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 皓 暉:儒家文化霸權：中國文明迷失本色

　孫 皓 暉
  

 

              儒家文化霸權：中國文明迷失本色
　　終於，儒家黃袍加身，獲得了文化霸權，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一個曾經有過些許健康心理的學派，在三百多年壓抑之後竟獲得了文化霸權。這當真是一個奇跡，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一次驚人的死灰複燃。深層探究其原因，足以構成專門學問。這裏說到的，隻能是儒家獲得霸權之後的基本作為與基本影響。儒家複活，其潛在能量驚人地爆發出來，開始了大規模重新“整合”中國文明的浩大工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權，效《春秋》筆法，對既往曆史做絕對符合自家觀念的整理記述。縱然不能過分掩蓋、扭曲某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也必在文後以評點形式給予鮮明褒貶。無論是《史記》的“太史公曰”、“索隱述讚”，還是《資治通鑒》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種種作者評點，全部目的隻有一個：告訴世人曆史就是如此，隻應該這樣認識曆史！應該說，儒家掌控修史大權的實質，是“重塑”中國文明的足跡，是掌控全部意識形態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謂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細致，絕對以真學問麵目出現，幾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製度，確定隻能以儒家與符合儒家觀念的上古經典為唯一教材。從此，神聖如教義一般的“四書五經”問世，其他所有學派的所有學說一律從教育領域退出。應該說，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從孔子辦學開始，儒家唯一可以驕人的實際成就便是辦教育。但在先秦時代，實在不能說儒家辦學最好。就實而論，先秦學派大都是辦學高手。除了老子莊子學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鬼穀子、荀子等等，辦學本領與實際水平都絲毫不輸於儒家。尤其是墨家，隻怕比儒家還強出了三分。惟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辦學的重要，一得霸權，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一家一派掌天下教育大權兩千年之久，而能使教育不瀕於窒息者，未嚐聞也！
　　第三件事，確立並逐步穩固獨尊地位。儒家獲得霸權之後，對其他學派學說一律封殺，全部逐出官方視野與學堂庭院，使其以民間形式自生自滅。對諸如墨家法家這等聲望過於顯赫的死敵，儒家無法強硬抹殺，便極盡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縮。魏晉南北朝時期，墨家經典已經淹沒於“雜書”之中，幾乎無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學派的學者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舉製度，從而掌控整個知識階層的入仕路徑。實施方略是：與已經掌控的教育製度相配合，以儒家認可的方式與內容考核知識階層，從而確定知識分子是否具有做官資格。這一招厲害之極，連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貧寒階層。你想改變自身命運麽，便得經過儒家學問這一關，奈何？自唐代科舉製度建立之後，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學代有翻新，宋明理學大為興盛，可見其中奧妙。
　　第五件事，將文化人的求學方向單一化，學問內容單一化，以使知識階層僅僅成為職業文官基地。儒家的設定是：知識階層的人生使命隻有一個，求學目的也隻有一個，那就是做官。人從啟蒙開始，修學的內容隻能有一種，那便是當官的學問。據儒家說，這是“治世”之學。出於這般設定，儒家對修學內容全麵改造。孔子“六藝”中的射箭、駕車等生存技能，因於當官無涉，全部刪除；工、水、醫、農等等末支細學，全部不入學堂；修學者隻能以四書五經為圭臬，舍此無他。為此，儒家以通俗形式做了社會性說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隻要當了官，一切享受與特權應有盡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細學”都是有失身分的，統統不能學。此等社會政策之下，中國有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奇特階層，謂之“讀書人”。這種所謂“讀書人”，在社會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表征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自己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黃卷青燈，皓首窮經；以及手無縛雞之力、不修邊幅、君子遠庖廚等等等等。於是，“讀書人”有了一個社會名號——書呆子。對於書呆子現象，“讀書人”非但絲毫不以為忤，反倒以此類呆癡作派為能事而多有標榜，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儒家滲透了中國古典製度的每個毛孔，一一羅列，難而又難。
　　僅僅是上述基本方麵，儒家文化霸權已經給中國文明帶來了極為深遠地負麵影響。
　　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負麵影響，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麵。
　　其一，中國原生文明迷失了本色。中國的原生文明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汪洋恣肆，門派種類應有盡有，其雄渾強健與妖嬈秀美相得益彰的氣勢，其質樸實用與玄奧思辨和諧並存的架構，使中國原生文明有著一種極其堅實的本色，堪稱世界文明之唯一。這種本色，要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剛柔相濟，強勢生存”。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在本質上摒棄懦弱，摒棄“文勝於質”的低劣競爭力。
　　在這種健康的相互製約而又共生共榮的文明生態環境下，保守複古的儒家不足為害，甚至成了一道孤絕淒美的獨特文化風景。有強大的天敵製約，它無法泛濫成災，無法危害社會。而它自身的健康一麵，又為時代增添著內涵。這便是文明生態的偉大意義所在。破壞了這種文明生態，必然遭受曆史的懲罰。
　　然則，從獲得文化霸權開始，這個中國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島，忽然成了自己從來沒有擔當過的領袖角色，忽然沒有了任何學派的製約。從此，中國文明的健康生態開始失衡。儒家洪水在整個華夏文化圈內猛烈泛濫，中國文明開始了漫長的儒家洪水時代。從此，頭戴王冠坐擁霸權的儒家，鼓蕩著漫天汙泥濁水，開始肆意淤塞最壯美的中國原生文明生態。儒家越走越遠，文明生態也越來越沙漠化枯萎化。恒久浸蝕，恒久淤塞，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終於漸漸迷失了本色。
　　一百多年前，中國慘遭列強連番淩辱，國人方才開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國究竟怎麽了？為什麽忽然之間成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孱弱者？我們的老祖先害了我們麽？知識界開始艱難地淘洗已經被浸蝕汙染得無法辨認的古老文明，力圖淘洗出她本來的顏色。於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出來了，新文化運動起來了，難覓蹤跡的墨家被挖出來了，法家被挖出來了，林林總總的被淹沒的學派也被挖出來了，革命也有了，運動也有了。轟轟烈烈百餘年，反反複複翻燒餅，那個最根本的老問題還是沒有明確答案：中國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裏？
　　時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許眉目。人們開始從更廣的曆史視角探索中國原生文明了，社會開始關注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了，民族特質的東西似乎比過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會思潮仍然將儒家看作中國文明的正統。即或如此，許許多多的“讀書人”已經開始惶惶不安了。有人重新考證出“克己複禮”是進步的。有人重新考證出董仲舒是法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家提出來的。有人要恢複儒家經典在啟蒙教育中的作用，有人要發起讀經運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顯然，在許許多多的中國“讀書人”看來，儒家仍然是他們的靈魂依托，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種種儒家手段為儒家的合理性辯護，進而繼續維護儒家的文明正統地位。更不要說，還有許許多多專吃儒家飯的所謂專家了。顯然，要為中國文明確定一個曆史坐標，從而清楚中國文明的原生態究竟何在？依舊是十分艱難的話題。 
　　其二，中國民族的生命狀態嚴重萎縮，知識階層的創造力大大降低。在諸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類的理念浸泡下，中國民族的整體素質從宋代開始漸漸下降。民眾愚昧之勢蔓延，書生迂腐之氣積重難返，尚武之風大為衰落，事功精神日漸萎頓，實用性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淫巧”，被壓製到下九流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職業官僚階層的精神層麵嚴重蛻化，執政理念日益趨於僵化，政務能力日益淪為鑽營發跡的厚黑伎倆，腐敗無能充斥官場，鄉願之風彌漫政壇。由儒家觀念引領的中國王朝之公器階層的日益封閉與墮落，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麻木沉睡。劫難接踵而至，屢次瀕臨亡國之危。一個基本事實是，在十一世紀（北宋）及其之後的抗禦外來侵略中，中國開始出現了全世界蔚為奇觀地大規模漢奸現象——漢奸政府、漢奸軍隊、漢奸團體、漢奸文人，花樣繁多，醜類匯聚。外侮當前，相互攻訐的內鬥之風大起，“寧亡外敵，不資家奴”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口號也從廟堂喊了出來……凡此等等醜行，鮮有不以“大儒”自居者所為！我們不能說，儒家都是軟骨頭。但是，軟骨頭總是儒家，卻是十之八九不錯。
　　廟堂淤塞，知識階層必然窒息。整個十一世紀之後，中國“讀書人”幾乎完全喪失了文明創造力。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成為知識階層無可奈何的哀歎與共鳴。
　　凡此等等，中國文明在後一千年經受的種種頓挫屈辱，已經給了儒家洪水時代最好的結局說明——奉儒家為圭臬，中國文明必然走向衰落。可以預料的是，許多“讀書人”與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詞的將種種危難歸結於腐敗政府，最終再喊一句“儒家並不當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我們要問一句：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作為決定民族精神指向的執掌文化權力的學派，作為曾經的民族精神領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麽？儒家不值得檢討麽？研究儒家的“讀書人”們不值得探究其原因麽？
　　我們呼喚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
    我們期待偉大的中國文明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