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稱限製壟斷業高福利應當先限利潤

　　2月28日，兩會前夕，本報就社會公平和收入分配問題專訪了中央黨校經濟學部陳文通教授和政法部副主任張恒山教授。

　　據了解，社會公平和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近年來各級黨政官員最關心的首位問題，而中央推出的一係列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已經初見成效，自免去農業稅等政策推出後，上訪人數大幅減少。

　　最關心的問題

　　陳文通教授介紹，從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中高級領導幹部的交流來看，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問題已經成為了近年來各級黨政官員關心的首位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各級官員們已經明顯感到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非常快，幅度非常大，並表示這個問題應該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加以解決。

　　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指出要“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不久之後的《學習時報》上，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撰文指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相當不均，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

　　該文是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春季學期進修一班學員的一項課題研究成果，其中顯示，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6，收入分配已相當不均，差距不斷擴大，已經影響了社會穩定。

　　“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收入分配問題還是第一次，可見中央對解決此問題的決心很大。”陳文通說，為什麽中央在現在提出調節收入分配，就是因為現在的收入差距太大，各方麵都認識到並有很大的反應，中央感覺是大問題，認為把收入問題作為一個重大問題來解決已經到時候了。

　　陳文通介紹，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階層收入差距都很大，幾個係數都很危險了。低收入群眾在表達不滿，社會保障機製也不完善，教育、醫療等問題，讓民眾很有意見。

　　陳文通分析，中央在用詞上也有了微妙的變化，過去我們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提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次中央沒有提這個口號，從去年的中央全會，到後來的經濟工作會議，沒有再提起，不是簡單否定，而是說我們有了新的重點，就是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總理最近也在發表的文章裏表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強調社會公平和正義。

　　事實上，幾十年的市場經濟發展和地區自然條件差異，以及製度問題、官商勾結等腐敗問題，已經使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民眾現在的首位問題，已經由改革開放之初的拉開收入距離變成了現在的減小貧富差距問題。

　　陳文通介紹，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城市內的差距，城市裏主要是各階層之間，城市貧民的收入很低，有的沒有工作，社保水平也很低；二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三是壟斷行業的特殊高收入，這使得其他行業職工忿忿不平，同樣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是公民，為什麽他們這麽高；四是地區之間的差異，黨政幹部本身就有感受，同樣級別的幹部不同地區收入差別很大，包括職務消費部分。

　　陳文通說，除了差距以外，低收入和低工資也是大問題，工人的工資隻有同水平的國家的一半左右，這固然為我們的出口提供了勞動力優勢，但問題是居民收入不高，內需不振，可以說現在的分配問題已經影響到了經濟的健康發展。兩極分化嚴重，貧困人口仍然很多，我們在國際貧困線下的人口有1到2億，有說法是3億。

　　另外，國內消費不足已經讓我們的發展模式走上了惡性循環的道路，我們試圖用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來拉動工資增長，結果由於要保持出口競爭力，工資越來越低。我們的經濟增長隻在小範圍內循環，投資品在生產和建設之間循環，脫離了消費環節，表麵上增長很快，但實際上與群眾要求越來越遠。過多的資源向城市和工業傾斜，老百姓的利益越來越少。

　　保護弱勢人群的謀生權

　　近日，上海市宣布，從今年下半年起，市區部分路段經市民同意，可設置部分便民類攤點，對馬路攤點不再一律封殺。

　　據了解，目前上海的無證攤販在5萬以上，上海市市容局將允許一部分小攤小販的存在，給他們頒發臨時許可證，但基本條件是：申請臨時設攤許可證的攤主必須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時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設攤申請。

　　今年1月份，中央黨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張恒山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達了小販的謀生權高於市容整潔權的觀點，由此引起了海內外媒體對弱勢群體生存權利的強烈關注。

　　近年來，城管與小商販的矛盾越來越激烈，成都商販尿潑城管，北京的攤販、退伍軍人崔英傑激憤中刀刺城管人員致死以及由此引發是否應承擔死刑責任等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2月28日，接受本報專訪的張恒山教授表示，城市的小攤販是需要我們給予高度的同情和尊重的一個群體。城市的小攤販中少數人確實不太注意文明衛生，需要加以教育管理。但是我們的前提是要允許小販經營，在允許經營的前提下進行管理。這會增加很多工作量，也會帶來很多麻煩，但是不這樣做不行，像我們一些地方禁止攤販，就是倒行逆施，是斷人家生路的事情。

　　他說，上海的做法是有一定限度地放開，但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小販管理得好的話，市民的生活更方便，對市容的影響也不大，城市是用來生活的。

　　早在兩三年前，張恒山教授就在課堂上開始以小販與城管的關係為例來講解權利衝突，他說，我們一般都談人權保障，但現實中不同群體間有不同的利益訴求，這兩年城管與小販的衝突越來越厲害，在對權利的需求中，小販要謀生，擺攤是要飽肚子，吃飯是最基本的需要，城市清潔是在吃飽飯之後更高的需要，在最低需求沒有滿足時不可能滿足更高的需求。把城市市容整潔擺在前麵，這是一種不合理的價值位階排列。

　　“小販也是我們國家公民的組成部分，對小販也應當像對待其他市民一樣給予同等尊重。”他說，我在給黨政幹部上課時講這個問題，絕大部分學員都能夠接受，少數人有意見保留，但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

　　張恒山說，把城市的整潔置於小販謀生的權利之上，這是本末顛倒的價值觀。我國的經濟還沒有發展到那樣的程度，我們的製度還沒有完善到那種程度，以至可以為城市的貧困戶、農村的貧困戶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我們缺乏有效的失業救濟製度，雖然有最低生活保障，但那隻是杯水車薪，困難的人賣點東西補貼家用，這是自力更生謀生存，政府應該鼓勵。政府應該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質的權利，這種權利和追求市容整潔的權利不在同一個價值位階上。

　　為什麽我們一直忽視小販的存在？張恒山教授解釋說，我們有各地方性城市管理的規章，但民眾能不能充分參與這些規章的製定，這些規章是否充分反映民意，現在不好判斷。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前，地方立法主要靠地方政府，主要取決於地方政府的認識。合理的城市管理規章的製定，其背後有一套很複雜的東西，其中包括社會正義理論。社會正義理論在我國研究非常不夠。中國這些年對經濟發展理論關注得多一些，而社會正義問題得到理論界普遍關注是在最近這幾年，而普遍進入學者、民眾和官員視野，就是在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之後，尤其是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和諧社會的特征是民主法製、公平正義之後。

　　張恒山介紹，體現公平正義有幾個層麵：第一是基本製度上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不管是什麽身份、有什麽地位，或其他什麽條件。這點說起來很簡單，但現實社會中沒有做到，最明顯的就是城鄉二元結構，這種社會製度本身就是把人分成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兩類，並在政治、經濟、社會等一係列事務上體現著區別對待。現在的很多社會不公正和體現著這種不公正的政策都根源於城鄉二元結構。

　　第二是謀生機會應該是平等的。這一點上，包含的內容非常複雜。受教育不同謀生機會就不同，而受教育不同從哪裏來，城鄉二元結構就會造成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就是在同一個城市裏，在兩所不同的學校受教育，導致的謀生機會也不平等。另外還有職業選擇的機會平等問題，資源獲得的機會平等問題，等等。比如獲得土地資源的機會，應該是平等的，但實際不是如此。改革中很多資源分配，獲得資源的機會都是不平等的。

　　第三是對因社會自由發展必然導致的不平等加以合理調節。除了各種各樣的製度缺陷導致因機會不平等帶來人們的收入結果不平等外，平等機會下的市場競爭，也會產生不平等。市場中的交換實際上是不平等交換，學術上叫信息不對稱，實際上就是通過合理的信息隱瞞，導致市場交換的不等價，雖然是合法的但又是不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貧富差距過大，這時作為社會群體的總代表，政府就有義務對收入進行合理的調節。

　　張恒山說，一方麵要承認，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不平等，人們的收入有差別，而另一方麵就是這種不平等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收入差距不能過大。如果差距到了10%-20%的人占有80%-90%的財富，而政府對此不采取任何調節措施，這就會埋下社會以非理性方式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隱患。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社會付出的代價將是慘重的。

　　壟斷高收入沒有理由

　　此次調節收入分配大潮中，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福利一直備受各界關注。

　　去年5月，第三屆中國薪酬管理高層論壇上，勞動部副部長步正發指出“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壟斷行業員工工資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比較突出”。據他介紹，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間。

　　去年6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開始醞釀相關方案，旨在通過經濟和行政“兩種手段”來對壟斷行業的過高工資收入加以限製。與此同時，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聯合勞動部等幾部委共同起草的一份名為“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意見稿進入了征求意見階段。

　　6月底，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國資委發出文件開始削減央企高昂的住房補貼。

　　陳文通說，壟斷行業高收入之所以引起關注，主要是因為城市職工的反應，七大壟斷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到很大比重，一年幾千億的利潤，留在企業裏，職工收入很高。

　　“一些壟斷企業連看大門的每月都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資，這幾乎相當於一個大學教授的工資水平。”陳文通說，壟斷行業要限製合理的利潤水平和工資水平，我們之所以允許壟斷就是因為這些行業本身的特殊性，由國家經營更好，但如果國家經營造成了這樣一個嚴重的壟斷結果，還不如私人經營好。

　　他認為，我們應該限製壟斷企業，首先限製其利潤，再限製其工資，既然是國企，就可以控製其工資漲幅，另外可以通過所得稅來調節。

　　他說，技術本身可以導致壟斷，但不是全麵壟斷，比如電力行業，電網是必須壟斷的，不可能有幾張網，但不能電力設備的零件都要壟斷，不能有過高的壟斷利潤，過去的汽車製造中，救護車就必須由衛生部的廠子生產，安全用車由公安係統生產，建築用車由建築係統生產，這就不合理，要清理。

　　根本則是通過價格限製來解決壟斷性超額利潤問題，利潤才決定工資。其經營成本究竟多高，是不是虧損，不能由企業自己來說，要通過審計等手段來查明。

　　陳文通認為，既然是壟斷行業，其產品和服務價格就不應該自主決定，價格應該由立法機構或立法機構授權政府來製定，給企業留出合理的利潤，比如公交和汽油，就要國家定價。

　　相伴而生的問題就是，政府長期缺位，沒有行使定價權，雖然表麵上是政府定價，但主導權還是在企業和行業手裏。

　　是否能夠打破壟斷，陳教授並不樂觀，他說，因為已經有了利益關聯，壟斷企業的收益一部分流到中央和地方財政，有的還是支柱企業，兩級財政都靠其保障稅收，反壟斷並不容易。一個是涉及財政收入問題，另外一個也有穩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