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環境新聞的風險寫作

西方環境新聞的風險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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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積龍　《社會科學研究》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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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環境新聞不同於傳統新聞的核心新聞價值在於它要突出風險。風險是一個指向未來的否定性預測,在新聞文本寫作中還需要與當前發生的事情相結合,因而風險把過去、現在與未來聯係起來。當今的西方環境新聞注重從科技、經濟及文化習俗的視角來進行寫作,這是因為:技術及其產品因為是功能化的“外在物”而與環境缺少互動;經濟因暫時利益的邏輯而很容易掩蓋未來風險生產的邏輯;工業與後工業文化因促進消費而缺少反思性,導致現代人生活在文明風險的火山口上。對於發展中國家記者來說,能夠識別風險是阻止環境危機發生的第一步,西方國家的環境新聞理念與寫作很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
　　〔關鍵詞〕 風險;環境新聞;風險文化
　　〔中圖分類號〕G2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09)01-0190-07
　　
　　環境新聞不同於傳統新聞的核心新聞價值在於它要突出風險。環境新聞之風險是指,環境報道對生態在未來某一時間內會遭受某種危害性結果(人為所致,如技術與文化等)的判斷。對於環境記者來說,風險的寫作不僅需要立足於新聞事實,而且還需要從理論上來分析,理論指導結合事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環節。英國社會學家、威爾士大學教授芭芭拉•亞當(Barbara Adam)認為:“風險的本質並不在於它正在發生,而在於它可能發生;風險不僅僅在技術運用的過程中被生產出來,還在潛在危害、危險與威脅的技術敏感中被生產出來。為此,我們不能把風險作為一種外在之物來觀察——風險一定是構建的。”〔1〕
　　當然,亞當並不同意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地去構建風險,她認為:“風險的構建並非建立在自願想象的基礎之上,這就是說,我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去‘構建’風險。相反,風險正是在構建的過程中被逐步地揭示出來。風險的建構必須遵循其揭示的邏輯。”〔2〕有鑒於此,環境記者立足報道的具體內容、嚴格按照“邏輯”來表現風險就顯得尤其重要,這個“邏輯”就是科學與環境倫理學所關注的方向。
　　我國環境新聞寫作尚缺乏風險理論的指導,本文對西方環境新聞文本與理論的分析,期待能對學界與業界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從科技角度來寫風險
　　
　　自1960年代以來,自然科學家與社會學家(從美國的生物學家卡遜到德國的社會學家貝克)都把環境危機的矛頭指向科技——人類發明並用來征服自然及證明其超自然性的工具性裝置。卡遜(Rachel Carson)曾經在她的《寂靜的春天》結尾部分這樣說道:“‘控製自然’是一個妄自尊大的產物,是當生物學和哲學還處於低級幼稚階段的產物”,“這些武器用來對付昆蟲之餘,現轉過來威脅我們整個的大地,這真是我們時代巨大的不幸。”〔3〕由於卡遜在環境新聞方麵的特殊地位,她的警告後來成為很多西方環境記者的寫作原則,他們的環境風險寫作首先對準了科技。
　　這種風險寫作從某一類現象的總體上來考察,並結合比較的方法,這是西方記者的一般性思路。因為風險是跨越時間的,需要把過去和現在、未來聯係起來,在展現風險的過程中,寫作上常見的手法是對比,包括橫向對比與縱向對比,這樣既看到過去,又知道現在,還能警醒將來,很容易看出風險所在。2000年前後,西方媒體關於抗生素的討論較為激烈。1999年,英國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刊登了一則抗生素在動物體內過度使用會導致人類食用者傳染的風險分析:
　　1992年,明尼蘇達州隻有1.3%的病例是由對多西環素所具有抗性的彎曲菌引起的。到1998年,這個比例增長到10.2%;其中隻有一小部分病人曾經服用過多西環素。這是一個相當急劇的增長,研究者認為基本上可以認為這是由農業中抗生素的使用轉移到人類的結果。在大批的采樣中發現,具有抗性遺傳品係的細菌,與從當地食品雜貨店出售的多種雞肉產品裏發現的遺傳品係相似。在91種雞肉品種中,有80種帶有彎曲菌。這些細菌對環丙沙星這種治療人類的擴展性胃腸炎所必需的多西環素藥物具有抗性。〔4〕
　　這是典型的科技風險寫作。貝克認為:“風險概念扭轉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過去已經無力決定現在,決定現在經驗行動的判斷地位已經被未來所取代;也就是說,被一些尚不存在的、建構的和虛構的東西所取代。我們所討論和爭議的並‘不是’現實的東西,而是一些如果我們一意孤行就有可能發生的東西。”〔5〕這種“一意孤行”在時間上有先後順序,在邏輯上有因果關係,故此,通過對比就能夠揭露出風險所在。《醫學雜誌》這篇報道也就是“扭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通過比較來確定風險所在。
　　為了呈現新聞中表述的風險,西方環境記者往往需要羅列很多詳細的數據資料以確定風險(如上例),這種寫作風格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科學寫作的精神,而往往不同於傳統的描述性甚至講故事為主的寫作特征。西方記者這種風格的形成可能受到1960年代卡遜《寂靜的春天》的影響。貝克論述風險社會之“風險”時認為:“風險陳述是一種‘數學化道德’。作為一種數學計算(概率計算或事件腳本),風險總是直接或者間接地與文化定義或生活是否容忍的標準有關。”〔6〕因此,即使是對技術風險的確認,也不能夠缺少“數學計算”,因為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文化或生活的“可容忍標準”有關,從而確立起“風險”。雖然新聞報道麵向大眾,往往拒絕抽象的數據與概念,然而在涉及到核心科學證明時,環境記者為了擺脫世俗的糾纏,體現科學性,往往不得不列出“數學計算”。卡遜《寂靜的春天》所引發的爭議,也多虧了其中翔實的數據才能夠幫助她打敗對手的無理指控。
環境報道中數據是西方新聞記者揭露風險的常用材料。例如很多人對於生物燃料這項新科技的負麵影響認識較少,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路易斯•史密斯(Lewis Smith)就是運用數據來揭示生物燃料的風險。他在報道中指出:“油菜籽和玉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分別比礦物燃料多出70%和50%”;“它(生物燃料氣體)作為溫室氣體的破壞力相當於二氧化碳的296倍”;“化肥中3%到5%的氮轉化成了這種氣體並釋放出去,但此前國際氣候變化問題研究小組采用的數據是2%。”〔7〕雖然數字有些枯燥,但作為環境新聞寫作,必須突出科學的精確性,往往沒有太多的選擇。貝克所說的“數學計算”就呈現在這則環境新聞寫作當中,用來突出這項技術(即生物燃料)對於氣候變暖的風險。
　　對於2008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報道,西方環境記者也同樣通過技術風險來寫汙染問題。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技術及其創造物一直被環境記者視為風險考察的重要切入點。請看下列報道:
　　在四川大地震災區,搭建安置房等重建工作已經正式啟動,但地震造成的環境汙染卻十分嚴重……
　　中國環境保護部23日公布,在地震造成的化工廠倒塌中,發生了4起與化學物質泄漏有關的事故……
　　目前,地震的次生汙染正在擴大。在災區,因為擔心爆發傳染病,在公路幹線和避難所噴灑了大量消毒液。然而,噴灑的消毒液已經過量。四川省政府發出警告說:“有可能在水源附近引起汙染,噴灑消毒液時需要注意”這種情況有可能造成新的環境汙染。〔8〕
　　汶川地震時日本環境記者隻是根據定勢或慣性思維,把科技產品作為一個風險的切入口,指出今後災區應該注意化學品所帶來的環境風險。另一方麵,從深層的哲學高度尋求技術風險的原因,這對我們寫作環境風險新聞會有很大的幫助。英國威爾士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亞當在貝克《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一書出版以後就曾經做過深入的哲學探究。她認為技術之所以存在風險是因為:“技術產品是為特定功能而創造出來的,沒有認識到生活的網絡互聯性,它是作為一種‘外來物’進入生活世界的。它一旦被塞進了生活環境以後,它們就開始與其網絡化環境產生相互作用。一旦這樣,科學家也好、工程師也罷,都無可避免地失去了對這些創造物產生後果的控製。”〔9〕像四川汶川這樣的大地震,人身處其中都無法抗拒自然力量,人造就出來的技術物——化學產品也會失去控製,成為風險誘因。
　　
　　英國學者維尼(Brian Wynne)認為人造技術具有無可避免的“非決定性”,這些昂貴的“外來物”的效果以一種不均勻的密度散布在我們的星球上,它造成的風險不僅在空間上擴展,而且在時間上彌散。〔10〕災難新聞尤其要考慮到技術因素,包括災難事件本身的技術成因、可能的失控後果等。因此,技術對於環境的風險普遍存在著,應該成為環境新聞記者寫作新聞很好的一個視角,無論西方抑或東方,現在還是未來。
　　
　　二、通過經濟視角來寫風險
　　
　　貝克認為:“在風險社會中,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我們希望怎樣生活?這就意味著從本性上說,風險陳述隻有在一種跨學科的(競爭)關係中才能夠破解,因為它們預設對技術知識的洞見,以及對文化的理解和對規範熟悉的程度都是均等的。”〔11〕貝克跳出了技術來談技術風險,要求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技術風險,為此,他進一步把造成這類風險的批判矛頭指向經濟,在此之前先批判卵翼這種經濟的政治(因為政治是一切人類活動的總策源地):“當國家(政策)威脅到其公民的生命與生存時,公民權就是抵抗權”;“也要把(風險的)源泉歸咎於那些社會秩序的製造者與保證者,包括商業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科學的秩序,也就是說懷疑那些負責保護公共福祉的人往往就是威脅公共福祉的人” 。〔12〕
　　在這個係統中,貝克指向最核心的問題——財富(也就是經濟利益的追求)。他說:“工業社會反思現代化的主導理念是由兩方麵來展開的:首先我們可以用財富生產與風險生產為例”;“相對於工業社會內,財富生產的‘邏輯’主宰著風險生產的‘邏輯’;然而,在風險社會(即反思性的現代化社會——本文作者注)中,這樣的關係是倒過來的”。〔13〕按照貝克的觀點,人們在追求經濟利益(即“財富”)的過程中,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種對環境造成的“風險”往往被追求財富的“邏輯”所掩蓋。因此,在環境報道中,記者應該站在“風險社會”的高度,揭示“財富”掩蓋下的“風險”。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是多年來被用來衡量主要政策得失的標準。然而,在西方環境記者眼裏就存在著風險。西方環境記者多通過這種“財富生產的‘邏輯’主宰著風險生產的‘邏輯’”來分析問題。下麵就是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一個環境記者2007年8月的一篇環境風險分析的報道:
前,中國環境退化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引起國內外強烈的反響,汙染不僅成為中國民眾長期的重大負擔,也對執政黨構成了政治挑戰。目前還不清楚中國能否控製可怕的經濟毀滅力量。〔14〕
　　這篇關於中國環境報道的核心新聞價值在於:揭示中國過去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下給環境所帶來的風險。記者寫作報道的時候以經濟為切入點,從公共健康、大氣汙染、能源消耗、對其他國家造成的連帶汙染、水資源短缺等角度,來一一羅列過去發展經濟所掩蓋了的對於環境所造成的風險。並在報道的最後提到了中國政府最新的政策轉向——“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這一方麵分析了中國過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帶來的環境風險,另一方麵也解釋了中國政府政策轉向的原因。
　　對於經濟利益生產出的環境風險,貝克有過追根溯源的論述:“風險生產與分配的‘邏輯’,是在財富分配的(由至今的社會理論思想所決定的)‘邏輯’上所發展出來的。其核心問題在於現代化的風險及其結果,它們化身於植物、動物以及人類生命那種無法回轉的危險上。”〔15〕也就是說,風險之所以被連續不斷地生產出來,原因在於“財富分配的‘邏輯’”,這種財富的分配是在“植物、動物以及人類生命那種無法回轉的危險上”取得的。因此在新聞寫作中,對於環境風險的呈現還要追尋這種“財富分配的‘邏輯’”,也就是說是誰獲得了環境風險為代價的“財富”,這樣才能夠防止環境風險在豐碩經濟成果掩蓋下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16〕
　　西方環境新聞記者往往能夠從一些熱點問題著手來分析與寫作經濟成果掩蓋下的風險再生產問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西方國家媒體紛紛指責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本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環境惡化。對此,日本《呼聲》月刊2007年11月號刊登了竹村真一的《是全世界在汙染中國》一文。文章開門見山地提出環境風險的責任在誰——也就是誰汙染誰的問題,竹村真一這樣寫道:
　　第一就是無需多說“越境”汙染問題……但產生這些汙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結果,她獨自承擔了世界範圍內相當比例的製造業生產,這一點是不能忽略的。生產基地集中在中國,相應的環境負擔也會集中到中國。〔17〕
　　文章一開始就指出了風險的歸屬問題:是“全世界汙染了中國”,而不是“中國汙染了全世界”,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那些責備中國的西方國家其實是環境風險問題的製造者,是經濟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接著指出這些汙染給中國帶了沉重的環境風險:(正是這些汙染物)“喜馬拉雅及整個青藏高原地區的冰川消融的勢頭得以出現……如果冰川消融的勢頭得不到遏製,10年內全亞洲將可能麵臨嚴重的水資源危機”。因此,這篇報道抓住了經濟利益掩蓋下真正的汙染源所在——“財富”利益獲得者的西方發達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中國才是真正的環境受害者。
　　文章把環境風險的責任進行刨根問底以後指出徹底解決問題的出路:“如果現在還要抵製中國產品,把因北京奧運會產生的大氣汙染和水資源不足問題當作別人家的事不聞不問,那就太不合時宜了。如何把中國問題作為全球性問題平穩地解決,是我們現在必須要麵對的課題。”在環境問題的新聞報道中,尋求風險的責任方也就意味著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也是新聞寫作的真正目的所在。因此,從竹村真一的這篇報道裏我們不難發現,沿著利益分配這個線索,透過經濟表麵現象,很容易找到環境風險的根源所在。
　　汶川大地震報道中,西方的部分媒體(包括中文媒體)滲透著經濟視角來揭示風險的報道。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就曾刊登過一篇《四川,你會造這樣一座碑嗎?》的評論。文中指出,地震倒塌房屋中學校居多,主要是因為“豆腐渣工程”:“那一點有限的學校基建資金,經過一些腐敗的負責人和偷工減料的承包商的克扣,又大大縮了水”;也就是腐敗的負責人與承包商之間“財富生產的邏輯掩蓋了風險生產的邏輯”。因此,作者“建議四川在災後建造一座名為‘永不’的紀念碑,其含義有二:永不忘記已經發生的這些悲劇;永不讓這樣的悲劇以後再發生” 。〔18〕就是要通過這個紀念碑來警醒後人,不要為了不法金錢生產而掩蓋了風險的生產。
　　然而,經濟利益的風險遠遠不止於此,它的表現形態會比環境記者或者媒體受眾所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當有些環境風險發生時,人們可能會更多地同情造成環境風險的人而不是所受到傷害的環境;記者也許會在新聞報道中轉向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關懷,而忽視了對風險的認知。對於此,貝克警告:“忽略那些反正不會認知的風險,其實就是風險或危險之所以會開花、成長、繁茂而依附的政治與文化土壤。”〔19〕故此,西方環境記者寫作這類風險的時候是相當謹慎的,注意從經濟角度去探求環境風險的根源,因為這樣才能夠真正找到環境風險的根源,從而促使問題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