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落花，生命常青
轉載一篇文章，談中關村的曆史。
1956 年春，我父親所在的語言所從城裏翠花胡同搬到中關村新址，我們家也同時和語言所其他人家搬遷到此。當時語言所所長是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副所長是後來的語言所所長呂叔湘先生。他們到中關村，分別住到 14 樓和 15 樓。住進 15 樓的還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原來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的好朋友陸誌韋先生。解放後，他就到了語言所，是所裏為數不多的一級研究員之一。還有一位老夫子，原浙江大學中文係教授鄭奠，也住在15 號樓。我父親和他們相比當時算是“中青年知識分子”，資曆無法和那幾位先生相比，我們的家，分到了 3 號樓。這個 3 號樓裏，住著十幾戶語言所的人。我們那個第四單元，一共 3 層樓，我記得住的全是語言所的人。
有一天，父親帶我去羅所長家，他家住在 14 號樓東麵那個單元的一樓西側。他是我父親從前北大的老師，我們去他家的次數較多。一進門就見到羅所長和一位老人坐在客廳，我父親走到那位老人麵前問候：“舒老好！”這位舒先生很客氣地站起來和我父親握手，看來也和父親很熟。舒先生眉目慈祥，看到我，就微笑地問我，叫什麽名字，在哪裏上學，幾歲了？我小聲地回答著，然後他把我拉到他身邊，叫我和他坐在同一張沙發上。順手從桌子上盤子裏抓了一顆糖，剝開，遞給我，我也就不客氣拿過來放進嘴裏。隨後，羅先生、舒老和我父親就聊開了，我也假裝注意聽。不知怎麽他們聊起了圓明園，我父親告訴兩位老人，我就在圓明園裏的一所中學上學，剛從那裏找到些碎瓷片，可能是當年圓明園的。那位舒先生一聽很感興趣，問我怎麽樣的瓷片？我說不明白，告訴他，瓷片就在家裏，我去拿。我從家裏把四五片瓷片拿來，他們舉起來細看了一會兒。舒老說，看來是當年圓明園一塊瓷屏風的碎片，你們看有很精細的鏤花。又拿著一片瓷片對我說，你看這上麵還有當年火燒圓明園留下的煙熏痕跡。東西不值什麽錢，可很有價值，你要留好，這是侵略者罪惡的物證。我忙點頭說，記住了。
從羅所長家出來，我就問父親，這位舒先生很有學問吧？父親說，他就是老舍呀。我吃了一驚，原來這位大作家還那麽和藹可親。我牢牢記住了老舍爺爺的囑咐，一直珍藏著那幾塊瓷片，在我心中，這些東西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這是我拾自圓明園的瓷片，下麵左邊那片還殘存煙熏的痕跡。上麵瓷片的後麵有我父親的題字；“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伯昆拾自圓明園廢墟”。
此後不久我又見到老舍爺爺了，這次不在羅所長家，而是在語言所的會議室，那天羅所長的兒子結婚，借這個會議室舉行婚禮。我去得晚，裏麵坐了不少人。正張望，就發現老舍爺爺在那裏向我招手，我高興地走過去，他又讓我坐在他旁邊。桌子上很多喜糖，他悄悄對我說，抓點，多抓點，回去慢慢吃。我抓了一把放進口袋，老舍爺爺也抓了一大把，塞到我的口袋裏。他笑著對我說，喜糖，多吃多喜。後來，他忙於應酬，沒有再和我說什麽話。那次婚禮是著名相聲演員侯寶林先生當司儀，一場極其熱鬧喜慶的婚禮，讓久病的羅所長臉上露出會心的笑容，我也開心極了。
某日，我們正要吃晚飯，就見陸誌韋先生叼著一支香煙，到我們家來了。這位大學者手裏端著一隻小碗，進門就說，好東西，大家都嚐嚐。把碗放在桌子上接著說，這是一位蘇聯朋友給我的裏海魚子醬，珍貴得很，給你們一點。說完抱拳再見，下樓走了。什麽好東西，值得陸先生從 15 號樓親自送到我們 3 號樓？於是我們就坐下品嚐。我把那黑色的珍珠般大小的魚子放進嘴裏，抿破，極腥的一股味道就衝出來。本想馬上吐掉，一想那麽珍貴，還是把它一口吞掉，急忙大口吃飯把腥味壓了下去。看看父親母親和妹妹他們，也都皺著眉頭，不敢恭維。於是再沒人敢動筷子，推到一邊。那時也沒有冰箱，沒過幾天，我就發現魚子顏色有點變化。我們又舍不得倒掉，我提議送給我的同學嶽器家的貓咪。大家都說，隻好這樣了。我把魚子醬端到 7 號樓嶽器家，他家的那隻大白貓立刻將那小半碗裏海魚子醬添了個精光，還喵喵對著我叫，似乎說，妙極了，味道好極了，還有嗎 ?
過了幾天我正在 15 號樓前麵和小朋友玩，陸先生下班看到我，就問，魚子醬好吃嗎？我老實告訴他，太腥了，我們都不敢吃。他說，那你端回來給我呀！我愛吃。我隻好說，給貓吃了。陸先生一聽，眼睛瞪得老大，把嘴裏叼的煙拿到手裏說，怎麽給貓吃啦？真是烏龜吃大麥，糟蹋了！你知道黃金好得，裏海的那種魚子醬難求呀！貓真有福氣，說著搖搖頭走了。可我覺得它真的不好吃，於是我很奇怪地想，是不是陸先生是屬貓的？那種魚子醬真那麽珍貴？也許是陸先生誇張。
最近上網，偶然看到裏海魚子醬的消息，都貴得嚇人，其中有一種叫白鱘魚的魚子醬價格竟然達到 5000 美元一公斤！猛的想起 50 多年前陸先生送我們魚子醬的軼事，他真沒有誇張，即使那時魚子醬沒有現在那麽貴，也並非白鱘魚的。現在想來，嶽器家的貓的確有口福！
呂叔湘先生個子不高，總是彬彬有禮的樣子，我知道他寫了很多語法方麵的書。雖然我的父親也是搞語言的，但我對語言這個領域一點興趣也沒有，更不喜歡語法。所以，我比較怕見到呂先生，見到他，總是遠遠躲著。要是他問幾個我正在學的語法方麵的問題，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們初二當時有一門語法課）。
有一天，忘了是那個所（不是語言所，語言所比較小，沒有放電影的機器），要放映英國的原版故事片《百萬英鎊》，語言所的人都去看。這片子雖然也算內部片，但限製不很嚴格，我父親就帶上我。我從來沒有看過英國電影，很高興。
電影開始前，我見呂先生站起來對大家說，因為是原版電影，怕大家聽不懂，今天就為大家當現場翻譯。我奇怪了，呂先生是研究中國語言的，怎麽懂英語？電影一開演，呂先生就開始翻譯。電影的對話極快，呂先生的翻譯幾乎與對話同步，出口成章，妙語連珠，就這樣給大家現場翻譯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到電影結束，真把我驚呆了。原來呂先生的英語水平如此之高，真是我沒有想到的。像呂叔湘先生那樣學貫中西的學者，在中關村真不知道有多少！這以後，我對呂先生就更加敬佩。見麵我也不害怕了，而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什麽主語謂語之類的問題。我上高中以後，他知道我學英語，還特別題詞送了我一本他早年寫的書《中國人學英語》，雖然書中還是講了不少語法，但似乎聽到呂先生娓娓道來，讓我倍感親切。
鄭奠先生字介石，曾任浙大中文係主任。 1953 年左右到語言所，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語言學家。我們家在城裏就和他家住同一個四合院，我和他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搬到中關村，住在不同的樓，到他家去得就少了。他和呂先生一樣，個子不高。早就知道他字介石，又是浙江人，我往往就把他和蔣介石聯係起來，可怎麽看他都不像蔣介石。他較胖，臉園園的，紅光滿麵。架著一副眼鏡，走起路來身體挺得筆直，一看就是一個很有派的學者。正因為如此帶派，有一年科學院組織十一的遊行隊伍，要經過天安門。這位鄭先生被選為科學院的領隊，非常神氣地帶領科學院的隊伍接受了檢閱。他的形象一時成為中國科學家的典型，而被大家稱道。
這幾位學者都是語言所的，所以我還比較熟。中關村裏，那時住著大量中國科學界的精英，數都數不過來。我很小，不太關心誰是誰。小朋友們在一起玩，也不問父母是誰，自己也不會炫耀，如我的爸爸是什麽家。我和許多住在 13 、 14 和 15 樓的小朋友玩過，除了幾位特別出名的科學家外，我到現在也還不太清楚，那些小朋友的在父輩的名字。如我和 14 樓一位叫鄧煌的小朋友，有一個時期成天在一起混，而我始終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直到前幾天，中關村人告訴我，我才知道鄧煌的父親是著名的真菌學家鄧叔群，像這樣的例子一定很多。說到鄧煌，又引出我一段回憶。
到中關村不久，我受周圍小朋友的影響，喜歡上了集郵。在中關村那個得天獨厚的環境裏，我們可以收集到各種各樣的郵票。完全不像現在集郵的商業化運作，我們都是相互交換郵票，從來沒有金錢的交易。如用一張清朝的龍票，換一兩套蘇聯的功勳章郵票會有的；但沒有人給哪張郵票標個價，私下買賣的。我那時還不認識“中關村人”那位小“集郵家”，但我認識鄧煌，他的郵票也不少，我常常到他家裏欣賞他的藏品。他特別能聊，天南海北似乎無所不知。郵票上的人物，景物和動物哪怕是武器，他都可以頭頭是道說來，我非常欽佩他。我的郵票冊子和他的相比真是拿不出手，因此有一種強烈願望，想方設法以各種手段讓自己的集郵冊鼓一些。那時，北京好像隻有東華門大街離東安市場不遠，有一家集郵公司，賣中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郵票。有時，父母給我些零錢，我就攢起來。等到星期天借口到城裏看老同學，就去那個集郵公司買點心愛的郵票。我都是走去走回，為的是節約幾毛錢，多買幾套郵票（當時的郵票都非常便宜）。可是光靠買，一沒有那麽多錢，二許多郵票也買不到，還要靠自己收集。
鄧煌不知怎麽知道陸誌韋先生是個大集郵家，就建議我問陸先生要點郵票。我的膽子不大，可為了郵票，我豁出去了。我敲開陸先生的們，走進他烏煙瘴氣的書房，開門見山說，陸伯伯，能給我幾張你不要的郵票嗎？陸先生抬頭望我著說，郵票？有，我有好幾箱子呢！說著指了指書櫃上的幾個大皮箱說。我高興了，給我幾張吧，給我幾張吧！陸先生哈哈大笑說，你來晚啦，我的全部郵票都給人了。我問什麽時候的事？他說，剛解放時的事。我掃興之極，突然無師自通，冒出一句特別不時宜的話，餓死的駱駝比馬大，剛一出嘴我就後悔了。誰知陸先生一點也不惱，再次大笑，哈哈，我算什麽駱駝，死老虎，死老虎而已。我真沒有郵票了，不信，你翻。我怎麽翻，隻好對他說再見。
再次到鄧煌那裏，他想了想說，二樓錢學森一定會有郵票，他剛從美國回來，別的郵票沒有，美國郵票肯定有。別的科學家我不知道，錢學森的大名我怎麽能不知道？他還剛剛得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的一等獎呢，電影新聞簡報裏我看到過報導。我也知道他就住在 14 樓，有時還看到他夾個皮包進出樓。我一聽又高興起來，決定找錢先生要郵票（現在想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1957 年好像 14 樓還沒有暗中保護措施，就是有，誰也不管我們這些小破孩。某日我從鄧煌家的一樓窗口看到錢學森先生走回來了（那時他和大多數科學家一樣，都是步行上下班，很少乘小汽車）。我就跑到樓道，迎頭對錢先生說，錢伯伯好！他笑著望著我，點點頭，說好好，就上樓。我又說，錢伯伯，你有美國郵票嗎？我集郵，想收集一些。錢先生停下來，還是非常和藹地微笑著說，哦？小集郵家？那好你跟我來。我跟他上樓，他順便問了問我叫什麽名字，何處上學之類。我就稀裏糊塗跟著錢先生進到他家。這是和鄧煌和羅所長家完全一樣的房子，到他的書房，他從書櫃裏拿出一摞信，看了看，找了把剪刀，把幾封信有郵票的信角剪了下來。又找了個用過的信封，把郵票裝到裏麵，遞給我說，這幾張給你吧，小集郵家。我高興地接過，說了聲謝謝就往外跑。突然我好像想起了什麽，又轉頭問錢先生，對了，郵票英文怎麽說？錢先生告訴我， STAMP 。我這才興奮地跑了出去。當然英文郵票怎麽拚寫我不知道，但這個詞的發音，我一下就記住了。我現在回想，我知道的第一個英文單詞就是 STAMP ，那是錢學森先生告訴我的。
後來我就很少見到錢先生了，我上高中後再沒有見到過他。據說他接受了重要的任務，也不在中關村住了。雖然錢先生給我的那些郵票現在也不在了，但他總是微笑的樣子常浮現在我麵前。我祝願錢先生健康長壽！
文化大革命時。鄧書群因是鄧拓的哥哥而首當其衝被抄家。幾個學校的紅衛兵輪番抄，走了一撥又來一波。我進去看過，鄧書群靜靜的躺在床上，已經對那些人無動於衷了。
還看到過10號樓一樓的陽台1上。文革中上吊自殺的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