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戰術運用 / 柯育芳

論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戰術運用

柯育芳

　 　

一

        1938年7月底至9月底，中日軍隊在鄂東的黃梅、廣濟(今武穴市)地區，以保衛武漢的門戶———田家鎮為核心，進行了一場長達兩個多月的激烈的攻防戰，史稱黃廣會戰、鄂東會戰、黃廣戰役，或稱武漢會戰黃廣地區作戰。它是武漢保衛戰(又稱武漢會戰)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多數論著都表述為以陣地戰為主，並認為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統帥部在作戰指導上犯了嚴重錯誤，隻注意單純的、消極的陣地防禦。①這種觀點是不準確的。

        對於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比較準確的概括，應該是“陣地戰與運動戰、正麵阻擊與側麵截擊相配合”。②

        之所以說這樣的概括比較準確，一是它反映了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實際。在黃廣會戰中，中國軍隊有大量的反擊作戰，對會戰的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是中國統帥部和負責具體指揮的第五戰區及其右翼兵團，就會戰中中國軍隊的反擊作戰，作出了大量的部署、指示和安排。在這次會戰中，蔣介石和他的許多高級將領，采納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建議③，吸取了前段時間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經驗教訓，基本放棄了單純的、消極的陣地防禦的作戰方法。

①郭汝瑰、黃平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28頁。江濤著：《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頁。劉躍光：《論武漢保衛戰國民黨軍失利的原因》，《武漢會戰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3頁。敖文蔚：《略論武漢會戰黃廣戰役》，《湖北抗戰》，軍事誼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頁。周啟先：《武漢會戰中的廣濟田家鎮戰役》，《黃岡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持此種觀點的論著特別多，這裏不一一列舉，僅擇其要者。
②程少明：《試析武漢會戰中大別山南麓戰場的戰略地位》，《黃岡師專學報》1998年第5期。原文是“陣地戰與遊擊戰、正麵阻擊與側麵截擊相配合”，“遊擊戰”一詞使用不當。
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頁。

        蔣介石對黃廣會戰中國軍隊作戰的部署是：“廣濟陣地與田家鎮要塞相連係，極為重要，應置重點於該地，集結兵力，縱深配備”； “太湖、宿鬆、黃梅據點，僅以必要各一部守備，為攻勢之支撐即可，應以主力機動使用，由北方向南側擊敵人。”①第五戰區右翼兵團製訂的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是：“本兵團以決戰防禦擊滅當麵敵人的目的。擬於黃泥湖北岸亙大金鋪、雙城驛、亭前驛、二郎河鎮、西北連山地占領數線陣地帶，拒止敵之西進，依機動轉取攻勢，將敵壓迫於長江方麵捕捉而殲滅之。”②

        武漢會戰應不應該適當采用陣地戰的作戰方法，是評價黃廣會戰中國軍隊戰術運用的前提。筆者認為，在武漢會戰中，選擇黃廣地區作為對日作戰的主陣地，在理論上是必要的，實際作戰過程也表明它是正確的。

        必要就在於，中國軍隊的戰略中心是保衛大武漢，而保衛武漢就必須防止日軍沿長江西進，中國海軍實力遠遠不能承擔這一重任，隻有依賴陸軍對田家鎮要塞的護衛，通過要塞控製長江航道。如果中國軍隊采用運動戰為主的形式，則日本海軍更易長驅直入，日本陸軍更易發揮其機動性強的特點。中日軍隊總體實力的對比，決定了中國軍隊是防禦的一方，日本軍隊是進攻的一方。很明顯，田家鎮要塞是武漢的門戶，保衛田家鎮，是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陣地戰的戰術的。

        正確就在於，黃廣地區的地形，北為崇山峻嶺，南為水田湖沼，日軍的大兵團行動，新武器、重型武器的使用，都受到很大限製，隻有宿鬆-黃梅-廣濟間公路可以通行，湖山之間，自東向西漸次狹窄，形成牛角，有利於我軍逐次抵抗、節節阻擊戰略的實施。黃廣會戰前後持續達2個月之久，與黃廣地區這一基本地形特點，有緊密的聯係。

①蔣介石致白崇禧等密電稿(1938年7月26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8頁。
②《第五戰區關於武漢會戰右翼兵團之作戰計劃(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周恩來於1938年7月7日，在《新華日報》發表的《論保衛武漢與中國抗戰的發展前途》一文中，就指出，在“保衛武漢戰役中，運動戰、陣地戰應成為密切配合，遊擊戰要準備發動”，“最好是能擊敗和阻止敵人於進攻武漢的山地之外，次之也要能側擊和消滅敵人於進攻武漢的山地之中，最後還要能截擊和殲滅敵人於湖沼地帶，這樣才能達到直接保衛武漢的目的”。因此，要“在敵人進攻正麵的近後方，以運動戰配合(實施防禦——筆者加)被進攻的部隊，夾擊敵人；在敵人的遠後方，以廣大的遊擊戰……將敵人後方變為前線”。①這就充分說明，在武漢會戰中，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各有其地位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隻是在不同的條件下各有側重而已。那種簡單地否定陣地防禦的說法，是錯誤的。 

二

        作戰方針的正確，說明中國軍隊基本戰術的正確。問題的關鍵是，在具體的戰爭過程中，中國軍隊如何運用這一戰術？戰術運用正確與否，對戰爭的實際進程，必然發生重大影響。

        筆者的研究表明，實施“陣地戰與遊擊戰、正麵阻擊與側麵截擊相配合”的基本戰術，影響其戰術運用的實際效果，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側麵截擊”或稱反擊作戰的作戰時機、作戰地點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一是各作戰部隊的協同。

①《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頁。

        在第一個關鍵點上，即在“側麵截擊”的作戰時機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上，中國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有正確的一麵，也有重大失誤的一麵。其中，正確的選擇居於多數①，重大的失誤主要有兩次。

        一次是8月下旬中國軍隊對黃梅地區的反擊。這次反擊作戰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反擊作戰的作戰區域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不當。

        在會戰初期，中國軍隊在黃廣公路北側配置強大兵力，對中國軍隊非常有利，利用這一有利地形對日軍實施側擊，效果因而也比較明顯。對於這一點，戰後日本方麵所寫的戰史和當時參加戰場指揮的日軍軍官，都是承認的。日軍一向藐視中國軍隊，在其參謀機構對“敵情”的分析中，雖然仍稱中國軍隊這次作戰的“攻擊能力不大”，但也不能不承認中國軍隊對日軍“進行反複攻勢”，日軍第六師團的戰術必須因此有所調整。②一位參加戰鬥的日軍部隊長也無可奈何地說：“我攻擊部隊是在嚴密防範敵人側麵攻擊，以免頭尾脫節的基礎上不斷向前向前的。18日夜，連輜重部隊也持槍整隊戒備，嚴防敵人從我側麵及背後偷襲。”③

        但是，當日軍放棄太湖、潛山、宿鬆，變換後方連絡線(補給線)為江湖(黃梅小池口)方麵後，中國軍隊在黃廣公路北側配置強大兵力的價值，就變得較小了，甚至可以說產生了消極作用。

        這時，黃廣地區的日軍，隻有其第六師團的大部共約5個步兵聯隊，炮50多門，戰車約50輛，不到2萬人，且已遭到第三十一軍在太湖地區的多次有力阻擊，疲乏不堪。而我軍在這一地區有近7個軍，共8萬人。④在人數上中國軍隊占絕對優勢，在裝備上跟日軍相比，也不相上下，不存在很多論著所誇大的差距。例如，第八十六軍第一○三師就裝備了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槍、輕重機槍，特別是“重機槍性能較好，

①這方麵的例子很多，這裏不一一列舉。
       ②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華書局1979年中譯本，第2卷第1分冊，第142頁。
       ③武穴市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武穴文史資料》第2期，第94頁。
       ④文聞編：《我所親曆的武漢會戰》，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頁。

能平高射兩用，使用鋼心彈時，可射穿輕型坦克的裝甲”。①其他部隊的裝備雖有優有劣，總體裝備水平與第一○三師接近。除此之外，兵團還有直轄炮兵3個團(有炮100多門，不包括各軍所屬炮兵)，戰車炮若幹連②，我軍兵力，包括火力，大大優於日軍。日軍有孤軍深入之弊。毫無疑問，我軍應該以主力攻掠黃梅，切斷其新的後勤補給線，將戰線適時延伸至黃廣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與宿鬆、太湖地區我軍的作戰連成一氣，主動出擊，殲敵一部。這時是我軍積極進攻的最好時機。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適時發起了反擊，但沒有達到這次反擊作戰所應該達到的力度。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力度不夠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軍隊對於陣地戰和遊擊戰、正麵阻擊與側麵截擊的側重不同。在戰術運用的過程中，作戰重點是主要放在陣地戰、正麵阻擊上，還是放在遊擊戰和側麵截擊上，不同情況下可以有不同的側重，但在黃廣會戰中，從總體上講，中國軍隊過於注重前者而輕視了後者。

        早在戰前右翼兵團製訂的作戰“指導要領”中，就規定，“我應以有力一部轉取攻勢”，而“主力應確保原陣地”，實際上是把陣地防禦始終擺在主要地位，把反擊作戰擺在輔助地位。在敵軍發起強大攻勢、敵我力量十分懸殊情況下，這樣作無可厚非，但在“敵滯留黃梅附近，尚無積極行動時”③，這樣作，就顯得過於消極保守了。

①《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180頁。
②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③《第五戰區關於武漢會戰右翼兵團之作戰計劃(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這次反擊作戰的作戰區域和攻擊目標的選擇，也是不正確的。主要表現在，右翼兵團指示的攻擊方向多不正確，反攻的結果與中國軍隊的期望相反，中國軍隊主力有向北方山地退守的傾向。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深入黃廣公路以南的日軍占領區後方，主攻黃梅南部地區的小池口一帶，切斷或至少擾亂日軍新的後勤供應。

        從理論上講，反擊作戰的作戰力度，和攻擊方向、攻擊目標的選擇，是有聯係的。一般情況下，作戰力度越大，攻擊目標就越重要；攻擊目標越重要，所需要的攻擊力度就越大。對照這一理論，我們很容易看出，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實際作戰安排，存在致命缺陷。

        8月28日，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派第一七六師2個團附野炮兵1個營的兵力，由西北向黃廣公路以南及黃梅的江北地區攻擊，派第六十八軍以1個旅附山炮2門的兵力向黃梅縣城東南攻擊。①這兩支部隊的攻擊方向基本正確，但由於兵力不夠，加之擔任攻擊的部隊作戰意誌不夠堅決，不能實際完成攻掠“黃梅的江北地區”的任務，所以，攻擊沒有產生大的效果，兩支部隊很快就後撤了。

        同日，第五戰區右翼兵團還派第二十九集團軍之一部，即第一六一師主力，同時發起進攻，並獲得一定戰果。但這支部隊的攻擊，拘泥於恢複中國軍隊的原有陣地，大多沒有深入黃廣公路以南的地區，隻能算是陣地爭奪戰，對整個戰局的影響也不是很大。

①李品仙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8月27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07頁。

        與此同時，在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指揮下，中國第七軍攻克太湖，第十軍收複潛山。相比之下，這兩個軍的實際作戰價值就更小了。中國軍隊收複太湖、潛山，主要的不是中國軍隊作戰努力的結果，實際是日軍的主動撤退(雖然是在中國軍隊的壓迫之下)①，國民黨軍隊的將領卻呼之為“湖廣大捷”②，陶醉於所謂的“勝利”之中，白白浪費了當時戰場上兩個最有戰鬥力的軍，確實可惜。

        由於反擊作戰的作戰力度和攻擊方向、攻擊目標的選擇的不正確，中國在黃廣地區的近8萬大軍，實際是坐等敵人來攻，耽誤了約一周的作戰有利時間。中國軍隊後來的被動，與此極有關係。

        必須指出的是，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對黃廣地區的實際作戰指揮，與蔣介石的構想也是有很大出入的。蔣介石在9月2日給白崇禧的密電中指出，除劉汝明(第六十八軍)、王纘緒(第二十九集團軍)、覃連芳(第八十四軍)部外，“其餘各軍應以重點指向宿鬆、黃梅中間地區側擊敵人”，“對宿鬆以東，僅以徐源泉部擔任牽製的攻擊可矣”。③相比之下，蔣介石的構想更合理一些。當然，蔣介石的構想到此時已失去了實施的最有利時機，是“馬後炮”，因為日軍此時在黃廣地區的集結已經完成，並開始反攻。敵我力量的重大變化，使戰機稍縱即逝。

三

        中國軍隊黃廣會戰反擊作戰的第二次重大失誤，發生在9月上、中旬。這次的失誤，既有選擇反擊作戰力度不夠的問題，也有選擇反擊作戰時機不當的問題。

①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華書局1979年中譯本，第2卷第1分冊，第156頁。
②《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7頁。
③《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頁。

        9月上旬，日軍一部突入中國軍隊在廣濟地區的筆架山、田家寨、後湖寨、五峰寨陣地，並有迂回田家鎮要塞的企圖。麵對日軍新一輪的攻勢，李品仙不僅沒有選擇反擊作戰的方式，以攻為守，反而采取了消極防禦的方針。他重新調整了我軍的戰線，以一部集結於黃泥湖以北至栗木橋一線，主力則集結於界嶺以東高地，準備在他以為最有利的時機再采取攻勢作戰的方法。

        李品仙的這一部署，將廣濟(指當時的廣濟縣城，即今武穴市梅川鎮)-武穴公路暴露在日軍麵前，使日軍輕取武穴。武穴一失，日軍攻占田家鎮就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其實，日軍突入筆架山、田家寨、後湖寨、五峰寨陣地，隻是對我軍戰線之一角的突破，突入的日軍數量並不多，被日軍占領的陣地標高也隻有百米左右，我軍退守之陣地仍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大佛寨及其以南陣地也無變化，仍在我軍手中，第五戰區增援部隊(第五十五軍)的到達，則隻需半天時間。此時，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應該命令部隊采取反擊作戰的方式，奪回已失陣地，並不惜代價堅守，等待增援部隊並準備實施反攻，而不能以一處一時之失，影響全局之部署。

        僅從當時我軍的作戰兵力來看，這時中國軍隊進行反擊作戰的時機似乎不成熟。由於連續作戰，我軍傷亡的確很大。到9月中旬，第五十五軍能作戰的部隊隻有不足2000人(原有12000餘人，病員7000，此次作戰傷亡3000餘人)，第六十八軍有2000餘人(西北軍不習慣江南湖沼地區作戰，病員也較多)，第二十六軍4000餘人(到9月20日隻有2000多人①)，第八十四軍實際隻有4個團，第八十九軍有2700人，第一七六師約2個團。②

①肖之楚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9月21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頁。
②李品仙給軍令部的電報(1938年9月12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第三十一軍實際不到1個師，約4000餘人①，此時，整個右翼兵團的作戰主力實際隻有第七、第四十八軍各2個師。以上合計，中國軍隊在黃廣地區的總兵力約有4萬多人。

        但是，日軍的困難更大。此時，日軍“死傷甚眾，已無力繼續進攻，因而構築工事，轉為守勢，……等待補充”。②在此前後，日軍在這一地區的兵力，最少時隻有3000餘人，最多時也不到1萬人③，不及我軍的四分之一。中蘇空軍則連續出擊，不斷地襲擊日軍前沿機場和登陸部隊，在七、八月的作戰中，共計炸沉大小敵艦40餘艘，炸傷23艘④，給日軍以長江為唯一通道的後勤供應，和在沿江地區的登陸，帶來較大的困難。

        由於李品仙不僅沒有利用日軍的這一困境，適時命令部隊奪回已失的陣地，反而於9月6日晚8時下令兵團主力轉移至“廣濟西北雙方高地”，隻留下第二十六軍“協助田(家)鎮第二軍之作戰”⑤，實際是放棄廣濟和田家鎮。這樣，當然就不能實現戰前右翼兵團確定的“以主力於廣濟東南地區協力田家鎮守備區第二軍之作戰團，守黃泥湖、廣武湖北岸山地”的計劃，使右翼兵團的主力離預定的作戰地域越來越遠了。右翼兵團的主作戰地域，原定在廣濟“東南”地區，現在在廣濟“西北”地區。李品仙的一紙命令，使中國軍隊的作戰南轅北轍。 

①《陸軍第三十一軍廣濟附近戰鬥詳報》，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②郭汝瑰、黃平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27頁。
③《廣濟縣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282頁。
④陳應明、廖新華：《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航空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頁。
⑤李品仙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9月6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頁。

        對此，蔣介石極其不滿。他接到李品仙呈遞的有關撤退命令的報告後，立即致電白崇禧等，指出：

往者本委員長以顧慮我軍裝備、訓練及戰略上之關係，未遽下攻擊命令，茲者敵愈深入，其後方唯一連絡線——長江航路，艦船不斷受我要擊損害，補給大感困難，我則在國內作戰，隨地均可補給，且山地作戰，敵重兵器失其效用，是裝備上敵我已處對等地位。故我軍黃、太、宿及岷山大屋之攻擊，敵一戰即潰，足證其戰鬥力已日趨脆弱。此誠我爭取最後勝利之良機，非以攻為守、轉守為攻，不能保衛大武漢，無以收抗戰成果，希即部署所屬並使鹹喻斯旨，以旺盛之企圖，轉移攻勢，努力殺敵，爭取最後勝利。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其共勉之。①

        蔣介石的電報，雖然誇大了我軍的優勢，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確的。對此，白崇禧也有認同。他認為，我軍確實應“改取機動配置，正麵仍以一部守禦，主力集結敵之側背，求其弱點，相機攻擊，斷其後方連絡線，以此廣大地域，運用廣大麵之運動戰”。②在白崇禧的督促下，9月7日，李品仙命令所部於8日開始實施反擊。③

        但由於前此李品仙已下達了撤退的命令，且各軍在撤退時又形成了混亂的局麵④，影響了我軍反擊作戰的力度(特別是作戰意誌)，加之我軍新陣地離原定作戰地域越來越遠，所以反擊作戰的效果很不理想，有隔靴搔癢之弊，

①《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724頁。
       ②白崇禧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9月6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4頁。
       ③這次反擊作戰的具體部署和實際經過，見郭汝瑰、黃平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27-828頁。
       ④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不能從根本上解除日軍對田家鎮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9月11日明確要求“我各軍應乘敵立足未穩、增援未到之先，各以放膽之行動，更盡最大之努力，對孤懸之敵再加猛烈攻擊，以求收徹底勝利之成果”。①後又在18、19日給李宗仁的密電中，要求李宗仁親自督促所部，確保田家鎮北側的安全，並批評少數部隊，“或對敵情偵察不明，或對友軍支持不力，跡近觀望，予各個擊破之好機，無異坐以待斃，影響全局，殊堪痛恨”，表示，“如再有互相推諉、觀望不前，致失機宜，定予嚴懲”。②在蔣介石一再施加的壓力下，李品仙被迫一再發起反擊。但此時已回天無力，反擊作戰的時機和反擊作戰的力度，都不可能達到戰場的實際要求。

        就在中國軍隊一再錯失良機的時候，黃廣戰場的情況發生了對我軍極其不利的新變化。9月8日至14日，由於中國軍隊的反擊作戰沒有達成實際的效果，在廣濟地區的日軍得到了比較好的休整，且補充了新兵3200人，戰鬥力有了相當程度的恢複。同時，日軍還命令海軍第十一戰隊與在廣濟地區的原有日軍聯合作戰，並增加了數十架飛機和20多艘軍艦的支援。稍後，又命令第一一六師團第二十聯隊進駐廣濟地區，防守日軍在廣濟的新占領區。這樣，日軍在廣濟地區的作戰能力，就達到了空前的水平，是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的。在日軍新一輪的強大攻勢下，田家鎮終於9月29日陷入敵手。

①蔣介石致白崇禧密電稿(1938年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頁。
②《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5-736頁。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這次反擊作戰，前後長達半個月之久，是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最持久的一次，僅9月22日至29日的戰鬥就殲敵近7000人①，予敵以重大打擊，延緩了日軍攻占田家鎮的時間。中國軍隊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卻未能完全達成預定的作戰效果，未能取得最終的勝利，是令人深思、引以為戒的。

四

        中國軍隊在黃廣地區的反擊作戰中出現重大失誤，有兩個方麵的重要原因。

        (一)許多將領對前線情況不明、情報不準，甚至故意誇大敵情，導致判斷失誤。例如，上麵所提到的第二次重大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軍隊指揮機構對日軍動向不清。李品仙一直以為日軍的主攻方向是蘄春，直到9月22日，才發現日軍的主攻方向是田家鎮②，但此時的發現，已經太晚。知彼知已，方能百戰不殆，自古以來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①《廣濟縣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頁。
       ②李品仙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9月22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8-739頁。

        (二)國民黨軍各級將領有畏敵情緒，作戰意誌不堅決，經常萎縮不前，影響了戰地指揮官實施斷然反擊的決心。如9月中旬，李品仙命令第一六一、一六二師向雙城驛方向主動出擊，但兩師互相推諉，行動遲緩，毫無進展，每晚隻派小部對敵夜襲，拂曉即撤回原陣地。所以，第一六二師保存得非常好，每連除普通師編製外多配備輕機槍4挺，另有川造衝鋒槍2枝、小迫擊炮2門。①

        另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材料是，直到會戰結束的當年10月，陳誠仍認為參加整個會戰的日軍有60多萬人以上②，實則隻有30多萬人。這個極端誇大的數字，就是國民黨軍各級將領層層虛報所得出來的。如多雲山戰鬥，日軍隻有4個步兵中隊、1個重機槍中隊、炮數門，人數不過數百，中國方麵的作戰部隊在向上級的報告中，竟稱敵有數千之眾，虛報的成份也未免太大了。

        誇大敵軍兵力，盡量縮小自己的兵力，謊報戰爭中自己的實際損失，是國民黨軍將領的普遍作法，連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令李品仙本人似乎也不能例外。例如，關於第六十八軍的實際作戰兵力，李品仙給軍令部的報告，說隻有2000餘人③，而第六十八軍給軍令部的報告，卻說有6000多人(報告稱第六十八軍所屬除獨立第二十九旅有3000餘人外，每旅有1000餘人，全軍有重機槍27挺)④，兩者相差很多。

①李品仙給軍令部的電報(1938年9月15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②《武漢日報》1938年10月9日。
③李品仙給軍令部的電報(1938年9月18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5頁。
④劉汝明給軍令部的電報，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五

        關於各作戰部隊的協同問題，中國軍隊在這方麵的表現就更差了。它是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未能取得預期戰果的另一重要原因。這方麵的例子很多，如炮兵和步兵的協同太差，就使中國軍隊的反擊作戰效果大打折扣，當時，國民黨軍隊裏就有人評價炮兵在反擊作戰中“幾乎未發揮大的作用”。①再如第一八八師師長劉任、副師長劉建常在黃廣會戰之前都沒有實際戰場指揮經驗，到前線後既不明敵情又不與友軍聯絡，就草率發起攻擊，對所配屬的炮兵第五團，不給任務，不指示射擊目標，結果當然是第一八八師遭受極大損失。②有關這方麵存在的問題，以往論著有很多論述③，這裏就不瑣贅了，主要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中國參加黃廣會戰的各軍，分屬國民黨各地方實力派，有廣西軍、貴州軍、川軍、西北軍，他們有各自的利益考慮，保存自己的實力，是他們在這次作戰中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方麵的例子很多。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徐源泉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戰後被撤職查辦。再如第八十四軍第一八八師團長黃伯銘，因一戰就即逃，事後被處死。黃廣會戰實際是眾多國民黨“雜牌軍”參加的一場會戰，希望這支“雜牌軍”在會戰中有很好的協同，是不可能的。

①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②文聞編：《我所親曆的武漢會戰》，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頁。
       ③見敖文蔚：《略論武漢會戰黃廣戰役》，載《湖北抗戰》，軍事誼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頁。

        其次，各部隊臨陣換將，本是兵家之大忌，更增添了他們之間協同的困難。在這次會戰中，作為基本戰略單位的軍、師一級的指揮員，絕大多數都是新上任的。據筆者的不完全查實，在參加會戰的各軍中，新上任的軍長有：第四十八軍軍長張義純(7月7日接任，9月13日又由區壽年接任)、第三十一軍軍長韋雲淞(2月16日接任)、第四十四軍代軍長彭成孚(軍長王纘緒臨戰不到前線指揮，9月25日，彭成孚又調任第六十七軍軍長)、第七軍軍長張淦(6月21日接任)、第八十四軍軍長覃連芳(6月21日接任)。新任軍長超過了半數。戰前新任的師長就更多了，如第二十九師師長許文耀(6月5日)、第一二一師師長牟庭芳(4月4日)、第一三一師師長林賜熙(6月21日)、第一四九師師長王澤峻(3月19日)、第一七○師師長黎行恕(5月)、第一七一師師長漆道征(6月)、第一七四師師長張光瑋(9月19日)、第一四三師師長李曾誌(6月4日)等，師長幾乎全部是新上任的。①其他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如第三十一軍第一三八師臨戰前改歸第七軍指揮，沒有時間較充分地構築工事，第一三五師師長蘇祖馨因病住院，隻能由副師長代理。②等等。

        第三，命令多次變更，各部隊調動過於頻繁，也是協同性差的重要原因。第二十六軍原在平漢路南段整訓，調江南第九戰區不到一周又調回長江北岸。第五十五軍由江南調到江北不到一周又調江南，中途又折回江北。③小池口防禦原為第八十四軍擔任，日軍登陸前忽令第六十八軍第六九一團接替，當第六九一團行至小池口以東的王家霸時，小池口的重要屏障段窯已經失守，守軍也去向不明。交防都不能完成，還談得上什麽協同！

①根據曹劍浪著《國民黨軍簡史》(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冊第360-396頁的相關內容整理而成。
②《陸軍第三十一軍廣濟附近戰鬥詳報》，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③《武漢會戰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頁。

        第四，指揮係統設置比較混亂。例如，李延年當時被任命為第十一軍團軍團長，名義上可以指揮第八、第五十四軍，實際是“各自為政，各行其是”，他所能指揮的隻有第二軍和田家鎮要塞守備部隊。①再如，田家鎮位於江北，它的得失與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作戰有密切的關係，卻不歸第五戰區指揮，而歸江南的第九戰區指揮。

        總之，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基本戰術方針是正確的。但這一基本戰術方針，在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具體運用中，有正確的一麵，也存在許多重大失誤。這些重大失誤，與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最終失利，緊密相連，影響了武漢會戰的實際進程，是研究武漢會戰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①《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頁。

(柯育芳，武漢理工大學教授)

原載：《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