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蘭華人社區傑出人物選（29）－羅啟康：“布裏斯本唐人街之父”劉達文OBE太平紳士

“布裏斯本唐人街之父”劉達文OBE太平紳士
羅啟康

 

    英國人曾經驕傲地誇耀自已的國家為“日不落之國”，此言不假。曾幾何時，大不列顛殖民地遍布全球。亦有人說，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華人。這些說法或許容有誇大，但觀乎世界五大洲，甚至稍有知名度的城市，似乎都有華人的蹤跡。英國人曾經海上稱王，雄霸世界，足以令英國人自豪；但華人足跡雖遍天下，則又是另一回事！

    自晚清以來，中國或因朝廷腐敗、或因天災人禍、或因連年戰火，以致民不聊生，為求生計，許多人在不情不願之下遠走他鄉！尤以福建、廣東等濱海省份，因得地利之便，沿海路越洋求生，或遠赴新舊“金山”淘金；更淒慘者莫如受騙出洋，以“賣豬仔”方式往海外采礦者，更不知凡幾。

    與現今腰纏萬貫放洋的移民最明顯不同之處，以往離鄉別井的華人，大部份皆因在家鄉難以維生而被迫另尋活路，當然並不富有。一俟到達外埠，往往隻能從事一些體力勞動的低下工作，如采礦、伐木、洗衣、家俱製作和餐飲業等等，兼且一般都節衣縮食，把餘錢匯回鄉間接濟家人，待到青春花盡，但望能衣錦榮歸。布裏斯本有一所曆史超過百年的中國廟宇“三聖宮”，廟內供奉著代表技術與手藝的“華光先師”、代表健康的“華陀醫仙”及代表財富的“財帛星君”，正好印證了當時的華人心態：但願身體健康，憑著手藝賺錢蓄財，然後買棹回鄉。

    以澳大利亞為例，在十九世紀淘金的年代，華人的人口著實占了頗大的比率。但是，華人“樹高千丈、落葉歸根”的觀念，加上一些如“白澳政策”等的種族歧視情況，令大部份早期的華工無法在海外建立對當地的歸屬感，在辛勞了半輩子後，都會興起“返唐山”的意念。但凡事必有兩麵，也有一部份移居他國的華人從此落地生根者。一般來說，第一代移民往往隻能胼手胝足，勤勤懇懇地在異國他鄉建立家園。大部份華人在站穩腳後，或回鄉娶妻生子，或在當地結婚生子，將希望全放在第二代身上。昆士蘭州布裏斯本僑領劉達文先生的父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祖籍廣東台山縣的劉達文先生透露，其父為一草藥郎中，早年已在澳洲行醫，稍後返回香港娶妻。鑒於當年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其妻並不能因此移民，劉母隻能留在香港，夫妻兩人天各一方，而劉達文與其弟皆在香港出生。

    一九二二年生於香港島荷裏活道的劉達文，小學時就讀於一所意大利人開辦的學校，畢業後升讀港僑中學至高中二年級。一九三七年，作為家中長子的劉達文年屆十五歲，便乘船遠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市跟隨父親，並於該市就讀於東墨爾本基督兄弟會書院（East Melbourne 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在香港主要受華文教育的劉達文，初抵澳大利亞時，語言上頗有困難，但隨著與當地人的交往，溝通上的阻障很快便被克服。

    一九三九年，在墨爾本過了二年學校生活後，可能是舍不得母親的關係，劉達文返鄉探母，曾打算一去不回，回港與母親及比自已小七歲的弟弟一同生活。當時日軍侵華戰火正濃，南進東南亞一帶的跡象日顯，香港局勢也日益緊張，劉母見形勢不妙，令其盡速返回澳大利亞。幾經四處張羅，終於覓得一張赴澳船票，在日本正式向駐港英軍宣戰前趕搭了最後一班船返澳，避過了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

    劉達文年青時代相當好動，尤其乒乓球方麵更為所長，打球之餘，邂逅一位愛爾蘭裔少女伊麗莎白（比蒂）(Elizabeth 「Betty」)，從此共沐愛河。一九三九年，劉達文與比蒂戀愛成熟，兩人排除了種族成見，攜手成婚，劉達文遂抱得美人歸。新婚燕爾，未幾劉夫人比蒂亦身懷有孕，小兩口樂不可支。一九四○年，長女美玲出生。

    一九四二年，位處南半球的澳洲，雖然本土未正式受到太平洋戰爭的戰火波及，但作為盟軍的一份子，國內所有適齡男丁皆守土有責，若非參軍受訓，亦要受當時澳洲政府的“人力部”(Manpower Department) 分配工作。劉達文當時被人力部分派，隻身來到布裏斯本市，協助大後方負責修船、木工等等後勤工作。

    盟軍既已與軸心國宣戰，所有原屬盟國的輪船航抵澳大利亞後均被徵召，為戰爭服務。一些華裔海員因不諳英語，澳大利亞人力部無法與之進行溝通及分配工作，劉達文由於通曉中英語言，因緣際會被人力部安排與二千名華裔海員共事，協助成立“澳大利亞中國海員工會”(Chinese Seamen Union of Australia)，並獲選為秘書。自此劉達文正式開始了與澳大利亞的工會和政界的密切關係。與此同時，劉達文積極參與紅十字會的義務工作，並協助貿易及勞工委員會（Trades and labor Council）籌募“難民救濟基金”（Refugee Relief Funds ）。

    一九四三年，因為劉達文“澳大利亞中國海員工會秘書”的職位，得以申請與家眷同住，劉夫人比蒂手抱長女美玲由墨爾本前來布裏斯本與其夫會合，亦由此正式開始了劉家在布裏斯本五十多年的事業。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劉達文亦卸任“澳大利亞中國海員工會秘書”的職位，並決定留在布裏斯本發展。一九四六年，家無恒產的劉達文，憑著天賦的營商頭腦及在戰時與其他工會要員建立的關係，開始向蔬菜批發市場訂購新鮮蔬菜水果，租用貨車向醫院、酒店及輪船等供應蔬果。

    一九五四年，昆士蘭曆史最老的華人團體“昆省華人會”(Chinese Club of Queensland)的第一個會所在柯根科和(Auchenflower)區成立，劉達文擔任該會秘書。一九五六年，劉達文在亞仕高區（Ashgrove）區購地開設農莊，協助年老華人退休後仍能賺錢過活。一九六六年，布裏斯本最具曆史的中國式廟宇“三聖宮”因前任負責人相繼去世，業權出現真空而導致昆士蘭政府要沒收該地段。劉達文與多位當時的僑領與政府幾番周旋，最後獲政府同意將該地段撥歸新成立的“三聖宮管理委員會”管轄，挽救了華人先民在異地創建的廟宇。

    一九五九年，位於布裏斯本市中心旁春山區(Spring Hill) 的世紀遊泳池(Centenary Pool) 落成，劉達文投得該泳池的餐廳及小食亭牌照，開始經營餐飲業。據劉先生回憶，當年布裏斯本的公眾遊樂設施並不充裕，世紀遊泳池的啟用，吸引了大批市民使用，他的餐廳及小食亭亦頗生意興隆。一九七三年，劉達文在當時布裏斯本最觸目的衛星城市燦西區(Chermside)進行物業發展，先後負責一所商場的管理工作、報章雜誌批發、及開辦旅遊團前往當時剛剛對外開放的中國參觀。

    一九八零年，昆士蘭州州長彼德遜爵士(Sir Joh Peterson)為表揚劉達文先生對維護中國文化、服務華裔社區的貢獻，向英女皇推薦，授予劉達文OBE勳銜，使他成為榮獲該勳銜的首位澳大利亞華裔人士。

    一九七十年代起，劉達文多次向當時的市政府鼓吹在布裏斯本興建中國城，以吸引遊客。功夫不負有心人。一九八七年二月的農曆年初一，布裏斯本中國城在市長夏潔珍女士（Lord Mayor Sallyanne Atkinson）主持下正式揭幕。布裏斯本唐人街得以獲市政府同意撥款興建，劉達文先生可謂功不可沒，更因此而贏得“布裏斯本唐人街之父”美名。一九八七年，布裏斯本市長夏潔珍女士為表揚劉達文先生對布裏斯本市的貢獻，特別委任其為該市榮譽大使。

    此外，劉達文還先後多次往港，邀請香港有名望之廟宇來澳洲弘法。經多方折衝談判，最終與道教青鬆觀（Taoist Ching Chung Temple）達成協議，由昆省華人會於布裏斯本的狄根區(Deagon) 向州政府購置地皮，而青鬆觀則斥資於澳洲興建南半球最大的中國式道觀。與此同時，昆省華人會亦於狄根區興建會址，於一九八九年落成啟用。

    香港皇家賽馬會(Hong Kong Royal Jockey Club)於一九九一年計劃將其電腦部門遷移往澳洲，初步決定選址於南澳。劉達文得悉此事，火速前往香港，拜會香港賽馬會要員，經多番遊說，最終爭取到香港賽馬會改變初衷，將該電腦部門移到昆士蘭黃金海岸(Gold Coast)的奔達大學(Bond University)旁興建，為昆士蘭創造了一定的就業機會。

    一九九六年，為對華人社區提供更直接的服務，劉達文倡議將狄根區昆省華人會舊址遷往布裏斯本唐人街，同時亦獲賽馬事務局（TAB）同意，於唐人街新會所開設場外電腦投注站，又獲州政府批準於會所內設立角子遊戲機，藉著此類公眾服務的收入，令日後華人會經費有穩定的保障。

    一九八六年起，劉達文繼承父業，在布裏斯本唐人街所在地的華利區（Fortitude Valley）以中草藥方法行醫。

    劉達文先生與其妻比蒂女士結婚多年，共育有子女六名：長女美玲(May Ling)、長子道生(Peter)、次子道行(Frank)、次女美華(Maria)、美碧(Elizabeth)及美霞(Melissa)，各均已業有所成。

    雖然劉達文先生曾擔任“澳大利亞中國海員工會”秘書共三年之久，可惜的是，他個人不大能乘船，常有暈浪症狀，致令他無法出席其長孫女與澳洲奧林匹克泳將、世界紀錄保持者白克仁(Kiran Perkins)的船上婚禮，對此劉先生常常引以為憾！

    與劉達文先生認識十多年，當年申請移民時也蒙他協助。筆者在布裏斯本十多年來與華裔移民的接觸，發覺為數相當多的老移民也曾或多或少蒙劉達文先生幫助，劉達文先生“唐人街之父”的美名，確是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