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桂求和真相與湖北人民和平運動 /談瀛

蔣、桂求和真相與湖北人民和平運動

談瀛

 

(一)

    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悍然發動全國規模的反共內戰。從發動內戰的那一天起，就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蔣介石集團推行其反人民的內戰政策，注定了他們必然失敗的命運。蔣軍在戰場上節節失敗，特別是1948年內軍事形勢的變化，加速了其獨裁統治的總崩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看到形勢發展對它不利，試圖用一條“妙計”來解救它的對華政策的危機：即是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發展桂係力量，必要時，以李取蔣而代之，繼續充當美國在華的工具。1948年夏，司徒雷登即向蔣有所指點，同時還向北平教育界吹風，希望製造恢複國共和談的空氣，對蔣施加影響，對中共進行試探。在此前後，辦過外交的桂係策士甘介侯奔走於桂林、香港之間，與美國當局多次接觸。蔣桂之間同床異夢，當時己有若幹蛛絲馬跡，引人注目。到“國民大會”開場，蔣(支持孫科)、桂(由李宗仁出馬)角逐“副總統”時，矛盾就公開化了。

    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取得的巨大勝利，是一個顯著的轉折點。蔣、桂之間的鉤心鬥角更加劇烈。淮海一役，蔣介石的精銳主力部隊已大部被殲，他還想孤注一擲，可是手中已無可供下注的賭本了。曾經再三下令並親自用電話催促白崇禧調兵馳援，白崇禧托詞推諉，袖手旁觀，繼而利用蔣的極端困境，通過“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篤倫，推出耿伯釗、李書城先生，授意於“湖北省參議會”副議長艾毓英(原議長何成浚秋間離鄂後，由艾主持議會)在議會中提出促蔣謀和的議案。在此以前“湖北省參議會”中，早有一派人是反對蔣的內戰政策的，並通過《湖北論壇》(期刊，1945年在恩施創刊，抗日戰爭勝利後，遷漢出版，1947年改名《自由論壇》)在言論上有所反映。這時候，一方麵有白崇禧的授意，一方麵有李書城、張難先、耿伯釗諸先生從會外施加影響，因此，艾毓英等這項提案得到多數參議員的附合而討論通過。接著，通過了以“湖北省參議會”名義致蔣介石電，警告蔣“如戰禍繼續蔓延、不立謀改弦更張之道，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要蔣“遵循政治解決之常軌，尋取途徑、恢複和談”。同時，白崇禧也致電蔣介石，提出“和平解決”的主張，並且將電報全文交通訊社、報社公開發表，用來揭底“逼宮”迫蔣下台，以便由李宗仁出麵“收拾殘局”。

蔣介石在四麵楚歌之中，“希望從白崇禧手裏奪回和平攻勢的發明權，並在新的商標下，繼續其舊的統治”，不得不於1949年1月1日發表“元旦文告”—求和的聲明。

事情的變化並不象蔣介石、白崇禧以至美國政府所設想之“妙”。他們所講的“和平”，是為了保存其各自既得利益的虛偽的和平，是緩兵之計。全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各派民主力量，都想爭取這樣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係統中的愛國人士也讚成這樣的和平。雖則兩者性質不同，、針鋒相對，可是，白崇禧向蔣介石提出“和平解決”的主張，特別是蔣介石求和聲明的發表，卻給人民帶來了公開說話的機會，為爭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湖北人民和平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展開的。

(二)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

王灣(唐代詩人)的別開生麵，深刻反映時序變遷，富有生氣和希望的舟次除年(《次北固山下)))詩句，好象是為舊中國的最後一個年關抒情寫景。

    1949年，我在武昌家裏與設在漢口的“新湖北日報”編輯部的同事通了電話，獲悉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已由“中央通訊社”以所謂“總統”元旦文告，作為頭條新聞發表。我雖然沒有能夠看到全文，但已感覺到蔣介石的葫蘆裏要賣的藥，不外是爭取喘息時間，保存殘餘實力罷了。隨即引起一連串的感慨。我回顧到抗日戰爭前的西安事變、抗日勝利後的重慶談判和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越想越感到中共曆來顧全大局，從團結抗日到戰後實現民主、和平、建設的願望出發，對蔣介石及其一夥，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在日本投降之後，全國人民一致希望在抗日勝利的基礎上，國共兩黨開誠合作，對外杜絕外國勢力的影響，對內共同致力幹建設事業，這種希望真是何等誠懇，何等殷切！其間，許多民主人士，力圖阻止這場戰禍，為此而向蔣氏提出勸告，奔走呼號甚至犧牲生命。但蔣介石卻不肯放下屠刀，一意孤行。空前的內戰戰火燃燒起來了。現在，蔣介石又忽然變出一付悲天憫人的麵孔，開口求和。我這樣思前想後，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如骨鯁在喉，非一吐為快。

    新華社《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和1月5日《評戰犯求和》的評論，在當時嚴密的新聞管製封鎖下，我們無法及時收聽。元旦上午，我仔細研究了蔣的求和聲明全文，我等待著各方麵的反映。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對於蔣介石新年獻詞的反映都是冷冷清清的，甚至蔣介石集團的宣傳工具也很少議論。由於蘊蓄已久的思想感情，我終於在1月4日夜間，一揮而就地寫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和平》一文，交給《新湖北日報》，於6日以社論發表。後來，我看到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1月14日發表的《關於時局的聲明》，其中提出了八項和平條件，並號召“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大家起來，爭取真正的民主和平，反對虛偽的反動的和平。”回頭再看我寫的《人民心目中的和平》一文，對於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需要怎樣的具體條件，思想上還是比較模糊的。

    1月7日，即《人民心目中的和平》一文發表後的第二天，周傑先生與我在渡江輪船上相遇，他對我說：“你的文章把大家心窩裏的話講出來了。”上岸以後，我陪他共乘三輪車到交通路《自由論壇》社談了大約一個小時，交換了蔣介石發出求和聲明後對時局的看法。我說：“最好是順水推舟，借風過河，利用這個時機，發起舉行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和談會，敝開討論和平間題，從而掀起一個反映人民意誌的和平運動。”周先生頻頻點頭，欣然表示同意，並且認為越快越好。在我提出由哪些人，用什麽方式發起等間題以後，周先生考慮了一會說：“最好是由艾毓英用省參議會的名義發出舉行座談會的通知……”他要找艾談談。

    8日上午，我去武昌閱馬場原省參議會會見了艾毓英。我向艾提出了我的想法，他沒有等我多加說明，就連聲說：“好！好！我也正在這樣想，可算是不謀而合啊。你來的正是時候，有些具體問題還需要商量一下。”經過交換意見，把開會的時間、地點、邀請的對象、討論的主題都初步確定下來了。我們的設想是通過這次座談會能夠達成兩項決議：(1)以47湖北省各界名義分別向中共和“南京政府”發出促請早日實現和平的文電；(2)組織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作為開展和平運動的主持機構。艾毓英要我留在那裏，先把文電稿件擬出來，我說還是由他親自執筆為好。正在互相推讓的時候，張式訓來了(張是省參議員)，張這時與艾過從較密。以後不久，我才知道，張早已與江漢軍區城工部地下工作人員有聯係。艾向張扼要地介紹了我們剛才交談的內容，張也連聲叫好，熱烈讚成。我邊聽邊插話，邊醞釀電文的“腹稿”。最後由我口述，由艾執筆，完成了這項準備工作。艾即景生情地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我說：“可以演一出《借東風》了”。張在旁報以會心的微笑。

    第二天，艾毓英就用“省參議會”的名義，向在武漢的湖北省各界知名人士發出了舉行商討促進和平座談會的邀請通知。

(三)

    1949年1月12日，在武昌閱馬場辛亥首義軍政府舊址、“省參議會”的大會堂，召開了湖北省各界人士商討促進和平的座談會。

    通知開會的時間是上午8時30分，大家準時到會，打破了以往各種集會不遵守時間，姍姍來遲的舊習慣。應邀出席這次座談會的有在武漢的辛亥首義老人、有湖北各界知名人士、有武昌工商界的代表【注】、有在武漢的“省參議員”。漢口各報社、通訊社也有記者趕來采訪新聞。據回憶，到會的人數約在400人以上，會堂樓上樓下座無虛席。就開會的地址說，它最初是清末的湖北省谘議局，辛亥武昌首義的軍政府也設在這裏。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武漢後，這裏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以前國共兩黨上層曾在這裏共商革命大計。就參加座談會的人士來說，如李書城先生、熊秉坤先生、李西屏先生，都是辛亥首義的重要人物。這就為這天的座談會增加了革命的愛國的傳統意義和正義氣氛。

    座談會按照預定的程序順利進行。艾毓英首先致詞，作開場白，簡明扼要地介紹了12月29日“省參議會”決議致電蔣介石提出恢複和談的經過，說明了邀請舉行這次座談會的目的，他說：“三年內戰之後，重新提出和平解決問題的是‘湖北省參議會’，不幾天就敲開了和平之門，現在的問題是促其早日實現，需要全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接著，他提出以湖北各界名義，分別致電國共雙方呼籲和平，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兩個議題。艾講完後，有幾位相繼發言，表示讚同，李西屏先生慷慨激昂地說：“現在不是討論應該不應該和平解決的間題，而是全力爭取迅即實現和平解決的時候了”。兩項提議和電文都順利通過，座談會上還通過了一項臨時提議，委托賀有年、談瀛起草《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宣言》，座談會開到正午12時結束。

    座談會進行中也出現兩段小插曲。先是有人發言，有意把矛頭指向中共方麵，說什麽“隻要中共罷兵，和平立即實現，否則都是無益的空談。”當即有人起而發言，予以駁斥，使其憤憤不平的悄然離開了會場。繼而是在通過致毛澤東主席電文時，又有人叫囂“法統”，引起公憤，受到嗬斥，狼狽退會。

    1月16日上午，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開會地點仍在首義軍政府舊址。大會開始，首先推定熊秉坤、李書城、艾毓英、李西屏、張春霆、韋卓民、周傑、陳時、劉秉麟、耿伯釗、沈肇年、賀有年、胡忠民、喻育之、許瑩璉、胡楚藩、楊若霞(女)等17人為主席團，李書城為總主席主持了會議。接著，通過了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簡章，由大會選舉了39名幹事，組成幹事會，幹事名單如下：

    熊秉坤、李春置、李西屏、李書城、李繼膺、耿伯釗、陳時、沈肇年、艾毓英、周傑、賀有年、嚴幹佳、胡忠民、許瑩璉、張春49霆、張難先、喻育之、李廉芳、劉秉麟、韋卓民、談流、曹美成、彭鳳昭、張國和、胡楚藩、楊若霞(女)、汪世奕、王延年、黃英、王雪鶴、蔡受之、段錫之、劉寶鼎、成開勳、胡競成、王彭年、朱懷冰、彭進之、何成浚。

    《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宣言》是由我起草的，事先曾向李書城、周傑和艾毓英征求意見，並與賀有年也交換過意見。周先生說：“照《人民心目中的和平》那篇的立意來寫就行了”。李先生指出，此時此地，隻能就和平談和平，專就促進實現和平來立言，不為左右袒。賀先生和我還考慮到大會上成份複雜，想法並不會完全一致，怎樣寫才不致引起爭執、得到順利通過。在具體執筆時，我確實感到不易措詞。文中所提的4點要求：(1)雙方立即就地停戰；(2)雙方立即停止征兵、征糧，停止城市設防；(3)雙方立即釋放政治犯和俘虜；(4)雙方立即保障言論自由，允許書報流通。則是經過我與李、周、賀、艾等反複磋商才確定下來的。後來，李書城先生去解放區曾把這份宣言麵交中共領導人審閱。李先生返漢後，親自告訴我和賀有年先生說，中共領導看過了，表示諒解，認為處在武漢，隻能夠那樣寫。李先生還向我轉達了中共領導人的一個提示，說今後在宣傳上要同時揭露美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指使蔣和桂係發動和平攻勢的陰謀。

    1月17日，漢口的各報都報道了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的情況，登載了“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宣言”的全文，《新湖北日報》把宣言登在原社論欄的地位。

1月18日，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舉行幹事會第一次會議，臨時推定李書城先生任會議主席，按照會章，選舉是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的常務幹事是：

李書城、張難先、艾毓英、耿伯釗、陳時、周傑、賀有年、胡忠民、沈肇年、談瀛、喻育之、朱懷冰、許瑩璉。

會議決定，(1)以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名義分電中共和國民黨政府，促請迅即實現和平，電文重申了宣言提出的4點最低限度的要求。(2)推李書城、艾毓英、耿伯釗三位常務幹事，代表湖北人民促進會，當麵促請白崇禧率先在華中地區、湖北地區和武漢立即實行停止征兵、征糧、停止城市設防、釋放政治犯。

    第二天，李書城、艾毓英、耿伯釗三位常務幹事去見了白崇禧。白對具體要求，避而不答，隻是說：“聽說河南、湖南、廣西等省參議會派有代表來湖北方麵聯係，你們大家可以互相商討一下，看怎樣才有利於恢複和談，維護大局。”白崇禧這時的用意，還是想擴大製造“和平”的聲浪，利用它來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蔣介石早日下台。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1月14日的《關於時局的聲明》有力地擊破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由於淮海戰場的徹底失敗，平津局勢的急轉直下，桂係的分裂，全國輿論的譴責，求和陰謀的被打破，蔣介石終於在1月21日宣布下野，退居幕後。李宗仁乘勢取得“代總統”的名位，並被迫於1月22日發出以中共的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的聲明。

(四)

    湖北省參議會1948年12月29日，主張恢複和談的文電發表以後，其他一些省的“參議會”相繼響應。首先是河南省參議員劉績學轟出了一炮，直接指責蔣介石，措詞比較激烈。繼之“廣西省參議會”在桂係的策劃和指使下，致電“湖北省參議會”表示支持。稍後，江西、湖南的“省參議會”也來電表示讚同。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成立並發表宣言以後，各地和平聲浪隨之興起，o河南、廣西、湖南、江西四省的“省參議會”都派出代表相繼來到武漢，與“湖北省參議會”進行聯絡。“湖北省參議會”副議長艾毓英和駐會參議員等曾以東道主身份，舉行歡迎宴會。在白崇禧的示意下，他們曾醞釀組織“五省和平促進會聯合會”，但在蔣介石聲明51“引退”、李宗仁取得“代總統”地位以後，白崇禧對這種聯合組織已經不感興趣。實際上，武漢方麵的和平運動，隨著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的成立，己經突破了“省參議會”的範圍和白崇禧的導演了。所以在各省參議會來漢代表回去以後，“湖北省參議會”也未再與他們聯係。所謂五省和運聯合組織，也就沒有下文了。

    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漢各界人士的願望。李書城先生等首義老人，在湖北地區早有一定聲望，而且與工商界人士曆來有些聯係。他們挺身而出，奔走呼籲和平，大大地助長了人們對和平解決問題的希望，給動搖的工商界帶來了安定劑。接著，漢口方麵成立漢口市和平促進會，工商界有代表性的人士陳經舍、賀衡夫、華煌卿、王際清等都被推擔任該會的負責人。

    2月間，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常務幹事舉行了會議。李書城先生表示願意親身前往河南解放區會晤劉伯承、陳毅兩位司令員，促進和談。據說事前已得到白崇禧的同意，白崇禧除送給路費指派專車相送外，還親筆給劉伯承、陳毅兩位司令員寫了一封求和信，托李麵談。陪同李書城先生前往的有李伯剛先生。這時，正是農曆春節之後，氣候還很冷，李先生臨行之前對促成華中地區的局部和平，似乎抱有很大信心。

(五)

元月下旬，蔣介石雖已被迫退居幕後，但仍然在奉化繼續維係和指揮其殘餘力量，進行破壞和平的活動。李宗仁雖已取得“代總統”地位，但幕後的蔣介石卻不讓他在台上按照桂係的劇本表演，李宗仁1月22日發表以中共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的聲明，孫科的“行政院”卻奉承蔣的旨意，於同時宣布“遷政府於廣州”，用以否定李宗仁的發言地位。2月9日，“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在上海提出要“平等的和平”甚至叫嚷“不惜犧牲一切”與共產黨周旋到底。這樣，就使李宗仁孤懸在石頭城上，“天低吳楚，眼空無物”，處境十分尷尬。“江山隻認民為主，李代桃僵亦枉然”。

    同蔣介石一樣，桂係也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白崇禧向來自以為在軍事上有些謀略，遠比蔣介石、陳誠高明。這時手裏還保存有點實力，加上李宗仁已取得“代總統”的所謂“合法地位”，更加希望在美國的合謀和支持下，從“和談”中撈取油水，最低限度是保全自己的實力·他同意李書城先生去解放區商談和平，並托李傳書捎信，用心在於借李之口，把桂係求和的條件，轉達到中共方麵。據說白提出的條件是：(l)由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全麵議和，借以保存桂係在政治上的地位；(2)不改編桂係部隊，解放軍不向廣西進軍，以求保存桂係的實力地位。如二者不可兼得，則寧舍其一而力求其二，來一個局部盤踞。說穿了，私人的武裝、割據的地盤，就是桂係求和的基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共的義正詞嚴的駁斥。

    李書城先生從解放區回到武漢後，白崇禧知道他的打算落空了，立即撕下了他假和平的麵孔，一麵裝出一副準備在武漢背水憑江、破斧沉舟一戰的架勢，一麵密令桂係主力部隊張淦兵團沿平漢鐵路向武漢外圍收縮，以便隨時從武漢兔脫，擺脫被解放軍圍殲的危險。李書城先生幾次往見白崇禧，白托詞不接見，寫信給白，白也不作答複。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的部份幹事和大部份常務幹事舉行了一次會議，並假座武昌曹祥泰商店樓上，舉行敘餐。聽取了李先生關於親去解放區及返漢後一些情況的匯報。大家對於中共對時局的主張，和談條件，軍事形勢，對蔣、桂的和平陰謀，得到了進一步的了解。從此，和平運動轉入為迎接解放而鬥爭。

    李書城先生先後在湖北通誌館，並應湖北省農學院的邀請到該院進行講演，答複了一些新聞記者的訪問，還利用他同各界人士廣泛接觸的機會，53介紹了他在解放區的見聞，宣傳了中共的政策、方針以及對時局的看法。我記得李先生曾講到，他在解放區親見各地老百姓人心安定，社會秩序井然，人們正在玩龍燈、舞獅子，歡渡春節，慶祝解放。解放區過春節比這邊熱鬧得多！人們聽到李先生的講話以後，掃除了種種懷疑和顧慮。不僅使謠言失去了市場，而且自此以後，國民黨挖空心思編造的一切對共產黨的誣蔑之詞，更加沒有人相信了。

    由於李先生幾次公開講演、發表談話、宣傳中共的政策，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同時，艾毓英也由於積極參加促進和平的活動，為反動派所注目。有些特務分子，先是散布謠言，後來甚至發出恐嚇信件。3月中旬，我也陸續收到了這類恐嚇信。恐嚇信中說，如不斂跡，即將置之於死地，要把他們捆進麻布袋，扔進大江之中。雖然那夥人實際上還有所顧忌，不敢馬上下毒手，但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特別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地下工作人員對李、艾等的安全十分關心，直接地或間接地提示要提高警惕、防備萬一。

    在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的一些主要成員的推動下，湖北省通誌館，由李廉芳、張春霆、陳東純、覃孝方等幾位先生帶頭發起讚成中共八項和平條件的簽名運動。這個運動首先得到教育界人士和各中等以上學校廣大學生的響應，迅即深入推廣，很多機關、團體以至工商界都相繼通過半公開半秘密的形式，展開了簽名活動。我所看到的一份簽名書序言，很簡單扼要，標題是：“中共和平建議的八項條件”，在列舉八條原文之後寫道：“讚成者簽名”。此舉一則人心所向，一則形式簡便易行。所以這個簽名運動，進展很快，簽名的人數很多。

    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在宣言中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文字措詞雖麵向雙方，現實作用在於爭取湖北地區—主要是武漢方麵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監獄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迅即釋放。在獄人員，聞風而動，很快就組織起來，表示積極響應，用各種“合法嚴鬥爭形式，向國民黨法院方麵提出抗議和要求。中共武漢地下黨組織，有關人員的家屬和親友，人民和平促進會的部份主要成員，分別從各方麵對法院當局施加影響，在輿論壓力下，法院被迫改善了對在獄人員的待遇，以後在三四月間還陸續地釋放了一些人。

    2月下旬，在白崇禧調動其主力部隊，張淦兵團向南收縮，揚言扼守武漢，實則隨時準備兔脫之際。《新湖北日報》及時發表了一條“張淦兵團南下”的消息加以揭露，觸及了白崇禧的痛處。白崇禧見報後，十分惱怒，親筆下“手諭”罰令《新湖北日報》停刊三天，並追究責任。

    在中共武漢地下黨組織和江漢軍區城工部深入開展統戰工作的影響下，大家針對白崇禧的陰謀，就白崇禧逃走前搞拆遷、搞破壞，就白崇禧逃走後，解放大軍進入武漢前的社會治安和秩序等問題，作了充分的估計，並從這兩方麵進行準備，采取行動。經過醞釀，串連組成了“武漢人民臨時救濟委員會”，推定張難先、李書城、耿伯釗、艾毓英、陳經舍、賀衡夫等為召集人。旋又根據三鎮具體情況，於武昌、漢口、漢陽分別成立執行機構，分別確定負責人員，隨著形勢的變化，在組織名稱上，也先後各有變化。

    3月間，國民黨南京政府派出了以張治中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3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指派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並宣布於4月1日在北平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談判，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湖北省參議會曾會銜致電雙方代表團，表示迫切期望和平談判成功，早日結束內戰，雙方代表團經過半個月的談判，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但它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絕。從全局和白崇禧在武漢的動態看，全麵性的或在武漢局部的和平解決問題的一線希望，都已經不複存在了。麵對白崇禧，反拆遷，反破壞的鬥爭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李書城、張難先、周傑先生等，為此前往會見白崇禧，當麵提出維持武漢和平秩序的問題，白崇禧板起麵孔回答說：“你們的意見不外是要我不在武漢打仗吧。可是，如果我退到長沙，長沙也要我維持秩序，不在長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廣西，廣西人又要我維持廣西的秩序，不在廣西打仗，請問諸位我再退到那裏去呢?”最後，他還補充了幾句說：“守土有責，我是義不容辭，軍機大事，誰也不能幹預。”接著，他站起身來，表示送客，不讓大家再說下去了。正由於越來越看透了白崇禧毫無悔過之心，大家就更加提高了對白崇禧逃走前大舉破壞的警惕性。采取各種方式，運用各種因素對白崇禧進行勸告，提出警告。首先是張難先先生，當麵懇托李任仁向白崇禧進言，接著，又由幾位地方晉宿以桑梓大義，責成胡宗鐸向白進行勸告，並轉達武漢各界對白的兩項要求，即：一、與作戰無關的一切建築、設備，不得破壞；二、白撤走時，留下湖北省會及漢口市警察力量，負責維持秩序。白崇禧為了敷衍輿論，勉強答應下來。不幾天，白崇禧不顧諾言，仍在秘密指示所屬守備部隊，在撤退前破壞市區水電設備和輪渡交通。鑒於事情十分緊迫，張難先、李書城、耿伯釗等幾位先生，又在胡宗鐸進言的基礎上，給白崇禧寫了一封信，進一步提出三點具體要求，除以上述及的兩點外，加上保護青年學生一節。

    我回憶，這封信繕正後，張、李、耿等幾位先生都親筆簽了名。張難先先生看後經過鄭重考慮，認為其中個別詞句，需要斟酌修改，但時間刻不容緩，來不及改繕全文，再次送請各位先生重新簽名，隻得就其中有所修改的一頁，由原手加以重繕。為了改稿的字數必須與原稿相當，不致牽動最後一頁，所以在改繕前大費匠心。張難先先生把這個任務交托給賀有年先生，我恰因事去賀先生家中，所以也參加了文字上的斟酌、增減。改繕以後，還是委托胡宗鐸親自轉致白祟禧的。關於信中所提出的製止破壞的要求，主要由於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地下工作人員的領導和策劃下，廣大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了，經過艱苦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關於信中所提出的留下省市警力維持治安的要求，則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深入開展統戰工作，進行策反活動。漢口市長晏勳甫，漢口市警察局長李經世，武昌市長蔣銘，湖北省會警察局長胡慎儀等接受黨的政策，采取棄暗投明的行動，其結果超過了一些人的意料，完全成為事實。

【注】：1947年，原隸屬湖北省政府的漢口市政府，經“行政院”決定，改為直轄於“行政院”，不再受湖北省政府管轄。湖北省會所在的武昌，於抗日戰爭勝利後設立了武昌市政府，一直隸屬湖北省政府。武昌、漢口一江之隔，各自為政，所以在發起促進和平座談會時，沒有邀請漢口市方麵的各界人士。

原載：《武漢文史資料》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