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家、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中美定要減少戰略競爭

美國外交家、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中評社 郭至君攝）

      中評社香港7月13日電（記者　郭至君　餘東暉）“從政治學角度來講，人人都應該對美中關係感興趣，因為美中關係其實在檢驗著一些非常基礎的政治學概念……兩國政府應當考慮當前中美關係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兩國智庫也將需要加強向決策者提供有用的建議意見以穩定中美關係，減少戰略競爭。”6月21日，中評思想者論壇首次在美國召開，與會的美國外交家、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在會上如此強調，他也專門以“美中關係的戰略問題——美中戰略競爭與合作”為題進行了發言。

論壇現場（中評社 郭至君攝）

      芮效儉表示，對於中國，美國應該從長遠考慮。從大的曆史層麵上來講，我們正在經曆曆史性的變革。眾所周知，冷戰已經結束，現在的世界格局進入到了後冷戰時代（post cold war）,目前已經沒有了單一霸權的超級大國，而是有了一些世界性非常重要的主要大國和一些發揮很多作用的有影響力的國家以及等等其他小國。問題是，如何共處？從曆史上來講，美國更擅長應對黑白分明（black and white）的狀況，即清楚得知道誰是自己的敵人以及誰是自己的夥伴，但是在現在權力製衡（balance of power）的狀況下，有著許多不確定性（shades of grey），所以美國必須時時調整自己的政策以確保權力的平衡不會改變，但美國在這方麵沒有什麽好的經驗。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正是現在多極世界中其中一部分，目前，由於區域的政策錯誤，歐洲的影響力已經削弱。

      芮效儉說，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中國已成為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主要競爭對手。即使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放緩，但仍然呈上升趨勢，當然，中國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還能持續多久是未知數。另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的，這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和廣度，自2013年第三次全會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展甚微。由於中國現代經濟的改革和更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以及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中國也麵臨著現代化政治體製的挑戰。無論如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結果是實打實的，這使得中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這些是基礎性的改變而不是行為模式（behavior patterns）的改變。

      “與此同時，美國在冷戰後的世界裏的主導地位已經有所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美國在中東地區成本昂貴的軍事幹預措施使得美國的預算資源緊張、美國社會兩極化、美國的基礎設施惡化，使我們陷入了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新興政治危機。不過，盡管存在這些困難，美國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和經過考驗的軍事力量、創新和生產性經濟、高等教育，以及在所有其他可能性已經耗盡的情況下迎接挑戰的能力。顯然，美中關係應該是我們外交政策關注的核心。”他強調。

      作為中美關係發展的見證者之一，芮效儉表示，從政治學角度來講，人人都應該對美中關係感興趣，因為美中關係其實在檢驗著一些非常基礎的政治學概念。首先要提及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這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麵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我不認為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會衝突，因為就人性層麵來講，個人之間、家族之間、家族部分成員之間都會起衝突，而這也適用於國際關係的層麵，概括來說，產生這樣衝突的原因就是守成大國擔憂且妒忌新興大國的崛起，且我認為，現在一些國家領導人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印證了這一點，關鍵是，這個問題要如何結解決？

      芮效儉指出，中國是反對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的。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的概念，習近平主席早就提出了中美之間應建立一種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此前國務卿蒂勒森首次訪問北京時，也重述並尊重了這一概念。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時任國務卿希拉裏也呼籲應該在中美關係的合作與競爭中保持平衡，且合作是主導因素。盡管說辭不錯，但是事實上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並沒有減少，反倒在增加，而我們的前一任政府對此沒有任何作為。

      2012年，中國十八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應該發展與國際地位匹配的強大的軍事能力，美軍當然也不願意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西太平洋地區獲得空中和海上霸權拱手相讓，因此，兩個國家都在增長軍費開支。這麽看來，中美兩國在說辭與行為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差距，而這樣的差距會在未來導致嚴重的後果，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談新型大國關係是無用的。

      當然中美關係之間還有其他問題值得關注。比如，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的衝突是否會發生在美中關係中？按理說是有可能發生的。中國有足夠的核武能力來對抗美國，冷戰的時候美蘇之間就存在核競爭，這樣的話，我們更不應該輕率地談論中美之間的戰爭。任何經曆過戰爭的人都會希望戰爭不要重演，因為美中兩國根本無法從戰事中受益。至少我們應該問：中國和美國兩個核能力大國之間是否有值得我們彼此之間直接衝突的議題呢？

      台灣問題可能算是一個，但在近幾十年來，台海局勢都維持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態勢，且依據我的判斷，美國在今後也不太可能改變本身已有的“一中政策”，剛剛當選之時的特朗普在“一中政策”上的小動作其實顯示了他完全對美中關係的發展不甚了解，不過在後來他以及他的團隊的表現已經證明他們了解了“一中政策”是中美之間溝通的基礎，目前來講這已經不是美中關係之間的一個問題。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需要注意，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增加軍費以努力在無限期的未來保持應對中國的海空軍事力量？而對於中國，這個問題也是適用的，如果中國軍隊的能力不僅僅是為了防禦需要，而是要與國際地位有關，那麽多少才足夠呢？我們又應當如何處理當中國的軍事力量對鄰國構成威脅時出現的安全防務上的困境（defense dilemma）呢？中國目前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具體的表態，但這個問題在將來確實會導致相當大的危險。如果我們想要中美之間存在新型大國關係，那麽兩國是否應該探索在軍事層麵上保持平衡以及和平共處的可行性？習近平主席曾經說過，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個講得非常好，但是要如何訴諸實踐？

      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是隨著時間推移，對兩個經濟體相對優勢的評估。同樣重要的是，中美兩軍有可能在軍事力量上尋找平衡點嗎？有可能的話，要如何尋找？為了概念上的目的，我將定義一個這樣的平衡，即其中每一方都具有足夠的能力來阻止另一方使用武力解決他們之間存在的嚴重不同。但是由於彼此之間都不是對方的主宰者，所以彼此的意圖在對方眼裏看來都會被解讀為具有進攻性的，就美國本身的例子而言，也應該考慮到要繼續保持同盟國家對美國的信心。如果一方或雙方都選擇不探討這個問題，軍事預算的競爭將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各方都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相應地增加利益。顯然，在這樣的競爭中，相對經濟實力的趨勢線（trend-lines）將是一個關鍵的考慮因素。這不僅要考慮國內生產總值，還要考慮軍事和非軍事以及國內外等諸多問題。這樣的競爭也不應該被視為美中兩國嚴格的雙邊競爭，雙方能夠以一定的軍事實力和意願來支持朋友和盟友的能力將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不過對於盟友這個概念，相比美國一直在這方麵存在的優勢來講，中國則是試圖糾正並走向非傳統性的盟友道路。

      提出了一些列中美戰略競爭問題的芮效儉繼而表示，處理這些並不容易，但忽略這些並不會使它們消失，我們不應該氣餒。中國和美國已經證明，當他們堅持這樣處理問題的時候，他們可以在困難的安全問題上取得進展。我們已經在兩軍之間達成協議以減少在海上和空中發生事故的風險，並且還能互相提前通知軍事演習。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取得的進展很有限，但是未來還是有更多可能性的。

      “這隻是中國快速崛起中的一個例子，我們需要對上述問題表示關切，而讓我比較困擾的是，目前兩國政府似乎並沒有在考慮當前中美關係中的一些基本因素。顯然，兩國智庫將需要加強向決策者提供有用的建議意見以穩定中美關係，減少戰略競爭。我希望我們今天的討論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芮效儉最後說。

論壇大合照

      此次中評論壇的主題是：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係，出席首次中評社華盛頓思想者論壇的與會人員還有：主持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係主任、亞洲基金會主席蘭普頓（David M. Lampton），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總裁、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H. Paal），前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史汀生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容安瀾（Alan Romberg），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的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中評社華盛頓特派記者餘東暉以及中評智庫國際部主任郭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