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道無形，還是有組織（zt）

大　弓

 

　　李洪誌在1999年7月22日《我的一點聲明》中說：“中國法輪功隻是一個群眾性煉功活動，沒有什麽組織，更沒有任何政治目的。從來沒有參與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我是個修煉中的人，向來與政治權力無緣。我隻是教人修煉”。事實是否真象他所說，法輪功“沒有任何政治目的”、“沒有參與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我已另文評說，這裏我想就法輪功“沒有什麽組織”發表一點不同的看法，就教於諸位方家裏手。
　　（一）李洪誌對於法輪功是否有組織的問題，他在《我的一點聲明》中說的很明確：“沒有什麽組織”。那麽，既然沒有組織，法輪功練習者這一龐大群體又是怎麽集體進行“修煉”的呢？李洪誌對於這個問題是這樣回答的：走“大道無形”的路。他早些時候在《我的一點感想》中針對社會上認為法輪功是邪教的議論說：法輪功“沒有宗教的各種必須遵守的規定，沒有廟、教堂，沒有宗教儀式。想學就學，想走就走，沒有名冊，何‘教’之有呢”。既然談不上是教，何談邪。他《在北美首屆法會上講法》中也說：“我講了絕對不搞任何宗教形式……我們沒有任何形式上的東西，沒有辦公室，也沒有什麽有形的東西，任何有形的東西都能使人執著，都不是修煉……我們必須走大道無形的路才真配這個法在世間上流傳的形式……大法本身沒有什麽形式，我們走了一條真正大道無形的路”。他《在新加坡法會講法》中也說：“我們今天就沒有戒律，完全是放開的，什麽形式都不看，隻看人心，就是因為我們的法有這樣的威力。而且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常人社會的任何一種表現形式也配不上這個大法，所以我們就真正采取了一種適合大法流傳的形式。什麽形式呢？就是‘大道無形’。我們真正走了一條‘大道無形’的路，這才真正地配我們這個大法”。對於什麽是“大道”，李洪誌在《轉法輪法解》中說：“你看動作簡單，不一定複雜就是好，大道至簡至易。小道小法動作很複雜”。原來“大道”就是指法輪功，而與之對應的“小道”則是其他功法。什麽是“無形”呢，其實也就是李洪誌所謂的“沒有名冊”、“沒有戒律”、“沒有什麽形式”、“沒有辦公室，也沒有什麽有形的東西”、“想學就學，想走就走”等。我在教育轉化工作中，也經常向原法輪功練習者討教，了解在他們心目中，什麽是“大道無形”？根據他們的理解，我歸納出以下幾點：第一，沒有專職的人員；第二，沒有專門的經費；第三，沒有專門的辦公場所；第四，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至於李洪誌所說“沒有名冊”、“沒有戒律”並非事實，以下我還將展開討論。那麽僅就上述幾點能否說明“大道無形”就一定不是組織呢？如果一定要說“大道無形”不同於組織，那麽就應當說清楚有那些根本的不同。如果說不清兩者的根本區別所在，就冒冒失失下判斷，恐怕為時過早。
　　（二）討論法輪功究竟是“大道無形”還是有組織，首先要搞清楚什麽是組織。組織其實就是一種社會集合體，具有一定人群、目的、任務、形式、製度、分工等。如果一個社會群體符合組織的概念及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不管其是否承認有組織，都要被視為一種組織。對照法輪功，究竟是符合“大道無形”呢，還是符合組織呢，讓我們用事實說話。
　　第一、法輪功有一定數量的練習者。李洪誌在《我的一點感想》中說：“學‘法輪功’的人太多了，一億多人”。他在《我的一點聲明》中也說：練習法輪功“使一億多人成為好人”。其實他誇大了數字，根據公安部調查掌握的實際數字是210萬人。
　　第二、法輪功有一定的目的。李洪誌在《轉法輪》中講得很清楚：“我們很多人抱著一種真正得道的心，那當然是修煉的目的，修煉的最終目的就是得道、圓滿”。
　　第三、法輪功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階段的任務。開始階段，李洪誌主要立足於傳功，關於這一點，李洪誌在《法輪大法義解》中承認：“初期時候，我們是以通常的氣功形式出來的，一上來就講那麽高，人們接受不了。所以我們也走了這樣一個初步的逐漸叫人認識的這樣一個過程”。《轉法輪》一書出版後，李洪誌就特別強調學法、弘法。他特別看重這本書，並竭力為之吹噓叫賣，他《在悉尼講法》中說：“我做了前人沒有做的事，我開了一扇大門，我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我把所有修煉的道理、圓滿的因素都講出來了，而且講得很係統。這就是為什麽很高的神講：你給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轉法輪》。”他在《法輪大法義解》中說：“其實不管再出多少經，也都是給《轉法輪》作為輔導材料的，真正指導修煉的隻有《轉法輪》。裏邊包涵著從常人開始一直到無比高的內涵，隻要你修下去，《轉法輪》永遠都會指導你修煉提高”。法輪功被依法取締後，李洪誌要求法輪功練習者力爭完成“三大任務”，2002年4月發表的《北美巡回講法》，係統地對此進行了說明。李洪誌說：“當前三大任務：一要重視學法，為認識法和正法奠定基礎。二要講清真相。講真相是使眾生擺正對‘大法’的態度，實質上是在救度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它的龐大天體與那天體中的生命。三要發正念，在正念中清除邪惡。正法之事不能由師父包辦，必須由大法弟子去破除舊的法”。接著，李洪誌撕下了偽裝，赤膊上陣，充當境外敵對勢力和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從幕後走向前台，積極反共。從《解梅花詩後三段》到《在美中法會上的講法》，再到《九評共產黨》，反動政治本質暴露無遺。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法輪功組織的任務從傳功到學法、弘法，再到“三大任務”，最後到積極反共，不斷發生變化，日益暴露其反動政治本質。
　　第四、法輪功有完整的組織形式。法輪功1992年5月在吉林建立了“長春法輪總站”，是年7月又在北京設有“北京法輪功輔導站，”1993年1月，又設立了“中國法輪功研究總站”，半年後改為“法輪功研究會”，後又更名為“法輪大法研究會”，作為法輪功的總部，下設地區總站39個，輔導站1900多個，練功點28263個，並有各級站長、輔導員等，這一組織體係1992-1999年期間一直公開存在，1992-1996年期間還曾在中國氣功協會合法登記注冊。
　　第五、法輪功內部有明確的分工。根據《中國法輪功章程》規定，中國法輪功組織分為三級，即總站、輔導站、活動站。總站工作實行站長負責製，李洪誌兼總站長，聘請兩位副站長和一位秘書長協助李洪誌工作，聘任期二年；輔導站設站長、副站長，由總站聘任，任期一年；活動站輔導員由集體推薦，報輔導站批準聘任，任期一年。並且規定了法輪功係統的氣功師的職稱分為三級：高級氣功師、氣功師、助理氣功師。實際上，法輪功組織有四級：法輪大法研究會作為法輪功總部，會長由李洪誌兼任，設副會長兩名，即李昌和王誌文，成員若幹人，包括姚潔、紀烈武等人。下設大片聯絡（分為三大片區，即閩、粵、桂片，甘、寧片，湘、鄂、贛、浙、滬、蘇片）、顧問、宣傳（負責李洪誌書籍外文翻譯和資料整理出版）、產業（負責法輪功出版物、音像製品等的出版發行及境外出版發行）、組織聯絡、指導、對外聯絡等具體部門。各地總站也有站長、副站長，下設部門包括聯絡、培訓、法律事務、資料、功理功法、宣傳等。輔導站設站長、副站長，下設輔導、資料、聯絡、宣傳等具體部門。活動站（即煉功點）也有輔導員、資料員等。
　　第六、法輪功也有一係列規章製度。這些製度包括：1、中國法輪功章程；2、對法輪大法輔導站的要求；3、對法輪大法輔導員的要求；4、法輪大法修練者須知；5、法輪大法弟子傳功傳法規定等。
　　從以上所列項目，法輪功完全符合組織的要求，具備了組織的所有主要的構成要素，怎麽能說“沒有什麽組織”呢？
　　那麽，我們再來分析一下“大道無形”與組織的關係。組織包括不同的類型：有的組織如軍隊、警察，紀律嚴明，屬於緊密型組織；有的組織如企業，紀律要求也很嚴，但較軍隊要鬆馳些，屬於半緊密型組織；有的組織，具有“沙龍”性質，如各種民間協會，屬於鬆散性組織。這種鬆散型組織民間很多，如集郵愛好者協會、老爺車愛好者協會、登山愛好者協會、無線電愛好者協會、攝影協會、篆刻協會、書法協會、養鴿協會、風箏協會等，這些民間團體也同樣沒有專職人員、專門經費、專門場所，也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與“大道無形”並無二致。如此看來，所謂“大道無形”並非與組織截然對立，而是屬於組織的一種，即鬆散型組織。因此，李洪誌所謂法輪功“沒有什麽組織”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三）其實李洪誌自己也說過法輪功有組織。他在《對法輪大法輔導站的要求》明確規定：“各地法輪大法輔導站，是專一組織輔導修煉的群眾性實修組織”，實行“鬆散管理”。他在《法輪大法義解》中也說：“我們在組織形式上是非常鬆散的”。
　　關於如何管理好這一組織的問題，李洪誌也有很多明確的指示和要求。他《在廣州對全國部分輔導站長的講話》中說：“輔導站先後建立很多，將來還會更多，這就麵臨著如何管理的問題，將來也是個突出的問題，所以，我們及時地讓大家坐下來談一談、講一講”。對輔導站怎麽進行管理，他說：“在輔導站的管理上，已經有明文規定，大家就是按這個規定去做的。成立輔導站也是有條件的，也對大家說了，把新的輔導站報北京或幾個大的輔導站，特別是省城或大城市的輔導站，在它行政範圍之內的，比如貴陽市輔導站，就要把貴州省負責起來，各個縣的輔導站應酬及時與他們取得聯係”。關於誰能出任輔導站站長，他說：“輔導站的站長必須是參加過我辦的學習班”，“我們輔導站的站長都是由我們研究會批準的，大多數都是我親自任命的、指定的，這對我們大法不偏離有直接好處”。為了保證輔導站牢牢控製在法輪功手中，他還特別強調說：“在各地氣功協會任職的人，不能讓他擔任我們輔導站的工作”，“都不能參加我們的領導工作，不能作為我們法輪功的站長、輔導員”。對於什麽人能做輔導員，李洪誌也有明確的要求，他說：“在選擇輔導員時，千萬不要顧及與你的關係不錯啊，交情啊，從感情出發；或是一旦定了輔導員之後再換不好換了。那不行，對法要負責，千萬要注意這些事情。符合標準的能行就做；不行的，寧可找個臨時的來做，也不湊合”。
　　為了強化組織管理和方便聚斂錢財，李洪誌反複強調要加強組織的集中統一領導。他在《為長春法輪大法輔導員解法》中說：凡涉及錢物，“這些東西統一由法輪功研究會管理。總站、分站、輔導站都不準動錢的。咱們法輪功研究會作任何事情都經我同意了他們才做的。以各種名目私自去搞的，那都不行的，是侵權的，社會的法律也是不允許的”。其實李洪誌對錢物是貪得無厭的，據李昌交待：“他（李洪誌）不僅欺騙一般學員，就是對‘法輪功’研究會成員也實行分別控製為他所用。他指定專人為他管錢，並要管錢的劉某不許對任何人透露數目。當1994年11月長春有人投訴李洪誌偷逃稅款和斂財問題時，我們向他提出要建立收支帳目，按規定繳納稅款，他表麵上答應同意建立收支帳目按章納稅，但他背地裏卻指使管錢的劉某把收支記錄材料燒掉！從而使建帳、查帳工作無法進行”。姚潔交待：“李洪誌斂財還有個特點，一段時間用一些人。例如：早期用湯學華、劉桂榮、王治文、米瑞仙等；中期用紀烈武、我、李小妹等，這些人在錢的問題上都不聯係，所以也發現不了他的這些行為”。
　　李洪誌對管理權限看得很重，規定的很明確。他《在北京法輪大法輔導員會議上關於正法的意見》中針對法輪功人員中普遍流傳他出國定居不會回來一事說：“大家知道我在國外是有親戚的，我出國是隨時隨地都能出，生活條件是比這兒要好。可是我又不追求這些東西，名呀、利呀、享受之類這些事情我都不追求，那些對我根本就沒有用。但是也防止一些人他不知道，防止一些人有這樣想法吧，在我不在的情況下，可能有些地區會出現這樣問題。為指導修煉，我不在的情況下，一切事宜均由我們法輪功研究會統一作出決定，統一帶領大家修煉。以前研究會作出的一切決定都是經過我同意的，我就是在任何地方，他們作出什麽決定也是通過電話、傳真和我取得聯係之後他們才作出的……所以這裏明確指出：我不在的情況下，研究會作出的決定，我們全國各地輔導站都要聽從、執行。作為一個輔導員那就更責無旁貸了”。
　　從上述事實也可以看出，如果沒有組織，何須大談特談什麽管理、決定、任命、批準、聽從、執行呢，豈非咄咄怪事，說出去的猶話如潑出去的水，收回很難。這裏可以作個比較：李洪誌在法輪功創建之初為之製定的《對法輪大法輔導站的要求》明確規定：“各地法輪大法輔導站，是專一組織輔導修煉的群眾性實修組織”；但到1999年7月22日發表的《我的一點聲明》中卻說：“中國法輪功隻是個群眾性煉功活動”。為什麽要將“群眾性實修組織”改為“群眾性煉功活動”，這可不是一般的調換詞句，改動的背後是何居心？很明顯，李洪誌做賊心虛，有意回避“組織”一詞，為其所謂“沒有什麽組織”的謊言埋下伏筆。
　　（四）我們還可以從法輪功在境內外持續不斷地進行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看清其有著嚴密的組織。
　　法輪功組織隻準自己批評別人，不許別人對他說一個不字。“光明日報”發了批評法輪功的文章，他們就衝擊報社；何作庥寫了篇文章反對青少年練習法輪功，他們就前往天津鬧事；公安部對法輪功進行側麵調查，他們就上書中央要求進行查處；以致於發展到上萬人圍攻中南海。據不完全統計，法輪功被取締前後，僅300人以上的聚眾鬧事在就發生過78次。為什麽這麽多法輪功練習者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約而同地、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以同一方式聚集滋事，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事實上，根據李昌等人的交待和已經轉化的原法輪功人員的陳述，以及有關部門的調查結果，可以明確地說，這些活動的背後是有人在密謀策劃、積極組織的。法輪功被依法取締後，地下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有禁不止，幾年來，不斷有法輪功癡迷頑固者不顧政府三令五申，繼續到北京天安門廣場聚滋事，打橫幅、喊口號、自傷、自殘、自焚，甚至與公安機關暴力對抗；幾年來，各地不斷出現法輪功活動反彈，有的公開練功，有的秘密串聯，有的流竄作案，對國家法律置若罔聞；各種法輪功反動宣傳品通過郵寄、網上、投遞等各種途徑，大量散發，矛頭直指黨和國家領導人、直指黨和政府，這些活動大多都是有組織的。到目前為止，法輪功地下有組織地違法犯罪活動仍沒有停止。
　　 “4,25”事件後，“大法研究會”及有關省市的法輪功組織就考慮並著手建立第二梯隊，李洪誌等要求一線的法輪功骨幹不要太活躍，要培養尚未露麵的法輪功練習者作為接班人。1999年4 月，李昌召集北京地區法輪功負責人開會，通報法輪功北京站負責人等行動受“監視”和“限製”的情況，要求各分站和輔導站負責人有所準備，把接班人找好。1999年5月，李洪誌以“大法研究會”名義，下達建立第二梯隊的指令，內容是：都是輔導員、負責人、修練者，一旦出現突發事件，不用人叫，關鍵時要站出來，以法為師，都應該知道怎麽去做。根據李洪誌的指令，各地法輪功組織紛紛開始安排和落實組織第二梯隊。大連法輪功組織提出第二梯隊人選的4項要求：沒有曝露、有一定組織能力、有一定文化層次、學法悟性高。並有兩個分站推出了第二梯隊人選。徐州法輪功組織商定了第二梯隊3人名單，並征得本人同意，在片長會議上進行通報。不久各片第二梯隊20人名單亦上報。還任命了徐州----濟南聯絡員，並規定了暗語，授權其可直接向第二梯隊骨幹下達命令。南京法輪功組織99年6月召集骨幹會議，要求各片要找比較積極的年輕人上來，萬一這些骨幹出事，站片點都要有二線人物頂上去。會後，南京市區5個片先後開會，落實第二梯隊的組建。四川樂山法輪功組織召開站輔導員會議，要求各縣法輪功組織要推選後備站長、後備副站長，條件是篤信法輪功，身份未暴露，家中有電話。後又召開會議，對各縣上報79人名單進行審查，並製表下發各縣輔導站。要求一旦原負責出事，這些人即將接任其職務。山東、福建等地也先後部署、安排了第二、第三梯隊後備力量。事實俱在，還能說法輪功沒有組織嗎。
　　直到現在，法輪功邪教仍然在境內外繼續進行有組織的活動。法輪功被依法締後，李洪誌逃到美國，在隱藏了一段時期後，又在美國公開露麵。他不敢回國，但他並不死心，仍通過法輪功邪教組織在境外設立的“明慧網”、“法輪大法電台”、“大紀元報”等網站、電台、報紙，不斷發布“經文”，對境內法輪功邪教活動搖控指揮。境內法輪功活動反彈基本上都與李洪誌上網發布新“經文”有關係，譬如“發正念”、“講清真相”等活動。從各地發現的大量法輪功邪教宣傳品，也主要是從網上下載並複製的，這都是法輪功邪教組織骨幹在境外組織編造並在網上發布的。現在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活動特點之一就是境外策劃，網上指揮，境內鬧事。鬧事的手段日趨智能化、科技化，也更加具有隱蔽性。
　　而且，李洪誌在境外與“民運”與“台獨”分子相勾結，完全不是象他所說不參與政治、不反對政府、不投靠任何政治勢力。李洪誌及其法輪功邪教的政治野心正在日益暴露。從《不政治》經文中，就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李洪誌及其法輪功邪教的陰森威脅，李洪誌已經完全撕下了偽裝，赤裸裸地煽動法輪功練習者與黨和政府對著幹。從《北美巡回講法》到《九評共產黨》，其政治反動性越來暴露的越明顯、越充分，現在法輪功邪教組織已經和“民運”、“台獨”、“藏獨”等境外敵對勢力勾結，建立起了“統一戰線”。
　　李洪誌逃到美國後，由美國情報部門為他提供人身保護，並且美國官方情報組織還成立專門機構、撥出專門經費，以各種名義，將法輪功作為“非傳統宗教”，給予支持，並打算長期扶持法輪功邪教組織作為搞亂中國社會的一股力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安排法輪功分子在美國國會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的所謂“中國和西藏的人權問題”聽證會上散布所謂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弟子的離奇謠言；邀請李洪誌得力助手張爾平以及 “民運”、“藏獨”分子，如臭名昭著的吳弘達，一起出席所謂“中國宗教自由問題”聽證會，為反華提案製造輿論。李洪誌一夥還呼籲有關國家拒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並反對美國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李洪誌一夥還組織上千名法輪功邪教分子專程到日內瓦搗亂，召開記者招待會，發布新聞，鼓動演說，不遺餘力地為反華勢力的反華提案鼓噪造勢。種種跡象表明，以李洪誌為首的法輪功邪教組織已經淪為西方反華勢力的走卒，成為其手中打壓中國的一張王牌。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法輪功是一個邪教組織，同時也是一個反動政治組織，在反華反共方麵有可利用的價值，境外敵對勢力和西方反華勢力才對其暗送秋波、青眼有加、拉攏扶持、結成同盟。所謂“沒有什麽組織”純粹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