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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小老板有“仇官”心態
老板雖然有錢，但是在有的官員麵前就像‘三陪小姐’----心裏極端厭惡反感，為了賺錢還要笑臉相迎……”在二級城市搞房地產開發的小陳這些年雖然賺了點錢，但談起一些官員的“權力尋租”依然讓他感到壓抑和憤懣，覺得無處宣泄。
2004年10月，小陳所在的城市因一對冒充公務員的夫婦毆打一“棒棒”（挑夫），引起路人不滿，導致大批市民聚集政府大樓“討說法”。當晚，看熱鬧的小陳到政府旁邊的酒店包了一個房間，整整一個通宵，他和朋友居高臨下，一起旁觀了事件的全過程。談起當時的感受，他眉飛色舞，覺得“痛快”、“解氣”。

像小陳這樣對權力尋租、為官不廉感到“憤懣”的私營企業主、個體老板並非少數。《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中西部各地調查了解到，由於私營企業主、個體老板等人群是權力尋租的主要對象，不滿官員腐敗，但又不得不隨順種種“潛規則”成為他們的複雜心態。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和事件中，特別是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情緒宣泄中，容易誘發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釋放。

腐敗增加企業“隱性成本”

接受記者采訪的民營企業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當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員搞“權力尋租”，以權力配置市場資源，扭曲了正常市場經濟原則，使守法經營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權錢交易的“潛規則”。他們說，企業為此支付的“隱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陝西省的一位民營企業家給記者算了筆賬：企業一年的銷售額有4000萬～5000萬元，打點各級官員的“渠道費”至少就要花掉400萬～500萬元；為了規避風險，他從來不出麵，都是讓手下的業務員去具體運作。從1992年創辦公司以來，他的公司主要從事消防器材的生產、銷售，市場遍布全國。

這樣的“潛規則”讓他深惡痛絕，但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隻有適應，還不敢舉報，因為這樣會讓企業在整個行業無法立足。

最讓他痛心的就是公務員中的一些新人也受到“不給好處不辦事”的影響，越是年輕人膽子越大，索取錢財越露骨，甚至無所顧忌。公司一個產品標準要通過某部門的審定，一個大學才畢業不久的公務員就敢赤裸裸地給他打電話，稱“手機欠費，需要3000元充值”，在滿足對方要求後，事情才順利辦結。

在三峽庫區某城市的房地產商小陳的感受更為深刻，“如果你見多了官員吃拿卡要的嘴臉，誰還有好印象？”他認為，房地產企業支付的“隱性成本”應該是各行業最高的，達到了30%～40%，“全社會都覺得房地產商十惡不赦，人人喊打，但其實真正手黑的是搞權力尋租的人。”

重慶市檢察機關的調查也表明，商業活動中的行賄、受賄已成為一種“潛規則”。工程建設、醫藥購銷領域是商業賄賂犯罪的高發區，並呈現出向土地出讓、產權交易及電信、金融等行業延伸的趨勢。

在2006年重慶查處的商業賄賂案件中，領導幹部涉案增多，縣處級以上幹部涉嫌犯罪的63人，占立案總數的29%。他們相當一部分掌握著單位、行業、部門的各種投資和經濟交往的審批權或決策權。在尚未完全市場化和具有高利潤、高回報的領域，“不少老板行賄其實是被迫的，因為不給好處就辦不成事。”一位辦案人員告訴記者。

專家指出，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如果任由公權私化，幹部深陷利益格局，可能導致“權力資本”的惡性膨脹，造成政治和經濟兩大係統功能發生紊亂，致使地方黨委、政府公信力喪失，直接腐蝕黨的執政基礎，並引發群眾與政府的尖銳對立和社會價值觀念的畸變，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被所謂的“專車道”拖垮

記者調查發現，大型企業或知名企業家由於其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遭遇“吃拿卡要”、“潛規則”的時候相對少一些，一些權力部門對他們往往有所忌憚。但是，中小企業卻普遍缺乏與之抗衡的能力：要麽接受“潛規則”，要麽“出局”。這種狀況讓不少中小老板深惡痛絕。

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了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淨“縮水”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

這種銳減也許有多種因素，但營商創業環境的問題不容回避。有學者認為，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是抑製創業活力的關鍵因素。對中小企業各種名目的收費和罰款“特別多”，企業自主創業的“油水”幾乎被榨幹。

重慶某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的一位科長，在任科長短短三個月內，利用文化行政審批的權力，不僅經常在娛樂場所免費吃喝玩樂，而且收受轄區網吧、印刷企業、歌舞廳等娛樂場所等經營者奉送的“紅包”2.5萬元。

2006年9月27日，一位自稱是“小羅”的人要求變更網吧經營場所，這位科長在接受吃請後，直接了當索要3萬元“好處費”。然而，這位科長這次撞上了“槍口”，“小羅”等人是重慶市委市政府派出的暗訪組，所有過程都被攝像偷拍。這位科長後來交待說，自己認為索要對方現金是理所當然、心安理得的事情。

一位網吧老板說，網吧、歌舞廳等娛樂場所的的選址及場所變更，不給好處辦不成幾乎成了人所盡知的“明規則”。一個科長就可以隨便“收拾”我們這些小老板。

重慶市一位領導曾在幹部大會上深有感觸地說，類似情況在重慶還比較普遍，可以說每一個有審批權、檢查權的部門都有一套“潛規則”，都有自己的“專車道”。不知道有多少項目被“埋葬”在這些“潛規則”下，也不知有多少企業被“拖垮”在這些“專車道”上。

記者發現，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少中小企業老板開始積極尋求政治地位，非公有製經濟人士的參政議政熱情明顯升溫，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也更為看重。

“權利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如果我們能在更廣的範圍內參政議政，使權力的運行更為公開透明，也許是遏止權力尋租的一個出路”。多位老板如此向記者表示。重慶市一位企業家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當上人大代表後，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明顯“順暢”多了，找“麻煩”的人少了，“但是也不可能每個企業家都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吧？”

“仇官”心理非理性釋放的風險

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社會的失序或混亂無疑是大小老板們較為擔心的局麵。但是，如果權力尋租等腐敗行為長期得不到有效遏止，在一些特定的時期和事件中，特別是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宣泄中，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釋放往往會增加社會風險。

一位私營企業主就向記者如此“坦言”：有的地方群眾上訪鬧事並非都會影響社會穩定，在某些官員權力無法受製約的情況下，群眾通過“鬧”來施加壓力，上級領導或紀檢部門就可能介入，有關官員在一段時間內就會被迫收斂自己的行為；這樣的“博弈”結果對於中小企業主來說有好處。

2005年，因對“撤市改區”方案不滿，中部某市上千居民圍堵黨政機關、堵塞高速公路，並發生一些打砸事件。此事發生後，當地流傳著“老板出錢、混混出手”的“順口溜”。據有關部門調查，由於一些礦老板對政府不滿，於是借機出資，鼓動居民到政府鬧事。有的竟然開價：上午去的30元/人，下午去的漲到 50元/人，最高的達到了100元/人。當幹部在做一名“礦老板”的工作時，對方居然說：“人可以不派，但錢我一定要出。”

而在三峽庫區一城市因一對冒充公務員的夫婦毆打一“棒棒”引發的群體事件中，與包下酒店房間看熱鬧的房地產商小陳相比，建築商小胡就顯得興奮。他幾乎“忙”了一個通宵，一會兒到鬧事現場看熱鬧，一會兒通過手機短信、互聯網與朋友傳遞信息。

他避開有關觸犯法律的問題對記者說：“平常有好多怨氣沒地方說，說了也沒有用，這次可痛快了！”小胡和他的朋友還表示，如果當時事態繼續，自己雖然不便出麵，但大家都願意出錢來支持群眾。在鬧事現場，警方後來證實的確發現有人出錢雇人一車車往廣場拉磚頭，作為襲擊政府機關、公安幹警的武器。

專家指出，隨著我國利益關係的調整，作為改革“受益者”的新興階層的心態變化會日益複雜。社會階層分化加劇、中產階層壯大、公眾民主意識增強、各種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現象，極易產生社會衝突。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如何遏製腐敗，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釋放，促進社會和諧，需要引起各方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