坎坷，然而依然相信那所謂的理想。直至文革，才知道以前那些理論理想，都是蒙騙善良百姓的把戲。夢醒之後，所能守望的隻剩一根底線了。然而在和法國作家的對話中，白樺說，底線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思之默然。文中關於他的母親和夫人的文字，特別令人動容，就是因為她們在災禍臨頭之際，守住了底線。現轉貼於此，略刪了文章後半部關於他夫人王蓓得了老年智障的文字。 

1938年，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正從華北向中原襲來，八歲的我跟著父母客居在武漢。音樂家冼星海正在江上發動救亡歌詠運動，大江兩岸人山人海，齊聲高唱同一首歌《中國不會亡》。——我相信！ 

秋天，故鄉淪陷，父親被日本侵略軍活埋，這就宿命地決定了我後來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尋，認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為我的全部，成為我的未來。於是，千方百計、義無反顧、舍死忘生、投奔沙場。  

1948年 初冬的一天，在進軍淮海平原的路上，絡繹不絕的小車和我軍大隊人馬並行。我問一位推車的農民大嫂：“你們小車上推的是什麽？”“白麵。”“你們家還有存糧嗎？”“有，不在窖裏。”“在哪兒？”“在地裏。”“地裏？什麽莊稼？”“麥子。” 

我環顧白雪覆蓋的中原大地，麥苗還沒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戰國時代越王勾踐討伐吳國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後，越國複仇之師在河邊誓師出征，越國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壇美酒獻給國王勾踐，勾踐沒有獨自享用，當即傾入河中，下令全軍迎流而飲。無論古今，這樣的軍隊必勝。——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們的槍膛漸漸冷卻下來，戰爭的硝煙在絕大部分領土上消失，全中國各族人民正在歡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對於我來說，1957年春天那場猛烈的反右派運動，如同晴天霹靂一般。結果是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因言獲罪，因忠言獲罪。在客觀上，摧毀了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誠信。做夢也沒想到，我這個“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個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裝舞會的戲謔。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理想”拋棄。同時，被社會拋棄、被人群拋棄，思想庫存裏立刻一貧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頓時塌陷。此情何堪？僅僅是帶給親人們的屈辱就能把人壓死。 

由於難以忍受這種巨大的奇恥大辱，憤而自盡者、夫妻離異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戰友狹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曆史上的一種陋習，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師或眾人指認為“琵琶鬼”，他隨即就變成了一頭活在人群中的豬狗，直至死。 

我們家是一個新婚燕爾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輕的電影演員，她會怎樣看待我們所麵臨的奇恥大辱呢？她曾經是那樣自珍自愛。從今以後她還能挽著“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嗎？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溫情。當有些人為了羞辱我，組織一些小學生在我的窗前齊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夾著尾巴逃跑了”的時候，她竟敢冒險走出去勸說小朋友們離開。更有甚者，她還多次到我勞動改造的場所陪我去加班幹活。 

那時我發現，我是多麽低估了她。不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親。母親在八年抗戰期間，曾經靠拾麥穗、剝樹皮把我們五個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個字不識的山裏女人，善良、軟弱，卻不得不在日軍憲兵隊審訊室裏麵對凶神惡煞。 

1958年夏天，她千裏迢迢來看望我。剛從輪船上下來的母親，當即在我臉上發現了我的極度沮喪，她小聲在我耳邊說：“對娘說句真話，真的是你錯了嗎？” 

我搖搖頭。停頓了好一會兒，她老人家才再問了一句：“……還給你發糧票不？”“給。”
“給糧票就行，叫媳婦生個兒子。” 

兩年後，癌症手術後的妻子，無視醫生的勸阻，冒險為我們生下一個兒子。我最親近的兩位女性，在大難臨頭的時候，沒有講過一句抱怨或開導我的話。 

一個年輕當紅電影明星，突然因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製使用”的另冊，她竟然那樣自然地就接受了下來，心安理得，毫無怨尤。 

我在工廠裏勞動改造，每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個周末，妻子在攝影棚做夜班還沒有回家，疲憊不堪的我，回來之後倒頭便睡，黎明時分醒來，發現妻子通宵未歸，走到窗前才發現，她正坐在門廊台階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頭頂上紛紛揚揚地飄落。一問才知道，她在子夜時分就回來了，怕開門驚醒我，才坐在門外等待晨光的。 

有很多年了，沒有機會重訪往日的居所，那裏的門廊下依舊是丁香似雪麽？  

1964年，為了活得體麵些，我重新回到軍隊，心裏又點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願地與妻兒兩地分開，一年一次鵲橋相會，又把他們放進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了。

 “文革”開始，造反派從我宿舍裏搜出一封家書，妻子僅僅在信中為我的處境說了兩句委屈和焦慮的話。他們竟然對她實行殘酷的武鬥，幾次懸空踢倒在地，幾乎喪命。接著就是整整七年不能與妻兒見麵。 

“文革”後，我又為一些與“理想”相關的物事奔忙起來，妻兒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兒子是怎樣活下來的，是怎樣長大的，是怎樣考取大學的，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過多麽大的艱辛。——我相信！ 

一位法國作家曾經這樣問過我：“您還在守望著您的理想嗎？” 

我回答說：“我守望的隻剩下了一條底線。” 

“那是一條什麽樣的底線呢？” 

“善良的民眾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騙。” 

“這條底線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為，這條底線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阿留]

多謝曲師轉載好文並加注。一生經曆，肺腑之言，講得深刻！

白樺先生還是幸運的。忘記了誰說過，那時候能熬過來的，靠的都是家裏人不棄不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