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音巴雅爾：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特·賽音巴雅爾［蒙古族］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為什麽這樣紅；

　　哎，紅得好像燃燒的火，

　　她象征著純潔的友誼和愛情。

　　……

　　聽到這支歌，人們便想起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並同聲稱讚它是我國建國以來拍攝的優秀影片之一。

　　那麽，這部電影的編劇是誰呢?是已故的赫哲族著名作家烏裏定克·白辛同誌。

　　烏裏定克·白辛同誌生前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文聯專業作家，他於一九一九年生於吉林市。從青少年時代時，他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二十歲那年，攜同女友高蘭，從吉林到北京，與當時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取得聯係，進行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一九四五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東北民主聯軍(後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隨部隊轉戰於東北、華北、中南和新疆等地。一九五○年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奔赴抗美援朝的戰場，曾立戰功。後任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

　　赫哲族是我國人口最少的一個民族。長期以來，國內外反動統治階級都把赫哲人當作剝削和壓榨的對象，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統治，用赫哲族人民進行細菌試驗，在配給的橡子麵和飲水中放毒，致使原有三千來人的赫哲族人，到解放前夕，隻剩下三百多人，瀕於民族滅絕的悲慘境地。從這樣一個弱小民族裏，出現像烏裏定克?白辛這樣的革命作家，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完全歸功於黨的培養和關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誣蔑為“偽滿人員”、“反黨分子”、“特務”和“冒牌的赫哲族作家”，使他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含冤死去。

　　這次我到哈爾濱，懷著對這位有才華、有成就的少數民族作家的崇敬心情，拜訪了他的夫人高蘭同誌，請她談談烏裏定克·白辛同誌和他的文學創作的一生。我去的那天，她正躺在床上，發高燒。但她一見到我，就坐了起來。

　　這時，一個三十七八歲的中年人從裏屋走了出來，熱情地給我們遞煙沏茶。高蘭同誌告訴我說：“這是我的二兒子徐景洲。”

　　“徐景洲?”怎麽姓徐，我心裏納悶。但沒有問什麽。

　　高蘭同誌從病床上下來，洗了臉，梳了頭發，準備向我們介紹烏裏定克·白辛同誌的情況。

　　我用商量的口氣問她：“您身體不好，是否改日再談呀?”

　　“你從那麽遠來，不容易；再說，談起白辛，對我來說是一種美好的回憶啊!”她心情十分激動地說。

　　據省文聯同誌講：“高蘭同誌是哈爾濱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常委、哈爾濱話劇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她今年六十歲了，但談吐謙和大方，具有表演藝術家所特有的風度和氣質，她好像進入了自己的角色似的，開始講了：“白辛祖籍在烏蘇裏江支流畢拉河畔紅石砬子村，他曾祖父烏裏定克·蘇清阿是向清朝政府進貢貂皮的佐領，在十七世紀中葉隨滿洲鑲紅旗，和其他幾個氏族一起遷往吉林市西郊果木園子街居住。白辛高中畢業後，他父親就讓他到沈陽經學院念佛學，可是白辛背著父親考了一個話劇團的研究生，所謂研究生，就是試驗演員。我那時就在那個劇團裏演戲。這樣我們倆就開始同台演戲，第一個戲是《雷雨》，我演四鳳，他演魯大海。這時候已是‘九·一八’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不少有誌氣的、不願當亡國奴的青年，紛紛走向社會，投奔革命。白辛也不甘心落後，以去北京上學為名，領著我離開劇團進關了。到了北京，我們就找共產黨，天天到西山、香山，挾著報紙、雜誌，從早到晚，站在橋頭，坐在樹下，好像有誰來找你似的，那時候就這樣幼稚。這期間，白辛寫了不少詩歌，有一首題目叫《九月之歌》，寫的是一個農民老大爺對他小孫子說的話，意思是：九月是豐收的季節，小孫子看了這金黃金黃的莊稼很高興。但爺爺告訴他，別忘了，這是九月，即便莊稼長得好，也不要忘了‘九·一八’恥辱啊!還有一首《南行草》，其中有這麽幾句：‘南行草，南行草，往南走，尋找一種什麽草。’表達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尋找共產黨的迫切心情。”

　　我問：“那你們找到共產黨了沒有?”

　　“找到了。”高蘭同誌點燃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接著說：“那是以後的事兒了，這時我們已經結婚了，從北京回到了吉林。白辛為了進行革命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自己創辦了一個教師業餘劇團，他自編自演。第一個演的劇是《深淵》，接著又演了根據蘇聯小說《吃耳光的人》改編的多幕話劇《台後》。這兩個劇的演出效果很好，轟動了整個吉林市，結果日本憲兵發現了，劇團被封了，白辛也上了黑名單，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白辛經常到同學家避難，在同學家中認識了一個姓鄭的人。不久，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末，她鄭的辦了一個讀書會，組織我們去學習《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原來他是從延安來的。從此，白辛整天跟他在一起，辦起《前進報》、《輕騎報》等油印刊物，宣傳希特勒快垮台了，蘇聯紅軍快來了，小日本快完蛋了，我們快被解放了。他有時很晚很晚才回來，但每次回家時心情都那麽振奮，好像他心裏有說不完的新事和喜悅。他已經找到共產黨了，是地下黨員。”

　　突然有人敲門，打斷了她的話，我回頭一看，從外麵走進來一個背著紅十字藥包的姑娘。高蘭同誌告訴我說：“她是話劇院的醫生，給我打針來了。”

　　我趁著打針的功夫，把高蘭同誌的住室仔細打量了一番：這是一個分內外兩間的極普通的房子，房外是鬧市，喧嘩和躁音清晰地傳入屋裏。屋內沒有一樣可稱得上著名作家的夫人、一個表演藝術家用的豪華考究的陳設，除了剛才高蘭同誌躺著的睡床和放衣服的皮箱、一對沙發，連個像樣的書架都沒有，更看不到烏裏定克?白辛同誌生前讀過的書和寫下的著作了。

　　高蘭同誌打完針，給我們倒了一杯熱茶，說：“你都看了吧，我們家裏什麽都沒有，人都沒有了，還要那些東西幹什麽?”她歎了口氣，用手指著說：“隻有那件東西還在，那是白辛生前最喜歡的一種花。“文化大革命”中，雖然它被摔壞了，可是我現在又把它找回來了，重新養了起來。” 
　　我順著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在靠窗戶的一張小桌上放著一盆花，暖洋洋的陽光從窗戶射進來，灑在花朵上，鮮紅色的花瓣潤澤透明，散發著一股清淡的香氣，悲翠似的吐片上閃著晶瑩的水珠。我仿佛感到花瓣在抖動，枝葉在伸展。

　　醫生走了。高蘭同誌接著說：“不久，東北解放了，白辛搞群眾工作。接著成立了吉林市文工團。地委決定把文工團交給部隊。到了部隊他仍搞宣傳隊和文工團的工作。這時趕上了一九四六年的大撤退，指導員傳達命令：要全線撤退。我到部隊時，沒有帶孩子，把大孩子留在家裏了，可是這時我又懷了老二，組織上給我兩個介紹信，一個是到滿洲裏的，一個是到圖門江的。你瞧，這撤退多大，過了滿洲裏就是蘇聯，過了圖門江就是朝鮮。白辛我們倆商量之後，就回到吉林，帶上大孩子，懷著老二，坐上車過了江橋，火車剛過，江橋就被敵機炸毀了。白辛忙著回部隊了，我繼續坐火車到了敦化，領導又讓我去延吉，在一個陸軍醫院生了老二，然後又匆匆忙忙回到了部隊。”

　　我問：“這期間烏裏定克·白辛同誌寫過東西沒有?”

　　“寫過很多東西，而且是他創作上的轉折點。如小歌劇《送飯》和《好班長》。其中《送飯》是受《兄妹開荒》的啟發而寫的，歌頌了軍民魚水關係。後來，他又寫了《郭老太太殺雞》、《張平之死》、《馬玉慘案》、《土地是我們的》和《四海為家》等劇本，其中比較紅的是《郭老太太殺雞》，這個劇也是寫軍民關係的。”

　　“烏裏定克·白辛同誌從什麽時候開始寫電影劇本的?”我又問。

　　“一九五○年，他赴朝鮮戰場，除了寫些歌詞、短詩、特寫和報告文學之外，開始寫電影劇本《為和平而戰》，可惜的是剛剛寫完，還沒有來得及給電影製片廠寄去，在一次戰鬥中就被敵機炸得一字無存。以後，八一電影製片廠把他調回北京當編劇，派他到新疆、西藏，深入生活。這期間他編導了《在帕米爾高原上》、《雪山巡邏兵》、《風雪昆侖駝鈴聲》、《勾格爾王的遺跡》和《傘兵生活》等藝術紀錄片，其中《在帕米爾高原上》和《勾格爾王的遺跡》分別獲得了中央文化部授予的優秀影響片二等獎和三等獎。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探險中，從馬上摔下來，得了腦震蕩，治療期間，他根據在新疆的一段生活，寫了電影劇本《冰山上的來客》，在全國放映後，受到了好評。”

　　真巧，就在這時，江上俱樂部的廣播喇叭播出影片《冰山上的來客》的插曲：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為什麽這樣紅；

　　哎，紅得好像燃燒的火，

　　她象征著純潔的友誼和愛情。

　　花兒為什麽這樣鮮，

　　為什麽這樣鮮；

　　哎，鮮得使人不忍離去，

　　她用了青春的血液來澆灌。

　　高蘭同誌聽了這支歌，更加激動起來，打著手勢，指著白辛同誌生前最喜歡的那盆花說：“花兒為什麽這樣紅，因為有了陽光，有了雨露，有了肥沃的土壤；白辛為什麽能寫出那麽多的好作品，因為受到了黨的關懷，人民的哺育，親身經曆過火熱的革命鬥爭生活，對邊防戰士，對邊疆各族人民有著深厚的情誼，他才寫出了《冰山上的來客》這樣思想性、藝術性都很高的作品。”

　　我問：“您認為《冰山上的來客》和他後來寫的《赫哲人的婚禮》哪一個更好呢?”

　　“《冰山上的來客》拍成了電影，在全國上映，所以影響比較大，但從藝術角度來看，還是《赫哲人的婚禮》更成功一些，它能代表白辛一生的文學創作。我們從北京調到哈爾濱以後，白辛參加了大型紀錄影片《祖國東北》的編導工作，走遍了東北各地，特別是他到了烏蘇裏江畔赫哲族居住地區之後，親眼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巨大變化，他十分激動，決心寫一部反映赫哲族人民怎樣從幾乎滅種絕戶到繁榮興旺的歌劇或電影。不久，他就到赫哲族人民中間深入生活，同赫哲族漁民談心，交朋友。他接觸群眾是有辦法的，把酒瓶一放，就同漁民邊喝酒邊聊天，再加上他那土裏土氣的樣子，漁民們願意跟他接近，願意給他講心裏話，給他唱赫哲族民歌和依瑪堪。這使他更深刻地了解到：赫哲族不僅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且也是個勤勞善良的民族，是個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民族。他們曾多次給沙俄入侵者以沉重的打擊。‘九·一八’事變後，他們同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奮起參加抗日聯軍；有的人積極支援抗日鬥爭，掩護抗聯戰士，為抗聯運送了彈和糧食。白辛把赫哲族人民的整個曆史係統地了解後，就著手寫了歌劇《赫哲人的婚禮》(後又改成電影)。他通過描寫烏定克和阿爾姑尼亞、包桔和庫爾卡瑪、金星和喜鳳三對情人的不同曆史時期的不同婚禮，反映了赫哲族人民的苦難過去——他們舉行的婚禮，實際上就是舉行葬禮；迎親的人們，實際上就是送葬的人們。那時候，這個民族已經到了滅種絕戶的地步。隻有共產黨派來遊擊隊員許望雲同誌探望這個苦難深重的赫哲族兄弟，又給他們送來了‘自由之鄉裏的金色的種子’，送來了‘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赫哲人這才度過了漫麽的黑夜，迎來了陽光燦爛的清晨。白辛寫這個歌劇的時候，正是盛夏，天氣炎熱，他隻好坐在澡盆裏，一邊擦汗，一邊寫作，隻用了二十多天，就寫成了。從這個劇本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民族、對黨、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以火一般的熱情，用詩一般的語言，采取依瑪堪的表現形式，從過去唱到今天，從地獄唱到天堂，縱情歌頌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勝利，縱情歌頌了自己民族的再生和興旺。”

　　我聽著聽著，情不自禁地說道：“這個劇本我看過，確實寫得好!”

　　高蘭同誌點點頭，繼續說：“後來，白辛又寫了《印度來的情人》和《映山紅》，但這兩個劇本，有點脫離現實，失去了他原來的樸素感人的風格。一九六六年春，他從廣播裏含著眼淚聽完焦裕祿的動人事跡後，隻用了一個星期，寫出了歌劇《焦裕祿》，並深有感觸地說：‘今後還是多寫些英雄模範人物吧，別扯那些古裏古怪的東西了。’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走過的一段彎路。”

　　我又問：“據說烏裏定克?白辛同誌不僅是個作家，而且也是個旅行家?”

　　“對，他從帕米爾高原起，越過昆侖山、岡底斯山，跋涉無人區，直到喜瑪拉雅山，他的足跡踏遍了祖國的西南和西北。那些日子，他天天給我來信，每封信都是很好的遊記、探險記，我都給他保存了的，但抄家的時候，都被抄走了，燒掉了。他著的《從昆侖到喜瑪拉雅》這本遊記，不僅內容豐富、文筆流暢，而且富有地區特點和民族特色。”

　　“你們有幾個孩子?”

　　“三個兒子，老大叫白一、老二叫徐景洲、老三叫高原。”高蘭同誌說到這兒，看了我一眼：“你奇怪了吧?我這三個孩子三個姓，老大隨他爸爸，叫白一；老三隨我，叫高原；老三隨他養父，叫徐景洲。噢，我剛才忘了，沒把老二的事講清楚，就是那一九四六年的大撤退時，我把老二生下後，為了趕上部隊，把他留在一個老鄉家裏，上前線了。可是，戰爭打定了，我們勝利了，老二就找不到了，直到前年才找到的。”

　　“那他現在和您一起過嗎?”

　　“沒有，他和他的養父養母一起過，這次我病了，他哥他弟都不在，他就來照顧我了。”

　　我笑著和老二點了點頭，心想：在全國這類事太多了。可惜烏裏定克·白辛同誌竟沒有看到自己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子，便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

　　我從高蘭同誌那裏告辭出來，走出老遠，但剛才訪問的一切——從青少年時代起，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把一切獻給黨的文學事業的赫哲族著名作家烏裏定克·白辛同誌的一生，像彩色電影的鏡頭那樣一個個地展現在我的眼前，都悅耳動聽的《花兒為什麽這樣紅》的歌聲，仍然回響在我的耳邊：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為什麽這樣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