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來華外國人的譯名——《民國採訪戰——<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回憶錄》讀後

談談來華外國人的譯名
——《民國採訪戰——<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回憶錄》讀後

剛剛抽空讀了上述一書(楊植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該書英文原名：Hallett Abend: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John Lane 1944])。作者是美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在華十五年，適逢中華民國曆經多重巨變：北洋係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坐大。因作者交遊廣泛，信息靈通，報道公正，地位尊崇，中日二國政要，中方如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日方如鬆井石根、須磨彌吉郎等，以及在華美國高官，無不奉之為上賓，過從甚密。其報道則覆蓋廣州國民革命、北伐戰爭、蔣馮閻大戰、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抗戰……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1940年。就是說，現代中國從北伐到抗戰這段曆史的十餘年間，每一重大的曆史轉折和導致曆史巨變的細節，通通在其細膩的觀察和審視下，經過他的鍵盤，傳遞給了全球大眾。作為一個在大學時期念曆史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的不是中國現代史枯燥的事實，而是一個個側麵與細節。同時，作者以洞悉內幕的局外人之獨特視角，為我們觀察那一段波瀾壯闊而又錯綜複雜的曆史場景，提供了參照，使我們對那段曆史的進程和其廣柔的國際背景，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簡言之，這本回憶錄寫得很好，揭示的內幕眾多，為民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而譯者亦文筆流暢，很能準確地表達出作者的情感和意境。因網上已可見諸多好評，茲不贅述。

我這裏想說的，是該書中來華外國人的中文譯名。一般人在讀這類回憶錄時，通常是不太會關注或介意書中涉及的那些在華外國人名是如何翻譯的。但因本人過去曾涉及晚清與民國史的研究，也翻譯出版過研究這個時期的外文著作，因而就可能較之一般人要多關注些。

眾所周知，自晚清到民國這段時期，有許多西方人來到中國，或任職於中國的政府部門和其它機構，或經商、教學，或傳教、行醫，或當外交官、做新聞記者，因其長期工作和居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們對中國的情況都很了解，許多人還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們都是“中國通”。也正因為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方便，或者說是入鄉隨俗吧，都會有一個根據自己的西方姓氏的拚寫或讀音而取的急劇中國化的中文名，如美國著名的中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即便不是中國化的中文名，也通常有一個固定的中文譯名，如晚清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當時他們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比如說，遞上他們的名片時)，以及在當時的中文媒體中要出現他們的名字時，用的都是這些中文名或固定的中譯名。因為他們的這些名字在當時是比較為世人所熟悉的，許多當時的中國名人，無論是那個行業的，在當時的著作或文章中，涉及或提到這些人時，自然而然地都用這些中文名或譯名。因此，在翻譯反映這一時期曆史的著作時，遇到這些西方人的名字，尤其是那些有名的人士之名字，通常的做法是，盡可能還原其當時所用的中文名或譯名。這一方麵是為了方便讀者的閱讀，另一方麵也是為了給讀者去對照當時的讀物時，容易對照檢索。 

但在這本《民國採訪戰》的譯文裏，顯然的，譯者沒有完全遵守上述慣常的做法。比如說，這本書的作者Hallett Abend，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叫“亞朋德”。他在當時的中國社交圈裏，是非常有名的記者，其名字也常常見諸中文的報刊，他自己也說過，有自己的印有中文名字的名片。但譯者卻還是另外將他的名字譯成“阿班”，就讓人比較費解。

還有幾個人的譯名也有同樣的問題。如：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軍官Evens F. Carlson，譯者就直接音譯成埃文斯·卡森，但他在當時的中國實在是以“卡爾遜”而有名，尤其是在抗戰開始後，他對華北前線的戰地觀察，讓當時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個“卡爾遜”。比如說，在台兒莊大戰時，他就曾去了那裏。還有，北京《英文導報》的總編Grover Clark，中文名叫“柯樂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可是個有名氣的人，譯者也還是將其音譯成格羅弗·克拉克.。再有，美國亞洲艦隊司令Harry E. Yarnell，當時的中文媒體都譯成“顏爾露”，或許這也是他名片上的中文名也說不定，但譯者還是將他音譯成哈利·E·雅內爾。還有其他的一些名字，就不在此一一列舉了。

提出上述問題，並非是為了挑刺，而是想在此探討一下涉及曆史書籍翻譯時，碰到這些來華外國人姓名時，為方便讀者閱讀及檢索起見，應該盡可能地還原其曾用過的中文名或譯名，特別是那些曾經在中國有過中文名者，更應該還原之。這樣，讀者不需再借助其它書(比如說，工具書)，就能充分理解該書的內容和分量。

另外，在翻譯西人的著作中，還原中國人的名字，通常來說，都是比較費勁和困難的，尤其是那些職位不高、名氣不夠的人。但對於那些比較容易查證的中國人的姓名，如果稍稍做點兒功課，應該是可以搞清楚並予以正確還原的。比如說，該書第88頁中提到的“楊廣鬆”。作者已經說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是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因中國外交官戰時遇難的，就首推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泩。隻要略略翻翻這段曆史，就可以很輕易地將其姓名還原。還有一個就是第112頁中提到的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大使“郭太極”。實際上，這是指郭泰祺。這郭泰祺也是民國時期中國外交界的名人，曾任外交部長，戰前在倫敦擔任大使。隻要稍稍查一下，相信譯者就會避免將其譯成郭太極了。

我想，如果譯者在譯成該書之後，由出版社出麵，找個民國史方麵的專家，對其中涉及的民國人物和相關機構的還原再作一譯校，則有些錯誤就能避免，其翻譯質量將會進一步提升。

以上隻是在閱讀《民國採訪戰》時的一點感想，亦隻是個人的一管之見，僅供參考。

 

《民國採訪戰》一書的封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