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新政可期（中） [ 白鶴 ]

新疆新政可期（中） [ 白鶴 ] 於:2010-06-25 08:02:59 複:298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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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我們繼續深入探討新疆“為什麽”會造成今天的局麵。

加藤：鶴鳴，上次咱們提到，新疆發生“七·五”事件的最終原因還是經濟不行，沒有合理的空間讓維族年輕人生存和發展。可是我查了一下相關數據，新疆人均 GDP已經達到20000人民幣，至少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80%，不能說太窮。另外，新疆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也相當迅速，中央認為五年後人均GDP就可以追上全國平均水平。那你為什麽還要說新疆的經濟沒上去呢？

白：關於新疆經濟到底發展得如何，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而這種爭論的核心是如何衡量經濟增長。在中國最常用的指標是GDP，它反映了一個地區工資、地租、稅收等經濟活動的總和。

不過隻要進行了生產或活動，GDP就會自動增長上去，至於生產活動是誰完成的、用的是什麽方法、以及生產出的財富最終去了哪裏，在這裏看不出來。在中國內地，各省之間、各縣之間的經濟結構比較相似，上級可以用GDP來掌握下屬各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檢驗下級官員發展經濟的效果。但在新疆這個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而基礎又特別薄弱的地區，GDP的快速增長是想停都停不住的事情。

尤其是從1999年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計劃以來，中央在新疆投入大量資金，建起了以“西氣東輸”、“西油東輸”為核心的資源依賴型經濟體係。在這個背景下，新疆的GDP快速增長，烏魯木齊、庫爾勒、克拉瑪依等城市變得極其繁華，連輪台縣的一家賓館都掛出了讓我難以忘懷的房間價格。從這個角度看，新疆的經濟早就上去了。可是實際上還存在很多隱患，比如財富的分配問題。

加藤：新疆資源財富的分配早已成為一個爭論焦點，在北京就常被人們提起。維族抱怨說，漢族拿走了大部分財富；漢族則抱怨說資源都被中央直屬企業和內地大企業拿走了，自治區隻能收一點點補償費和地稅而已；流亡國外的一些組織甚至借此機會鼓吹“獨立”。而北京的官員則訴苦說，中央財政超越了地方政府，以“轉移支付”的形式直接承擔照顧少數民族的義務，光免費教育和醫療的費用就是個“無底洞”。我問一個略顯敏感的問題，你覺得，新疆會真的因為財富分配問題而走向 “獨立”或“半獨立”嗎？

白：麵對“東突”的“獨立”鼓動，中國政府應該感到慶幸的一點是，目前中亞和靠近新疆的所有國家都處於遠比新疆糟糕的狀態中。阿富汗就不用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新疆旁邊打了幾十年；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前蘇聯國家受困於動蕩的政局中；唯一一枝獨秀的是政局勉強穩定，人均GDP相當於新疆三倍的哈薩克斯坦。而在哈薩克斯坦靠近中國的地區，有幾萬名父輩在中國出生的哈薩克族人正在爭取移民回中國，哈薩克斯坦總統覺得動搖國本，隻好把首都從阿拉木圖遷到西北方的阿斯塔納。無論如何，神誌清醒的人看不出“疆獨”有什麽前途。

加藤：有道理，不過，哈薩克斯坦的問題恰恰說明了一點，那就是合理分配財富的重要性。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分配財富時都麵臨著“兩難”困境：分配給國民的太少，結果當然就是國民不滿意，政府要麽讓步要麽下台；而如果像海灣國家一樣，直接把大量財富分給國民，國民就會失去奮鬥的動力，變成懶人、閑人。也許有的國家不在乎國民變懶，但閑人太多也會造成宗教極端主義之類的大問題。

白：對，比如著名的基地組織就是由沙特的有錢人組建的，它的成員中沒有過不下去的窮人。為了社會的前途，國家必須逼著國民在壓力下努力勞動，同時用國民創造的財富“收買”國民自己，讓他們接受這種體製。在這方麵，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的伊斯蘭教國家做的都不太好，中國政府在新疆也麵臨類似的問題。

加藤：這方麵，我祖國日本有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原來的日本老百姓是很窮的，也非常勤勞。戰後日本由窮國一躍成為世界一流經濟大國，這種勤勞不打任何折扣。現在中國工人的“性價比”超越了日本，但針對一個人的具體工作量而言，日本人不會輸給任何國家和地區的人。在勞動麵前，我們不問為什麽，就為勞動而勞動，加班是應該的，對公司、社會表示很高的認同度和很濃的忠誠度，那是在那個社會環境生存下去、自我實現的“唯一正確途徑”。由於大家都很勤勞，所以日本能夠建立一個在西方世界裏最公平、最接近社會主義的分配體製。上次你說新疆仍然基本姓“社”。那麽，在新疆能不能也搞成日本的這套體製呢？

白：新疆確實比內地保留了更多的姓“社”的東西，但這隻能說是邊疆地區的特例，跟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沒有可比性。在單純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政府可以平等地分配社會資源，用強力壓製民族之間的敵對情緒，可以賠錢換來穩定和安寧。對作為弱勢群體的維族、藏族來說，沒有什麽製度能比這種製度更讓他們滿意了。但是問題是，當來自內地的資本和人員不可避免的進入邊疆，當地民族突然麵對激烈競爭的時候，他們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在喀什我參觀了一家高科技農業公司，這家公司裏的所有雇員都是來自內地的漢族。我當時提出了質疑，但是公司的管理人員則表示沒辦法。用他的話說，維族人豪爽、熱情、樂觀，這些都讓內地人非常欽佩，但很多地方存在問題，根本不適合公司的崗位。比如，許多當地人的普通話不好，管理人員也不可能掌握維語，於是難以溝通。其次，維族人的時間觀念較弱，遲到或拖延的現象很常見。最嚴重的是，維族人講究掙錢即花，不存積蓄，如果覺得錢夠花了，即使正在當值，也會不負責任的一走了之，根本不管公司的製度。日本有這樣的事嗎？

加藤：在日本，如果工人像這樣幹的話……我也不知道會怎麽樣，想不出來，差異太大了。其實，上次我們討論的人口膨脹問題也是一個道理，現在日本的問題是大家，不管男的還是女的都忙於工作，不去生孩子。過不了十幾年，大量老人就會把日本社會拖垮。所以，我一直注意關注中國的人口情況。在我看來，中國越是發達的地方越是生孩子少，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少子化”問題和在東京一樣存在，將日益嚴重。而在農村，農民們仍然像過去一樣想盡可能多生，仍然在和計劃生育政策發生激烈的衝突。其實大家都不傻，生多少孩子都是家庭的利益決定的。在現代化、工業化地區，生孩子就意味著減少母親的工作機會，為孩子受教育而付出金錢，將來還要幫孩子買房等等；而在農業地區，生孩子、養孩子的成本低得多，而農民隻要有了孩子就能得到政府分給的耕地，當然願意生了。我估計，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如果新疆政府真的徹底姓“社”，把錢全用於增加福利開支，那麽維族特別是南疆維族的生育率必然要進一步提高，最終人數越來越多，有多少錢也養不起。從民族性上說，新疆現在的這種分配方式好像還真有一點合理性，盡管它看起來實在是不符合“普世價值”，令人無語。

白：其實民族性格主要是由一個民族所在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決定的。我作為一個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對過去關於漢族民族性的一些說法還有印象。在我小時候，知識分子們總是不斷地批評“大鍋飯”，嘲笑農民的眼光狹窄，譴責國企工人的懶惰，讚美外國資本家餓狼一般高效的管理方式。2001年“入世”之後，這些說法漸漸地淡出了。現在想來，我作為出生在工業化時代的第一代中國人，恰好趕上了社會趨勢推動民族性快速變化的大轉型時代。最近幾年知識分子們漸漸不再批評 “大鍋飯”，而是從人類生而具有的“普世價值”出發，把同情心獻給社會底層奮鬥著的工人和“蟻族”階層，這就標誌著漢民族的民族性已經被時代轉變過來了，成為工業民族性、現代民族性。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已經變成世界工廠了。

加藤：民族性確實是會被環境影響的東西。人們在日本也有過類似的感覺，不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其實維族的曆史上也有過類似的轉變吧？據曆史記載，在“絲綢之路”存在的時候，維族是一個商業民族，擁有一些世界上最有眼光的商人。他們敏銳地把握住了蒙古帝國崛起的機會，利用政治與經濟的合作獲得了大量財富與權力。曾經有過這樣的說法“名為蒙古帝國，實為維吾爾帝國”。而在現在的工業時代，維族已經嚴重落後了，說到維族商人就會想起熱比婭·卡德爾之流，真是悲劇。

白：維族在工業化時代確實落後了。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六十年來的建設。新疆在五十年代的時候曾得到過蘇聯的一些援助，發展的還是較快的。但中蘇交惡之後，蘇聯援助斷絕，新疆特別是南疆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六、七十年代國家大搞“三線”建設，許多落後地區因此而走向現代化，新疆由於地處前線而被忽視。另外，受印巴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的影響，新疆向西的通道多次被切斷，這時候新疆就會從亞洲地圖中的腹地變成中國地圖上的一個角落，戰略價值迅速下降。整個新疆看到發展的機會，應該說是在90年代初期終於修通了到蘇聯的鐵路的時候。然而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是計劃經濟國家了，一個地方發展的如何，主要取決於它的競爭力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全國、全世界的大市場。在市場經濟的規則下，新疆漢族憑借語言、觀念上的優勢，當然的獲得了區域內競爭的勝利，與內地的發展保持了同步。而不充分掌握漢語文化的維族，自然地就被邊緣化了。

加藤：這幾年的情況更是如此。在經濟全球化浪潮把世界連成一體的時候，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中國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類似的變化：經濟“全國化”。而且很顯然，中國內部的一體化趨勢要比全球的整合徹底得多，也快得多。如今，資金、資源、信息、人力，都可以在包括各個自治區的中國境內隨意流動。碰上這個做一些傳統的小買賣都要與內地幾億人競爭的時代，維族該怎麽辦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