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維斯看來,真正堪稱小說大家的為數不多

在利維斯看來,真正堪稱小說大家的為數不多,“簡·奧斯丁、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以及戴·赫·勞倫斯——他們即是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之所在”(8)。即使加上後來他所肯定的狄更斯,入選的作家也隻有六個人。如此強烈的差別意識,當然不是率意而行,故作驚人之語,恰恰正是為了堅持一種嚴格的甄別標準,以便引導人們更好地理解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而這一傳統,就意味著這些經典作家既在藝術技巧上勇於創新,又對生活抱有強烈的“道德關懷”。利維斯反複重申,“這個傳統裏的小說大家都很關注‘形式’;他們把自己的天才用在開發適宜於自己的方法和手段上,因而從技巧上來說,他們都有很強的獨創性。”(9)然而,這種對於“形式”的專注,是與他們“對生活抱有一種超常發達的興味”分不開的,因為他們“人人都有一個吐納經驗的肺活量,一種麵對生活的虔誠虛懷,以及一種明顯的道德熱誠”(10)。倘若考慮到當時的小說評論具有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人們熱衷於談論的是“視角”、“展示”和“非人格化”等技巧問題,那麽,我們就不能不欽佩利維斯力挽狂瀾的勇氣。
與此同時,利維斯對一大批英國小說家作出了否定性評價,斷然將他們排斥在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之外。他斷言,菲爾丁的《湯姆·瓊斯》“所表現出來的根本意趣關懷實在有限得很”,而理查生的作品也“意趣狹隘至極,內容甚少翻新”。(11)他對薩克雷的《名利場》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也無好感,甚至將後者貶稱為“一出遊戲”。(12)同樣,利維斯也無法苟同人們將哈代和梅瑞狄斯推崇為“小說大家”的做法,更把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斥為“一條死胡同,或至少是導向分崩離析的一個路標”。(13)諸如此類的苛評,一方麵可以讓人感受到利維斯那種咄咄逼人的作派,另一方麵,恐怕也是他為改寫英國小說史付出的一種代價。似乎惟有堅持嚴格的甄別標準,把入選的門檻墊得很高很高,才能彰顯這一“偉大傳統”的基本特征。

二

盡管如此,利維斯對簡·奧斯丁、狄更斯、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勞倫斯的評論,不僅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對這些作家所形成的固定看法,也深刻影響了人們對英國文學傳統的理解。正如喬治·斯坦納所指出的:“如今每一個書評家或大學生都能夠對簡·奧斯丁的‘高度’,喬治·艾略特的‘成熟的藝術’,或是《一位女士的畫像》中智慧的‘創造性財富’發表一番見解。今天如果仍否認《秘密的分享者》或《戀愛中的女人》是完美的藝術品和形象生活的經典之作,就會被視為荒謬可笑或故作偏執。然而,這一成就不應該使我們忘記,利維斯當年的重新評價是何等新穎,何等英勇無畏。”(14)
利維斯把簡·奧斯丁譽為“英國小說偉大傳統的奠基人”,對這位19世紀早期英國女作家讚譽有加。在他看來,盡管奧斯丁師承他人,博采眾長,然而她與傳統的關係卻是創造性的,從而“提供了一個揭示原創性本質的極富啟發意義的研究對象”(15)。更重要的是,雖然奧斯丁的小說情節是精心設計出來的,然而,“她對於‘謀篇布局’的興趣,卻不是什麽可以掉轉過來把她對於生活的興趣加以抵消的東西;她也沒有提出一種脫離了道德意味的‘審美’價值。她對於生活所抱的獨特道德關懷,構成了她作品裏的結構原則和情節發展的原則……假使缺了這一層強烈的道德關懷,她原是不可能稱為小說大家的”(16)。不過,由於利維斯夫人此前已發表了《關於簡·奧斯丁創作的一種批評理論》(A Critical Theory of Jane Austen’s Writings,1941)等論文,因而利維斯並未對奧斯丁展開充分的論述。


同樣,倘若沒有利維斯的《偉大的傳統》,喬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在文學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利維斯認為,喬治·艾略特之所以堪稱小說大家,原因就在於“在她至為成熟的作品裏,以前所未有的細膩精湛之筆,描寫了體現出‘上等社會’之‘文明’的經驗老道人物之間的人際關係,並在筆下使用了與她對人性心理的洞察和道德上的卓識相協對應的一種新穎的心理描寫法”(17)。在利維斯看來,如果說喬治·艾略特的早期作品多半取材於對童年和少年時代回憶的話,那麽,從《費利克斯·霍爾特》開始,她的創作就超越了個人意味,進入獨創性作家之列。利維斯高度評價了《費利克斯·霍爾特》和《米德爾馬契》所取得的成就,並將她的《丹尼爾·狄隆達》與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畫像》作了詳盡的比較分析,探討了這兩部小說之間所存在的傳承關係。他甚至斷言,就表現“生活本身的靈魂”而言,艾略特最好的作品裏“有一種托爾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實性在”。(18)
利維斯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納入英國文學來討論,當然不是無視他的美國血統,而是為了強調詹姆斯從英國小說傳統(特別是從簡·奧斯丁和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中汲取了豐厚的營養。他高度評價了《一位女士的畫像》和《波士頓人》等作品,聲稱前者是“詹姆斯最最傑出的成就,也是英語語言裏偉大小說中的一部”,而後者“確是一本內容豐富、充滿智慧而才情洋溢的奇妙之書”。(19)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小說所呈現的“生活的豐富性”,在於他的小說藝術“源於他對生活所抱的極其嚴肅的關懷”。(20)因此,在利維斯看來,就他的前期創作而言,詹姆斯的小說無疑屬於這一“偉大傳統”的經典之作。然而,利維斯卻對詹姆斯的《鴿翼》、《專使》和《金碗》等後期小說不以為然。他指出,由於過分專注技巧,詹姆斯喪失了對生活的識別力,不知不覺將自己的道德關懷擱置起來。在此情況下,詹姆斯的小說便為技巧所累。由此可見,利維斯的評價是與珀西·盧伯克的《小說的技巧》(The Craft of Fiction, 1921)所持的見解截然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