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事變與新桂係 / 鄧正兵

武漢事變與新桂係

鄧正兵

       1929年2月，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免去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職務，命何鍵繼任主席，同時命夏威、葉琪率軍進人長沙，趕走魯滌平。這個事件，就是武漢事變，也稱“湘案”和“魯案”。武漢事變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人為首的新桂係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也是雙方在情感和行動上決裂的開始。事變在國民黨內激起了軒然大波，引起了國民黨派係鬥爭和政治格局的極大變動，尤其是對桂係產生了重大影響。白崇禧稱，武漢事變是國民黨“北伐後最不幸的一件事”。遺憾的是，關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當事者及後來研究者均語焉不詳，本文根據當時的報刊資料和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程思遠等人的回憶錄以及其它文史資料，就武漢事變與新桂係的關係及其影響作一梳理概述。

 一
    蔣、桂矛盾的產生和發展，由來已久。早在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整編軍隊時，蔣介石為遏製桂係勢力，不顧桂係保留廣西兩個軍的編製和兩廣統一財政的要求，隻允許桂軍編為一個軍(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並不同意兩廣財政統一。因廣西地瘠民貧，在北伐中，自備糧晌的第七軍待遇要比其他北伐軍低得多。這使桂係對蔣介石心懷不滿。北伐開始後，桂係的政治野心隨著軍事實力的膨脹而迅速膨脹，與獨裁專斷、排斥異己的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1927年8月，桂係利用蔣、汪(精衛)矛盾，聯絡西山會議派，拉攏何應欽，逼蔣下野，操縱了南京國民黨特別委員會。這使蔣介石耿耿於懷。為了報複桂係“逼宮”，蔣介石從日本回國後的第一招，就是支持湖南、湖北地區的唐生智部與桂係對抗。1928年蔣介石重新上台後，對桂係更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北伐以後，桂係實力空前壯大起來。李宗仁以第四集團軍兼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主任，擁有夏威的第七軍、陶鈞的十八軍、胡宗鐸的十九軍。此外 ，還可以指揮湖南的何鍵、魯滌平的部隊，南通兩廣，北達中原，上控四川。下扼南京、上海。白崇禧指揮原唐生智的部隊北進，進駐北平、天津至山海關一線，擁兵10萬，控製河北部分地盤，成為桂係的北翼。留守廣西的黃紹竑、黃旭初也在招兵買馬，擴充軍隊，與廣東的李濟深聯合，維持兩廣的半獨立狀態，成為桂係的南翼。這樣，桂係自廣西至平津，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一大弧形包圍著東南九省，大有吞噬南京之勢。而上海市長亦由親桂的張定璠擔任。蔣介石對此十分嫉恨：“平、粵、滬、漢這四個地方拿在手裏頭，全中國就都在他們手裏頭了。”在北伐善後會議、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編遣會議上，李宗仁與李濟深聯合，言詞尖銳，多次給蔣難堪。蔣介石乃決心解除桂係的威脅。      
        蔣介石選擇了控製湖南作為打擊桂係勢力的突破口。湖南是桂係進出廣西的必經之地，曆來被桂係視為必爭之地。桂係打敗唐生智後，派湘鄂政務委員會主席程潛兼任湖南省主席職務。桂係深知程潛不會久居人下，遂於1928年5月21日，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罷免程潛本兼各職，並扣留程潛。蔣介石原來就嫉忌程潛，現在樂得借刀殺人，即以中央政治分會名義，免除程潛本兼各職，聽候查辦。6月11日，南京國民政府根據桂係的要求，任命魯滌平為湖南省主席。魯是湖南人，為譚延闓嫡係。桂係用魯隻是權宜之計，即為了緩和湖南人對他們倒唐扣程的反感。這時，譚延闓與蔣介石勾結很緊，唯蔣之命是從。任魯主湘，雖是各方矛盾的調和產物，但更符合蔣、譚利益，為蔣在兩湖地區釘入了一顆親蔣的釘子。
        魯滌平主湘後，兼任湖南清鄉督辦，何鍵為會辦。清鄉督辦署是掌握全省地方武裝的樞紐，何鍵掌握實權，魯滌平有大權旁落之感。加上魯見何與桂係勾結密切，因而處心積慮想把何鍵趕出清鄉督辦署，何、魯矛盾日益加深。1929年初，蔣介石秘密以大批械彈，取道江西到湖南，補充第十八師魯滌平部，以便一旦有事，奪取湖南，切斷武漢與兩廣的交通聯絡，收兩麵夾擊之效。這種情況為何鍵得知，他於2月中旬從長沙到武漢密報，使蔣、桂矛盾趨於惡化。
        2月19日，桂係先發製人，以武漢政治分會決議的名義，突然免去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職，以何鍵繼任。2月21日，武漢政治分會電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以魯滌平把持用人行政、重征厘金鹽稅，“剿匪”不力、違抗中央為名，要求罷免魯滌平，改組湖南省政府。與此同時，武漢政治分會命令夏威、葉琪兩部人湘，逼走魯滌平。蔣、桂矛盾終於總爆發。

二
        武漢事變為蔣介石打擊桂係勢力提供了口實，他立即對此作出反映。2月27日，蔣介石操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指責武漢政治分會不經請示，擅自任免該地區人員，擅自調動軍隊人湘，與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決議中的政治分會無權任免地方官員和編遣期間軍隊不得隨意調動的規定相違，著令派蔡元培、李宗仁、李濟深、何應欽調查湘事。3月7日，蔣介石致電李宗仁，申明：“中央為防範計，且為威信計，皆不能不調度軍隊，做正當之護衛。”這顯然是蔣介石向桂係下宣戰書了。
        武漢事變發生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不在武漢，武漢政治分會為胡宗鐸、陶鈞等桂係將領控製。李宗仁認為，魯滌平事件是南京處心積慮要消滅第四集團軍所造成的，是胡宗鐸、陶鈞等人年輕氣盛，遇事不細加審度，掉人蔣介石蓄意布置的圈套的結果。2月25日，李宗仁致電蔣介石，指出魯滌平確有種種不法，自當予以懲處，武漢政治分會的緊急處分是萬不得已之事，與中央政治會議的條例並不抵觸。至於武漢政治分會在處理此事不待中央核準，速令各師執行，不免跡近操切，他願意接受處分，但仍請中央政治會議追認武漢政治分會之決議。3月4日，李宗仁在上海發表談話，聲明他一貫擁蔣，並自我解釋說：“此次湘省事變，亦全屬整理內部問題，絕不致牽動大局。”李宗仁想以“內部問題”來縮小事變的影響，使蔣介石難以借題發揮。
        蔣介石卻是不依不饒。他暗中調集大軍西上，進逼武漢。根據桂係的態勢是廣東、廣西、武漢至平津一條弧形的長蛇陣，從南到北，戰線長，兵力分散，既怕被腰斬、更怕首腹同時受擊的致命弱點，蔣介石確定滅桂的策略為先擊首，再剖腹，後去尾，武力進攻和分化收買雙管齊下。為此，蔣介石作了周密的部署，采取了“去骨”、“挖心”、“搬石頭”和軍事征伐的手段，企圖一舉打敗桂係。
        首先是“去骨”，即蒙騙李濟深到南京予以監禁，拆散粵、桂同盟，孤立廣西。因李濟深是廣西梧州人，曾大力扶植新桂係崛起，被桂係視為恩人和朋友。蔣介石把李濟深視為桂係的有力支柱，甚至視之為新桂係的首領。武漢事變後，蔣介石即命令李濟深參與調查，意在誘李來京。李濟深到上海後，李宗仁勸他不去南京。蔣介石派吳稚輝、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4位國民黨元老前去勸駕，並以“人格擔保”李濟深的安全。但李濟深3月12日到南京後，21日就被蔣介石扣留，軟禁於湯山。此後，蔣介石以廣東編遣特派員和第八路軍總指揮的官位收買李濟深的部下、第四軍總指揮陳濟棠，要他帶領粵軍將領服從中央。在陳濟棠的積極活動下，3月30日，陳濟棠、陳銘樞等粵軍將領聯名發表了對時局通電，公開表示站在蔣介石一邊，反對桂係。31日，陳濟棠命令在粵省的桂軍必須於24小時之內離開省境。黃紹竑亦在梧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粵方行動。會後通電聲明，粵桂兩省各行其是，“盼勿相幹”。粵、桂從此分家。
        其次是“搬石頭”，即收買唐生智到平津策反，倒白崇禧，以腰斬桂係長蛇陣的頭部。武漢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一麵下令保定行營主任何成浚停發白崇禧部軍費，一麵派劉文島到香港找唐生智來南京，委以討桂軍第五路軍總指揮，答應打敗桂係後，由唐主湘，並麵授機宜，讓唐攜巨款到華北策反。這時，唐部在冀東一帶，除葉琪部已調回武漢外，還有李品仙第八軍和廖磊第三十六軍。這些部隊大部分是湖南人，他們原先就認為被桂軍收編是一種恥辱，加上收編的時間不長，唐部原有的絕大部分軍官仍任舊職，沒有被桂係分化。他們北伐燕薊，情切南歸，所以一傳唐生智號召，便聞風景從。桂係的這支軍隊，一夜之間轉人中央軍，白崇禧隻身幸免。
        蔣介石倒桂的“去骨”、“搬石頭”計劃實現後，立即舉刀對準桂係的軟腹部實行“挖心”，即策動武漢桂軍李明瑞等人倒戈，消滅桂係在武漢地區的主力。當時桂係的主力集中在武漢地區，駐有夏威、胡宗鐸、陶鈞部以及楊騰輝的兩個獨立旅，共約10萬人左右。這是桂係的嫡係部隊和精華部分，搞掉這部分隊伍，就能置桂係於死地。由於原先李宗仁征討唐生智勝利後，為了籠絡鄂籍軍隊，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張，重用胡宗鐸(黃梅縣人)和陶鈞(浠水縣人)，對於為第七軍立下汗馬功勞的桂籍將領李明瑞、李朝芳等師長未加重用，引起李明瑞等人的不滿，加之胡、陶對第七軍的軍餉時有拖欠，所以，李明瑞等師長曾向軍長夏威提出要向胡、陶算帳。對此，蔣介石早有所悉，曾派高參周伯甘到武漢向李明瑞策反。李表示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蔣介石即派楊永泰赴香港策反因未提升而對桂係不滿，正避居香港的俞作柏。俞便到南京見蔣，蔣許以事成後任命其為廣西省主席。蔣介石旋即任俞為總司令部上將總參議，給俞大筆款項，並派副官鄭介民同赴武漢，對李明瑞進行策反。後來，李又邀楊騰輝共同行動，在蔣桂戰爭爆發後於陣前倒戈。
        在對桂係分化收買初步成功後，蔣介石便和桂係攤牌了。3月21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大會上說：“中央對於地方的不法事件，隻有執行法紀，絕無所謂調停的可能。”反對和平調停武漢事變。3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達《討伐令》稱：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義以消滅革命”，“實為國民革命之障礙，三民主義之叛徒”，除“著即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外，要對桂係“痛加討伐”。27日，蔣介石操縱國民黨三中全會大會通過決議，開除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人黨籍。蔣介石在會上聲稱：“無論如何，桂係與本黨決不兩立，有本黨無桂係，有桂係無本黨。”蔣報告至此，全場高呼：“打倒桂係軍閥!”至此，蔣介石和桂係完全決裂。

三
         在政治上打擊和分化桂係的同時，蔣介石在軍事上亦積極行動。在討伐令下達之前，蔣已電令其嫡係部隊“中央軍”秘密集結，第一軍劉峙部集中潛山、太湖，第二軍朱紹良部集中英山及其以北山區，第三軍朱培德部集中九江、南昌、高安一帶。3月27日，蔣又拉攏馮玉祥出兵助己。28日，國民黨三中全會大會作出《製止葉琪等抗命稱兵案》，稱“葉琪等違抗中央明令，擅自稱兵，致使湖南民眾複催戰禍”，嚴令立即製止其軍事行動，“克日撤回原防”。同日，蔣介石改訂戰鬥序列，以馮玉祥部主將韓複集為第三路總指揮，由豫南進攻武漢，將劉峙、朱紹良兩部合編為第二路軍，沿江左西進攻武漢，將駐江西各部改為第一路軍，西攻武長路，目的在切斷武漢的後路。3月24日，蔣乘“楚有”號兵艦從南京出發，30日到九江，當晚對武漢下達總攻擊令。
        麵對占壓倒優勢的蔣介石部隊，桂係積極迎戰。3月25日，李宗仁離上海前，電告漢口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張華輔，著委何鍵、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分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令在黃陂至武穴之線布防待敵。3月26日，張華輔遵令待發表，並以李明瑞為第三路副司令。由於夏威患扁桃腺炎不能到職，27日再令李明瑞代理司令全權。第一路守湘東，第二路守武長路，第三路守黃破、祁家灣一線，第四路守陽邏，第五路守三、四兩路中間地帶，擺出與蔣介石決戰的架勢。
        4月2日，蔣介石中央軍海軍上溯到劉家廟，隨同海軍前進的俞作柏與李明瑞取得了聯係。當晚，李明瑞指揮所部和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團、尹承綱旅的龐漢禎團以及楊騰輝旅三團在黃陂秘密集合後，即以急行軍向西北移動，次日淩晨到達平漢線的花園、考感一帶。起初隻張貼反對胡宗鐸、陶鈞的標語，移駐安陸後，就公然宣布反對李宗仁、白崇禧，服從國民黨中央。李明瑞等人的倒戈，打亂了桂係的整個軍事部署。3日，胡宗鐸、陶鈞、夏威在出征途中聞變，驚慌失措，隻得下令全部退回荊州、沙市、宜昌。葉琪率部由武昌南撤，知事無可為，於5日離部而去。4月5日，蔣介石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武漢。
        胡宗鐸、陶鈞、夏威等退到鄂西後，李、白原望他們能率部經湘西回到廣西。由於蔣介石起用張發奎為第一路追擊司令，朱紹良為第二路追擊司令，將胡、陶、夏等部追圍甚迫，胡、陶、夏見大勢已去，於4月15日，通過孔庚向蔣介石投誠，並從沙市聯名發表通電，宣布同時下野，部隊聽候改編。在離軍出國前，蔣介石派人以自己的名義送銀元5萬給夏威，夏威乘英艦徑去香港。至此，桂係腹部被破膛挖肚，李宗仁所統率的第四集團軍也基本上冰消雲散。
        蔣介石占領武漢後，仍不罷休，4月8日，發表《告武漢民眾書》，聲稱：“此次討逆之目的為根本消滅叛徒之計”，表明了對桂係要“根本鏟除”的方針。4月28日，蔣介石親赴長沙部署軍事，興師攻桂，以去其尾。這時，李宗仁、白崇禧相繼逃回廣西和黃紹竑會晤，決定使用桂軍尚存的力量，組織反攻。5月5日，李宗仁組織南路護黨救國軍，自任總司令，通電反蔣。所部由黃、白率領，分兩路進攻廣東。對此，蔣介石一麵下令粵、湘軍攻桂，一麵任俞作柏為第八路軍副總指揮，策動桂軍李明瑞、楊騰輝兩師參加作戰。由於桂軍兩麵受到夾擊，又眾寡懸殊，很快被蔣軍打敗。李、白、黃相繼逃往香港。7月初，蔣介石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任命李明瑞為廣西編遣分區特派員，改編廣西部隊。隨後任李為廣西清鄉督辦。至此，廣西這個桂係的老巢，暫歸蔣介石。蔣桂戰爭以桂係失敗而告終。

 四
        武漢事變及其隨後的蔣桂戰爭持續達5個月之久，給桂係和國民黨的政治格局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武漢事變是桂係由全國性的軍事政治力量退為地區性的力量的轉折點，也使蔣、桂矛盾打下一個死結。
        如前所述，武漢事變前，桂係勢力從廣西經兩湖到平、津，橫跨珠江、長江、黃河三大水係。桂係是國民黨內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影響甚至操縱著全國局勢，極為世人矚目。天津《大公報》曾發表評論說：“廣西軍隊之打到北京，乃中國曆史上破天荒之事。”武漢事變和蔣桂戰爭後，桂係的力量卻受到極大的打擊，政治野心亦受到極大的抑製。後來，李宗仁等雖然奪回了廣西的權力，但桂係退為隻能在廣西一省活動的地方派別，再也無力與蔣介石爭雄了。
        在對桂係的打擊中，蔣介石用盡了一切手段，除軍事進攻之外，還大搞“去骨”：“挖心”、“搬石頭”之類的分化收買。麵對蔣介石的窮追猛打，李宗仁等人飽嚐顛沛流離、困厄屈辱之苦。如白崇禧在塘沽搭日輪逃往上海時，蔣介石電令上海方麵在白到吳淞口時，即用武力將白逮捕，如遭拒絕，即將船擊沉。李宗仁在蔣桂戰爭失敗後避居香港，蔣介石竟向香港總督交涉，逼其出境。如此趕盡殺絕，使李宗仁、白崇禧對蔣介石的反感到達極點。因此，李、白對蔣介石決不會善罷甘休。1929年9月，李宗仁等人重新奪取了廣西權力後，即於11月發動了第二次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爆發後，桂係傾巢而出，配合馮玉祥、閻錫山與蔣介石作戰。雖因作戰不利，被迫退回廣西，但蔣、桂積怨從未消解。1930年12日，白崇禧說：“廣西人是不會投降蔣介石的，不但現在不投降，即使將來環境再壞一些，也是不會投降的。我們為要爭取生存，必須奮鬥到底，一息尚存，此誌不渝。”此後，蔣、桂雙方由直接武力相向的熱戰，調整成間接政治經濟抗衡的冷戰。1936年桂係聯合陳濟棠發動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1949年初桂係再次逼蔣介石下野，便是新形勢下蔣、桂矛盾的重新激化和發展，無不可以視為武漢事變的“後遺症”。如此，蔣、桂矛盾延續了20多年，剪不斷，理還亂，隻因武漢事變時已打下一個死結。
        其次，武漢事變打破了國民黨統一中國後的短暫和平局麵，開始了國民黨新軍閥爭雄混戰的政治局麵。全國局勢、國民黨的社會影響、政治體製、黨風軍風等由此都發生了重大變動。
        武漢事變前，國民黨內存在著蔣、桂、馮、閻四大軍事集團，另有李濟深的第八路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隊。蔣介石控製中央，力圖消滅其他派係，桂係凱覷中央權力，馮玉祥、閻錫山等則力保自己的地盤和勢力不為他人染指。各方均磨刀霍霍，劍拔弩張。武漢事變不僅成為蔣桂戰爭的導火線，也成為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起點。因為蔣介石消滅異己的方針及其陰險手法，不能不使非蔣派感到驚恐。雖然在1929年3月底4月初，閻錫山、馮玉祥等見蔣介石在蔣桂戰爭占據絕對優勢，分別表示擁蔣討桂。但桂係第四集團軍解體後，蔣介石氣勢很盛，擬乘勢一舉消滅馮、閻，以實現其黨政軍清一色的理想。為求生存，5月中旬，馮玉祥發動了蔣馮戰爭。之後又有第二次蔣桂戰爭、蔣唐戰爭。到1930年4月，終於釀成蔣介石和各反蔣派係的大決戰——中原大戰。經過中原大戰，蔣介石在軍事上基本消滅或打敗了異己。出現了蔣介石一家獨霸天下的政治格局。
        武漢事變後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對國民黨力量發展和全國局勢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以中原大戰為例，大戰曆時半年多，雙方參戰的兵力達100萬人，死傷計30萬到40萬人，消耗軍費約5億元，不僅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也嚴重損傷了國民黨控製地方和保衛國家的能力。人民曆盡國民黨軍閥混戰之苦，對國民黨及其“革命”招牌嚴重不滿。報紙撰文，把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比較說：“昔日聞革命，則認為救世福音，今日談黨權，則認為壓迫又至。三年前，社會裏歡欣之情況，今已毫末不存，所遺者唯愁苦磋怨而已。”武漢事變後的軍閥混戰使國民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由於中原大戰，張學良帶兵入關，“由此埋下了‘九一八’沈陽事變的禍根”(李宗仁語)。
        武漢事變還加速了國民黨政治體製的變動。事變前，國民黨中央設中央政治會議，蔣介石為主席，指導全黨的政治事物，各地方設政治分會，負責指導轄區內政治事物。當時全國共有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另有北平臨時政治分會。國民黨的政治體製實為中央和地方二元集權體製。由於政治分會控製在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手中，成為他們對抗中央的工具和憑借，不僅蔣介石企圖取消，國民黨內關於集權和均權的爭論也日益激烈。1928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決定由國民黨“三大”決定政治分會的存廢問題，政治分會取消之前不得任免地方官員和調動軍隊。武漢事變後，政治分會的存廢問題更提上議事日程。1929年3月1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討論武漢事變後，即決議各地政治分會應於3月15日以前裁撤，並於即日起停止開會。次日，武漢、北平、開封三處政治分會均報告結束，開封政治分會亦於15日通告撤消。這樣，原定於由“三大”解決的政治分會存廢問題，因為武漢事變的緣故，在“三大”開幕後，已不是個議題，而是個陳跡了。國民黨開始由“均權”轉向“集權”，為蔣介石一人獨裁提供了體製上的便利和保證。
        武漢事變中，蔣介石用金錢、官位大肆收買分化桂係勢力，這種手段對國民黨政治風氣影響極大。白崇禧稱：“以金錢、官職去買動人，以後成為風氣，而內戰果無已時。”後來的蔣馮戰爭、中原大戰，蔣介石莫不是靠金錢、官位收買人而獲勝，以致他十分自信地說：“隻要人們要官要錢，我就有辦法。”蔣介石把給錢給官當成了致勝的“法寶”，這種手段雖然往往能夠奏效，卻也嚴重腐蝕了國民黨及其軍隊的肌體。它實質上在國民黨內養成了一種“有奶便是娘”的政治習氣和行為準則。武漢事變後，國民黨的黨風、軍風更趨渙散。
        可以說，武漢事變本是桂係和蔣介石爭權奪利的一次事件，卻成了撬動國民黨政治格局的一根杠杆。

原載：《武漢文史資料》 2002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