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職能轉變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公共服務水平低

　　國資委勞保部全國摸底 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又一輪

　　20年過去了，李實依然“在路上”。

　　早在1988年，李實就曾進行民間第一次收入調查。這個8月，他第四次上路。隨著時代的變幻，這位北師大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方向越來越有價值。




　　8月15日，北京市統計局也展開了空前的調查。這天開始，按照國家統計局統一部署，北京市統計局千名調查員開始入戶調查3萬戶城鎮住戶基本情況。

　　相關官員透露，除月工資外，房租、利息、股息、知識產權收入、社會救濟收入、贍養收入、捐贈收入等400多項內容均被納入北京的這次調查範圍。

　　據其介紹，此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數據，主要是每三年在全國選出20萬到35萬戶家庭，作為居民收入調查的基礎數據，然後再從中抽取約6萬戶進行常規調查。本次著手的調查將在全國選取50萬戶樣本，“如此大規模尚屬首次！”

　　在官方與民間展開收入調查的背後，記者接觸到的多位學者普遍表示，當前中國各階層收入差距仍在逐步拉大。在更精確的數據出爐之前，多個部委已經紛紛“亮劍”。

　　其實早在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時隔一年，國資委、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多家中央機構已開始行動。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指出，國資委最近啟動國企工資調查，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的努力，“都旨在為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鋪路”。

　　數據之謎：隱性收入難求

　　李實和他的同事們，希望通過對全國一萬人的調查，重點反映五年來收入差距的變化，特別是低保人群、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改變。

　　李實等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行業平均工資計算發現，2005年，城鎮最高收入行業職工水平相當於最低收入行業職工工資的5倍左右。若加上福利補貼等一起計算，差距顯然更大。

　　但中國各階層收入差距究竟多大，沒有統一的說法。官方公開的最新數據由國家統計局於2005年公布，“城鎮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5.3∶1”。

　　李實坦言，由於高收入數據很難搞準，由此推算的收入差距數據就不準確。但能夠統計出的數據已經顯示，城鄉差距，城鎮內部差距，都呈不斷擴大之勢。

　　發展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最近全文公布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報告，則給出了迄今最高的收入差距數據。

　　王小魯的方法，利用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在居民總支出中的比重）反推收入情況，並通過對實際生活樣本的調查對現行統計數據進行校驗。

　　王的結論是：目前城鎮收入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城鄉合計，全國收入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

　　“目前關於居民收入的統計調查數據明顯失真，高收入居民有相當大量的灰色收入未被統計在內”，王小魯在7月底曾向本報重申了他的論斷，“現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於市場化，而在於製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

　　針對王小魯的學術研究，記者請教了國家統計局一位處長。他於8月初回應本報時表示，高收入者不可避免會漏統，但絕不可能那麽嚴重，灰色收入也不代表主要群體。

　　“調查中要求對方報灰色收入，多半不填”，這位處長稱，“高收入數據很難搞準，即便完成也很可能不對外發布。真要搞準數據，需要多部門聯合”。

　　為了摸清底數，相關部委開始行動。國家統計局也與一些科研機構合作進行了高收入群體的探索研究。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亦正與相關部委合作，研究建立全國薪酬調查係統，在大中小企業抽樣調查，了解掌握各類工薪勞動者高低收入情況，“如果建立起該係統，有關部門可根據該係統收集數據的分析，及時做出政策調整”，蘇海南8月7日介紹說。

　　國資委網站公布的信息則顯示，國資委已通過內部係統要求下轄中央及地方企業，報送三年來職工工資水平，其內容包括：近三年工資零增長或負增長的職工人數及比例、職工工資與當地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對比情況、企業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情況等。

　　工資增長機製將建

　　在更精確的數據出爐之前，各部委已經出手，開始進行有針對性的政策調整。

　　蘇海南透露，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正在各地推進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人工成本信息指導製度建設，通過分行業、分工種確定最低工資，或工資基準價，引導勞動力市場工資發放的完善。

　　蘇海南介紹，以上措施都是為了促進職工工資的合理增長，有望統一寫入勞動保障部正在起草的促進普通職工工資增長的意見當中，“該意見作為企業職工收入分配相關意見的一部分，現在仍在調研論證”。

　　而國資委此番調研所轄央企工資情況，除調研基本工資數據，部分職工工資偏低、增長緩慢的原因被要求重點報送，還要對建立企業職工正常工資增長機製提出建議——這些要求都被詳細寫在國資委向各地發出的調研要求上。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司司長邱小平近日還對媒體介紹，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完善相關政策，意圖將普通職工工資收入作為經營者業績的考核指標，而對於壟斷行業平均工資限高封頂的政策，也在探索製定中。

　　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會議廓清了‘十一五’期間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大方向，即‘調高’、‘擴中’、‘提低’。”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楊宜勇8月10日稱。

　　然而和“提低”相比，“調高”的任務或許更為艱巨。

　　李實回溯近20年的調查結果發現，2002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這些結果意味著富人變得更富了，而且全國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來自於城鎮，而不是農村”。“調高”已然迫在眉睫。

　　“調高”的對象則是各種原因造成的正常或畸形高收入群體，“方法除了稅收調節外，還有反壟斷，這裏包括市場壟斷，但主要是行政性壟斷。”楊宜勇表示。

　　但蘇海南坦言，由於基礎工作薄弱，資本市場、技術市場不規範，銀行監管體係待健全，許多單位財務會計製度漏洞多，富人底數不清，“個稅”監控乏力。

　　在反壟斷方麵，國家的相關法律尚未出台，雖然《反壟斷法》草案內容目前已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今年晚些時候，還將接受第三次審議，但出台日期，尚未明確。

　　治標仍需治本

　　通過加強稅收，監管壟斷行業，已成為分配調節的共識。但有專家提出，根本上要建立公共財政，通過財稅體製等綜合改革，以保證國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王小魯曾明確表示通過體製和機製改革來調節。他在調研中發現，灰色收入的主體是“公共資金漏失、金融腐敗、行政管理中的尋租、土地收益流失、壟斷行業灰色收入”。

　　在8月18日北京召開的中國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指出，目前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各地財政每年增收速度都超過居民收入的增加。

　　但同時，政府職能轉變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公共服務水平低。“唯GDP論，各地投資高歌猛進，投資和消費失衡，居民消費率很低”。

　　王一鳴建議建立公共財政，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大幅增加轉移支付，置換出居民的消費能力，“上學、看病都是公共產品，為什麽居民反而要苦苦攢錢，自己解決？”。

　　王一鳴還建議改革財稅體製，將現有稅賦以增值稅為主，轉變為財產（物業）稅、所得稅為主。“有人才會有財產，才會有物業稅、所得稅；體製轉變後，地方政府肯定會想辦法改善人居環境，改善居民的生活保障，而不是鼓勵蓋樓搞投資”。

　　中央黨校政法研究室研究員劉素華則建議，從約束政府部門和官員的任意權力、促進機會平等和反腐敗入手，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劉素華和同事們，剛剛結束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調研課題，調研材料現已通過內參遞到上層。

　　她和同事們指出，長期以來，大量公共資源的“非正常漏出”，已經培育了不少富人，如果隻把注意力放在幫助弱勢群體上，恐難真正解決問題，“需要中央政府依法克服維護部門利益的製度設計，實現對公共財政資源分配和使用的製度化、公開化實施有效監管”。

　　李實則表示，公共財政的建立，財稅體製的改革，資源分配模式的轉變等，都需要結合起來。“如果對某一高收入群體實行累進的所得稅，但同時對這一群體實行高福利和高補貼，就會使所得稅變成負所得稅，失去了原來抽肥補瘦的意義”。

　　在公共財政建立和收入分配解決的過程中，劉素華等專家還建議成立綜合改革領導小組，協調各部門利益，協調中央和地方利益。

　　“目前為起草企業工資收入分配的相關意見，各相關部門已經通過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