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2

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之二） 

南京臨時政府撤換贛督之內幕 

    我回到九江後，因援鄂有功，又值參謀部無入主持，乃由我代理參謀部長。馬毓寶這時已是江西全省的都督，因為吳介璋原為南昌都督，吳為人謹厚，因洪幫到處滋事，無法統馭，曾一度以彭程萬繼任都督，彭亦為好人一個，缺乏領導全省能力，應付不了贛軍中的洪幫，後遂以馬毓寶為江西全省都督。

    自馬毓寶接掌江西全省事務後，各府縣洪幫到處搜掠，騷擾人民甚烈。南京政府乃以馬「煙癮甚重，紀律太壞」為由，將之撤換，另以李烈鈞代之，但李烈鈞與江西部隊並無淵源，僅與劉世均交情較好，時劉任協統，轄有兩團人。李烈鈞到任時，由劉世均從九江派兵一團護送他至南昌，另一團則仍留駐九江。朱漢濤仍是九江的衛戍司令。當李烈鈞先生尚未到任以前，馬毓寶尚未解除都督之職。但人人都知道馬之督贛完全靠朱漢濤的力量，現欲去馬，非先去朱不可，朱漢濤與劉世均不和之主因就在此。李烈鈞未到贛以前，劉世均親率部隊圍困九江衛戍司令部，逮捕朱漢濤的原因也在此，這時我才由湖北回到九江，當時我並不知這個內容，待南京臨時政府下令槍決朱漢濤，撤換馬毓寶，以李繼任贛督，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內容。南昌原駐有四團軍隊，其中一團反對李烈鈞最烈。我由湖北回九江不久，雖暫代部長，但無事可做，故待李烈鈞接任贛督以後，向他建議九江參謀部可以撤銷，我到南昌後，劉世均見我無處可宿，便要我住在他旅部，當晚十二點左右，忽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是我前期同學王事幹，他說有要緊事要找劉旅長，我也不知道劉世均那裏去了，他說：「趕緊找他來！」原來這位是反李烈鈞最激烈一團的副團長，與劉係保定同期同學，當天，四團人秘密開會，準備同時出兵，包圍都督府，搞掉李烈鈞，他也參與會議，會散後乘人家不覺，特來告密。叛軍預定十二點行事，待警鍾一響，即出兵圍都督府，先將劉世均之一團解決。我們得悉此消息後，迅即派出一排人將把守警鍾的一班人加以解決，並占領其地，使警鍾到時不響。此外，我帶了一營人，衝進反李最激烈的那一團，團長逃跑，一下子繳了二營人的槍。其餘三團見警鍾不響，為首的一團又被解決，故不敢動，因此李烈鈞乃得無恙。李由此對我另眼相看，認為我雖年輕，還有兩手。  

民元出任撫州知府兼臨川知縣 

    李烈鈞任都督後，便委派我做撫州府知府兼臨川縣知縣，命令發表後，大家甚為詫異，他們認為不該派一個無行政經驗的青年，一個沒有政治學識的武人來擔任此一工作。其實，我另負有秘密任務。那時撫州有巡防營等軍隊幾千人，既無戰鬥能力，紀律亦不甚佳，每月需餉幾萬元，公家無此款項，每月均由地方攤派，人民不勝其擾，所以派我去用緩和的方法解決這些部隊。我去的時候，劉世均派一排人做我的衛隊。我到任三個月，將巡防營中的人事情形調查一清二楚後，李烈鈞來電要我在錢糧項下撥出幾萬元作為軍餉，於是我就通知這些軍隊主官，說某日在知府衙門點名發餉，請率部隊不帶武器，務必徒手參加。到發餉那天，我將所帶之一排三班人，以一班任知府衙門守衛，一班擔任街上巡邏警戒，另一班帶著預僱的民伕，到軍隊駐地搬運部隊的軍械。這些巡防營以為我隻有一排兵，不會有什麽舉動，所以不加防備，都徒手來知府衙門領餉。我按照名冊逐一點發，見其人有素不安份，在軍中發生幫會領導作用者，即在名冊上作一記號。點名完畢後，沒有問題者，便令他們回去，隻請這些人吃飯喝酒，筵席共開三十幾桌，正在點名時，另一班兵士已帶著民佚將這些軍隊的械彈搬運一空，事情來得突然，他們隻好屈服。最後每個人發給幾十塊錢，便將這些部隊平安無事的解散了。我便打電報給李烈鈞，報告任務達成。民國元年二月我到任，同年十二月任務完成離開，前後共十個月時間。 

參加二次革命（湖口倒袁之役） 

    我所參加革命諸戰役中，以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最顯得紊亂無章。就我所知江西湖口討袁之役即是如此。

    民國二年，宋教仁被刺之案發生後，贛、皖、湘、粵諸省因激烈攻擊北京政府，袁世凱深慼不快。袁欲控製江西，於四，五月間任命汪瑞闓為江西省長，當時李烈鈞（協和）為江西都督，表麵上對汪入主江西省政，並不反對，待汪抵達南昌後始發動各機關團體開會反對，都督府顧問蔡銳霆率領各機關人員至汪之住處勸他離贛。汪見情勢如此，即日回到北京。汪離去後，袁世凱對江西更為懷恨，但是尚無罷免李協和之意，曾派王芝祥（鐵珊）王江西調解，並由北方二、三革命黨人士陪同，旨在緩和江西革命黨之反袁情緒。王調解不成而去，所陪同而來之革命黨人如耿毅、張曉江等人，則被留在江西任職。袁世凱見王調解失敗，才決定對江西使用武力。袁之策略：第一步免李協和之都督職，但袁怕免李之職而激動了江西之軍心，所以首先分化江西之軍隊。江西境內原有二個師，第一師師長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之歐陽武，第二師師長為李之親信劉世均。歐陽武之兄歐陽成是北京國會議員，袁世凱利用此一關係，運動歐陽武脫離李協和，並答應歐陽於免李之後繼任江西都督，歐陽接受了袁之條件。所以，擁李協和的隻有劉世均一師人：但是，劉這一師人，有一旅駐防贛州，一團駐防鄱陽縣，一團駐於九江；劉雖忠心於李，無奈兵力分散，不能為力。同時，李也未料及袁會罷免他，更未料到歐陽武為袁所收買。所以，李知道被免之消息後，在各界人士歡送下，倉惶離去。由此可證明湖口之役，李事先毫無計劃及準備。李協和免職令下，袁世凱同時發表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

    此時，劉世均的師部雖在九江，他卻住在南昌，後來他回到九江，猶不知駐防九江之團長李定魁已被北京政府所收買。不久，北軍李純突率所部一師登陸九江，欲包圍劉部。李定魁因與北軍有了勾結，不便與之相抗，又不敢公然叛離劉世均。他以一團力量不足與李純一師力量相抗為藉口，退至九江對岸之小池口。此時李烈鈞已由滬回至湖口，曾以電話通知劉世均，囑其在九江向李純師發動攻勢，劉知此時在九江實無可為力，囑我率師部職員一部，先至小池口帶著李定魁之願隨行者，由長江北岸趕到湖口。這時，我是劉之代理參謀長。同時我也接到李烈鈞先生的電話，始將九江的詳情報告他。他知九江不可為，所以才決定在湖口起義。

    我到小池口，告知李定魁李都督已回到湖口，勸他與其在小池口，不如去湖口，李因與我是多年朋友，而部屬又多與我相識，隻好支吾答應我。我們由小池口出發，中途遇著暴風雨，幾經艱苦才到達湖口的長江北岸，此時，北軍已有二艘軍艦橫於江心，無法渡江。李定魁來湖口本是很勉強的，見此情形，乘機對我說，既不能渡江，不如回到小池口。他於是又帶領部隊回到小池口，我也無法阻止他。李回去後，我覺得留在湖口對岸不是辦法，遂轉至安徽東流渡江至祁門。當我走近江西邊境時，遇見許多敗兵，打聽之下，都說李都督在湖口失敗了。我隻好由祁門迂道趕至南昌，找護軍使歐陽武，問李協和之下落，他告訴我李已敗退至南昌官錢局附近之輪船上。我由護軍使衙門出來，到南昌官錢局附近河邊，發現李協和之火輪正停在河邊，遂上船見李。李告訴我，江西已無辦法，正準備離開南昌。他經袁州（宜春）入湖南，譚組庵待之很客氣，後來在長沙換江輪赴上海。劉世均一幹人等不久也到了上海。 

初次赴日本求學 

    李協和走後不久，李純之部隊也到了南昌，我見南昌不能久留，遂複經祁門、東流乘江輪也趕至上海。當時約為七，八月，天氣燠熱，我經二個多月之奔波，身心憔悴不堪，複以身上不名一文，所以情況非常狼狽。我到三洋涇橋，本想投宿全安客棧，因為既無行李，又無證件，客棧不允我留宿。上海偌大地方，我既舉目無親又人地生疏，心中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上海的大馬路是熱鬧通衢之地，心想在那裏召徘徊，或許可以遇見一、二熟人。果然在大馬路我遇見一位先生，頭戴草帽，身穿紡綢長袍，麵貌非常熟諳，我問他：「你不是某人？」原來他是劉世均的中校參謀黃在中，他說李協和．劉世均等已去日本，隻有好友黃光鬥尚在上海。我去見他，他見我狼狽之狀非常驚奇，問我何故一至於此？我將數月來之情況大略告訴他，問他是否知道李協和、劉世均住在何處，他也說他們都去了日本。我問他何故來到上海？他說因見江西倒袁事業很難成功，所以早就來了上海。他在上海，靠在洋行織襪為生。他問我有什麽打算？我說身上不名一文，困窮萬分，不知從何打算起。他說他原有去日本之計劃，邀我一同去。我說在上海住食都有問題，如何去得成日本？黃為人很熱心，他說賣掉織襪機大概可得百餘元。當時由上海去日本長崎之三等艙船費隻要七元五角，由長崎至東京的火車票也是日幣七元五角。兩人之費用約有六、七十元足以夠用。我原以為陷入絕境，如今有人願出旅費約我去日本，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赴日船中，我們幸遇一位過去江西高等農業學校的同學，他在日本求學多年，恰巧暑假結束，回日本上學。他是日本通，替我們安排一切。到了東京，我們住在下宿屋旅館。他又幫我們打聽出李協和、劉世均等之消息。當時浪跡日本的江西人士很多，紛紛請李幫助，他不但接應不暇，也愛莫能助，不久李便到南洋去了。我們的經費有限，李又無法援助，幸而劉世均了解我們的困難，邀請到他家中居住，才算是解決了窘境。

    我在劉家住了三個月，因為孫總理一麵鑒於二次革命之失敗，一麵覺得同誌們多是勇武有餘而學識不足，他接受犭養毅、副島義一、寺尾亨等人之建議，成立政法學校以充實同誌之學識。我自己覺得住在日本無事可做，於是請求進該校讀書。政法學校的教室是利用東京錦町錦輝電影院對門之工業專門學校之教室，因為該校學生每日下午須赴工廠實習。教室空出，故可借用。寺尾亨博士為校長，教授均由寺尾亨聘請，因他在東京帝大執教二十五年以上，桃李滿天下。是時在政法學校擔任課程的有小野塚喜平次、小林醜三郎、吉野作造、崛江歸一、副島義一等有名的教授，而且多是同情革命黨的，所以他們不取分文報酬，純盡義務。學生中不諳日文的人很多，上課備有翻譯。經常擔任翻譯的是戴季陶、殷汝耕、殷汝驪、文群、王侃等人，其中以戴季陶、殷汝耕兩人擔任的時間最多。此外，孫總理聘來一批日本退役軍人成立大森軍事訓練班，灌輸革命同誌之軍事知識。這個訓練班所授的課程很簡單，凡在國內軍事學校畢業的都不願意參加。

    政法學校開學時，北京政府駐日公使陸宗輿曾前往觀禮。事前寺尾亨告訴我們說：「雖然陸是北京政府派的，但是開學時他來觀禮是本校的貴賓，希望不要侮辱他。」同學接受了他的意見。這件事卻引起很大的影響，因為北京公使館見我們對待陸公使很客氣，以為我們對革命事業並無很大的信心與熱誠，於是派蔣自立來校活動同學，說道：「隻要同學不反對袁世凱，不但可以繼續讀書，北京政府還給以津貼。」有數人遂被他收買了。後來有位同學吳先梅怕以後再有人被他收買，很惱怒蔣自立。有一日清晨，遂跑到蔣的寓所，開槍打傷了他，此後公使館收買同學之事才停止。民國四年冬，籌安會成立，袁世凱做皇帝的野心愈來愈明顯，孫總理要我們回國革命，政法學校至民國五年始停辦。該校前後共開辦約有二年半。這期間因為辦理成績很好，不但國內逃至日本之革命同誌紛紛加入，就是在日本各大學中之華籍學生也有不少參加。

    在東京時，我與各省的革命黨人接觸很多，孫總理手下的人比較急進，黃克強先生手下的人比較持重，因此種關係，孫、黃在日本似不甚融洽。二次革命所以失敗得很慘，不僅因為缺乏周密的計劃，內部不團結也是一大因素。

    在東京，我交結了不少新朋友，如李大釗、林祖涵、易象等人。李、林原屬孫洪伊之進步黨。林祖涵是林秀梅之兄弟，初聽孫總理講三民主義非常敬佩，後來聽了陳獨秀之共產主義才步入歧途。李大釗之舊學很好，道德觀念很重，不知何故參加共產黨。今日在大陸之共黨作家田漢，即是易象的外甥，當時隨易在日本，也不過十六、七歲。 

民國四年冬回國參加討袁之役 

    孫總理既要我們回國參加革命，他給劉世均數千元作路費，劉分數百元給我，要我回到江西利用與李定魁之關係，運動方本仁的部下。當時方本仁是贛西鎮守使，李定魁是方的團長。歐陽武自從被趕出江西後，袁世凱在北方給他安插一個閑職。以後，江西人因見他為人完全是見利則趨，毫無宗旨，大家很看不起他。

    四月，我由湖南入江西，在長沙時，曾見湘督湯薌銘。湯受乃兄湯化龍在上海主張反袁之影響，有動搖之意。我所以能見到湯薌銘便因為有湯化龍之介紹信。我由長沙乘株萍鐵路到萍鄉，會見李定魁，勸他乘機而起，我說：「我們曾參加辛亥革命，推翻帝製，於今袁世凱又要稱帝，正是需要我們再革命之時。」李很狡猾，並不反對我的意見，說是方本仁下麵有三個團，如果他一團人起義，很容易被消滅。他要我到湖南請援兵，說是湖南若能陳兵贛邊，起義較易成功。當時，湖南有一團人駐紮株州，團長是陳策，陳之叔父為陳裕時，與湯化龍是深交，我路經株州時，曾拜會過他。他很讚同反袁之革命，告訴我隻要江西義纛高舉，他一定響應。所以，李定魁對我如此說法，我覺得很有道理，並以為請陳策派部份部隊至江西，應該沒有問題。我連夜乘火車王株州，找到陳策，將情形告訴他，請派二連人隨我至江西。陳答覆我部隊調動權在於督軍，但是隻要江西有了消息，他一定呼應，我見他的話已不可靠，又星夜趕回萍鄉。火車剛入車站，我見有些軍隊被圍在車站繳械，心中很高興，以為李定魁等不待我回來，便動了手。打聽之下，原來是我活動李定魁起義之事機洩露，方本仁派其他二團人繳李一團人之槍械。我雖然知道事已洩露，心中很鎮靜，還是回到原住的地方。一進屋發現已有好些便衣人員在等著我。我很從容地向他們打招呼，脫下長袍，放下皮包，躺在椅子上，對他們說：「我已掌握在你們手中，無話可說，我這數日仆仆於道途，既餓且倦，你們能否煮點粥給我吃？」那些人很好，聽我如此說法，真的到廚房中煮稀飯。我坐的地方是客廳，外麵是一道走廊，走廊與大門之間還有片小園子，我見走廊上有隻水煙袋，得到他們的同意，我走過去想取水煙袋吸幾口煙。正當我過去取水煙袋時，回頭看見他們打開我的皮包，在分我的錢。我心想此時不走尚待何時？拔足便跑，他們隨之在後追。我後來因得到路旁一農家的掩護，才躲過了他們的追蹤。 

民國五年冬二次赴日深造

 

    躲到晚上，我悄悄地到湘東車站，爬上運貨的列車逃到株州，在株州遇見一位朋友，借了幾塊錢才到了長沙。這時大約是五月上旬的事。不久袁世凱因眾叛親離氣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為內閣總理。我住在長沙，無事可為，輾轉赴上海，北京，此時，北京政府保送一批學生赴日留學，而日本方麵限製入學之規定也放寬，中國學生不但可以進士官學校，也可以進各兵種專科學校、陸軍大學等。我由政府保送至日本陸軍砲工學校留學。這是民國五年冬季之事。在砲工學校讀了二年，又入了千葉的砲兵射擊學校；九個月後，進東京帝國大學之造兵科，到了民國十一年因孫總理揮兵北伐才回國。

返國參加總理領導之北伐 

    民國十一年，我回抵國門，經上海至廣州，陳炯明見我是東京帝大讀造兵科的學生，派我至石井兵工廠服務。當時，陳以內部未統一為藉口，反對北伐，他說孫總理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隻是一付對聯，沒有多大用處。我見陳之態度如此，準備去梧州，轉桂林謁見孫總理。行至廣西昭平，遇見很多軍隊由桂林向梧州方麵行動，我心中納悶，不知桂林方麵的軍事部署如何？正當此時，迎麵來了一乘四人大轎，原來是李協和先生坐在裏麵，他當時是大本營的參謀總長。他在轎裏也看見了我，停下轎，問我去那裏？聽說我要去桂林，立刻叫我不要去。當晚，我留在李處。他告訴我此次北伐軍所以突然調回廣東，一麵因為廣東內部空虛，陳炯明之主力如葉舉、熊略等部隊都駐在廣西南寧一帶，如果此時革命軍回師廣東，陳在廣東之勢力不難一鼓而下。他交給我一團人，要我駐邕江兩岸，以防陳部回頭。大本營之部隊如彭程萬之贛軍，朱培德之滇軍，許崇智之粵軍等都源源開回廣東。陳炯明受此打擊，所以才讓出廣州回到惠州去休養。

    革命軍回到廣東後，改由韶關入贛。李協和仍是參謀總長，大本營此時是設於韶關，所有北伐的軍隊均由粵入贛，彭程萬的贛軍可說是入贛的先鋒，其他如許崇智的粵軍、朱培德的滇軍及李福林所部等，大部份已經信豐到達贛州附近，留在韶關大本營附近的隻有少數部隊，廣州隻剩孫總理一人及少數衛隊，後方過於空虛，給陳炯明以可乘之機。我當時是大本營的高級參謀，李協和又派我任督戰官，故我隨贛軍賴世璜部前進。此時，賴尚係彭程萬部的混成旅長，因我與賴有舊交，故住在賴的旅部。適賴的參謀長出缺，李協和先生要我兼任賴的參謀長。是時北伐軍的主力已集中於贛州。賴對我說這次北伐我們江西人要特別賣力，你先率領旅部必要人員及部隊先行，擬經過泰和向吉安前進，我在贛州與各軍領袖取得連係後，即星夜趕來。我遂由贛州城率領部隊先行，及占領泰和縣後，不見其他部隊繼續前來，正疑慮間，賴世璜僅帶少數人員趕來，囑我令前方部隊，撤回贛州，因為陳炯明乘我大軍北伐入贛之時，即暗中調集葉舉、熊略等部，星夜返回廣州砲擊觀音山孫總理寓所，並向韶關大本營襲擊，已被占領，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軍由贛州折回馳援，我們不能單獨再進，應先退回贛州再說。迨我們退到贛州後，始知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軍到達韶關後，又被陳炯明軍擊敗，折回贛邊。賴世璜部因受北軍壓迫，亦向信豐退卻，待抵信豐後，遇著許崇智、胡漢民等，狼狽不堪，正擬東向福建邊境退卻，並要求賴部在信豐以北布陣，掩護他們的退卻，此時福建內部情形，竟有出乎我們意料以外之事。即福建督軍李厚基，與駐泉州一帶之王永泉部勢將火拚，王永泉與許崇智係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王見許到，予以械彈的接濟。許王聯合攻李，李勢不支，其部下王獻臣師駐在閩西汀杭一帶，歸順革命軍。李厚基遂被許王驅走，許部遂占領福州，聲勢為之一振。

    此次北伐在江西失敗後，贛軍總司令彭程萬，先遣軍司令餘維謙、別動軍司令胡謙等，因戰敗後均離開部隊他去，惟有賴世璜始終團結所部，並收容他軍流亡官兵合計五、六千人，自民國十一年冬季起，輾轉流離於廣東之連平、和平、梅縣、大埔、福建之永定、龍岩、漳州，形同土匪流寇者，幾達兩年半之久。至民國十三年冬，官兵深感流離之苦，因為贛南人居多數，均欲打回老家去，決心進入贛南，稍事整理休息。是時有北軍常德盛一師，駐在雩都、瑞金一帶，本準備與之一決雌雄，不料我們一入江西境內，常德盛師長不但對我們沒有敵意，反送來一張拜把帖子，願與賴世璜結為盟兄盟弟。江西督辦方本仁見此情形，遂收編賴部為江西陸軍第四師，駐於瑞金，雩都、會昌、尋鄔等縣，前後達一年餘之久。

北伐軍入贛之開路先鋒賴世璜

    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在粵誓師北伐，是時鄧如琢繼方本仁為江西總司令，有意與福建的周蔭人夾擊消滅賴部，以防我們加入廣東的北伐軍。我們一麵感於實力孤單，一麵感於北伐大義，賴遂派人至廣州請求參加革命。當時朱培德的滇軍中設有軍事教育團，由熊式輝任教育長，熊與賴世璜是保定同期生，透過這種關係，請朱培德將我們願意加入北伐軍之意轉呈蔣總司令。同時，賴又要我去南昌探聽閩贛夾擊我們之事是否確實。他所以要我去，一則因為我是他的團長兼參謀長，二則因為鄧如琢下麵有位師長馮紹閔是我在保定速成學校時的戰術教官，此外，還有幾位同學在他那裏任旅團長。

    我到南昌遇見一位同學李鈞，他是江西人，生長北方，曾在鄧如琢部任過旅長。他見了我很驚奇，問我為什麽跑到南昌來？他說：「福建長汀、上杭之部隊，與駐贛南之部隊已準備動手解決你們！」我聽李如此說法，立刻去見江西軍務幫辦蔣鎮臣，蔣原是方本仁的師長，師部駐吉安。蔣本人駐南昌狀元府，當時已是晚上十一時，蔣已休息，我到他那裏說有要事要見蔣幫辦，門房才肯通報。蔣問我有什麽事，我問他閩贛部隊準備夾擊我們之事是否真確？蔣愣了良久，問我消息的來源，我說：「你們即將開始行動，怎會不知？」我繼續說：「此行之目的不是求你們饒我休兵，而是請問你們，賴部經方前督辦的德意，收編我們，一年多來生活比較安定，所以官兵都很感激方督辦，今鄧督辦要與福建聯合解決這部，老實告訴你，我們在閩粵贛邊境流亡了幾年，道路及地方情形，均甚熟悉，縱然打你不過，我想跑一定跑得過你。況且廣東方麵，近來北伐之說甚盛，鄧督辦這種作法，可說是為叢驅雀。」蔣反問我：「既然如此，你深夜來此，究竟為何？」我知道鄧、蔣意見不和，遂說：「我深夜來此請教幫辦，賴部深感方前督辦的德意，並知幫辦是方督辦所最信任的人，所以特來請示，幫辦是否肯收容我們這一部份？」蔣遂對我說：「我現在對你說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你想歸我收編，我知道賴世璜，是反覆無常的人，除非你的十六團及易簡昀十三團，都無條件的開到吉安來，聽我處置，以確實的行動表現，否則一切不談。」我說：「就這麽辦，否則請鄧督辦照原計劃聯合周蔭人如期對我們進兵好了。」我說畢拿起帽子就走，蔣馬上拉著我的手說：「你這樣去見賴世璜，與我交涉的憑據一點也沒有，似乎不妥，現在我回賴一函，並送軍衣五百套作為你對賴說話的根據。」

    我由南昌乘小火輪至贛州轉至雩都師部，將情形告訴賴世璜。賴告知我廣州方麵指示我們要先有行動表現，然後才能予以支援。既然如此，這部隊原來都是革命種籽，與北方軍閥是無法相處的，我們遂商定先打贛州、信豐。全師部分為兩路，一路下贛州，一路攻信豐，每路有兵四營，四營為預備隊由賴親自指揮，策應雙方。當行軍至離贛州二十裏之江口時，有贛州鎮守使楊池生部一營，在此警戒，問我開赴何處，我方答雲奉蔣幫辦的命令擬去吉安的。楊部營長說請你們暫停，俟我們詢明蔣幫辦後再請行動，我們遂在江口準備午餐。賴部官兵贛州的人很多，楊池生部一師，師部駐在什麽祠堂，團部駐在什麽廟宇，某一城門樓上有兵一排，某處有兵一連，一一偵查清楚，並令我方部隊某營到何處繳某團械，某連到何處繳某連的械，某排到某城門繳某排的械，事前一一部署完畢，並擇道路熟悉、地形明了官兵，分別擔任引導。迨楊部在江口放哨，營長回信說你們可以經贛州下吉安。去時正值天下大雨，我們乘雨趕至贛州，乘敵不備，各部按照事前計劃分頭同時執行任務，不數小時將楊池生師全部解決，信豐方麵亦同樣告捷。當時楊如軒師有一旅駐大庾，聽說贛州信豐的事變，擬偷經遂川逃往吉安，亦於次晨經我們中途截獲繳械。至此我們作北伐軍入贛之開路先鋒，可說是圓滿達成任務了。至此蔣總司令下令任賴世璜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軍長，熊式輝為該軍黨代表。廣東北伐軍入贛的先頭部隊譚道源師也可以不發一槍一彈的順利進入贛州了。

龍潭之戰

    民國十六年龍潭戰役之前，我們曾渡江北伐，我走東路，歸何應欽先生指揮，經東台、如皋、鹽城、阜寧、灌雲等地而至海州，再由此而至山東邊境的臨沂，一路頗為順利；同時，津浦線一路則進至徐州。之後，戰局變化，徐州支持不住，故退，因徐州一退，我們東路也跟著後撤，直退至江南。那時我是代十四軍軍長，軍部駐無錫，軍長賴世璜正養病於上海。我們回無錫後，不久龍潭之戰即爆發。

    有一天白崇禧、宋子文、胡宗鐸等幾位先生乘火車由上海赴南京，車經蘇州至望亭，因鐵路被孫傳芳部便衣隊破壞，損壞二裏多長，火車不能通過，白崇禧乃打電話給我，要我由無錫派一火車頭與車廂一節到望亭接他們，把他們接到無錫。均暫寓鐵路飯店休息。準備在無錫午餐後再乘火車去南京。正在這時，接到車站消息說，龍潭已失。龍潭原駐有我工兵營，為孫傳芳幾師人馬所攻破，於是滬寧路即被截斷，由鎮江至南京也無法通行。這時蔣先生已離職到日本去了。白崇禧年紀最輕，看到他臨危的決斷，使我覺得革命軍將領還有朝氣，白先生知道這消息後，他說：「我們要趕緊打龍潭，否則待孫傳芳的後續部隊大部渡江，就難於應付！」說完他又問我：「你有多少隊伍在無錫！」我答說：「我這兒有一旅，可以一營留守，抽出四營隨白先生出發，另常州尚有一旅，也可就近歸白先生指揮。」他說：「好！你給我預備車子。」這時白先生是上海衛戍司令兼軍事委員會委員，他又打電話給駐上海的第二師師長劉峙，要他帶所部星夜由上海趕來鎮江。劉峙是時雖不歸白指揮，但也接受調遣，立刻由上海用車運送部隊過無錫趕到龍潭，劉本人曾因急於調度車輛而碰破頭，可見其任事之熱心。於是，白先生所指揮的部隊由東往西打，南京方麵接到消息後，何應欽先生、李宗仁先生也率其第一、七兩軍，由西向東攻。東西夾擊，結果不數日便把孫部打垮，敵軍損失慘重，隻得仍退回江北。 

率部渡江追擊孫傳芳殘部 

    不久，賴世璜由上海回至無錫，這時軍委會有一緊急命令給他，要十四軍趕緊渡江追擊孫傳芳殘部，不讓其有喘息機會。命令中最不可解的是，要十四軍渡江後歸十七軍軍長楊傑指揮。這一來，賴世璜很不高興，他發牢騷說：「我們部隊自民國十五年參加北伐以來，由贛南出發，轉戰江西、福建、浙江，以至現在江蘇，始終未補一兵一卒，現在一錢莫名，彈也沒有，就要我們渡江，而且還要歸楊傑指揮。論番號，我們是十四軍還在前，他十七軍應歸我指揮才對。十五年北伐進江西，我是開路的先鋒，楊傑又沒有什麽戰功，為甚麽要歸他指揮呢。」心裏雖不舒服，但也莫可奈何，最後他對我說：「軍委會的命令不能違抗，我們兩人隻得分別行事，你先帶軍部作戰必要人員與一旅人先行過江，到清江浦，歸楊傑指揮。我自己不能去受他指揮，我還要到上海，一方麵檢查身體，一方麵向何、白兩先生報告部隊的困難，倘能請到餉械的補充，令後續部隊再繼續前進。」之後，我按照他的話，率所部渡江後，沿運河北進，行至高郵，岸上忽有人喊道：「你們是否十四軍之船，這有緊急電報給你們。」我接過電報一看，才知賴世璜已在上海被捕查辦，要我即接任十四軍軍長，電報又令我將先頭部隊交楊傑指揮後，即回無錫掌握所部，蓋深怕後部有變。賴的被捕，電報中所說的罪名是「剋扣軍餉，畏縮不前」，其實並非如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這一紙電報真是給我帶來一大難題。我心中暗想，要是等我到清江浦後再回無錫，恐怕未到無錫。部隊就發生問題。事不宜遲，因此我令參謀處長與旅長率領軍部人員及部隊繼續前進，我本人則由高郵即遄返無錫。到無錫後，立刻集中部隊講話，我說：「總司令下野，軍長因誤會被扣，將來公道仍在人心，你們大家盡可安心。在軍長未釋放前，我不得不暫時出來維持。」不到兩天，軍委會又來一命令說：「十四軍軍部著予撤銷，十四軍原有之二師，合編成獨立第一師，以熊式輝任師長。」至於我本人，則調為中央軍校遷校首都籌備主任兼軍委會軍事教育處處長，那時熊式輝尚在上海，我請他趕快來無錫就職，我把部隊移交給他之後，便到南京就新職，這時約為龍潭之戰後一個多月左右的事情。

    軍委會不明下情，根據不實之情報而武斷下命令，冤屈便由此而起！當日賴世璜在上海一下火車，便被衛戍部隊所拘捕，在衛戍司令部押一個多月後，又押解到南京關進監獄。十六年年底，蔣先生由日本回國預備複職，此時正是民國十六年冬季，賀龍、葉挺、朱德等匪竄擾廣東，廣東無力剿匪，軍委會正預備調獨立第一師至粵剿匪，上海衛戍司令部也曾為此事備有許多海輪。就在這時，忽然謠言起來，說這部隊的官兵不願到廣東剿匪，因蔣先生快複職，一複職，賴世璜即會釋放，所以他們不走，要等蔣先生複職再說。軍委會接到此情報，即沉不住氣，認為賴世璜太豈有此理，人在監獄，為什麽還勾通部隊，因此就下一個命令，將賴槍斃。

    賴之死，是他得罪的人太多之故，所以說他壞話的人也多。因賴之為人太衝動，喜與人爭吵。我駐無錫時，一次何應欽先生特地來視察部隊，公畢之後，他問我：「此地有好風景否？」我答：「惠泉山可以一遊。」於是陪他一同上山，王山上一小亭休憩時，隻我兩人，別無他人在旁，何先生從皮包中掏出一件東西給我看，我一看是孫傳芳給賴世璜的委任狀，要委他為長江下遊總司令。我問何道：「這東西從那裏得來的？」何說：「檢查郵政所得！」我說：「這是極機密的事，怎會用郵寄呢？我敢保賴軍長決不做此事，即使他會，他的部下也不答應。」何聽了也認為我的話有道理。有一次，我到龍華衛戍司令部，白先生也問我：「聽說賴世璜與孫傳芳勾結，有沒有這回事？」我回答說：「絕無此事，部隊始終沒有二心。」

    談到此，使我想起我一生有兩大遺憾：一是朱漢濤的被殺，前麵說過，當我由九江率隊援鄂時，部隊沿途騷擾，使我狼狽不堪，要不是朱漢濤仗義幫忙，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到後來，南京臨時政府撤換都督馬毓寶，另以李烈鈞代之，李依仗劉世均旅的實力乃得走馬上任，馬毓寶因得朱漢濤之擁護，故勢力尚在，這一來，劉、朱兩人暗鬥甚烈，我由湖北回來見此情形，極力加以調解。朱漢濤是洪幫中的龍頭拐於，為人慷慨好義，曾幫過我的大忙，劉世鈞則是我的好友，論公誼私情皆很密切，劉、朱之不睦，我由湖北回潯後，曾從中極力調解，劉不聽。一日清晨，劉忽派兵一營人包圍九江衛戍司令部將朱逮捕，因劉認為要打倒馬毓寶非先打倒朱漢濤不可，劉逮捕朱後，即報告南京臨時政府處置，回電是：槍斃。朱漢濤便這樣送了命。槍決時我不知，事後很多人告訴我，朱臨死時，說：我沒有對國家不起，對人民不起，對革命不起之事。行刑時，連打九槍尚不倒地。朱的死，我本可有力量挽救他，但我沒有來得及做，這是我平生第一憾事。

    另一件就是賴世璜的被殺，自民國十一年孫中山先生由桂林北伐起，我就與賴相處，直至十六年為止。賴為人雖很衝動，但對我非常信任。那時我尚在南京軍校，正因事到上海，軍委會直接下令南京監獄執行槍斃。臨刑前，賴說：「我要找劉任夫講話！」但我已到上海，所以沒有見麵，這是我一生很覺難過的事情。

原文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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