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4

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之四）

任總統府參軍長所遇之困難

我交卸國防部次長後，適戰略顧問委員會成立，何敬之是主任委員，我是委員之一，此外還兼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之常務委員。三十八年春，蔣總統下野，李德鄰代理總統，總統府秘書長當時是吳忠信，參軍長是李漢魂。吳與李德鄰先生之間因故不愉快，吳即辭去，由邱昌渭繼任秘書長。不久李漢魂出任內政部長，李先生要我任參軍長。總統府之編製當時是六局二室：第一局司機要；第二局司文書；第三局司軍務；第四局司典禮；第五局司印鑄；第六局司總務。二室：一是會計室，一是人事室。六個局中，秘書長管一、二，五局，參軍長管三、四、六局。其餘二室，秘書長與參軍長各派一主任與幫辦。當時六個局中，以第三局與第六局最繁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總統府由南京撤退，李先生一切要我負責，職員中不願隨政府走的，須要支付遣散費，隨政府走的須要旅費，我好不容易才將總統府遷至廣州。雙十節前後，廣州吃緊，總統府又要遷至重慶，到重慶不久，又要遷成都，到成都後又要遷來台灣。我記得在重慶撤退前，曾向中央銀行調款，中央銀行說已無現洋，隻有四百兩重之金磚。那時重慶已成死市，銀樓全都關門，四百兩重之金磚，領來無法分開。總統府的地址是抗戰時之國府，職員們攜帶眷屬及行李均睡在院子中，每天不少人帶兒攜女來向我要錢，許多人勸我一走了之。第六局局長根本在香港未有到任，副局長勸我走。我說：「你們要走便走，我絕不走。」不久副局長也走了。會計長是管賬目的，所幸他始終與我同患難，正當我焦頭爛額之時，中央銀行有一位朋友私下告訴我，中央銀行尚有八萬元現洋，要我立刻設法取出來。我親聽到這個消息，如大旱之望雲霓，立刻派了一位親信參謀帶了一連警衛隊、幾輛卡車前往中央銀行。央行的職員聽我說是行內之朋友告訴的，隻得全部托出。我寫了收據，領下這八萬元，心中宛如放下一塊大石。

去央行之前，我曾召集總統府所有職員開會說，如果錢來，每人按照眷屬人數及階級，公平分配。如願隨政府行動者，應得旅費若幹，不願隨政府行動者，應得遣散費若幹。均當眾商議，必俟大家毫無異議，始行決定。決定後再按各人應得數目，再由會計室書一字條，分給各人收執，以待領得現款到府後，再按各人所執字條上所書數目，分別發給現款。我記得是日午後九時，始由央行將現款領到，即時分三處發款，大概到次晨四時，始行發畢。我親到他們休息的院中，問他們錢已照數領到沒有？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錢已領到了。我再對他們說，我六時要趕到白石驛乘飛機走，我現在是否可以起程呢？大家均以很感激的口吻說，參軍長你現在應當上車了。

這次若不是蔣公於重慶危急時飛抵重慶，替我們安排飛機，我們絕不能飛到成都，蔣公要閻錫山、鄭彥棻、邱昌渭及我數人先飛成都；等蔣公的座機起飛時，白石驛機場附近已有共匪的部隊趕到開槍射擊了。到成都後，不到一月，情勢又緊張起來。閻錫山事前曾對我們說，成都不能再失，不然整個大陸將淪陷共匪之手。萬一不得已，他準備退至西昌，成立戰鬥內閣打遊擊，由各人自動參加，我與邱昌渭都簽名參加了這個戰鬥內閣，聞一共有十人參加。不料有一天下午五時左右，蔣總統打電話要我們收拾行裝，準備當晚二時飛離成都。接奉蔣總統命令後，閻錫山即刻召開會議，說是奉蔣公之命令不得不走，原議飛海南島，飛機經過萬縣，因高空氣候太冷，飛機結冰，又折回新津加油。在新津接獲劉文輝、鄧錫侯、及昆明的盧漢，均已叛變，知大局不可為，方改變計劃直飛台灣。抵達台灣後，是時在新津機場候機來台者，總統府尚有數十人，我兩次由香港租飛機赴新津接出留在機場之總統府職員三十餘人。但第三次飛機臨新津上空時，便無法降落了，最後一批無法接出，誠屬遺憾。總統府在南京時，有員工一千四百餘人，經輾轉遷至台灣，隻剩一百多人。

總統蔣公之精神感召

我由辛亥革命以迄退至台灣，四十餘年之軍旅生活中所遇之長官，在失敗之際能表現鎮定如恒，至誠照顧部曲的隻有蔣公一人。李德鄰先生是我的老長官，但他這種精神就差得太遠了。譬如三十八年在重慶時，他聽聞蔣公要飛至重慶，就決定出外巡視，避免與蔣公會麵。有一晚我與白健生先生在他官邸商談至深夜二時，勸他不要走。他說：「將領都擁護蔣先生，他來重慶複職，我受不了！」我說：「以今日之軍事情勢來看，蔣先生決不會來此複職，因為複職後不到幾天，重慶就要送給共匪，雖至愚者亦不致出此。」我的結論是蔣公絕不會在此時來重慶複職。但是李先生還是深信蔣公會到重慶複職。李走了不久，蔣公便飛抵重慶，他一下機便問我：「德鄰呢？」我說：「出外巡視去了。」蔣公說：「此時他絕不宜離開重慶，你快追他回來。」我立刻發電至南寧請他回來，但李已飛往桂林；等我電達桂林，他又去了香港。蔣公派朱家驊、居正、洪蘭友等人赴香港請他回重慶，他反而飛去美國，聲稱就醫。既然代理總統職位，便應在國家艱困之際支撐下去，結果他一走了之。

我回到台灣不久，蔣公找了我和邱昌渭去，問道：「李德鄰回不回來？現在我必須要複職，大局才能維持下去。你們二人打電報問他，如果他願回來做副總統，我甚表歡迎；他若不願回來，也可做華萊士之先例，以副總統之身分，住在美國辦理美援。」我一聽覺得蔣公太偉大了，急忙與白健生先生商議，將蔣公之意思打電報給李先生。不久，李回電說是願接受後者。我拿了他的電報去見蔣公，蔣公說：「很好！他的意思既然表白，我便可以打電報給他了。」詎料李接獲蔣之電報後，直接回了一電雲：「你既然下野，便是一介平民，你根據憲法哪一條可以複職？」蔣公接得這份電報了非常生氣。就是原先同情擁戴李之國大代表，立、監委員等，這時也沒有不紛紛痛罵他的。

總之，蔣公愛護部曲無微不至，總統府遷至廣州，他隨之到廣州；總統府遷到重慶，他又冒著生命之危險飛到重慶。我們由重慶遷成都時，他又趕到成都。我們在重慶、成都時，若不是蔣公坐鎮該地，事事為我們妥為安排，絕對無法安全出來的。蔣公不但愛護部曲，其知人之明，尤高人一等。譬如抗戰開始時，人人都疑張自忠是漢奸，但張自忠一人敢坦然來南京求見蔣公，蔣公一見，即委他任集團軍總司令。在抗戰期間，以集團軍總司令身分為國犧牲壯烈成仁者，隻有張自忠一人。其知人之明，待人之誠，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卸任參軍長職

四十一年四月，馬紀壯繼桂永清任海軍總司令，當時桂的下文尚未發表，蔣公召見我雲：「桂永清卸了海軍總司令，他一生對國家有功，你將參軍長讓給他好了。」我說：「政府自遷來台灣，崗位少，人員多，應該實行一人一職製，我既是戰略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又兼任參軍長是不好的，參軍長應由桂繼任，而且他對外賓方麵人事比我更熟悉，我以後專任戰略顧問就好了。」蔣公說：「你以戰略顧問兼任國防部戰略計劃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還可以多做點國防計劃研究的工作。」原來這個主任委員，當初是國防部長兼任的，以後改由參謀總長兼任。我在戰略計劃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所做的事值得一提的便是：台灣補充兵計劃的擬訂及實施。因為當時軍中缺額很多，兵源困難，所以不得不先完成此計劃及實施，以裕兵源，而增強我軍反攻大陸之實力。

按照軍人退役辦法，我已於四十二年退役，我退役之後，蔣公發表我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以迄於今。

問答部份

一、辛亥革命，九江獨立，林森（子超）、吳鐵城、蔣群（君羊）、戈克安等人皆係參與其事者，請先生就記憶所及，略述對他們之印象及彼等當時所處之地位。又先生何時加入同盟會，何人介紹？

辛亥九江獨立，我過去已說過，完全是劉世均與朱漢濤所策動。林子超、吳鐵城、蔣君羊等人在獨立之後，與各方接觸、交涉，出力不少，尤以吳鐵城為最。蔣君羊為九江人，與劉世均是保定速成學校的同期同學，雖是革命分子，但在九江獨立之前，在軍中並未負有責任。九江獨立以後，李協和回來組織參謀部，凡是參與獨立的革命軍人都加以延攬，蔣即是其中之一人。林子超與吳鐵城因為是文人參與政治活動，故而未參加參謀部。戈克安雖負責九江要塞（金雞坡炮台），因為不是洪幫的人，所以金雞坡炮台的洪幫頭目歡迎馬毓寶，而不歡迎他即在此。

我未曾加入同盟會，其原因便是我在保定速成學校讀書時，由於大家剪辮子幾釀成大禍，這件事我已經講過，自從這件亂子之後，凡剪辮子的都被視為革命黨人，因為有了這種心理，自己反而覺得是否參加同盟會不是重要的事了。

二、劉世均，歐陽武，吳介璋等或為辛亥首功，或曾響應其事，為何入民國後，反沒沒無聞，其中關鍵何在？

劉世均是革命黨人，與我的交情很厚，尤其辛亥革命之後，待我無微不至。他如何迫使馬毓寶獨立，支持李協和回江西的事，前已敘述。民國四年冬，孫總理在日本曾給他數千元要他回國作反袁的工作。但他後來所以沒沒無聞，因為他鑄了一件大錯。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是內閣總理。由於對德參戰問題，國會與內閣之間發生歧見，很不愉快，劉是段的學生，對於段在辛亥年曾通電請清帝退位，認為有功革命，因此對他老師非常景仰，他個性又容易衝動，看到國會拒絕段參戰的意見，憤憤不平，率領所謂「公民團」包圍國會，革命黨見他與軍閥聯成一氣，從此不再理會他。

歐陽武對辛亥革命本毫無貢獻，李協和做了江西都督，因為和歐陽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所以任命他為江西第一師師長。後來，歐陽武透過其兄歐陽成（時任國會議員）的關係，為袁世凱所收買，才有民國二年癸醜倒袁之役，李協和被罷免都督離開江西而由歐陽武出任江西護軍使之事。以後，李在湖口宣布獨立，歐陽駐在南昌，因顧及過去之關係，既不敢明與李協和為難，又因為已投向袁世凱，不便抵抗在九江登陸之李純北軍。所以兩方對他都無好感。以後，他被袁調至北方，給予閑散名義，取消護軍使名義，江西督軍由李純繼任。自此以後歐陽武與革命黨人斷絕往來，現在歐陽武已年過八十，據說是江西偽人民政府之副主席（主席為邵式平），可謂無恥之極。吳介璋雖不是革命黨人，為人尚謹厚，辛亥革命爆發，江西之撫台、藩台被趕走，吳以新軍協統被推為都督，維持地方秩序，因洪幫不聽指揮，改由彭程萬代理都督職而去上海。我記得民國十一年孫中山先生初擬由桂林北伐時，李協和任參謀總長，當時吳尚在參謀本部任顧問。北伐失敗以後，吳回上海，因坐黃包車被汽車撞死。彭是日本測量學校畢業，代理都督不久，乃由馬毓寶繼任江西省都督。

三、李協和先生先後參與辛亥，護國等役，乃黨國之先輩，北伐之後，生活漸入逆境，其中遭遇，就先生所知，能否示知一、二？

李協和是我的老長官，對我之愛護栽培，令我終身難忘。辛亥革命時，他的表現真如生龍活虎，長虹貫天，可惜有寡人之疾，以致身體日益衰弱。北伐時，他是國民政府的委員，身體己不甚健壯，複性格孤僻，不願接見任何人。我記得有一次譚人鳳先生因慕名親到李處三次求見，均拒之門外，以後譚見人即放口大罵。所以政治場中的人對他多敬而遠之。抗戰時，李住在重慶歌樂山，我是軍訓部次長，也住在重慶。某次中秋節，江西省主席曹浩森送來一些土產，要我轉送李先生，我乘此順便去問候起居。他見了我，苦苦問我抗戰的情形如何，狀貌非常困頓，大有英雄老去，晚景堪悲之感；我告別時，他因腿部不便行動，不能下樓，站在樓窗口，遠遠地望我上了車才入內。我當時之心境難過萬分，不禁為這位革命元勳一掬同情之淚。民國三十四年冬，李病逝於重慶，享年六十四歲，李先生子女很多，都能上進好學，於今多居留美國，隻有女婿一人現留在台灣，供職於海軍。

四、洪幫和青幫在江西勢力的消長情形如何？

辛亥革命以前，江西的軍隊中以洪幫居多，青幫分布在長江沿岸，如碼頭工人、鹽船船伕等。民國建立以後，贛省軍政方麵，劉世均擁護李協和，洪幫的龍頭朱漢濤擁護馬毓寶。劉為了打倒馬毓寶，首先與朱發生火拚，結果朱敗，被劉所擒，南京臨時政府命令槍決。朱死後，洪幫失掉領導人物。不過洪幫在江西之勢力分布很廣，如各地之巡防營內都有他們的力量。後來李協和決心抑製各地洪幫，要我做撫州知府，便是要我去解決當地之巡防營，結果我把他們繳械了事，未傷害什麽人。自是以後，洪幫勢力在江西幾乎全部瓦解。青幫情形如何，我不十分清楚。

五、毛澤東生長於湘南，於湘南有組織，有群眾，結果擴大叛亂於江西，除地
形有利於彼之發展外，先生是否能就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說明其所以選
擇江西作叛亂根亂地之原因。

    毛澤東雖然是湖南湘潭人，因為在省外之時間多，在湖南並無組織、群眾。譬如於今之湖南，他還要利用程潛之力量統治。他早年與朱德在一起，朱原是朱培德之教導團團長，朱培德是時乃江西省政府主席，因賀龍、葉挺在南昌作亂，朱德率領教導團參加，以後竄往贛南，目的在攫取廣東。當時朱德是總司令兼第二十八團團長，毛澤東是黨代表兼第三十一團團長。在廣東潮、梅之地被國軍擊敗，縮編為一團，撥歸滇軍第十六軍範石生部統轄。是時範部駐湖南郴縣，範是位癮君子，不大管事，任由朱、毛對他所部勾結煽動而不自覺，所以不數月間，朱、毛能裹脅了範之二團人，由郴縣經大庾、上猶而至贛州城附近。十六年底十七年初，蔣公由日本回到南京，第二天便召見我，要我立刻將軍校校務交給楊傑，回到贛南將賴世璜過去留守贛南之七、八營兵力帶出來，蔣公說如果不趕快帶出來，將會被朱、毛裹脅而去，這是蔣公高瞻遠矚之處。當時朱培德是江西省主席，楊池生是他的師長，我防範楊報複民國十五年襲擊贛州之役，不敢經南昌，乃由海線經汕頭入贛南。我到贛南二、三星期，便將賴留守部隊編好了，這就是獨立第七師。這時我不意朱、毛忽然率部竄至離贛州僅六十裏之塘江圩，目的想解決我的第七師，占領贛州。範之二團人中，與共黨有關的隻有一團，另一團係與範石生不睦，私下派人來贛州請求我收編，我要他們乘夜開去尋鄔、安遠等較偏僻的地方，朱、毛見範部不可靠，才退回大庾、新城等地。這件事我過去也曾說了。毛澤東所以選擇贛南作為叛亂的根據地，因為贛西有孔荷寵，贛東有方誌敏，湖南有彭德懷相互呼應。他常常流竄瑞金與井崗山之間，就是便於與各地之匪黨聯係。此外，國軍在江西的軍隊，就是朱培德所部，是他所深知的，此外，就是我的獨七師，賴世璜新死，他認為是最脆弱的一部，所以他入贛的第一步，就是打我的主意。而贛南民情樸實，容易受騙，加以朱毛諳習地形，所以擴大亂事於贛南。剿匪初期，除我之部隊外，幾無不吃虧者，如金漢鼎接我的防務不久，便被共匪擊敗。其中損失最大的，當然是張輝瓚之第十八師。瑞金、興國等地，土地集中少數人，佃農生活辛苦，也是造成朱毛為亂的因素之一。至於後來剿匪行營成立，朱、毛
被國軍層層包圍想逃至他處已感不利，隻好盤踞江西，作困獸之鬥。這可以說，毛匪之所以選擇江西為叛亂根據地，完全是內外形勢所促成的。

六、抗戰勝利後，國防部與參謀本部之職權如何劃分？

抗戰勝利，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白健生先生是首任國防部部長，陳辭公副總統是首任參謀總長。國防部與參謀本部職權之劃分，前者主管計劃，後者主管業務之實施與人事之任命。因為國防部有三位次長，參謀本部亦有三位次長，為謀國防部與參謀本部間之連係起見，除雙方職權另有法令規定外，國防部的三位次長與參謀本部的三位次長，每周聚餐一次，許多重要公事事前可以當麵商決，再呈請上級批示。所以部長與總長之間，很少誤解與衝突。

七、先生曾言徐蚌會戰之失敗，乃戰史上極其罕見之事例，請敘其詳。

徐蚌會戰主要失敗在兩個戰場，一是雙堆集，一是青龍鎮。雙堆集之指揮官是黃維，青龍鎮之指揮官是杜聿明與邱清泉。青龍鎮在徐州以南，地方麵積隻有大約四平方公裏那樣大，但是駐紮國軍有三十萬之多，共匪的軍隊尚未調集以前，施用疑兵計，以少數之兵力輪流在青龍鎮四周，作騷擾性之射擊。國軍誤認已被共匪包圍，因為地方麵積太小，單位聚集密度太大，共匪每次隨意對我射擊，不命中人馬，便碰到車輛武器，總不免有損失，因而誤認匪軍力量雄厚；乃掘溝自縛，蟄伏不敢出戰，俟大量匪軍漸次開到，再想出擊為時已晚。青龍鎮國軍被圍的時候，糧食運不進去，燃料與飲水均不敷用，無法燒飯，糧食全靠空投麵包饅頭，三十萬大軍蟻聚在四平方公裏大之地點，靠空投饅頭維持，這種打法在戰史上豈不是罕見的事例？我曾經譬喻青龍鎮之失敗，宛如「黃鼠狼咬死大蟒蛇」的故事。故事是這樣：黃鼠狼遇見一條昂首吐舌的大蟒蛇盤在一團，黃鼠狼隻有少數，自知敵不過牠，於是在蟒蛇的四周每隔數步，到處小便，蟒蛇最怕這種臭味，嗅到四周都是這種味道，誤以為已被黃鼠狼包圍，遂蜷夥不動。待黃鼠狼招來多數同類，一齊向蟒蛇進攻，蟒蛇雖大，頃刻間即被黃鼠狼咬成數節，無法展開蛇體與之相鬥。青龍鎮的國軍就像是大蟒蛇，結果守而待斃，全軍覆沒。檢討這次失敗有幾點原因：

1 ．國軍之間缺乏互信，而且互相猜忌監視，自我互相戒備，不能專心一致對匪，故易為匪所欺騙，以致全軍覆沒而後已。

2 ．在匪軍尚未調集以前，不能自動機動作戰，坐失機宜。

3 ，內部匪諜太多，主管作戰之參謀次長劉斐，及主管作戰之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均係通匪主犯；國軍一切機密計劃，共匪事先全部知悉。

徐蚌會戰後，邱清泉成仁，杜聿明、黃維被俘，隻有胡璉將軍在雙堆集率領所部，衝出共匪的重圍，以後退至金門，在古寧頭殲滅匪軍，造成金門大捷，這算是國軍陸軍中很傑出的將領了。

八、三十八年大陸撤守，世人多歸咎於李德鄰主持和談所致，先生是否同意此一說法？又當時華中、華南一帶兵力尚厚，似不難決一死戰，何以共匪渡江後，局勢逆轉而至不可收拾，其原因何在，請先生加以分析。

李德鄰主持和談是一大錯誤，我絕不同意，因為共匪不會遵守任何條約與協議的。無論和談是否成功，顛覆叛亂是他們既定的目的，如此和談又有什麽意義？當今許多西方國家猶以為條約可以約束共黨國家之行為，真是天真之極。主持和談是李德鄰不對之處，他最大錯誤，是不應該在時局危急之際一走了之。他說部隊不聽指揮，不聽指揮也不應臨陣脫逃，就是死也要大家死在一起。

徐蚌會戰以後，共匪迫近南京，政府遷王廣州，結果退至四川，遷到重慶，又退至成都，退至成都後又撤至台灣，要說這都是不戰而退，未免與真相不符；說滑稽一點，可說是且戰且退。何以呢？這與徐蚌會戰以前的狀況大致相同，因為內部通匪叛變者，到處皆有。因此國軍互相猜忌，自己互相監視戒備，不能專心一致對匪，最易為匪所乘。雖素稱能戰堅強有力的部隊，因受其他軍隊的影響，亦毫不能有所作為的狀況，與徐蚌會戰以前比較，亦毫無改善。所以是時華中、華南、華西等處，兵力雖為雄厚，亦無法與匪決一死戰的原因就在此。若將此時的國軍不能與匪決一死戰的原因，全部歸咎於李德鄰的主張和談的關係，未免過火。

九、李漢魂、甘介侯為人如何？與李德鄰關係如何？

一般人以為李漢魂與李德鄰之關係很好，這是誤會。三十八年在廣州時，李是內政部部長，與李德鄰已發生了芥蒂。當時李德鄰因聽從某人私薦一廣東人周某（忘其名）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與麥克阿瑟是同期同學，想利用這種關係，派他赴美爭取美援；李漢魂因深知此人不行，勸德鄰先生改派另一人，德鄰不聽，結果某人到美國用了數萬美金而一無所成。自此以後，李漢魂不再過問李德鄰的事。據說李漢魂居住美國多年，未去看過李德鄰。

甘介侯是廣東人，根本是一流氓。李德鄰不肯接受蔣公之意見，以副總統的身分，駐在美國辦理美援，我想一定是甘之主意，甘騙了李十數萬美金後，但現在並不與李來往。

十、黃紹竑、黃旭初之為人如何？先生對之印象如何？

我與黃紹竑很熟，他雖是廣西人，但與李德鄰、白健生並不和睦。他斜眼看人，可見其居心不正，險惡可怕。黃旭初不失書生氣質，為人廉儉，舊道德觀念很重。

十一，先生赴桂任職之經過如何？在職期間，有何重要事實，請賜告一、二。

民國二十年剿匪行營在贛成立，聞有人因與我有私嫌的關係，在中央說我的壞話，是時我在剿總服務，正值剿總撤銷的時候，我因此離開江西，在上海住了一個時期。到是年九一八以後，白健生先生因民十六年我在南京籌備中央軍校遷校首都時，認為我辦理軍校頗有成績，遂邀我赴廣西辦理中央軍校第一分校，準備訓練抗戰幹部；自第五期起至第八期止，一共訓練學員生二萬餘人，以為抗戰之用。這是我到廣西的經過。

我在廣西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民國二十四年，中日關係日趨惡化，日本想分化中國內部，凡是與中央不睦的省，都派人前去遊說勾引，對廣西當然也不例外。那一年，日本邀請廣西派人前往日本觀看秋操，說是南京是否派人前去無所謂，一定要廣西派人去。白健生因為好奇，對我說：「你在日本住了許多年，趁此去看一看。」結果大家決議；一定要派人去，而且兩廣同時派員同去，並以我為率領者，但是必須先經過南京，向中央政府報告。我到了南京，蔣公不在南京，我謁見何敬之先生，說明這次進京想會合中央觀操的人員一同去日本。何告訴我，中央不擬派專人前往日本，隻令駐日武官蕭其宣就近觀操。蕭是我保定同期同學，我聽何如此說，心中很高興。此外，中央派了一名贛籍上尉軍官胡君隨同前去，到了東京，首先拜訪日本參謀本部。日本人討厭之至，故意使我們互相猜疑，特別分別接見我們，意在製造中央對兩廣之猜疑。到戰地看操時，日本參謀總長閑院宮親王照例接見各國武官，事務人員將我們與偽滿洲國之武官排在一起，閑院宮親王以為全是偽滿洲國的武官，一開口便說道滿洲國的軍官如何如何，我們一聽到「滿洲國的軍官」幾個字，兩廣去看操的軍官，同時一致立刻向後轉，閑院宮親王很覺詫異，問左右人這是什麽事，左右告訴他，下列的軍官中還有中華民國的軍官，其招待人員事後亦對我們道歉，說殿下因年老力衰，分別不清，以致有此誤會雲。總之，當時日本處處想勾搭兩廣人員，真是陰險之至，我回國路經南京，向中央報告經過，是時中央似覺不大放心。迄至抗戰興，一切誤會，方告澄清。

【以上全文完】

原文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曆史》期刊（台北），第 8 期，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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