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一封電報說了些什麽？ /張任民

 

漫天風雪阻歸程，旅邸淒清百感生！

入眼旌旗非故國，驚心烽火到神京。

樓台冷落人疎散，江漢奔騰夜有聲；

急景殘年歸未得，此生何日見升平？

民國三十七年歲暮旅居武漢感懷七律一首——張任民

由漢口派來一架飛機
        民國三十七年的夏天，因戡亂軍事，節節失利，白崇禧將軍拜華中司令長官之命，坐鎮武漢，並特地把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調任副司令長官，以資襄弼（李品仙調任後，安徽省主席一職，由夏威將軍繼任），策劃華中方麵對共軍作戰事宜。筆者那時已經解除了軍職，經民選為廣西省立法委員。在立院休會後，便離開南京返回桂林小住，對李、白兩公之事，很少參與。 
        不料到了那年的冬初，白將軍故人情殷，卻從漢口接連打了幾個電報來桂，促我赴武漢去小住些時。白氏的意思是，彼此多年袍澤，久共戎行，在國事蜩螗的時候，大家能聚在一起，常常談談，也是好的。我接電後，正在考慮或行或止，而白氏從漢口派來迎載的飛機已經飛到桂林了，於是，便決定尅日動身前往，登機啟程之日，同行者尚有廣西省主席黃旭初（現居香港）、廣西軍管區副司令呂競存（現為國大代表，居台灣）、民政廳長李新俊（刻下僑居婆羅洲）、財政廳長陽明炤（陽氏前年在港撞電車，重傷不治逝世）等數人。我飛抵漢口後，即下榻於白氏私邸，成為他家裏經常座上客之一。

徐蚌大會戰即將展開

        當時因為華北方麵，傅作義已以“局部和平”方式投共，直魯豫各省都告變色，林彪盡驅精銳由東北大舉入關，銳不可當；戡亂的軍事，已陷於極端不利的形勢中。而國軍則集中七、八十萬眾主力部隊，在津浦鐵路線的徐（州）蚌（埠）一帶，作縱深部署，準備吸引共軍於此，作一鼓圍殲之計。當時東北、華北雖已變色，而國軍實力仍極雄厚，集中於徐蚌一帶各部隊之裝備以及所擁有的新武器、戰車等，亦為抗戰以來的精華，可見當時中樞對於這一場決定生死的徐蚌大會戰，已抱有孤注一擲的決心。

        我住在白氏私邸，早晚都和白氏見麵，除了他處理要公的時間外，有時晚間我們常喜談到深夜才就寢。當時武漢方麵並非對共軍作戰的主戰場，雖然軍運頻繁，呈現一片戰時景象，但社會秩序如常，人心尚還鎮定，但在豫南、鄂東以及大別山區一帶活動的共軍，也有六、七萬人，屬於劉伯承縱隊。而白氏那時在華中區所統轄的部隊，除了廣西原有的第七軍（軍長李本一）、第四十六軍（軍長張文鴻）、第四十八軍（軍長譚何易，現居台灣）三個軍共約八萬人外，另外則有河南張軫（張原任河南省主席兼兵團司令）的雜牌保安部隊一萬餘人，另有滇軍魯道源和川軍楊森兩部亦共約萬餘人，都劃歸白氏指揮。但可惜這些隊伍皆已兵疲械窳，不堪一戰。綜計當時白氏在華中所統轄指揮的兵力，共約十三萬人之譜。  

兩件事白氏傷透腦筋

        在民三十七年冬和三十八年初，也就是我住在白氏私邸的那一段時間裏，有兩件事情確使白氏傷透腦筋：其一是，襄（陽）樊（城）防守司令官康澤不聽命令，使襄陽失陷，康亦被俘，武漢震動；其二是，當徐蚌會戰失利，徐州將被圍困時，中樞電令白氏要將華中的主力部隊第七軍調往增援徐蚌，側擊共軍。白氏那時格於華中情勢危急，而兵力微薄，在勢無法抽調，懊喪之餘，竟對中央電令，久置不覆。而且以後又貿然發了一個電報到南京，竟演變成所謂“桂係逼宮”，以及蔣氏引退、李宗仁代總統一幕曆史性的大悲劇！

        這件事，確實太重要了，我們今天舊事重提，絕不宜再談什麽“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因為我那時是住在白氏家裏的客人之一，朝夕聚首，無所不談，對於個中曲折，是全盤了然的。如今痛定思痛，我當就我所親曆、親見、親聞的一切內情，從實紀述出來，或可供後世史家參考之一助。  

康澤不守野偏要守城

        這裏先述康澤失守襄陽的經過：當民三十七年冬，共軍賀龍、孔從周等部，分由陝南、豫西竄擾鄂北，襄樊告緊。賀、孔等共軍雖約有三萬，因戰況逆轉，到處風聲鶴唳，自亦不敢輕視，襄樊既為鄂北重鎮，不能有失，而康澤此時乃自告奮勇，向中樞請命，願負襄樊防守之全責；令下後，康並率帶中央軍與川軍各一個師馳往部署，過漢口時，康曾謁見白氏請示機宜（因襄樊亦屬華中司令長官指揮範圍之內），晚間白氏曾約康澤到私邸便飯，我亦在座，談笑殊歡。翌日康即馳赴鄂北前線去了。

        康澤去後，白氏曾與我等論及襄樊防守問題，並顧慮康澤久任特工工作，甚少親臨戰陣，恐其指揮經驗不足。因襄陽與樊城相隔著一道漢水，且河麵廣闊賣屑，不易兼顧，兵力布署，不能稍有差池。數日後，共軍果已沿襄樊節節猛犯，白氏遂急電康澤，著令放棄樊城（樊城在漢水北岸），固守襄陽；並一再堅矚守野勿守城，布防應依襄陽城外之山形構築工事，俾進出攻守，有活動運用之餘地，萬一軍事不利，尚可進退自如，若以守城為重點，一旦被圍，將成甕中之鱉。白氏電報與電話雖接連不斷，與康保持連絡，無奈康抵襄陽後，一切自作主張，對白氏命令置若罔聞，而且逕行電呈中樞，報告守城較守野為上，康的理由是：城可固守，而野無把握。

        彼時中樞亦以康澤既身在襄樊前綫，當較白氏為了解當地實際狀況，在軍情緊急之下，乃電令康澤可自行決定，便宜行事。蓋康澤實際上已有點氣餒，不過欲憑城自守而已！

中央調第七軍援徐蚌

        當襄陽與南京間無線電報往來時，恰巧又被華中電台所截獲，白氏得見中央覆康之電令，為之焦急莫名。康既不服從華中指揮，拍去電報，竟亦避而不接，而白氏又深知襄樊地形，襄陽城裏，大而無當，決難固守。在無可奈何中，特派一軍用專機攜載命令飛往襄陽空投，務令康澤守野，切不得守城。迨專機飛臨襄陽上空時，機上人員俯視地麵，已可清晰看見共軍那時已對襄陽山地向城中猛轟，城中秩序已亂，命令已無法投下。專機隻得折返漢口回報，白氏聞耗，頓足叫苦不迭。因康澤所率中央部隊，攜有最新大砲三百餘尊，未經施展，反以資敵，如此作戰，尚有何說！

        襄陽不旋踵即被共軍所攻占，康澤本人亦被俘。在那幾天內，白氏繞室徬徨，寢食難安，“小諸葛”至此，亦難有“安居平五路”之能耐了！再過幾日，鄂北共軍乘勝向南威脅，武漢外圍又增加一大壓力。此時白氏乃迫得將第七軍自鄂東麻城一帶調至信陽、花園，以固武漢三鎮的正麵。就在此時，又接獲湖南方麵程潛與陳明仁不穩消息之密報，而徐州被圍，中央電調華中第七軍前往徐蚌增援，側擊共軍之命令亦先後到來。白氏麵臨此重重危局，一時確有無從措手足之苦。在憂憤交集之下，他對於中央電調第七軍的命令，竟爾久置不覆。當時他的抗命之舉，即曾引起甚多流言。

黯然神傷的一段對話

        我等那時既為白氏座上客，得常在白氏私邸參閱各處重要電文，且供白氏諮詢。有一天我曾問白氏：“劍公！中央電調第七軍的命令抵此已有好些天了，不知已呈覆中央否？”

        白氏聽我這麽一問，先長歎了一聲，緊縐著眉說：“任民！你難道還不知道？今天武漢所以能夠屹立不動，完全是憑仗著廣西原有的幾個軍在做重心，一旦抽調，形勢空虛，如今共諜滿天飛，絕對瞞不了敵人，徜劉伯承乘虛聯合鄂北共軍大舉進襲，我們拿什麽來應付？你又叫我怎樣呈覆中央？”

        我一麵微搖著頭，一麵卻向白氏說：“困難自是實情，但在今日之下，劍公似應早日向中央婉加呈述為宜啊！”

        白氏答說：“我何嚐忘掉這件事，也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盤算這件事，如今湖南方麵既呈動搖，部隊調走，武漢空虛，我們都隻有束手被擒，大局將更不可收拾”

        白氏說至此，略為頓了一頓，我隻好等他再說下去。他果然接著說：“在徐蚌作戰的部隊，都是我們的精銳之師，我相信不致一敗再敗的，再等幾天，當有消息。何況由此間行軍至徐蚌前方，亦緩不濟急，在徐蚌戰場言，不過杯水車薪徒使武漢空虛，華中憑什麽再保守得住？權衡輕重得失，我相信中樞一定了然這種情況的啊！」”

        我又說：“劍公！你固然是為了整個大局而如此籌策，但你這樣對中央久置不覆的辦法，萬一徐蚌真的一敗塗地，中央對你豈能諒解？何況到了那時，不也一樣是不可收拾嗎！”

        白氏這時隻有低頭喟歎，悶坐在椅上，良久不作一語。

從衣袋中掏出了電稿

        到了十二月廿日後，徐蚌戰況，敗報日至，至廿四日徐州陷落之訊傳來，終至全軍覆沒，冰消瓦解。白氏此時，愈形憂惶，在那幾天裏，我們幾人在白氏私邸經常與白氏談至午夜，所談者無非戰局問題，至今已無從詳記，惟大家麵對那時的情勢，似皆有束手無策之感。尤以廿四晚間，時鍾已鳴三下，始各自歸寢。次（廿五）日午膳時，我與旭初、競存均在座（此時李新俊、陽明炤已返桂林），見白氏施施然步入飯廳，兩目發赤，似乎通宵未睡。白氏剛一坐下，便從衣袋中掏出了文稿一件，隔桌先遞了給我，並說：“任民，我昨夜心緒如麻，整晚不能入睡，爬起來擬了一張電稿，拍給南京的敬之（何應欽）、嶽軍（張群）、文白（張治中）等三人，請他們轉呈總裁，你先看看，再交給旭初和競存過目吧。”

        筆者按：

        白崇禧將軍坐鎮華中時，鑒於大局逆轉，曾以黨員身份向蔣總裁進言，且基於實際情況，盡情傾吐，指出不能再戰之三大理由；在白氏言，實為當時情勢所逼而出此。 惟白氏在一念之間，隻知言所欲言，對電文措詞之直率與偏激，未加考慮，實深遺憾！遂使蔣先生閱後大受刺激，且毅然引退，一時竟有桂係“逼宮”之傳，以後之種種演變，當非白將軍之始料所能及。  

披瀝陳詞力言不能戰

        上節寫到白崇禧將軍步入飯廳坐下後，便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張電稿遞給我看；我接過來時，還以為隻是一份比較重要的公文而已，我便慢慢的看電稿，白氏則斜靠在對麵的椅子上，兩隻手插在褲袋裏，仰視著天花板一聲不響。而這封電稿，我卻越看越覺得不妙，不覺從頭至尾的一連讀了兩三遍，上麵寫的是：

        南京何敬之兄、張嶽軍兄、張文白兄：×密，請代呈總裁鈞鑒：近日大局，愈見危殆，自抗戰以來，人民傾家蕩產，備受慘重犧牲，而生命損失，尤為難計！故自日本投降，世界和平，國人無不額手相慶。不意共禍突發，又複蔓延全國，而人民厭戰之心已久，隻求安居樂業，不問政治是非，長此戰爭，人心日惡，我政府應再以和平寬大昭示全國，實為必要，共匪橫暴，人必棄之，時勢至此，為爭取全國人心，實難再戰者一。

        軍事方麵，士氣日衰，士氣依於民情，八年抗戰，奮鬥慘烈，為對異族侵畧，故能一再奮發。今抗戰完全勝利，重演國內戰爭，民心厭戰，士氣自衰，且部隊待遇未能提高，逃亡之數，日有增加，即施嚴罰，未能製止，雨雪載途，運輸困難，士馬固難飽騰，運用尤感遲鈍，在連戰不利之下，似應爭取時間，以為整補準備，故在恢複士氣言，不宜再戰者二。 

        物力方麵，消耗已多，東北之失，美式新砲已損失一二千門，未能充分發揮戰力，而已經完全資敵，而輕型武器，損失更多，尤其部隊叛變，攜械逃亡，更為寒心，國內兵工廠除四川稍能製造械彈外，其餘各廠，大都恢複未久，皆難充分供給，每次大戰，浪費尤夥，長此戰爭，何以為計？此外，關於幣製低折，影響更不待言，就物力而言，亦難再戰者三。

        以此實情，實關大局安危，晝夜徬徨，無以為計，心所謂危，不敢緘默，懇請鈞座迅定大計，並予指示遵行。……等語。

        （筆者謹按：上麵這一封電報全文，係憑者記憶所及，據實寫出，惟事隔十餘年，其中之句，或有顛倒遺漏之處，但全電內容，大致如此，特此注明。）

可能會掀起軒然大波

        我反覆讀了幾遍，一時心情激動，不由得萬分難過。替白氏著想，電文上所呈述的一切，固然是實情，而措詞實在大大的有些欠妥；何況白氏那時坐鎮武漢，在國軍方麵而言，他是風雨飄搖中一根有力的支柱，這樣的電報一到南京，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的。我將電稿交還給白氏時，他的兩眼直注著我，似乎想聽聽我說些什麽，我卻忍不住的問他：“劍公！這封電報已經發出去了沒有？”

        “我在半夜裏擬好稿之後，已經交下去叫他們拍發，我想早已發出去了。”白氏答。 

        “劍公！我覺得這電報上的話，說得太過直率了，既已發出，那也沒法挽回，南京方麵對你會引起更深的誤會的，現在隻好等那邊的反應了再說啊！”我說。

        “大局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見得到、想得到的，難道還不應該慷慨陳詞嗎？今天再不直率的說老實話，恐怕以後也沒有機會讓你再説了，我是以黨員的身份向總裁進言，我們現在已不是考慮協商開會的時候，隻求能尋出一個挽救危局的辦法來！”白氏說至此，再也說不下去了。侍衛們這時已端上飯來，在座的黃旭初、呂競存諸位，於看過電文之後，也和白氏交換了一些意見，談話的詳情，至今已無從省記。這一餐午膳，因了這封電報，弄得人人心緒如麻，就此草草而罷。我隻記得旭初和競存在這一天便離開武漢，飛返桂林，隻有我仍留在漢口未去。

        電報是廿四日的深夜發出去的，到了廿五日晚上八、九點鍾，南京已有長途電話來了，是張治中打來的。白氏在私邸接電話的時候，在座的除了我以外，還有李品仙，這一次長途電話，他和張治中差不多講了半點鍾，在對話中，我更看出白氏當時的心情是緊張沉重兼而有之，電話中的對白，大意如次：

張治中電告南京反應

        白問：“我的電報收到了吧？你們幾位的意思怎麽樣？”

        張答：“我們接到電報後，今天早上我和敬之、嶽軍約齊一同研究這件事，我認為你所說的話太值得考慮。”

        白問：“敬之和嶽軍有什麽意見？”

        張答：“敬之沒有麥示意見，嶽軍說事關重大，還是呈請總裁去作決定。”

        白問：“你們見過總裁沒有？”

        張答：“我們三個人一路去了一趟，電報也呈給總裁過目了。”

        白問：“總裁有什麽表示呢？”

        張答：“總裁看過電報，先問我們三個人的意見。敬之仍舊不出聲；嶽軍說你在電文上所指出的一切，關係太大，要請總裁自行決定怎樣答覆你，並且主張不要給你太洩氣；最後總裁問到我，我就老實說，你的意見很確切，在眼前這種局勢下，這個仗恐怕很難再打下去。”

        白問：“總裁覺得怎麽樣呢？”

        張答：“總裁沉默了一下，麵色似乎很氣憤，接著便對我們說，我是要剿匪的，是主戰到底的，現在大局隻靠華中的力量了，劍生既然不願打仗，還有什麽話說？好！既然這樣，我個人的進退很容易解決，你們去同德鄰（指李宗仁）商量，叫他出來負起談和的責任吧！”

        白問：“你們還向總裁說了些什麽沒有？和德公見了麵沒有？”

        張答：“總裁當時很難過，我們也不能再多說什麽了，辭出之後，我們又一路趕到傅厚崗（李宗仁在南京寓邸的街名）去見德公，先把你的來電交給他看。”

        白問：“德公作何表示？”

        張答：“德公很驚訝，他說他根本不知道你發來的這封電報。”

        白說：“不錯，不錯，我始終還沒有向德公講過，他的確不知道這回事。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德公出來負起這個談和的責任，他是負不起的呀！”

        張答：“德公當時已經向我們表示，他不能照總裁的意思去做，同時德公也現得很懊惱的樣子哩！”

        白說：“這件事還是要請你們三位商量個辦法出來，總裁說要德公出來負責，這絕不是我的意思，這是誤會。”

        張說：“現在總裁既然已經有了表示，我看你自己去向總裁和德公說吧！我們實在想不出什麽好辦法來。”

        電話說至此，白張兩人又談了一些戰況消息，才告收線。

李宗仁說不該找麻煩

        白氏和張治中說完電話後，不覺雙眉緊縐，似乎深感事情的發展，有些出於他的意料以外；於是，即刻又叫南京李副總統公舘的長途電話，在這一段短短間歇中，白氏走進他那間私人辦公室，不住的踱來踱去，一言不發；我和李品仙坐在外間小客廳裏，見他心緒煩亂，也不便去打擾他，在電話未接通之前，隻有白氏的橐橐履聲和廳間的滴答鍾聲相應和，這時的氣氛是：彼此滿懷心事，一片靜寂。

        不一會，電話鈴聲響了，白氏趕忙拿起了話筒，開始與南京的李德公通話，對白大致如此：

        白說：“我昨天發了一個電報到南京，剛才張文白有電話來，我們談了好半天。”

        李說：“你怎麽會打這樣一個電報來呢？他們三個人（指張治中等）跑來時，我簡直摸不著頭腦，現在事情弄得很僵哪！”

        白說：“我昨天夜晚想了大半夜，這個局麵若再拖下去，決不是辦法，我是以黨員身份向總裁沉痛的進言，我說不能再戰，也決不是我抗命不願打下去呀！就是要打，也得要重新收拾一下啊！我因為心裏煩透了，所以事先也沒有通知你。”

        李說：“你向總裁進言固然不錯，但是，你是華中的長官啊！你說不能再打下去，麻煩就多了。何苦把這些麻煩弄到自己頭上來呢？今天他們跑來找我，傳達總裁的意思，要我出來負責，我已推辭了，我怎麽能辦呢？我已經請他們回覆總裁去了。”

        白說：“你千萬不能答應的呀！那會更引起別人誤解的，請總裁和哲生（指孫科）去商量好了。”

        李說：“我怎麽能答應呢？我想在這幾天裏，總裁總會有個決定吧！”

 

一切演變非始枓所及

        李、白兩人講完電話後，白氏在小客廳裏又坐了半晌，他對於南京的反應，雖感到相當難過，但在無限感慨中依然保持著他那股“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魄，我們和白又閑談了一會，才各自歸寢。我回到寢室後，這一夜，思潮起伏，百感交集，怎麽也不能合眼。

        我以為白氏貿然地發出這封電報，在事前確實有欠考慮，雖然白氏此電百分之百是由於感觸太多，一時言所欲言，認為局勢非作一番徹底收拾，不宜再戰，此種觀點，不能謂為不正確。無奈那時正值徐蚌新敗，首都震動，共軍已漸次逼近長江北岸，氣焰萬丈。白氏身為華中最高軍事長官，所統兵力，在表麵上尚號稱廿餘萬眾，白既力言不能再戰，無論如何，將無法獲得中樞的諒解的。而白氏本人則確是基於當時實際情況，不惜以黨員身份向總裁盡情傾訴，絕無半點相逼之心。此點隻要看白氏以後退居台灣，始終對於蔣先生之忠貞不二，可為明證。

        至於蔣先生當時的心情，在徐蚌失利，白氏電到之日，其憂憤苦惱，我們也可以想像得之。蔣先生是要剿共到底的、是主戰的，其堅強的決心與勇氣，絕不因情勢之逆轉而稍呈動搖。白氏坐鎮華中，既言不宜再戰，蔣先生當然要大受刺激，因受刺激而引起誤解，因一時誤解而促李宗仁出而主持談和，因促李出麵和談而毅然引退。以上種種演變，居然一幕又一幕的演出，又豈白氏午夜擬電稿時之始料所及！  

我曾建議李宗仁外遊

        平心而論，蔣先生當時對於個人進退，不失為光明磊落的；白氏當時之披瀝進言，亦確是情勢所迫的；至於李宗仁氏之代總統，初則堅拒，繼而遊移，終且接受，謂為逼上梁山也可，謂為不自量力亦無不可。

        猶憶李宗仁氏競選副總統成功後不久，當時筆者留居南京，某日在李氏寓邸閑談時，我曾當麵向李氏建議，以為他應乘時出國遊曆考察，並列舉如下之四點理由：

        （一）二次大戰後，歐美各國正展開複興建設工作，而我國複興工作，千頭萬緒，歐美諸國值得借鏡之處甚多，以李氏當時之聲望與地位，錚紛之邈，必能受到熱烈之歡迎。

        （二）副總統在我國憲法上毋須負行政上之責任，宜趁此餘暇，訪問各國，既可敦睦邦交，且可與各國朝野人士廣泛接觸，爭取國際友誼。

        （三）我國抗戰雖獲勝利，而政治上之糾紛，隱憂正多，乘時遠遊，將可因而避免不可預計之種種是是非非。

        （四）此時如向蔣先生提出出國考察訪問之要求，能獲得應允之可能性甚高，過此則無法逆料。

        當時李氏對筆者之建議，頗感興趣，曾作考慮；可惜李氏欠缺果斷，留戀金陵，慢慢便將此議，置諸腦後，終致陷身於翻翻滾滾之政潮中。結果，李氏個人固不幸為狂瀾所擊倒，國家大局亦陷入不可收拾之境。茲特補述出來，作為本篇的結束。

【完】

原載香港《春秋》雜誌總第60-61期（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