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救國軍——《南太平洋祭》(9)

第二章  中國抗日戰俘的來源(4)

三 南京老虎橋集中營的戰俘(續1)

2、忠義救國軍

 在這些被日軍押送到新不列顛島做苦工的中國戰俘中，有許多忠義救國軍的官兵。他們是另一支頗有特色的中國軍隊。

 被押送往亞包的中國官兵中，被俘的忠義救國軍將士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戰後在亞包由被解救出來的中國官兵組成的等待遣返的“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一大隊”(亦即由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在新不列顛島幸存者所組成)的大隊部及軍官班的31名軍官中，直接屬於忠義救國軍的軍官，就有11名。[1]如果將那些附屬於忠義救國軍係統的其它遊擊部隊的軍官一並計上，其比例當占了所有暫編第一大隊軍官人數的一半以上。在等待遣返的士兵中，原屬部隊為忠義救國軍係統者，亦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有111名。[2]

 雖然目前在澳大利亞和中國的檔案資料裏，尚未能查找到被日軍押送到亞包做苦工的全部被俘中國官兵名單，但僅僅根據戰後幸存者的這一原屬部隊構成情況來看，可以推想，死歿於亞包苦役中的忠義救國軍被俘官兵人數，應該也占有相當的比例。

 之所以有被俘的忠義救國軍官兵大量被押送到亞包，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忠義救國軍的活動區域，主要在江蘇、浙江二省和安徽南部，這裏是中國第三戰區的作戰區域。

 忠義救國軍是一支曾在全民族抗戰中扮演過特殊角色的隊伍，是當時國民政府成立時間最早、體係完備的一支抗日遊擊部隊，並在淞滬會戰中配合正規軍作戰，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該軍的前身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軍統”)負責人戴笠和在上海的青幫首領杜月笙於1937年淞滬抗戰期間成立的“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就地於上海地區及江浙二省的失業青年工人、店員、學生、海員工會和郵務工會中的工人、青洪幫弟兄中征收兵員，經短期訓練後，參與上海地區的對日作戰。淞滬戰役後期，該部又奉命掩護正規軍隊轉移撤退，任務完成後就地進行遊擊戰，堅持敵後抗戰。

 1938年，戴笠奉命收容整編流散於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之國軍散兵，收編滬、皖、江、浙的民眾武裝，期以加強敵後遊擊工作。為了擴大社會影響，使其在民眾中有民族大義的號召力，戴笠遂將該部及收容的各類民眾武裝整編為“忠義救國軍”，成為軍統直接轄下之武力。該軍編製龐大，收編的遊雜部隊眾多，番號亦繁，而任務則與新四軍相同，主要活躍於滬、寧、杭等地，以寧滬線和滬杭線為重點，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節製，以遊擊戰、破襲戰等形式，頻繁與日、偽作戰，有相當的建樹，產生過較大的影響。[3]

 基於此，在忠義救國軍官兵與日、偽的小規模作戰及其它抗日活動中，該部官兵被俘人員較多，也就容易理解了。原屬於忠義救國軍第三戰區便衣混城隊上海總隊(亦即淞滬挺進縱隊)第二隊隊附李維恂少校和該隊司書張一如上尉，是被日軍俘獲的軍官，一同被押送往新不列顛島做苦工。1946年1月12日，他們從亞包向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交警第十八總隊總隊長郭履洲將軍(前淞滬挺進縱隊的指揮官) 發出一份報告，就說明他們二人是於1942年4月20日在上海實施暴動後被日軍逮捕。該報告後經層層上呈，遞交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手中，以期引起高層對這些被釋中國戰俘的關注。[4]顯然，這種小部隊遊擊式的活動，在給予日寇打擊的同時，其被俘的危險性也就相對大些。

 2009年8月7日，筆者在台灣高雄對李維恂少校的訪談中，他也多次提到，他是在1942年春於上海的一次對敵活動中被俘的。但那次被俘後不久，他就設法逃走了。然後於該年的10月份左右，在他的部隊進行的另一項活動時，他再次被俘。[5]這也再次說明，當時忠義救國軍對敵活動是比較頻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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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謝培屏，前揭書，第 76頁。

[2]同上，第 91-95頁。

[3]關於忠義救國軍的始末，詳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台北：1970年4月；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載《八一三淞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邢燁：《忠義救國軍起源略論》，載《民國檔案》，2007年第1期，第89-96頁。

[4]《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請設法救濟留澳官兵並盡速接運回國》(民國35年9月11日)。

[5]李維恂先生訪談，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