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和其他遊雜部隊——《南太平洋祭》(11)

第二章 中國抗日戰俘的來源(6) 三 南京老虎橋集中營的戰俘(續3)

4、新四軍

 在前述的田際鈿回憶中，曾說到與他在亞包一同做苦工的，還有新四軍戰士、遊擊隊員。[1]從中文媒體上涉及新四軍戰俘被押送前往新不列顛島的引用和報道皆源出於此來判斷，很顯然，田際鈿之所述，是目前唯一的一份親曆者最早涉及亞包中國戰俘中有新四軍官兵的口述記錄。

 在2007年對張榮煦先生的訪談中，他也談到，當年在亞包那批中國軍人中，是有過新四軍的官兵。隻是新四軍在其中具體人數有多少，他當時也不甚明了，更不複記憶。[2]

 2009年訪談李維恂少校時，他也非常肯定地確認，在待遣返的中國軍人中有新四軍的戰士；而且，他作為這支待遣返的中國官兵大隊的負責人之一，還常與他們打交道。[3]

 從檔案資料留存的戰後在亞包待遣返的中國軍人的名冊中，可以找到幾位原屬部隊為新四軍的官兵姓名，計有：少尉周紀隆、中士劉樹生、上等兵餘波金、上等兵汪友璋、一等兵周炳生、一等兵蘇長發、二等兵陳根寶、二等兵趙金洪，一共8人。[4]

 眾所周知，新四軍當年的主要作戰區域是長江南北，基本上都屬於第三戰區的範圍，對日作戰，亦以遊擊戰為主。從上述8位新四軍官兵的籍貫來看，有5人是江蘇人，且基本上都是來自江南無錫、昆山和金台一帶，另外三人籍貫則分別是安徽、福建和湖南。故很有可能，他們就是在江南一帶對日作戰時被俘的，因為1942年前後，江南地區作為日軍在華東傀儡政權的主要區域，曾經曆過日軍大規模的清鄉行動。因此，有新四軍在日軍的清鄉行動中及作戰中被俘，隨後關押在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裏，亦是順理成章之事。當日軍將該處關押的中國官兵選送往新不列顛島做苦工，其中有部分新四軍官兵，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和其他的國軍官兵一樣，都是為了抵抗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戰敗被俘的。

 因有關亞包待遣返的中國官兵名單檔案資料中沒有八路軍的記載，我們無法判斷在被日軍押送到新不列顛島做苦工的中國戰俘中，是否有過八路軍官兵。根據前述的駐防於豫、陝、晉的第14軍和第27軍等原隸屬第14集團軍部隊皆有官兵被俘而關押在南京，而最終他們中的部分人員成為日軍送往亞包的戰俘勞工這一例子，那麽，活躍於華北一帶的八路軍，其靠近華中地區之部隊在對日作戰中的被俘官兵，部分被解送南京老虎橋集中營關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然，在沒有獲得從南京押送往亞包的全部1000名中國軍人名單之前，我們無法確認是否有八路軍的官兵包括在其中。

5、其他遊雜部隊

 從南京被日軍押送到亞包的中國戰俘，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各級地方政府組織的抗日遊擊隊和自衛隊等性質的民眾武裝。

 也許，這些就是前述田際鈿所指的戰俘勞工中的遊擊隊員。但因其所屬部隊的番號繁雜，又大多數都是地方性質，至少在名義上是受國民政府的地方機構及戰區領導，無法予以準確定位，難以將其歸類於田際鈿所指的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伍之列。因此，下麵所說的這些遊擊隊員，隻就通常意義上的遊擊隊而論，並不涉及意識形態歸屬。

 從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的名單中，僅在“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一大隊現有官兵名冊”裏，就可以看到，許多人是屬於蘇、浙、皖三省的各種不同性質的抗日遊擊隊或自衛團。如屬於江蘇省的有：江蘇省保安四支隊、江蘇保安第九旅、吳縣自衛團、吳江縣常備大隊、鬆江自衛隊、江蘇金山縣保安大隊；屬於浙江省的有，第三戰區遊擊一支隊、嘉善縣戰地服務團、嘉善縣國民兵團、浙江平湖國民兵團、杭縣國民團；屬於安徽省的則有，皖南先遣縱隊、皖南敵後先遣縱隊、第五戰區十一遊擊縱隊，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屬於其它戰區的，如第一戰區遊擊隊、第六戰區挺進縱隊、抗日第三縱隊等等，甚至還有上海、武漢的武裝警察。真是番號各異，五花八門。

 抗日戰爭時期，蘇、浙、皖三省日、偽活動頻繁，統治殘暴，而國軍和由其派生出來的各類遊擊隊和民眾自衛團體眾多，同時共產黨新四軍在此也極為活躍，各種力量和組織交織在一起，形勢錯綜複雜，客觀上不利於並威脅著日軍及其南京傀儡政權的統治。自1941年之後，為保障掠奪戰略物資“以戰養戰”、以及為其實施“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政策抽兵南調，以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計劃，日軍在長江下遊開始分區清鄉，重兵清剿各類抗日武裝，大肆搜捕各級抗日人員，這就導致了許多勢單力薄的遊擊隊和抗日武裝人員的被俘。而這些被俘人員，就被日軍大量充當苦役使用，為其侵略戰爭和掠奪戰略物資服務。江蘇省蘇州市地方誌的記載，就很好地反映了這一時期日寇的清鄉及其被俘抗日武裝人員的命運：

日寇除了殺害這些抗日人士，還把他們中一些人當作奴隸送到日本、南洋等地充當苦力。吳江人沈中江(曾任婁下鄉鄉長)淪陷後積極參與敵後抗日活動，曾深入敵偽，破壞敵偽蘇嘉路金家池的防禦工程，1941年清鄉時被捕，拘於南京收容所，備受酷刑，是年將轉解至南洋群島充當苦力，不甘受辱，途經常州丹陽間，跳車殞命[12]。鞠巧生的《九死一生記》，更詳盡地記述了他所經曆的人間地獄般的苦力生涯。[13]鞠巧生1938年參加了常熟淼泉鄉的抗日自衛隊，任中隊長，這是當地人民自己的武裝組織。1941年8月後，日偽武裝清鄉，常熟抗日自衛隊的一些成員不幸被捕，鞠在其中，從此開始了長達6年九死一生的被俘歲月，先後被關在淼泉日本憲兵隊、白茆憲兵中隊、支塘憲兵大隊、清鄉委員會駐蘇辦事處、蘇州地方法院看守所、桃花塢第三監獄、南京第一戰俘收容所，受盡種種折磨和非人待遇，在南京時就開始被迫做苦力，一天要勞動12小時以上，喂馬、扛米包、去兵工廠做重活，到浦口三井洋行煤城做裝卸工。1942年冬，一日突然緊急集合，被命令脫去棉衣褲，僅著單衫，又用麻繩將眾俘首尾一串，關進鐵皮棚車，象送牲口一樣押上了日軍運輸艦，......到了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顛島......。1947年8月，鞠巧生才得以回國，已是傷痕累累，患過瘧疾、得過盲腸炎、瞎了一隻眼睛，而他同往的戰友，常熟的方友友卻永葬南洋了，南京同去的戰俘隻剩下四分之一。[5]

 上述例子表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了彌補戰場上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就將這些各類遊擊隊和民眾武裝的被俘人員，作為戰俘勞工，送往新不列顛島服勞役。但盡管他們在亞包也是被視為戰俘，然而與那些被俘的正規軍人在稱呼上還是有所區別。他們在戰後亞包的戰爭罪犯審判庭上作證時，被統稱為“遊擊隊員”(guerrilla)。而他們自己，也是同樣如此自稱。[6]

 此外，還有少數幾位來自其他戰區正規部隊的被俘官兵以及一位新聞記者，也一並給歸類到這些遊擊隊員裏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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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餘瑋、吳誌菲，前揭文。

[2]張榮煦先生訪談，2007年9月27日，澳大利亞布裏斯本。

[3]李維恂先生訪談，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

[4]《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一大隊現有官兵名冊》。

[5]張學群、餘菁：《日軍侵蘇罪行簡述》。在《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一大隊現有官兵名冊》中，可以找到與鞠巧生相對應的名字，不過是叫“祝巧生“。這可能是列表人寫錯之故(祝、鞠二字南方人發音比較接近)，但表中詳細地址一欄，則與上述所敘相吻合。

[6]“陳國樑少校1946年5月18日證詞”， [War Crimes and Trials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Chinese Civilians, 1946, AWM54, 1010/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