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知情者——《南太平洋祭》(6)

第二章 中國抗日戰俘的來源(1)

一 求教知情者

 在太平洋戰爭中，澳大利亞是除美軍之外參與對日戰役最多的國家，也是美軍在南太平洋上發起對日反攻的基地，因而有關這場戰爭的文件資料就很多。為此，剛剛接觸到新不列顛島中國戰俘的資料時，筆者曾查閱過澳洲方麵是否有過這方麵的報道。仔細閱讀澳大利亞人寫的有關太平洋戰爭時期亞包的介紹，顯然還是能找到一些當年這裏有中國戰俘勞工的線索，但都僅僅是一筆帶過，往往語焉不詳，沒有進一步的解釋。[1]那麽，這些中國戰俘是從哪裏來的？總共人數有多少？則仍然是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在本地的檔案館未能回答這個問題，而又未曾有機會前往位於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國家檔案館進一步地查閱檔案資料之前，求證於當事人，則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為此，在2007年下半年時，我找到機會，與那段曆史的見證人張榮煦先生約定好了一個時間，以求證此事。

 據張先生回憶，當時被運送到亞包的中國軍人戰俘，有1600多人。他們都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本人從上海和衢州等地的戰俘營裏挑選出來，運送到日軍剛剛占領不久的新不列顛島做苦工的。他特別強調說，在這批中國戰俘裏，還有1937年淞滬抗戰中守衛上海四行倉庫的英雄。

 對此，張榮煦先生解釋說，他之所以了解這一情況，是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後，澳大利亞軍隊(澳軍第11師)抵達新不列顛島亞包，解救了包括中國戰俘在內的所有被日軍關押奴役的盟軍戰俘以及平民之後，他本人曾作為一名誌願人員，在由亞包各地逐漸集中起來的原中國戰俘組成的中國軍營裏擔任過義務翻譯，通過與那些中國軍人的交往，逐漸了解到一些內幕。當時，他才16歲，還是一名中學生。

 在一般人的印象裏，廣東籍的老華僑，通常都不諳國語。張先生是廣東開平人，以往在公開的場合見到他以及與他交談時，通常都是使用粵語。有鑒於此，我便問他，那些在亞包的中國軍人中，有很多廣東人嗎？他回答說，“不多” 。顯然，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疑惑：即當年與那些中國官兵交往，必須是通過國語進行才行，因為他們中間的廣東人並不多，粵語並非他們之間溝通的媒介。於是，他告訴我說，1939年，當廣東的抗日形勢緊張之時，因其父早在1920年代便已移居亞包，他便與留在原籍的家人一道，依親移民，或者說是為了躲避戰火，來到新不列顛島。而在來到亞包之前，他除了家鄉廣東話之外，就已略懂國語。他見我抬頭望著他，也明白我的驚詫，就很自豪地對我說到：“那時候，通常廣東人很少會說國語，但我是因抗戰開始後的兩年間，家鄉的抗日救國熱情很高，有許多的北方青年南下到我們那兒，宣傳抗日救國，教我們學唱抗日歌曲，並有很多的時事講座和宣傳鼓動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用國語進行。因我當時年紀小，正在上小學，故學得快，就這樣奠定了我的國語基礎。”

 我們常說，抗日戰爭的一個偉大貢獻，是在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及普及中華文化，尤其是在推廣普通話方麵，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哪怕是在鄉村地區，這種推動作用亦不可忽視。張榮煦先生的經曆，無疑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在中國軍營充當義務翻譯的另外一個原因，據張先生自己的解釋，是他當時的英語水平也已經相當不錯了。他告訴說，移居亞包之後，他就開始學英語，因為當時新不列顛島屬於澳大利亞托管的新幾內亞——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委任統治地，官方通用的語言就是英語，故上學讀的是英語，教學所用的，也就是英語，跟當地人溝通，最主要的，也是英語。在1942年初日軍占領亞包之前，他已經學了二年多的英語了。毫無疑問，在語言學習方麵，小孩子學得快。而據後人的研究，即使是在日占時期，亞包華人社區被迫搬到位於納棠莪(Ratongor)的華人僑民集中營為日軍關押和嚴密看管之後，他們對兒童的教育並沒有因此而停頓，而是由幾位從澳大利亞留學返回的青年，利用簡陋的條件，甚至就著一塊黑板，在集中營裏繼續教學。[2]這樣的教育執著和堅持，自然使得張榮煦先生的英語能力大大提高，進步神速。在當時剛剛解放的亞包幾百個華人中(約800華人)，能同時說國語和粵語，並能流利使用英語者，還較為少見。張先生當時作為一個半大孩子，就因為這樣的條件，占領亞包的澳洲軍隊及重返澳屬新幾內亞領地的管理當局，自然是很樂意用其作為那些被解救的中國軍人戰俘的翻譯，以增加相互間的溝通。雖然他當時是作為誌願人員，因與中國軍營中的官兵交好，亦樂做此事。

 張先生特別強調，他知道在亞包被解救的中國官兵中有來自上海四行倉庫孤軍營的英雄，也見過他們。他記得當時四行孤軍官兵有24人，在1945年中國國慶節時，這些官兵曾代表中國軍隊到當地華人僑民營地做過表演。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就已經知道這些抗日英雄。因為四行孤軍的抗日英雄事跡，早在1937年淞滬抗戰之後，就幾乎是家喻戶曉。何況四行“八百壯士”的團長謝晉元將軍(追贈少將)，就是一位廣東人，這無疑是廣東人的驕傲。在抗日救亡風雲激蕩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張先生，自然對此記憶猶新。 [3]

 張榮煦先生的回憶，為筆者提供了揭開亞包中國抗日軍人來源的重要線索。而且，張先生憑著其超人的記憶力，當時就將其中的幾位中國軍官的姓名寫下交給我，如吳棪少校、陳國樑上尉、秦家麟中尉、劉偉寶副官等等。從本人於此前後陸續尋找到的中英文檔案資料和口述記錄，也大體上證明了張先生所述基本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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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老兵事務部官辦的二戰網站：Australia’sWar 1939-1945, 鏈接：http://www.ww2australia.gov.au/lastbattles/jungle.html.accessed on 24 July 2007。另見：Horrorsin Wrecked Rabaul,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October 1945。

[2]Peter Cahill, Chinese in Rabaul - 1921 to 1942: NormalPractices, or Containing the Yellow Peril? The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31, No. 1 (Jun., 1996), pp. 72-91。

[3]張榮煦先生訪談，2007年9月27日，澳大利亞布裏斯本。


粟明鮮： 《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始末》，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