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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之爭

(2011-08-17 21:47:30) 下一個

蔡英文赴歐“取經”,並沒有取得什麽樣的“經書”回來。


  1999年陳水扁第一次競選“總統”時,曾經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去“取經”,抱回了一部“新中間路線”的構圖,民進黨的“台獨路線”在“新中間路線”的包裝下,終於讓阿扁驚險過關,以39﹪多的選票,低空贏了分裂的連戰和宋楚瑜兩個陣營。

  2011年6月,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循著阿扁之路,到德國和英國“取經”。但這一次在德國和英國的要求下,蔡英文隻能去取綠能建築和廢核政策,以及空泛的再談談她的兩岸政策,並沒有取得什麽樣的“經書”回來。

  既然如此,那麽蔡英文為何要在選戰已經日益緊繃的情況下,還要特別到歐洲走一趟呢?顯然,這是民進黨有意區隔和國民黨不同的路線,以陳水扁的選戰對象連戰和宋楚瑜,都是留美的台灣菁英,而這次更明顯的是馬英九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高材生,而蔡英文卻是典型的倫敦政經學院畢業的菁英,所以國民黨的美國路線和民進黨的歐洲路線,已經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兩條路線之爭,這才是蔡英文選前必須到歐洲走一趟的原因。

  兩條路線的特質

  那麽美國路線和歐洲路線又有何特質,需要“總統”候選人去走一趟作為象征性的意義呢?

  其實可以瞭解,美國路線是一條純粹資本主義的路線,從1970年代追全球現代化,到現在追求全球化,美國都是主要的代表國家,其中尤以“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最具代表性。

  “華盛頓共識”是1989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丁美洲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旨在為陷於債務危機的拉丁美洲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

  曾擔任世界銀行的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並有係統地提出指導拉丁美洲國家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這些經濟改革政策得到各機構的共識以及世界銀行的支持。由於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上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才被稱作“華盛頓共識”。

  由於這些政策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後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

  相對於“華盛頓共識”,歐洲許多國家所走的“社會民主主義”,卻是民進黨所向往的路線。

  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是一種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開始浮現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裏分離出來的眾多分支之一。主張應透過民主過程逐步進行變革,以建立一個奉行社會主義的社會。

  社會民主主義最初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於1869年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後開始發展;該黨最後演變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不斷發展,最後摒棄了軍國主義、極權主義及革命,不再藉由這些手段來達到政治變革。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後,“社會民主主義”成了非革命路線的社會主義者專有的稱呼。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強調透過立法過程以改革資本主義體製,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於原本理論上所追求的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若非被徹底遺忘、便是被以資本主義的方式重新定義了。

  從這裏也可看出,民進黨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一直是想要區隔國民黨走“華盛頓共識”的自由主義路線,這也是陳水扁和蔡英文都要象征性的到歐洲走一趟的主因。

  前兩代台灣政治路線的差異

  事實上,從台灣走向民主化以來,台灣的綠營就出現過兩種不同的路線思考。以李登輝為主的日本“軍國主義”路線,他藉由“軍國主義”的思考,不僅擊退國民黨內“非主流路線”(或說蔣家宮廷派)的反動,李登輝也以“軍國主義”的思想,強硬的對大陸進行強力的“反攻”,導致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民選“總統”選舉時,引來大陸飛彈試射的壓製。


貧富差距問題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決的議題


  但李登輝的“軍國主義”思想並沒有對中國大陸退縮,反而在他後來的執政中,對大陸采取“戒急用忍”的政策,以及1999年7月5日祭出“兩國論”的主張,讓兩岸關係又再度陷入“戰爭邊緣”。

  李登輝時代過去以後,陳水扁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向當時的名師紀登斯所主張的“第三條路線”,取回“新中間路線”的思考,這是陳水扁雖然從本土派出身,卻也希望在1990年代盛行的“第三條路線”,為統獨爭議不休的台灣找到一條出路。

  所以,陳水扁在2005年會和李登輝翻臉,主要的原因不是什麽利益之爭,而是路線之爭。李登輝希望陳水扁仍走“軍國主義”路線,但陳水扁從就職時宣示“四不一沒有”,再到2001年元旦祝詞中取用“歐盟模式”的“統合論”。可以說,“歐盟模式”的“統合論”和李登輝“軍國主義”路線的區別,這已經種下李登輝和陳水扁最後會翻臉的主因。

  那麽為何陳水扁又要提出“歐盟模式”的“統合論”呢?其實他的背後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在支撐他的“統合論”。這股“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對民進黨走向農工政策,又不想以武裝革命的手段來達到他們取得政權的目的,所以接受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路線,應該是最容易區別國民黨走“華盛頓共識”,這種純粹美式資本主義路線的不同點。

  可惜的是,由於民進黨背後有“台獨黨綱”的存在,讓大陸一直對陳水扁保持“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讓陳水扁試圖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並不成功。最後他隻好回到李登輝“軍國主義”的路線,也就是提出“終統”和“入聯公投”的主張,但這時的陳水扁已經被貪腐的問題給“綁架”,再加上他已經和李登輝翻臉,所以陳水扁想要轉向“軍國主義”路線,已經時不我予。

  李登輝和陳水扁的關係,可以說跟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所寫的代表作“父與子”完全相同的情景,也是製造陳水扁執政八年會失敗的宿命。

  屠格涅夫在“父與子”的小說裏,父親與兒子代表著俄國兩代之間日益增長的代溝,兒子角色代表“首號激進分子”,他崇尚虛無主義和拒絕舊有的規則。而屠格涅夫寫“父與子”是想回應他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中,所見到的自由主義和正在增長的虛無主義運動,兩者之間日益出現的文化分裂。

  相對的,陳水扁所走的路線有一點類似屠格涅夫小說中“子”那一代,代表一種虛無、激進的態度;而李登輝卻代表著“父親”那一代,有些保守,又堅持己見。所以陳水扁和李登輝的兩條路線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陳水扁一開始就順著走李登輝“軍國主義”路線,他也不至於一下台就被關到牢籠裏;反之,陳水扁若一開始執政,就順著“民主社會主義”的路線走,他應該也不至於把美、中關係弄得那麽僵化,最後不得不讓美、中“共管台灣”。

  第三代會怎麽走

  那麽蔡英文所代表的民進黨“第三代”,她的路線又會怎麽走呢?蔡英文剛好有李登輝和陳水扁兩個世代的從政經曆,以致於她的路線必然有“軍國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內涵。所以,蔡英文的政策既帶有“軍國主義”的剛性,以及陳水扁早期執政的柔性,這也是為何呂秀蓮一直批評她無法接受外在的意見。但在呂秀蓮為“玉山周報”舉行募款餐會時,蔡英文卻可以不計前嫌,前往會場幫呂秀蓮募款。這就是蔡英文“剛性”與“柔性”並存的兩個政治性格。

  所以,從另一麵也可以看得出來,蔡英文願意在選情逐漸緊繃之時到歐洲走一趟,代表她還是想找回“社會民主主義”的柔性路線,所以未來她如果執政,必然也會在李登輝的剛性“軍國主義”,以及陳水扁柔性“民主社會主義”的兩條路線中,找到一個融合點,如果她能成功的在這兩條路線中融合,才能有效的創造真正屬於蔡英文的“蔡英文時代”。

  由於蔡英文還在找尋這樣一條路線,所以眼前大家所關注她的兩岸政策,對她而言並不是最重要必須處理的事。反而是台灣貧富差距在社會上所產生的躁動和不安,才是她最關心的一個麵向。這也是為何蔡英文一直不願意在兩岸關係上做充分表態之因。

  在兩岸關係中,既然民進黨無法接受“九二共識”,蔡英文也不必要在這方麵作表述,隻要能夠“延續前朝政策”,或者追求“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想法,讓兩岸關係在馬英九已經鋪陳好的路線繼續走下去,那麽她就可以向人民交代。其他的所謂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製”,或是“簽署和平協議”,馬英九都不敢做的事,民進黨若能重返執政,蔡英文也不可能在這方麵去走更“激進”的路線。

  因此,蔡英文隻要找回“社會民主主義”的民進黨傳統,努力去調和社會的貧富差距,並解決最近幾年來,台灣不斷增多的貧窮問題,這樣蔡英文就可以向選民交代了。

  民進黨與國民黨路線的差異

  現在回頭來談國民黨和民進黨在路線上的差異。

  國民黨的菁英既然都是以留美為主,所以他們普遍接受美式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即使這三年多來廣泛的跟大陸交往,但也僅止於經濟麵向的交往,要馬英九一下子跨越政治、軍事的“紅線”,其實也不太容易。而且馬英九跟大陸的交往,還是在許多前提之下才形成,例如“不統、不獨、不武”,“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等的條件限製之下,才有開展兩岸關係的局麵。

  所以,馬英九的與大陸的交往模式,並非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模式,他還是有許多壁壘存在,就像即使台灣的大學需要許多陸生來挹注,但馬英九還是把條件規定得比各國都還嚴格,這跟大陸大舉開放台生登陸求學,還是有許多的不同。

  在另一方麵,馬英九所走的美式資本主義路線,對台灣的資本家確實給予相當的優惠,但對一般的人民卻是一毛一分的稅賦,都要抽得乾乾淨淨,所以有錢人在懂得避稅的情況下,他們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在一分一毛都逃不掉之下,隻能望天興歎。

  所以說,國民黨內充斥著美式菁英,讓他們想不選擇走“華盛頓共識”路線也難。

  反觀,民進黨內部充滿職業政治家,他們從年輕時代就跟著派係,或是特定政治人物作為一個專業的政治職業家,而且民進黨不是那麽重視倫理,隻要自己覺得時機成熟了,這些年輕的職業政治家就會直接參與選舉。所以,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大都是赤手打空拳,沒有太多的政治資源可以幫他們忙,完全要靠自己的“職業性”來獲得選民的支持。

  就因,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許多都是赤手打空拳起家,所以他們隻能在農工階級去爭取選民的支持,畢竟,在社會上這是一群最大的群體,以毛澤東在大陸所做的農村調查,這一群體幾乎是占所有社會人群的70﹪,台灣即使發展到消費社會,但這個群體跟毛澤東時代的差異性並不大。這也是民進黨政治人物特別需要注重來自底層的選票之因。

  同樣的,身為黨主席的蔡英文,她為了競選,必須拿出一套可以讓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或是跟隨的選民有一個遵循的方向。因此,這一次歐洲行,蔡英文表麵上是去探索德國的綠能建築和廢核政策,去英國談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但實質上是否能夠找回“民主社會主義”的傳統,應該是她的主要目標。

  馬、蔡之間的路線之爭

  從上述的路線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在1990年代,日本研究台灣的學者若林正丈雖然認為台灣沒有左、右之爭,隻有統獨之爭。但經曆10幾年來的統獨爭議之後,再加上馬英九執政三年多來,兩岸關係已經逐步走向和平發展,所以統獨之爭已經不再是台灣最需麵對的問題。反倒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決的議題。

  既然有貧富差距,就必然會出現左右的路線問題。左派路線是以底層的農工為主的對象,右派還是以傳統的資本家為主。國民黨所代表的右派路線,在跟大陸親密交往之後,他們獲得大陸的廣泛“讓利”,所以大陸的崛起,反而讓國民黨與一些台灣在大陸發跡的資本家獲得好處,這也是國民黨願意廣泛跟大陸交往的主因,本質上跟統不統一沒有多大的關係。

  反觀,民進黨雖然還是堅持左派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但在地方上當政的縣市長,也並不排斥跟大陸進行交往,倒是民進黨中央看不到大陸“讓利”對民進黨中央有多大的好處,所以他們堅持跟大陸的交往要緩,不能急,這也跟民進黨是否堅持獨立的原則,沒有多大的關係。

  意思也就是說,現在的台灣政治,大家已經不把統獨當成必然不可跨越的界線,這也是馬英九會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因。既然馬英九可以這麽堅持,未來民進黨若重返執政,也不必然不能這麽堅持,隻是現在民進黨還要走農工路線,他們還不敢大聲的喊出相同的聲音罷了。

  所以,馬英九和蔡英文的路線不可能有多大的不同,若要說他們有很大的不同之處,還是在於前麵我們所分析的“華盛頓共識”的資本主義路線,以及“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上對選民在“意義”上的不同。

  其實,台灣的選民也不必然懂得這個“意義”,或說如何去分析這個“意義”的主觀意識。這也是為何民進黨在他們所自行做出的民調中,會發現25歲到35歲的選民,最支持國民黨,反而是年紀較大、農村地區,以及年輕的選民比較願意支持民進黨。

  以25歲到35歲之間的青壯年,應該是社會上生產力最旺的一群,他們大多數願意支持國民黨,顯然是知道國民黨的自由主義路線對他們比較有利,而生產力比較弱勢的青年和老年人口,可能需要更多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們依靠國家的保障也比較多,所以他們會偏向支持民進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策,這兩種政策與路線的不同,正好符合民進黨民調的偏好。

  所以,明年一月份台灣的“總統”大選,現在要分出輸贏很難,難就難在於當前的台灣政治傾向,已經不再被統獨兩種意識所牽製,反而是社會麵向的貧富差距,將會主導這場選戰的輸贏,這也是國民黨在這一年來不斷祭出調和貧富差距的政策,例如奢侈稅的通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樣的,民進黨從辦理“總統”初選時,三位候選人大多把焦點集中在貧富差距方麵,而很少去觸及統獨的議題,顯見,民進黨已經看出在兩岸和平交往的過程中,統獨議題已經不再是選民所最關切的議題,既使從6月以來,台灣許多的社會運動,他們也不再觸及統獨議題,倒是反核的社會議題,變成大家所關切的問題。所以,明年一月份的這場“總統”大選,社會議題將壓倒統獨議題,這顯然也是蔡英文一直不願意在兩岸議題上多所表述之因。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7月號,總第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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