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後 /王炎森

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後

王炎森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反動政權大勢已去，中原地區的武漢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此情況下，朱鼎卿卻接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豈非不識時務，自不量力？

    朱在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前，係第九補給區司令，這是個掌管華中豫、鄂、湘三省的軍備物資供應的有權有錢美差，下設有武漢被服廠和極為隱蔽的6個軍用倉庫，其中以株州軍庫貯備為最豐，足可裝備兩個加強師。離開這樣的美職，就任即將破敗的湖北省政府主席，非是萬不得已，即有難言之隱。

    當時我在湖北省政府秘書處任職。朱鼎卿見我在秘書中年紀最輕，筆下行文快，常帶我隨從外出，每次省府委員開會，均由我作記錄。一次會後飯餘，朱鼎卿與彭曠高、朱英培等談及離任九補給區的原委，他說：“我是白崇禧‘總體戰’策略下的犧牲品。”此個中情節，得從白崇禧出任華中“剿匪”總司令說起。

                          “總體戰”的犧牲品

    1947年，蔣介石已趨不利形勢，為挽敗局，不得不起用白崇禧為華中“剿匪”總司令，轄豫、鄂、湘三省，總司令部設漢口。白來到武漢後，感到有職無權。在黨的方麵，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是元老派，指揮不動；在政的方麵，湖北省主席張篤倫是政學係幹將，與自己貌合神離；在軍的方麵，除河南張淦兵團屬桂係舊人，尚能聽命外，而宋希濂、陳明仁均自恃黃埔嫡係，尾大不掉，聽宣不聽調。何謂聽宣不聽調呢？就是：“叫他開會議事，出席；調遣部隊移防，不理”。特別是在軍用物資供應方麵，朱鼎卿隻聽命於聯勤總司令郭懺，白有所需，總是點綴點綴地給一些，不能盡量滿足。白崇禧號稱“小諸葛”，在動輒掣肘的情況下，竟想出了表麵上是對付共產黨、骨子裏防著蔣介石的 “總體戰”這一妙計。白崇禧當即將想法寫成綱領和實施計劃，並上報給總統蔣介石。所謂“總體戰”，就是“黨、政、軍、民團結一致，總體動員，對付共軍。在‘總體戰’的前提下，華中轄區一切人物、物力、兵力，全由華中剿總統一調動。”蔣明知白崇禧是“將自己的軍”，但為了對付共產黨也不得不批準。

    有了“總體戰”這個尚方寶劍，白崇禧在黨、政、軍各方麵的權力都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觀。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白為了給李拉選票以華中剿總的名義在漢口德明大飯店、璿宮大飯店（當時是漢口最大最華麗的飯店），大擺宴席，並包下兩店客房，招待川、湘、豫、鄂、滇、桂、黔等省途經武漢的國大代表，食宿車旅費用也全由華中剿總開支。接待員公開提出“為了總體戰，請投李宗仁先生一票”的口號。其助選聲勢之浩大，國內實屬空前。

    北京和平解放後，蔣介石四麵楚歌，不得已把個爛攤子交給李宗仁。白崇禧見時機成熟，便先拿朱鼎卿開刀。

    1949年初白在一次宴會上與朱把酒言歡。白說：“鼎卿兄以講武堂的深資重望，在軍武多年，雖有成就，但今仍屈居後勤，畢竟依人作嫁，何不主政一方，一展抱負？”朱見其話出有因，便順口回答：“無機遇奈何！”白說：“鄂人治鄂，是湖北人的夙願，鼎卿兄欲償此願乎？”朱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想，蔣總統已無能為力，九補給區位置已不可保，不如就此下個台階，也好找個立足之地。便說：“蒙總司令和德公（李宗仁號德鄰）成全。”

    朱鼎卿知道白崇禧為了實施“總體戰”要抓部隊補給，自己以前在軍需補給上得罪過他，如今情勢下，離開這個位置勢在必然，隻能認命了。白與朱的這一席話定了朱鼎卿的去留。事後，朱鼎卿憤怒地說：“不甘讓我清閑自在，還將我栓根繩子，用行將破敗的湖北省政府吊住我，防我打埋伏或卷資逃，從而讓桂係親信從容地從我手中接管第九補給區。這便是白崇禧使用的殺手鐧。”

    次日，朱鼎卿召朱懷冰、彭曠高商議對策。大家一致認為應先密電郭懺，征求意見。郭懺指示：“桂係正策劃逼宮，局勢大為不利；不如暫時屈就，靜觀其變；但株州軍庫，必須保存，以備他日之需。”朱懷冰後來又建議：“當此時局動亂年頭，光有省主席頭銜，是無法施政的，必須擁有相應的兵權，才能有所作為。”於是經過郭懺運作，中央批準朱鼎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綏靖總司令。

                              走馬上任第一著

    朱鼎卿走馬上任的第一步棋就是組建省府班子。他考慮這個班子必須兼顧以下兩點：一是要有一個老成持重的班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二是要吸引一批“有為”的中、青年，以粉飾省府的頹唐麵貌，讓它表麵上有一點朝氣。

    在組織省府班底方麵，朱鼎卿著實煞費心機。首先便考慮到如武漢不保，必將撤遷鄂西，在省府委員中應多用熟悉鄂西風俗民情並在地方紳耆中印象較深、具有一定影響的人。為此，他與朱懷冰磋商竟日，初步擬定省府委員8人及其兼職報請中央核批。當時我以記者身份前往采訪，朱說未經中央批準，不能見報。經與朱的副官私下接觸，得知所報人選如下：彭曠高委員兼民政廳長，許季珂委員兼財政廳長，傅恒伯委員兼建設廳長，王介庵委員兼教育廳長，戴仲明委員兼秘書長（先派戴去中央聯係有關省府新的編製、經費及西遷計劃等問題，在戴未返鄂前，秘書長一職由委員朱英培代理），李郎星委員兼鄂北行署主任，朱懷冰委員兼鄂西行署主任。後來中央電示委員中須增加兩位民主人士，於是又補充青年黨李毓華、民社黨張仲宣為委員，連朱鼎卿在內，省府委員會共計11人組成。

    據我事後觀察，朱的這套班子各有千秋。彭曠高在抗戰時期曾任恩施專員，為人開朗豁達，言談多切時弊，辦事頗有魄力，在鄂西素有聲望。傅恒伯在抗日戰爭前曾任恩施專員，為人老謀深算，平時很少發言，言必中的。王介庵係武高師派首領，掌省教育廳第一科20餘年；武高師是湖北教育界第一大派，以之出掌教育，可以籠絡知識分子。許季珂原任湖北郵政局郵務長（即局長），在職十餘年無非議，為人老成持重，是郵政界元老。朱懷冰保定軍校畢業，曾任二十八軍軍長，早年曾駐軍恩施；抗日前二十八軍被紅軍打垮，陳誠便任朱為湖北省民政廳長，對鄂西民風民情極為熟悉；朱鼎卿與之同鄉同宗，仰其聲望，尊之為兄，安排他為鄂西行署主任，目的是藉其素望，為省府西遷作開路先鋒。朱英培，武漢大學畢業，投筆從戎後在黃埔五期畢業，曾任鬆滋縣長，宣恩縣國大代表，為人頗工心計，精明謹慎，是省府委員中最年輕的成員。朱鼎卿安排這樣一位年輕的成員，雖然資曆、聲望不及其他委員，但省府既已作好西遷打算，在班子中勢必納入鄂西人士，才能獲得鄂西的擁戴。從當時情況來看，朱鼎卿這樣安排，無可厚非，詎知大勢已去，人力豈能挽瀾？

    為了省府具有朝氣，朱懷冰、彭曠高和朱英培建議：放手擢用中、青年，把候方奎、蔣作棟、王華山、姚勉、田明琪、羅門驥、梁明遠、盧明哲、孫祥麟、王炎森等人分別提為省府科長、秘書。在決定人選時，朱鼎卿盡量選用年輕人，例如省府西遷後，人事室和新聞室乏人負責，代理秘書長初步擬定的人事室人選是石宗林、熊滌明，新聞室的人選是盧明哲、王炎森，審批時，朱鼎卿圈定熊滌明、王炎森。當時我才27歲，在省府科、秘中是最年輕的一員。朱英培告訴我：“主席圈定你負責新聞室，主要是因為你剛從大學畢業，年紀輕，沒有家室之累，可以隨叫隨到，隨他行走比較方便，你要好自為之。”以後我隨朱鼎卿行走久了，知朱很厭惡官場習氣較重的人。他說：“有些老科秘，光知點頭哈腰，阿諛逢迎，詢話時，哼哼哈哈，不著要領，令人生氣。”

                               精簡機構，開源節流

    朱鼎卿上任後的第二步棋便是精簡機構，節約開支。朱鼎卿當時打出的口號是“精兵簡政，一切從頭來”。原先的省府機構臃腫龐大，共有民政廳、財政廳、建設廳、教育廳四廳和秘書處、會計處、新聞處、社會處、統計處、人事處、田糧處七處，外加保安司令部，職員達數千，日常開支驚人。政府西遷恩施後，由於人力財務不足，精簡為四廳一處六室，四廳如前，一處是秘書處，人事處和新聞處、統計處精簡為室，隸屬秘書處；會計處、田糧處改為科，並入財政廳；社會處改為社會科並入民政廳；因朱鼎卿兼湖北綏靖總司令，保安司令部的職責便由綏靖總司令部履行；鄂西行署在省府遷恩施後便失去存在意義，朱懷冰便以設計室主任屈就。這時，省府工作人員由原先的2000多人精簡到300多人，節省了很大一筆工資開支。

     當時物價飛漲，中央銀行發行的金元券一再貶值，地方財政枯竭，要求中央撥款已不可能，如不設法開源，連工資都無法應付，經過省府會議研討決定——在開源方麵，增辟稅源。原先稅收分直接稅與地方稅兩種，直接稅主要是煙、酒、鹽稅，由中央直接稅局征收，地方稅主要是田賦、屠宰、交易等稅，由地方政府征收。目前兵荒馬亂，臨戰邊沿地區，直接稅局人員聞風而遁，各縣及時組織人力，以包稅製方式讓當地區、鄉政府分別按月承包繳納，杜絕稅費流失，亦即開源。強調繳納稅款必繳銀元，免受法幣貶值影響。屠宰、交易等稅，亦重新評估承包到鄉、鎮；重新評估的稅額，不得低於常年平均稅額。

    彭曠高和傅恒伯還提出：“改革幣製，效果無異於開源。鑒於現時物價一日數變，金元券已失去信用，不如由省銀行發行銀元券，改善金融狀況。在發行初期，敞開兌換10天。取得信用後，再按省行貯備加倍印發。不僅可以緩解省財政經費枯竭之急，還可周轉自如，靈活運用。”

    在節流方麵，第一是減發工資，一般職員每月發8塊銀元，科長秘書每月12元；第二是不大擺筵席，每周省府例會隻預定兩桌便席，供出席會議的委員和工作人員午餐，不宴請賓客；第三是出差費按車船票據實報銷，不另發補助。雖然如此布置，終因戰局緊張，人心惶惶，省府已像老牛拖破車，奄奄一息，舉步維艱。

                              宋、朱矛盾的產生和發展

    宋希濂不知從何得知朱有隱蔽軍庫之嫌，不便當麵查詢，便囑湘鄂邊區綏靖總署新聞處蔣處長旁敲側擊。一次新聞發布會後，蔣請我到他辦公室小坐，問我知否湖南有無軍庫，希望在方便時向朱鼎卿進言，他說：“眼看我軍自武漢撤離，長沙、株州亦相繼不保，風聞鼎公在離任九補給區時，還有一些小家當，不如交給宋總司令，落得個順水人情。”我想如此機密大事，朱必不願我等小人物得知個中細情，說不好輕則痛斥，重則免職，何必介入此事，引火燒身？便將此意透露給朱英培。朱說：“主席早已料及，來恩施前已著陳副官去株州辦理，此事千萬不要聲張。”半月以後，我見陳副官運回10口特製大箱，貼著省府檔案室封條，聲稱已把重要檔案運來。事後得知，這10大箱全是輕機槍、卡賓槍、左輪、連槍及彈藥。為防宋希濂途中搶劫，隻好包船運至萬縣經利川入施。因這條路沒有宋部人馬，才得安全到達。許多重武器無法轉運，隻好聽之任之。宋知道後，非常不高興，從此朱、宋雙方產生矛盾。

    7月中旬，鬆滋縣長石宗林返施述職，談及宋部在荊沙一帶橫征暴斂時說，現在一切稅收均被宋把持，征、征糧，經月不斷；募捐、籌款，花樣百出。地方紳耆四處奔逃，富商巨賈卷資外避。地方政府已無稅源可尋，連屠宰小稅都被宋部控製，沒有錢糧薪水，又何談施政教民？說到後來，石宗林竟是聲淚俱下，朱鼎卿聽後咬牙切齒，拍案怒罵。

    8月下旬，宋的政治部主任召集恩施商會會長黃俊清、參議會議長李子尚、國大代表王獻穀、自衛大隊長鄧濂溪等開會籌募將士寒衣費，特邀省財政廳長許季珂出席指導。許接到通知，麵有難色，即向秘書長戴仲明問計。戴說：“許廳長若去出席，他們要你在籌募寒衣費的會上開導士紳出錢出力，廳長如何啟齒？”許麵紅耳赤，無以為計。戴說：“趕快派人通知城內幾個有頭麵的人物，若已接到開會通知，或去萬縣，或去利川，或去鄉間躲避，開會的事，叫王秘書代你。”

    戴旋即向我麵授機宜：“明天你去宋部開會，就說許廳長因公務去萬縣，秘書長派我參加會議，回去傳達並向各報發稿，作好宣傳，廣造輿論，以便社會各界有錢出錢，有謀出謀，為前方將士貢獻綿薄。在簽到簿上你就寫‘新聞秘書王炎森’，特別是‘新聞秘書’四字要寫得醒目些。”

    次日，我代許參加會議。會議由政治部主任主持，宋的顧問及新聞處蔣處長都參加了。蔣問：“許廳長為什麽沒來？”我照戴秘書長的指示回答後，蔣把我瞪了幾眼說：“這種事要你宣傳個屁。”此會後因地方重要士紳未曾出席而不了了之。從此宋、朱矛盾更加深化。

                           朱鼎卿的應變措施

    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後，為鞏固政權，采取了以下應變措施：

    培訓青年骨幹  朱鼎卿來恩施後，處處受宋希濂掣肘，他深知，要立足鄂西，不是高喊“一切從頭來”、“破產保產，破家保家”之類的空頭口號就可以穩定局勢的。自己作為湖北省主席兼綏靖總司令，如果沒有骨幹分子和槍杆子，就隻會剩下空一個架子；加之武漢撤退前，由株州密運到施的武器，也須派上用場。因此，朱急於擴充自己實力，冀求在鄂西立住足。之前，在行政方麵，雖然安置了幾個得力幹將，如劉美齋鎮守建始，鄭子揚出掌利川，陳文出掌鹹豐，魯堅巡回督導縣政……但基層沒有骨幹，政權仍然軟弱；在軍事方麵，雖已任命宿將傅錫章（抗日時期曾任恩施警備司令）為綏靖師長，因無親信骨幹，槍杆子無人掌握，發揮不了威力。朱便與朱懷冰、彭曠高、朱英培等計議：立即成立軍政幹校，既可安置各地逃來恩施的青年學生，又能增加鄂西青年就業機會，穩定民眾情緒，充實軍政隊伍，可謂一舉三得。校址選在飛機場，朱鼎卿親任校長，張靖國（原沙市專員）、劉慶如（原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為主任，具體負責幹校組建培訓事宜。半月以內便招收300多青年學生。1949年10月中旬，朱鼎卿撤離恩施進入四川，這批學生和綏靖司令部人員便成了他第三兵團的班底。

    改編雜牌匪軍組建地方反共武裝  在湘鄂西邊境，有一股不遵軍令、不服政令的雜牌匪軍，多年來在來鳳、龍山、桑植一帶流竄，原先的首領叫瞿伯階，後來由其侄兒瞿波平統率。朱欲改編這批雜牌軍，藉以擴充實力，穩定地方秩序。便問計於彭曠高，彭說：“收編以後，擴充實力是假象，穩定地方秩序是暫時，報之於中央是成績，事可行而不可恃，利弊如此，主席自己定奪。”經過省府委員會議討論，決定“派民政廳視察王華山隨從朱懷冰前往招撫收編，條件是月給軍需3000銀元，名號須改為湘鄂邊區反共自衛隊，服從湖北綏靖總司令部調遣，不得擅自擾民。”從此瞿波平便明目張膽地在來鳳、宣恩、鹹豐、龍山、桑植一帶籠絡青年，隊伍一時間發展到2000餘人。他們還公開征稅籌款，成為鄂西的毒瘤。繼而朱又命劉天培組建反共自衛大隊，劉為大隊長，侯方隆等為營長。其實劉天培徒具虛名，人不滿百，槍隻數十。彭曠高的看法是：撒一把“爛藥”，由他去吧！

    籌集資金，準備西撤  朱在口頭上說，紮根鄂西，待機而動，實際卻早已作好西撤準備。在他上任伊始，便派秘書長戴仲明去中央活動。因為萬一鄂西不保，總不能以湖北省主席的身份去流亡外省吧，撤至四川須得有個相應的名義。國民黨軍政部門曾向他承諾過，若帶可觀的人、械，可任命為兵團司令。朱得到這個信息後，即通過財政廳下令省銀行迅將武漢、宜沙一帶不動產盡量處理； 客戶往來一律結清；一切財產務必換為現金（金條、銀元）；設辦事處於萬縣；至於庫存現金則規定若無主席指令，任何人不得挪用。

1949年10月，宋希濂部隊節節敗北，長陽、五峰、巴東、建始相繼解放。同月14日，朱探知宋部已向黔江撤退，為了避免途中衝突，便率部經利川撤往萬縣，又以省銀行的現金貯備為軍餉，打著三兵團司令的旗號，西渡至瀘州，成都解放時經程潛引介起義。

轉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