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現塵世中，閑隱雲天外
於無聲處, 望時光倒影，深淺自知, 濃淡皆隨意
下麵這篇文章是一位好友用微信傳來的。不知是整篇紀實文學還是文章匯集。這位朋友自稱讀過楊絳所有公開發表的散文和小說。曾經不斷的把她讀過的好文推薦給我，並與我討論讀後感。我讀的書不多，也不太會讀書。各類書籍都當故事書看，偏重情節而疏於思考，談不出所以然。記得我們曾就錢、楊這對文壇伉儷的作品中的幽默感討論個不停。我實在沒詞兒了，就搬出微信發小群一位姐姐的文字來回答：“聽兩位老人談話，妙語清言，議論風生 ... 他們的幽默與眾不同，有一股通達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於一個智慧世界裏。”這位姐姐的父親與楊絳先生是大學同窗，兩家是世交。我自認為有了權威人士的話，則可抵擋她沒完沒了的 “進攻”。結果，她接著讓我舉例說明哪點與眾不同。我書讀過就忘，無言以答。
前一陣，她又逼我談談楊絳的女兒錢瑗。我依然說不出什麽實質性的東西，但確實非常敬佩這一家人。他們的才華與為人都超塵脫俗。在反複閱讀之餘，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怎麽理解古人的“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這句話呢？錢瑗明白這個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幹起來就忘記一切。設身處地的想想，似乎我們平時也曾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達到過全神貫注、忘卻一切的程度。但這種處處以事業為主，以他人為主而不顧自己的人卻是鳳毛麟角。錢瑗這種忘我的境界讓人從心裏佩服，也為她惋惜。總在想，錢瑗為什麽不能排序一下輕重緩急，不去有選擇的放棄一些事情呢？是人品、教養所致，還是性格、習慣使然？
畢竟錢瑗病逝時才59歲呀。太可惜了。要是她顧及一下自己的身體，不這麽勞累，讓生命得以延長，無疑還能做更多的事情。
轉載：
你所不知道的楊絳的愛女-圓圓
2016-05-25 多倫多人
錢瑗生於1937年5月，195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俄語係，並留校任教，1966年從事英語教學，1978年公派至英國蘭開斯托大學進修英語及語言學，1980年回國。1986年晉升教授。1993年被聘為外語係英語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1997年3月4日病逝，終年59歲。
錢瑗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英語係教授，也是中國學界德高望重的錢鍾書和楊絳夫婦的女兒。她治學嚴謹開創了英語“文體學”；她關懷學生，她為人剛正。逝世後得到許多學生、同事、同學、好友的緬懷。他們說：“我們不會忘記錢瑗。”這話並非虛言，錢瑗離世8年，錢瑗的兩位香港學生回北師大，一位捐款一百萬港幣，設立了“錢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學》上刊出了《紀念錢瑗專輯》，錢瑗的學生和同事、好友聞訊後，紛紛寫文章紀念錢瑗。
第一任丈夫王德一，錢瑗和王德一的大學同學黎虎在《我們的錢瑗》中，專門撰文對媒體上曾經刊登的有關錢瑗與王德一婚姻的不實描述進行了補正。黎虎說，錢瑗與王德一是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認識的，當時兩人都是學校美工隊的成員，負責畫畫，並且都非常有才情。畢業後，兩人又同時留校做了老師，文革初期，在錢瑗的主動示意下兩人確定了戀愛關係。1968年初，兩人結婚並搬入了曆史係單身教師宿舍。婚後錢瑗夫婦倆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與錢鍾書、楊絳夫婦的關係也非常親密，楊絳還親手幫王德一理過發。楊絳女士在《幹校六記》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1969年11月，送錢老上車時，王德一見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寫了此時錢楊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熱心為旁人效力，不禁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這是錢鍾書先生贈女婿的號，楊先生文章裏總用“得一”。）和善忠厚，阿圓和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 可誰想就在半年之後，北師大圍剿“五一六”之時，王德一受到誣陷，被逼自殺。這是錢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擊。王德一去世後，錢瑗便搬出了北師大曆史係的集體宿舍，回到了娘家與父母住在一起。
王德一去世後幾年，錢瑗一直過著單身生活。直到1974年，錢瑗才與第二任丈夫楊偉成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時，楊偉成與前妻的兒子已經18歲了，當上了繼母的錢瑗用自己的愛心贏得了楊偉成兩個孩子的愛。在《我們的錢瑗》 中，她的繼女、繼子分別撰文深情回憶了與母親錢瑗在一起度過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兩人在文章中同時回憶了在錢瑗生病前的“溫馨周末”，那時候每到周六，錢瑗都會從北師大到燈市口一路買好吃的東西給他們吃，除了涼麵、上好牛肉、大塊羊肉串、牛肉餡餅等傳統小吃外，在國外生活學習過的錢瑗還會專門為他們去買那時候很稀罕的西式點心。為了不跟子女們產生代溝，每當沒時間看電視時，錢瑗就會提前看好電視報，然後“一本正經”地與子女們討論電視劇情節。
在為人處世方麵，北京女12中55屆畢業生名錄，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紹。錢瑗是這麽寫的：“1959年畢業，一直在北京師大外語係工作，‘文革’前教俄語，現在教英語，並負責一個以‘英語教學’為專業方向的碩士生培養項目。每學期上兩三門專業課，備課雖吃力，但能不斷學習新東西，真是‘惟學半’。”這不足百字的自述，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謙遜。她是她們這屆同學中第一個提升教授和博導的，可她總覺得自己原本的專業是俄語，現在改教英語，應加倍努力，邊教邊學，於是才有上述“惟學半”之說。其實，錢瑗家學淵源，英語基礎紮實，在學俄語的同時也未中斷學英語，1966年改教英語時水平已不低。1978年在英國蘭開斯脫大學進修兩年，1990年 又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訪學，攻研英語文體學、語用學及應用語言學，編寫出《英語文體學教程》（英語版），並寫出《英語言語節奏與英詩格律》等文章。有人說，她出於學界巨擘之家，其論著肯定得力於父母。可據我了解，錢瑗有疑難時，錢楊二老總是提出查找範圍或書名，讓她自己去找、去讀，自己解決問題。
做教授、當博導，當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體會不到的。錢瑗淡泊名利，可重視肩上的責任。因為人手不夠，她這個博導除了研究生的課還開本科生的課。加上她住在城裏，來往不便，所以課安排得集中，一周有兩個上午要上四節課。四節連軸轉是很累的。此時，她像部隊處於一級戰備那樣，精神亢奮而緊張。北京交通高峰時常堵車，遇到這種情況，平時沉穩而有風度的博導則像熱鍋上的螞蟻，心急如焚。為了不誤課，隻有一個辦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間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後出門，一路急走，趕到車站，盼車，擠車……總算到了學校，鬆了口氣，可上教學樓的台階時，一低頭，發現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黃一黑，真是忙中出錯！怎麽辦呢？隻好請一位住校的老師趕緊回家把夫人的鞋拿來……看起來，這隻是件令人發笑的小事，可卻說明錢瑗精神的緊張程度，她像一架上緊發條的機器，已經鬆不下來。一次她同學問她近況如何，她答：“心力交瘁。”同學勸她趕快“勒馬”，她說：“我是在虎背上……。”
錢瑗把旁人看來是“分外之事”也都負責擔當。事例很多，如她發現外語係資料室翁某平時勤奮自學，並抽時間旁聽大學課程，便主動為他批改作業，指導他讀書，連續幾年，從不間斷，終於使這位有誌青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民族大學的研究生。日前，多年同錢瑗共事的陳教授談起一件使他難忘的事。1996年初，陳去錢家探望。閑談中錢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辭書——《韋氏英語大辭典》。陳不解其意，打開一看，見書頁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工整的蠅頭小字，再往下翻，幾乎每頁如此，而全書有好幾千頁，這是多麽大的工程啊！麵對陳驚奇的目光，錢瑗解釋說：“我父親在下放期間，把這本辭典帶在身邊，從頭到尾看了三遍，對每個辭條都作了認真的審讀和詳盡的評注：修改、補充、更正，旁征博引，等於重新修訂了這部辭書。”陳教授激動地說：“這可是寶貝呀！以後要靠你把它整理出來啦！”錢瑗答：“可惜我自顧不暇。”陳教授感慨地說：“錢老的學風是傳家寶，對錢瑗的影響極大。上海某高校編寫的《英語精讀課本》，是錢瑗主審。她同樣是逐字逐句，從頭至尾反複讀了幾遍，不少書頁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跡。”人非鋼鐵，而鋼鐵“過度疲勞”也會斷裂。長期超負荷工作，使錢瑗這塊鋼鐵出現了裂紋，先是咳嗽，繼而腰疼。讓她去看病，她說不要緊，休息休息就能好，實在不行，就在回家時順路買點藥丸吃吃，就算“治”了病。
1996年春，腰疾加劇，一日清晨竟無法坐起，瞞著老母悄悄打電話到外語係求助。盡管她不願意，可還是被“押送”到醫院，檢查發現是骨結核，脊椎有三節病變，並且不排除有癌細胞的可能。以後再查，又發現肺有問題，住進北京溫泉胸科醫院，經專家會診，確診為肺癌，晚期，肺部積水，癌細胞擴散，已是病入膏肓了。上述診斷結果對病人是保密的。可錢瑗早已心中有數，親友的神情、大夫的談話、服用的藥物及采取的醫療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機。可她裝作不知，不問病，不談病，似乎隻是挪了挪上班地點，在病床上依舊工作，定期給博、碩士生指導，為國家教委《外語專業21世紀課程體係和教學內容改革》的科研課題寫研討提綱，還特地為《中小學外語教學》雜誌寫了篇稿子。我在電話裏提到稿子的事，勸她多休息。她說：“這是還文債。答應很久的事了，欠債總是不好的。”學校為了保證病人休息，不讓更多人去看望，我隻好打電話和寫信。一次托陳教授帶去一信，給她念完後，她顯得很高興，說這是老同學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聽說病情惡化，我和老伴顧不得“禁令”，趕到醫院，我們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對，我深情地說：“特洛伊卡”（俄語，三人小組，三套馬車之意），她會意地微微點頭。當年在班裏我是團支書，錢瑗是組委，海雲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萬端，我們拿出老同學的照片、信件，共同回憶著以往的歲月，交談著現今同學們的情況。海雲帶來一個俄羅斯木套娃，錢瑗驚喜地說：“啊，馬特廖什卡（俄語），多可愛呀！以前我也有一個，可是……一次家裏來了個小客人，我父親不會哄孩子，就拿這馬特廖什卡讓他玩，並送給了他，我真舍不得！”隻見她把木套娃一個個地打開，擺成一排，從大到小，一共五個。她一個個地撫摩，目光中含著真情，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沒生育，沒有自己的孩子，可在這垂危的時刻卻仍充滿母愛……閑談中我們問起她父親，她說：“父親也在醫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醫院了。我給他寫過信，我母親經常為我們兩個傳遞消息。可是……”她話語無限惆悵地咽住不說了。她還告訴我們：“我母親曾對父親說，他這麽病著，真可憐。可父親說：‘我不可憐，你們才可憐，要照看病人。’我現在覺得真是這樣，我媽最可憐。86歲了，還要照顧兩個病人。”自她入院以後，就不讓母親來看望，怕母親見到她那副樣子痛心。可是她們母女每晚通電話。
此時的錢瑗，肺癌擴散，肺功能極弱，整天離不開氧氣！癌細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質疏鬆，隻能平躺不動。背上的褥瘡潰爛得露出骨頭，也無法翻身治療。下身癱瘓，腸胃失去蠕動能力，不能進食，隻能輸液。而全身可輸液的靜脈已經紮爛，隻好另想別法。我們去的那天正趕上大夫給她做一個小手術，在左肩胛骨下開一個輸液小口。據說第一次是在右邊開的口，結果沒成功，又改在左邊，反複折騰，其痛苦可想而知。見到我們，她笑著說：“在身上隨便打洞，真殘酷呀！”她用玩笑掩蓋自己的痛苦，為的是不讓別人為她痛苦。就在這惡疾纏身、生命垂危的情況下，錢瑗仍惦著工作，想著別人——她隨時把想到的事記下來或交待別人，說自己身子不聽使喚，腦子還可以想；她張羅著為雲南老同學的老伴治病買藥，並把一筆剛收到的稿費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她在不該走的時候走了。她同事曾勸她，古人說：“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要保護自己，學會說“不！”她明白這個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幹起來就忘記一切。每年的體檢“沒時間”參加，長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診治，終於釀成大災。
是啊，錢瑗真是個好人，但太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