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我的父親龍雲(2) / 龍繩武口述

談我的父親龍雲

龍繩武口述

㈥建設雲南 

    民國十七年起，老太爺執政雲南，他遭遇到幾種困難，第一是治安上的問題，第二是金融財政的問題，第三是雲南的建設問題。 

    第一步最麻煩的是治安問題。唐繼堯回滇得力於土匪招安軍，此後招安成為雲南定製。匪首接受招安後，一、兩年內就可能高升。 

    唐死後，招安軍的問題漸漸明顯。如說招安軍是軍隊，它不完全是軍隊；如說招安軍是土匪，它又是正當的招安軍。在此情況下，招安軍影響雲南治安甚钜。我老太爺執政後，省政府鑒於招安軍問題窳煩，遂下定決心取消招安製度，已存在的招安軍則下令歸田，不給予保障。至於招安軍廢除後平時地方治安之維護，則令各縣自組自衛隊，自衛槍枝由縣政府采購，不足之處再由政府支援少許。地方若有較大的匪亂，再由正規軍前去剿亂，平時各地治安由自衛隊負責。 

    招安製取消後，人民回鄉，土匪因此孤立，力量大減。兩、三年後，雲南最後一名土匪李紹宗逃至貴州興義縣黃草霸，被當地人所逮捕，送到雲南領賞。這時候，七七事變已將發生，雲南治安逐漸平靜，從前的軍隊保商製也差不多都取消了。及至盧溝橋事變發生，雲南遂能在平靜的情勢下步入抗戰的準備。 

    問：雲南軍隊除正規軍外，另有自衛隊，自衛隊是清末以來保邊的軍隊，數量似乎不少？ 

    答：自衛隊是屬於縣政府的部隊，區縣大致有一個中隊，其兵員多寡視縣區大小及瘠富而決定。雲南省政府將全省各中隊合編為十幾個保安營。 

    抗戰期間，陸軍總司令何敬公曾告訴我老太爺說：「人民的槍太多了，不應任其發展。」想要收繳自衛隊的槍枝，但是我老太爺答覆他說：「他們又不拿政府當敵人，我不需要接收他們的槍枝。能自衛總是不錯的。」 

    雲南人民一向愛槍，抗戰以前，民間的槍枝本來就不少。抗戰期間，日軍到緬、越，雲南集結了四個集團軍，一個集團至少有兩軍，合計至少有八軍，加上衛立煌的遠征軍，共約十萬軍隊，自然也有不少槍枝。其後盧漢在滇緬邊區，關麟徵在滇越邊區，遠征軍在緬甸，因為嚐到敗績，所以第五軍潰退回雲南；廣西部隊甘麗初也被調赴雲南邊境，戰敗後再回雲南，因此槍枝流落地方者不少。雲南多槍的另一個原因是邊區種植鴉片，販賣後可以得到銀元（當時十元美金等於一塊半開銀元），利於購買槍枝，甚至還有迫擊砲。中共統治雲南後，在當地收繳了三十萬枝槍，結果他們還不滿意，據中共的估計，雲南地區差不多擁有七十萬枝槍。 

    其次是金融財政的問題。因為護國之役的用度大增，雲南財政漸感不足，舊富滇銀行濫印紙鈔，因為準備金不夠，所以幣值大跌，跌到穀底時的價格是上海錢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十塊滇幣對一塊上海錢。老太爺執政後，最初由李培炎管理富滇銀行，不過，因為外匯管製中有許多舞弊，流言四起，終為盧漢所揭發，省政府派員調查後，發現鈔票的發行量超過法定限額，因此下令李培炎下台。本來李應該自殺的，但是他在會議上賭過咒，老太爺不願再逼他。之後由繆嘉銘接掌富滇銀行。 

    繆嘉銘是昆明人，他的姑媽認識慈禧太後，慈禧當上皇後後，叫繆娘娘到宮中服務，稱他為繆四姑太。因為這層關係，繆嘉銘到美國學工礦學時，可以用公費出國。 

    我老太爺將金融財政等等經濟問題交給繆嘉銘負責，由他管理財政廳、經濟委員會及富滇銀行。最值得一提的是整理錢幣及外匯管製兩部分。在整理錢幣方麵，政府準許人民買銀子，由政府替他鑄成龍元幣。法定銀子是七錢兩分銀為一塊，雲南隻用「半開」，也就是三錢六分銀，這樣一來就有利可圖。因為準備金充足，新的富滇銀行才成立，並且印了大約一億元的紙幣。在外匯管製方麵，雲南規定，商人從事外銷時，一定要將外匯交給銀行，這是中國第一次實行外匯管製。 

    在經濟方麵，陸崇仁也是一個重要的人。陸崇仁也是彝族，他是巧家人，北京法政大學畢業。本來是軍法官，後來被委為財政廳長。他不交際，和一批武漢大學的畢業生做了很多事。 

    陸崇仁在雲南的成績比繆雲台（嘉銘）好，因為陸所管的物資屬於雲南，而繆經手的物資則歸屬中央。繆雲台對陸崇仁的成績有點吃醋，他曾批評陸的事業比較容易做，我勸他說：「繆公啊，這些都無所謂，隻要是我們的東西，都不必分。」 

    陸崇仁年輕時私生活不檢點，後來感染梅毒，病逝於香港，享年不長。相較之下，繆雲台的個性比較圓滑。雲南曾利用一億多元的外匯送了三十餘名學生留美，繆雲台是經手的負責人。大陸變色後，這批留學生都留在美國，本來他們可以靠公費再繼續進研究所，但是繆雲台卻將錢扣下來，留著自己用。繆雲台後來自美返回大陸，一九八八年過世。 

    第三個問題是建設雲南的問題。抗戰以前，雲南沒有什麽惹人注意的建設成績。經濟委員會的繆嘉銘設立了紡紗廠，目標是使一千七百萬雲南人每年都有足夠做一件衣服的布，工廠的規模約一、兩萬錠，產量不大。 

    當時雲南省政府的收入少，在教育經費方麵非常缺乏，後來就加征特種消費稅，對外國菸、酒及化粧品課稅，這筆特稅完全提撥為教育經費。因為教育廳對統支統收業務外行，所以委託財政廳辦理，也正因為雙方合作的關係，後來財政廳企業局的人才，有不少人是來自教育界的。教育經費充實後，各縣也辦了些中學。雲南教育界對省政府的愛戴，或許與提撥特稅為教育經費這件事有關。 

㈦支持抗戰 

    八年抗戰中，雲南也貢獻了不少力量。當時雲南凡是可以換外匯的物資，中央都需要。例如桐油、豬鬃、錫都歸中央，雲南一文得不到。利用這三種物資，中央換取了不少外匯。不過，鍚砂的管理方法對雲南特種礦產來說，也造成了一些後遺症。以個舊錫礦為例，抗戰前，原有十萬工人，戰時因為官價太低，賣到外國的市價卻很高，因此個舊工人苦不堪言。到抗戰勝利後，個舊的工人竟隻剩下五千人。 

    個舊錫礦可以用機器開采，不過卻不是很適宜，因為礦產分散。機器所開采的，大都是品質較差的礦砂，不值得提煉，一般仍用土法開采為主。人工采礦時先以三人為一組進行挖掘，一人負責挖，他要懂得礦脈的分布；其他兩個人是「馬尾」，負責搬運。及至挖掘到「完洞」（礦脈）時，再加派人手來挖，藏量豐富的礦脈一年都挖不完。但是，當別人知道你找到「完洞」時，也會往這個方向挖過來，往往會釀成爭端，因此，挖「完洞」時要有勢力保護，才可安保自己的礦產。 

    雲南錫業由經濟委員會管理，不由財政廳管。財政廳在礦產方麵，管理的是昭通的白銀。 

㈧龍雲對中央命令的態度 

    我老太爺崇尚誠實政治，不搞政客政治，對中央的命令，好的他就支持，不好的他不會支持。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南京方麵曾下令各省進行土地清丈，將土地分為上中下三等，對於這道命令，雲南財政廳立刻執行，在抗戰前就執行完畢。修築滇緬公路也是如此，雲南省政府支出了大半的經費，一年多就完成工程並通車。美國羅斯福總統本來認為以美國的機器及人力來修的話，恐將費時三、五年，所以滇緬公路通車時，羅斯福覺得難以置信，遂派人來滇實地觀察，結果令他非常驚訝。 

    至於老太爺和中央意見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譬如說對黃金美鈔的政策。戰時國民政府幣值下跌，物價上漲，中央認為民間有人囤積貨物是禍首，但是我老太爺認為是因為國幣貶值才造成物價上漲，百姓為求保值，當然要囤積，然後再居奇。因為中央與雲南的看法不同，所以當中央禁止黃金美鈔的買賣時，雲南卻準許公開買賣黃金美鈔。在雲南有黃金美鈔的人遂大發國難財，一到夜間，街上販賣黃金的商店燈光閃爍，成為戰時特殊的一景。 

    中央對地方的情形不一定清楚，米糧問題就是一個例子。最初，因為政府不準米糧漲價，所以雲南米糧不足，軍隊糧食也受影響，即使派車出省采買，也因交通不便而助益甚少。到後來連美國人也遭到缺糧之苦，於是由中央、雲南省政府及美國三方麵會商，終於準許漲價，一漲價，米糧就夠了。其中的哲學，除了和囤積有關外，還有運輸的關係，本來價錢高的地方物資就容易較其他地方充足，因為利之所在，商人總會設法運來。 

㈨蔣龍關係 

    我老太爺和蔣先生談不上有什麽私人交情，他們兩人隻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爺認為蔣是一個已經形成氣候的領導人物，所以支持他。 

    我們最早眼南京接近是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當時張邦翰跟老太爺曾經接觸，而張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他跟孫很接近，也認識胡漢民。張邦翰是比國留學生，學土木建築。 

    擴大會議後，西山會議派及改組派反蔣，改組派派遣雲南人隴體要回滇，以拉攏我老太爺。隴係汪派，當時是上海學生會會長。他回雲南後，我老太爺駡他說：「中國打了十多年內戰，一個文人（指汪兆銘）如何能處理這個局麵呢？」或許他聽了老太爺的話，不久就脫離了汪，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的CC派，因而當上上海寶山縣縣長，再由寶山調無錫，直到抗戰期間才回雲南。 

    其間蔣方麵一直無人來老太爺這裏遊說。後來蔣先生派蔣子孝來雲南當三十八軍政治部主任，他是第一個由南京方麵派雲南的人。蔣子孝也是昭通人，北大畢業。 

    老太爺對蔣最不滿意的地方，是他當了十八年雲南省主席，一朝說調就調了，不給老太爺一點交代的時間。這件事令老太爺非常生氣。 

㈩倒龍政變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間，日本投降。大公報及中共係的新華日報都登載了一封朱德給重慶政府的公開信，代表紅軍聲明：八路軍不再受中央指揮。此信一出，國際震動，都認為中國又要爆發內戰。英、法等國遂召開會議，試圖阻止中國內戰。因為美國跟重慶方麵接觸機會較多，所以由美國負責國共和談，並派赫爾利（Harley）大使來華。重慶方麵也同意不以內戰來解決問題。 

    事情因為朱德公開信而起，赫爾利為證實共軍意向，於是先拜訪周恩來，但是周恩來說他不能作主，必須回延安報告後，再由毛澤東裁決。赫爾利要求同行，周恩來不便拒絕，於是兩人同飛延安。毛澤東對赫爾利的表示：「我舉雙手讚成不打內戰！」並立刻陪赫氏到重慶。這樣一來，局勢嘩然，赫爾利也非常高興。 

    國共和談須有第三方麵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國，但是白宮方麵表示美國不便正式出麵。赫爾利遂密飛昆明，夜裏九點鍾來見我老太爺。因為省政府夜間不辦公，而老太爺所住的又是一棟舊式中國房子不便會客，於是來我家見麵。當夜的翻譯是繆嘉銘。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館同老太爺談話，他告訴我：「昨夜我同赫爾利見了麵，他教我學毛澤東一樣，也搭他的飛機到重慶，去當國共和談的第三方麵。」老太爺答應赫爾利第三天啟程。他又說：「我對赫爾利有一個要求，因此我向他說：『雖然同樣是搭飛機到重慶，我的身分跟毛澤東不同。毛澤東是另外一個政治體係的，我則是國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體係的一員，也是國民黨黨員，所以我要去重慶前，一定要得到重慶方麵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慶見蔣委員長，由他發來電報，我再到重慶去。』」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慶方麵依然沒有消息來，我老太爺對這件事的立場是不感興趣也不拒絕，一切順其自然。 

    到九月初時，政變的徵兆就出來了。我個人認為，蔣龍關係無論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變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爾利要老太爺當第三方麵的這件事上。那時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擁護我老太爺。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時，盧漢即被派到越南，負責接收，帶走了九十三軍及六十軍，我的部隊並未隨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師也加入越南受降的軍隊中。我認為十分不合理，因為越南已駐有盧漢的兩軍，既非作戰，接收足足有餘。我告訴老太爺說：「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簡單。」老太爺認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離開昆明。其實這並不是什麽舒服不舒服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結果，老太爺還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隊先走，四天後，部隊抵達越南，我才準備動身。 

    在我的部隊將出發那天，士兵在營房中，四點鍾時，一顆砲彈從天而降，打死了七、八個士兵，這是一種徵兆。盧漢當時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視，判斷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實我的士兵根本沒配到這種砲彈，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測這是杜聿明的第五軍在挑釁。老太爺也怕我和他起衝突。臨走之前，我建議老太爺毀掉戰時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預先訂了十月三日的機票。是日淩晨三點鍾槍聲響起，第五軍要進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電話給機場空軍司合晏玉琮（貴州人）談機票問題，他告訴我當日飛越南的飛機停飛了。 

    在抗戰勝利後，雲南省議會曾通電重慶，要求將第五軍調離雲南，因為杜軍駐滇太久，既已勝利，當可返回重慶。而盧漢和周鍾嶽到重慶開會時，老太爺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盡早將駐滇中央部隊調走，盧漢說：「我也是軍人，我怎麽敢這樣講？」後來由一位團長去報告，因為他是文人。不過，再怎麽說，這些事應該都不會引起第五軍開進城來。 

（十一） 神秘出走 

    老太爺到南京當軍事參議院院長後，身邊都是特務，等於被軟禁。老太爺聽說中央將遷台灣，他著急了，因此才下定決心自南京出走。 

    老太爺要繆嘉銘去見陳納德，表示將搭陳的飛機離開南京。陳納德先問：「蔣有沒有命令不準龍主席離開南京？」繆答沒有，因此陳納德答應送我老太爺到中國境內任何一個地方。當然，陳納德必定調查過繆嘉銘的話是否實在。 

    之後我老太爺命令秘書劉宗嶽去見陳納德，聯絡好上飛機的方式。陳納德拿了一張機場通行證給我老太爺。 

    出走當日，我老太爺敢穿西裝（平時係著中裝），由公館乘坐吉普車出發。因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門，那天早上七點出走時，特務並沒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飛機，到上海再換機直飛廣州，最後轉到香港。 

    南京方麵發現老太爺出走後，認為他至多隻到上海。當時老五（龍繩勳）在上海，特務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蹤，於是東跑西跑，那群特務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後，與我老太爺見了麵，南京方麵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現在大陸已將這段經曆完完全全寫出來了，大致內容不差。（按：龍先生曾出示這本大陸作品，即王朝柱著，「龍雲和蔣介石」，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未完待續)

原載《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 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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