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證實了上帝懲罰亂臣賊子孫中山，非法的創建的中華民國！

“而這些同盟會的成員，在日本留學時，就已經接受了黃興的密令：即回國後，要在清軍中掌握兵權。但是，卻不可，暴露革命的真實麵目。於是，這些留日士官生回國後，按黃興的密令行事，組成了上述在軍隊中的，各種秘密的革命會社。同時，傾其全力掌控兵權，進一步發展，秘密的革命會社的主要成員，而形成一股秘密活動的"革命軍"武裝力量。”
所以，猴子毛澤東，派遣了那麽多的特務，潛伏在中華民國的政府裏，這些所謂的官員，竟毫不知情！竟像沒有頭的蒼蠅，到處亂撞。最後，撞得頭破血流，撞到台灣，還是這樣的像，沒有頭的蒼蠅，到處亂撞-花費二十萬歐元，給裝神弄鬼的匹夫-陳泱潮-假名（經濟詐騙犯，畏罪潛逃），真名陳爾晉一群，企圖騎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作威作福。
結果？自己搬石頭，砸了他匹夫自己的腳-裝神弄鬼的匹夫-陳泱潮-假名（經濟詐騙犯，畏罪潛逃），真名陳爾晉說，好幾個人都要殺他。

中華正國胡德斌陛下。於歐洲行宮。2007，10，29。
莫建剛文集
武昌起義的實質與尷尬http://www.boxun.com/hero/2007/jiangang/30_1.shtml
 
   通常被禦用的激進主義史家們所歡呼、所崇拜，以及振振有辭並侃侃而談的稱為推翻大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貌似勝利與成功，實際上，卻是處於極為的兩難與尷尬。武昌起義是在一係列的政治謠言；以及各種事件互相傳遞的訛誤下運營而生。在武昌起義之前，各種報刊輿論所宣揚的暴力革命的煽動言論，以及對各地民情的誇大其詞，還有各種各樣的在文學和文化的包裝下，組織的秘密革命會社，都一勞永逸地為推翻大清王朝而準備著的軍事上的暴動起義。而這些秘密的革命會社，已經在清廷的軍隊中有所發展。諸如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共進會等，其主要的組織人員，都是以孫文和黃興為首的同盟會成員。而這些同盟會的成員在日本留學時，就已經接受了黃興的密令：即回國後，要在清軍中掌握兵權。但是，卻不可暴露革命的真實麵目。於是，這些留日士官生回國後，按黃興的密令行事，組成了上述在軍隊中的各種秘密的革命會社。同時，傾其全力掌控兵權，進一步發展秘密的革命會社的主要成員，而形成一股秘密活動的"革命軍"武裝力量。
   
   這是一種旨在用秘密的活動組織並企圖發動一場暴力革命的武裝運動，以顛覆軍隊的反叛行為，導致大規模的推翻大清王朝及其腐朽的製度，從而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將涉及運用革命的武裝暴動的方式取得國家政權，並在"革命領袖"的號召下，再進行一個接著一個的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實際上，中國革命所要做到的，就是用暴力武裝進行一場對舊製度的全麵顛覆。在暴力革命的摧毀下，用新的政治體係替代舊製度的政治係統。它不僅要打倒舊社會的權力分布，它還要以暴力的手段將整個社會的結構打亂而重新洗牌。用政治哲學的意義表述：即所有的準備，並在這些準備中圖謀一個新政權的誕生。而這個新政權誕生的助產士就是暴力革命。並在暴力革命的吹產下，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在"革命領袖"的率領下，取代舊製度的統治階級。同時，在群氓革命者的簇擁下，將"革命領袖"推上統治民眾社會的權力寶座。
   
   在武昌，暴力革命的地下活動正在積極的準備中。在軍隊中的文學社和共進會經過雙方主要人物的多次見麵和秘密的商談後，終於在１９１１年７月初實現了聯合。雙方公推文學社的社長蔣詡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的湖北主盟人孫武為"革命軍"總參謀長。可是，這個"革命軍"的經費來源卻成了一個煩惱的重要問題。像蔣詡武、孫武以及他們的同黨在清軍中，幾乎都是最下級的軍官，雖有一些兵權，但實力卻非常有限。至於錢財方麵，雖談不上貧窮，但也不富裕。所以，在籌集"革命軍"經費的問題上，便顯得捉襟見肘。他們曾設計盜取廟宇中的金菩薩像，但是卻功敗垂成。有一下屬想盜竊他親戚的積蓄來充當經費，也未能成功。於是便采取要挾同仁的下作手段來籌集經費：共進會第三任會長劉仲文有五千銀子的積蓄，他原來打算用這些銀子進京捐一官職，但由於擔任了共進會的會長，在捐官的問題上也就作罷了。可是，由於此人生性小器而非大度之人，所以這五千兩銀子也就沒有派上什麽用場。為了讓他能痛痛快快的將這銀兩拿出來作為革命的經費，共進會的倆個主要成員騙他親筆抄寫革命宣傳品，等他抄寫好後，這倆人將他親筆抄寫好的革命宣傳品拿在手中，作為要挾他的條件，如果他拿出這五千兩銀子作為革命經費，那就罷了，如果他不願意，便用他親筆抄寫的革命宣傳品向官府告密。在兩難的情況下，劉仲文選擇了前者。於是，革命的經費便迎刃而解。這真是一種下三濫的高招，暴力革命就是這樣，所有私有的錢財都必須為革命服務，在危機的時候，連身家性命都要貢獻，何況這一點微不足道的私人錢財。如果敢於私藏錢財，不管是私人的還是公有的，都要受到懲罰。小到告密，借官府之手將你治罪，大到用革命的行動將你及其家人的財產和性命全都革掉。
   
   在暴力革命的狂潮中，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即要做革命者，就不能有理智的推理。也就是說，每一個群氓革命者都不必具備，甚至不準具備理性的思維與感性的考量。這種思想性二元化的思維和量度，會使群氓革命者在革命的關頭上，出現退縮和反叛暴力革命的情況。為什麽不允許他們進行理性的思維與感性的考量？為什麽要迫使這些參加暴力革命的群氓們不假思索地去完成組織中，"革命領袖"所不願做而必須要做的事情呢？因為一個暴力革命的群氓集團，必須屈從於"革命領袖"那發自內心強烈的欲望以及不可遏製的暴虐衝動。群氓革命者必須受到"革命領袖"的驅使和支配。在革命集團中，沒有群氓革命者個人的私欲；以及私有的利益。他們必須在"革命領袖"的驅使和支配下，進入共同的不假思索的革命活動。
   
   在"革命領袖"像教主一樣，以革命宗教的咒語，狂嘯著革命目標的同時，沒有人想要拒絕，並以一種聲音將"革命領袖"咒語般的狂嘯，迅速在革命群氓集團中傳開去。使群氓革命集團踏著同一種革命的步伐，高唱同一首革命的歌謠，在同一麵革命的大旗下，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盡管這些群氓革命者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觀點、信仰、風俗習慣和人倫道德。但是，為了革命烏托邦的終極目標，他們在"革命領袖"咒語般的狂嘯和狂熱暴力的率領下，向舊製度猛撲過去，用暴力革命的狂潮將舊製度淹死，用暴力革命的槍杆子將舊社會屠殺。不需要任何理性的思維與感性的考量，改朝換代就是將"革命領袖"推上權力的最高峰，這就是理由。而在暴力革命的群氓集團中，每一個人都是孤膽英雄，他們英勇殺敵的神話，在"革命領袖"咒語般的狂嘯中，在禦用流氓文人的筆杆子的造謠與訛誤下，都變成了曆史的事實。於是，每一個人都向往著暴力革命神話的奇跡飛奔、前進、萬死不辭。
   
   武昌暴動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在以告密要挾的手段得到了劉仲文五千兩紋銀後，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派人到上海買武器。同時，恭請黃興、宋教仁等到武昌領導和指揮革命暴動。此時的黃興正在香港，武昌起義的代表，便寫信托人帶到香港麵交黃興請他再次出山領導起義。宋教仁和譚人鳳開始時，很爽快地答應了武昌代表的邀請。可是，到正該起程到武昌時，宋教仁卻稱自己已經患了重感冒不能赴武昌，並主張起義延期舉行。事實上，宋教仁是受到其他人的聳恿而反對在近期起義。
   
   而在香港的黃興接到武昌代表的信件後，便事先打了一份電報電告孫文，希望他能在海外籌集２０萬或至少４－５萬元的款項支持武昌起義。黃興表示，隻要孫文的籌款一到，他本人就經由上海前往武昌。可是，在海外的孫文隻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才在報紙上看到武昌已經被革命黨所占領的消息。幾萬甚至２０萬的款項怎樣才能籌集，這對孫文來說，是一個最大的難題。一向以"放大炮"吹噓自己能在海外華僑中，籌集巨款支持革命的孫文，被現實中暴力革命的事實將了一軍。他此時是無法籌集到幾萬乃至２０幾萬的巨款。可以說，孫文在海外的籌款來源，基本上是來自洪門致公堂和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華僑的讚助。
   
   孫文在國內所發動的１０次武裝暴動，其所有的經費來源幾乎出自洪門致公堂。可以推斷，由於孫文式的暴力革命在國內遭受到極為慘重的失敗，加上１０次武裝暴動的巨款籌集，洪門致公堂的資產也幾乎用盡。所以，如果孫文再向他們籌集巨款，從現實的意義上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於是，孫文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隻有回電給黃興，令他暫時不要行動。還可以斷定，由於孫文在國內所發動的１０次武裝暴動的失敗，既損失了巨大的資財，又傷害了大量革命同仁的身家性命，以至於海外洪門致公堂，以及大部分華僑幾乎對孫文式的暴力革命喪失了信心。由於種種的原因，甚至導致孫文在海外的生活都發生了不可意料的窘迫景況。以至於他為了生活還不得不到華僑飯館去打工掙錢，以求保證自己不被餓死。
   
   於是，偉大的"國父"在現實的生活中，必須拋開他那偉大的革命空想，麵對生活的窘景而自食其力。那種平時以"革命領袖"的風範和發號施令的權威，並驅使他人和支配他人的革命作風，在大言不慚的革命行動遭至了重大的損失後，而得到的現實因果的報應。從此以後，孫文對海外洪門致公堂已是憤憤於然甚至恨之入骨。
   
   武昌暴力革命的情緒，也在文學社的媒體《大江報》的煽動下，一再地形成高潮。武裝暴動推翻清王朝的呼聲，在社會中時隱時現的悄然行走。單從《大江報》所刊登的兩篇文章，就命社會中的平民百姓深感恐懼，這兩篇文章：《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亡中國者，和平也》，沒有必要去研究文章的內容，單就這醒目的標題，足以讓現當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撫額深思。可以說，在這兩篇醒目的標題上，就已經體現出當年暴力革命的幻象是多麽的濃烈。
   
   雖然，這兩篇文章名不見經傳，也不可能成為傳世經典。但是其所表露出的思潮，已經影響了後來的革命者。當年的中國，在清王朝腐朽製度的統治下，已經是贏弱不堪。民眾需要的是安居樂業的生存與發展。特別在南中國的各個省份中，這裏的平民百姓在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國的革命中，一直處於動蕩不安的生活環境裏。１８年後太平軍被徹底剿滅，南中國的民眾還是處在戰亂與貧困的環境中。特別是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海戰，還有義和團狂熱的排外所造成的對民眾社會的暴行和騷擾，對整個中國民眾社會來說，都充滿著戰爭與屠戮的喧囂。中國民眾需要休身養息，不管在什麽樣的製度下，養家糊口和安居樂業都是民眾及其社會的首選。於是，和平與秩序便是民眾及其社會內在心理對現實的呼喚。
   
   "大亂者"也就是說，必須以暴力革命的騷亂來改造社會，甚至推翻現實社會中，民眾所要求的和睦與安寧。固然，大清帝國在辛亥前後已經是走到曆史的盡頭。但是，想要用大亂來改造中國的神話，必定對中國民眾的生存與發展是極為不負責任的態度。倡導"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的論調，無非是想在大動亂、大破壞以及大革命的屠戮中，攫取絕對的統治權力。同時，乘民眾在生死存亡的危機中，掠奪他們所擁有的私有財產。大動亂、大破壞以及行武裝暴力的大革命，絕不可能救中國。正如康有為、梁啟超所預言："法國大革命，大亂八十年。中國如果革命，將大亂百年不止。" 中國大革命的進程和結局，果然被他們言中。從１８５１年的太平革命到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以及到１９４９年的共產革命，還有１９７６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前後後１２５年間中國民眾及其社會都生活在大動亂、大破壞和暴力革命的大屠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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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動亂、大破壞、大屠殺的暴力革命到底給中國民眾及其社會帶來了什麽呢？繁榮與幸福？非也！它隻給中國民眾及其社會帶來了一個又一個的暴君和暴政。而這些暴君和暴政是拒絕和平的，因為他們實實在在地接受了"亡中國者，和平也"的暴力革命的論調。上述的兩篇文章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後的主流輿論。於是，在這種主流輿論的推動下，武昌起義暴動便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
   
   ９月２４日"革命軍"的首領們被召集在一起開了個會，經過商討決定在１０月６日晚間舉行起義暴動。不料，由於起義的消息因保密不周而走漏了風聲，再加上由"革命軍"總參謀長孫武所約定湖南的起義軍，趕不及在１０月６日和他們一同起義。於是，孫武再次召集其他首腦們開會，決定將起義時間延遲到１０月１６日，並派人送信給"革命軍"臨時總司令蔣詡武，請他立即趕回武昌主持工作。但是，當蔣詡武於１０月９日離開漢口趕到武昌後，漢口的革命機關卻已經破露。這是一個連一點軍事常識都不懂的重大失誤：１０月９日上午，孫武和其他兩人在漢口寶善裏１４號把炸藥裝進大鐵罐，將其做成一種土炸彈。這種大鐵罐有三個，每個可以裝進５－６磅炸藥。其計劃是將這三個鐵罐裝滿炸藥，做成三枚大炸彈，在起義暴動時，將這三枚炸彈扔進清軍駐武漢的最高指揮官瑞澄的臥房。孫武和另一個同仁正埋頭工作，按理在製作炸彈時，其他閑人是禁止入內的，這一點作為軍人的孫武再清楚不過了。可是，就偏偏在這個時候出現紕漏。此時，劉仲文的胞弟口銜一支燃燒的香煙，走到製作炸彈的樓上，在觀看製彈的過程中，將燃燒的香煙灰抖進裝滿炸藥的麵盆裏，刹時便引起大火，大火燒傷了孫武的臉。就在孫武被送到另一個同仁的家中安頓下來後，俄國巡捕已經將這個起義軍的機關查抄。他們抓走了劉的胞弟和他的小老婆，並將機關裏的起義軍名單、旗幟和文告統統交給清廷的捕快。
   
   當蔣詡武得知此事，再次和起義軍的頭領們商討後，決定將起義的日期提前到１０月９日深夜，並立即起草作戰命令，指派專人分送各路部隊與各陸軍學堂。起義的信號是：中和門的炮聲。可是，作為起義軍臨時總司令的作戰命令，卻根本就沒有如實的傳達到各路的起義部隊。以至於各路起義的部隊一直都在等待著"中和門起義的炮聲"。而更讓人奇怪的是：起義軍得到的命令是：以槍聲為號。如此混亂的傳達著起義命令的信號，使起義暴動的隊伍莫衷於是，並按著自己意誌各行其事。
   
   １０月９日的深夜，已經接近零點之時。由於起義的消息早已暴露，武昌所有的街市都被嚴密地警戒起來。到了深夜正１２時，城內和城外的炮聲已響，隨著南胡城內的炮聲也響了起來。但是，響應起義的武裝部隊卻均未起事。
   
   就在蔣詡武的起義命令發出後不久，他所在的那個革命機關又遭到破壞。蔣詡武等人被清軍抓捕，此時的武昌城已經再一次加緊戒嚴。城門關閉，城內外的街道已被戒嚴的清軍切斷。由於看管不嚴，蔣詡武乘機逃脫，藏匿在另兩位起義同仁的家中。１０月１０日，蔣詡武與孫武同時在各自所藏匿的住所裏，派專人傳達著起義的命令。由於是兩份不同的作戰命令，也隻能導致起義人員摸不清頭腦的各自為戰。
   
   使這次起義出現了很多尷尬的事情是：當各營指揮官召集起義的代表商討起義的事情時，有的起義人員卻將子彈摔進廁所，有的把子彈丟到了牆外。當起義的指揮官吹起警笛，召集大家集合時，前來集合的起義人員卻寥寥無幾。可以理解，因為這是生死悠關時刻，敢於犧牲的壯士的確不多。被集合的起義人員在指揮官的帶領下，向起義作戰的地點進發，可是在行軍的途中，參加起義的人員卻拖遝著不願再走。當指揮官回頭一看，起義的隊伍隻剩下４０幾人，有很多人都在中途臨陣逃脫。這是武昌起義中，一支隊伍的作戰情況。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起義暴動的狀態幾乎相似。
   
   不排除武昌起義的壯士們英勇作戰的氣慨，在群龍無首的狀態下，一哄而起居然拿下通衢天下的重鎮－武昌。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５時左右，在起義軍的奮戰中，武昌全城除少數據點之外全部都被起義軍將士占領（蔣詡武和受傷的孫武隻知道躲在下屬軍士的家中發號司令，而他們的命令卻始終傳達不到前線作戰的起義軍將士的手中）。餘下來的事，就是召集起義軍所有的頭領開會。同時，商討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並推選讓眾人都信任的人來擔任都督。軍政府需要選出一位資深而負有眾望的人物來主持日常工作。當時的"革命軍"臨時總司令蔣詡武在１０月９日被捕後潛逃，卻沒有人知道他到底逃到了什麽地方。可見，蔣詡武逃出後藏匿在他下屬的住所裏，所發布的作戰命令都無人知道，前線起義的官兵隻知道按自己的方式進行戰鬥。而被炸藥燒傷的總參謀長孫武和早就被任命的都督劉仲文，此時均在漢口。雖與武昌隻有一江之隔，但卻無法及時趕到（確實也無法趕到，因為漢口是在１０月１２日才被起義軍占領）。
   
   黃興正在趕路的途中，宋教仁因不滿起義的時間被提前，所以裝病不願出山。眾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隻有將黎元洪推選出來擔任都督一職。這也是不得以而為之，因為戰爭期間變化莫測，如再不推選一位資深的軍事人物來領導和指揮起義的軍隊和主持軍政要務，武昌起義的前景將岌岌可危。當時的清廷在武昌起義的突變中，還沒有回過神來。全國各省的軍政首腦都處於懵懂的觀望之中。短暫的平靜，每分每秒都需要作出果斷的決策。於是，黎元洪便被呼之欲出。極為尷尬和可笑的是，據說黎元洪是被一個叫馬榮的起義軍將領，從床底下將其拖將出來，並強迫著他去軍政府走馬上任主持大計。確實，黎元洪與中國革命絲毫沒有一點關係。在他的頭腦裏，根本就沒有共和的思想。其實，憲政與法治為何物，在他的腦海裏可能永遠都是一個空白。由於他富有寬容之仁的長者風範，平時對部下關懷愛護，但是論軍事學識與經驗，他隻能算是一個中等水平的軍事人材。他官居統領（相當於旅長）之職，的確要比起義軍所有的頭領高出很多。開始時，黎元洪不肯擔任都督一職，在馬榮等人的強迫下，他才勉強就範，這大概就是他躲在床底下不肯出來的原故吧。
   
   １０月１６日，起義軍頭領們在軍政府駐地設壇，按舊軍隊的儀式，強請黎元洪拜祭黃帝並宣誓就職，於是，起義軍在武昌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便開始運作起來。武昌起義後，將黎元洪推出擔任軍政府都督在安定民心，收用軍事人材以及號召全國各省響應革命的工作上，確實做得比較出色。在武昌起義軍的奮戰下，武漢三鎮基本被占領。此時，清廷才從驚詫的慌亂中回過神來。它迅速派遣豫軍（河南巡防營）兩個營的部隊，由京漢鐵路南下，於１０月１４日到漢口駐紮於大智門。同日（１４日）清王朝下詔起用被削職回原籍養病的袁世凱，令他帶兵到武漢剿滅起義暴動的革命軍，袁世凱以疾病還未痊愈為由推辭掉清王朝對他起用。無奈之下，清王朝派徐世昌到袁世凱處敦促他接受清王朝的委任。雙方在交易商談中，袁世凱表示如要他出山平定武漢三鎮，必須答應他所提出的６個條件：１）來年召開國會商議立憲之事。２）組織責任內閣。３）寬容參加武漢軍事政變的所有人（如此寬容仁厚的心態激進的"革命領袖"能做到嗎？）４）解除黨禁（能提出這一條件的人可以說就是政治上的大智慧之人）。５）必須委任以指揮水陸各軍以及關於軍隊編製之全部權力。６）必須給予十分充足的軍費。１１月１９日，朝廷答應了他的全部條件，並以資政院選舉的形式任命他為總理大臣。在這之前清廷就已經釋放了汪精衛、黃複生等政治犯。並承認革命黨為合法的政黨。這就是袁世凱提出解除黨禁帶來的連鎖反應。
   
   武漢這一邊，正是清廷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不可否認，盡管清王朝的政治製度已經腐朽透頂。但是，它的軍隊是具有相當的軍事常識和作戰經驗的。在圍攻武漢三鎮的戰鬥中，這些來鎮壓起義軍的清軍，基本上不會混亂到自相殘殺的地步。況且，這些清軍的主力部隊，幾乎都屬於袁世凱在小站經過嚴格訓練的軍隊，其軍事學識和作戰經驗極為豐富。武昌起義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強敵，這些起義暴動的人們，其軍事人材極為平庸。就其軍事首腦黎元洪來說，其軍事學識以及指揮戰爭的經驗，隻能是一個中等水平的人材。況且，他一向對激進的暴力革命毫無興趣。其餘的指揮和作戰的軍事人員都屬於下級的軍官，即由兵士升到排長、連長和營長之職，其軍事學識和作戰經驗極為貧乏。其中，有人還是清廷的內奸。
   
   可以說，這些起義暴動的軍人，都是臨時組成的具有激進主義思潮的暴力革命者。急於求成的心態使他們所發動的武昌起義暴動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例如，在漢口和清軍作戰時，起義軍中的一些內奸和變節分子乘機燒毀軍中的軍械、彈藥與糧秣。還有，起義軍的水軍部隊，將艦船駛進漢口的江麵時，居然向駐守在南岸的起義軍連續發射了三百多枚炮彈，使南岸的起義軍傷亡慘重。諸如此類事件，在漢口和漢陽的保衛戰中時有發生。使整個戰事混亂不堪、敵我難分。
   
   可想而知，這些臨時集結在一起的革命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突發的事件迫使他們在慌亂的情況下，匆忙的提前起義暴動。可是，被任命的臨時總司令的起義命令，卻無法傳達到各路的起義軍部隊。起義軍在沒有總體的指揮和領導下，幾乎是各行其事。而臨時總司令在無法集結起義部隊的情況中，已經變成了一個光杆司令。總體的軍事部署無法鋪展開去，並在清廷捕快的追捕中，這個臨時的起義軍總司令隻好逃之夭夭而不見蹤跡。
   
   在戰爭中，總參謀長是一個決定勝敗的關鍵性人物。可是，武昌起義軍的總參謀長，卻拋開起義的戰爭部署和掌握戰爭的最佳時機的關鍵性事情而不管，糾集幾個人去安裝什麽炸彈。通常來說，製造炸彈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專業的士兵來完成的。作為一個總參謀長在起義暴動的前夕，無論如何都要和所有的軍事首腦在一起，組成一個戰爭的指揮群體，隨時隨地的使戰鬥信息暢通無阻。然而，這個總參謀長卻沒有按上述的基本程序去做，相反，卻去做那些應該由專業士兵完成的事務，並在製造炸彈中，疏忽到被炸藥燒傷了自己的麵目。這種可笑的缺乏軍事常識的尷尬，真是讓人難以想象。
   
   １０月２８日，黃興等人到達武漢。第二天上午黃興到漢口前線視察，並被軍政府任命為"戰時總司令"。此時的漢口在清軍猛烈的進攻下，已經是岌岌可危。就即便在黃興這樣的指揮官在指揮作戰，也擋不住漢口失敗的危險。在這種危機中，漢口革命軍的士氣已經全麵瓦解，並紛紛逃離戰鬥現場。有的起義暴動人員在逃離時，將軍政府所儲藏在漢口的彈藥和糧秣全都燒毀後，也隨著逃離漢口。在無能為力的情況下，１１月２日"戰時總司令"黃興也登上由黎元洪派來的船隻將他接送到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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