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長城”與“搞文革”

“修長城”與“搞文革”

作者：二林
2010-10-2



近日讀了一些“反思”的博文，不由得也想發些議論。人各有所思，各有所想，權當是一種發泄吧。

現代人提起長城都習慣說那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世界第7大奇跡……，一通讚美之詞，決不憐惜。為保護這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給發了“世遺”的牌牌，國家專門立了法，還成立了專門的保護協會，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沒人對此提出什麽反對意見，發什麽非議。即便有些不同意見，也會被海潮般的口水淹沒。

可在講述曆史時，說到修長城的始作俑者——秦始皇，這可是其暴政之一。絕對的。不是有人還編出個夫妻相差幾百年的孟薑女哭長城的故事嗎。實實在在的是，幾十萬民工用極原始的生產工具、有些是在極險惡的地質、自然環境下，創造出了這個人工奇跡的偉大工程。但這對那個時代的民工，以及後來的漢及至明長城的建造者們來說，從事它都是一場苦難與惡夢。後世對它怎樣的讚美與褒揚，與他們的生命所經曆的都無意義了——他們為之付出血汗以致生命，即便不死，有生之年也不會得知它會有永恒、久遠的美譽。換個角度講，就是這個偉大的工程、世間奇跡是用建造者的生命為代價創造的。曆史就是這樣殘酷，沒有這樣的代價，就不會有這個奇跡。這樣看，奇跡隻是留給後人的，與當事者無關。

我看“搞文革”與之十分相似。當然，修長城，損害的是民工。搞文革，損害的是精英。

親曆者中不是有人《決議》那是浩劫嗎？始作俑者同被稱為“獨裁者”，在他錯誤的理論指導下，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以錯誤的形式發動了一場錯誤的運動，造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十年浩劫，貽誤了一代人的青春，更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災難”之大不遜秦皇所為。

為撥亂反正，引導全民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以否定之。於是有了“貓論”、“不爭論”、“摸石頭過河論”、“先富論”等等“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理論為指導，並且還靠出賣前人勒緊褲帶、嘴中扣食積累起的國企財富家底；將本無內債、外債的“貧窮”國家，改革成每年以發行數萬億債券度日的“富國”；將斷子絕孫的方式聚斂的物質財富等等，作為“輝煌成就”來證明其理論“真理”在實踐中的正確性。

看來，《實踐論》的作者在有生之年真應該兌現自己修改或重寫兩論的想法，以正視聽。好在“百姓心中有杆秤”。人們看到的實踐結果是：這場錯誤運動的發動者早年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發出的種種警告，都被x理論實踐一一驗證了：“貓論”讓共和國的 “工農聯盟”這個基礎讓位給了“精英”；“不爭論”從憲法中抹去了公民言語、罷工的權力（在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中都保有的權力，在“改革後”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憲法中卻沒有了！）；“摸石頭過河論”和“不爭論”讓四項基本原則在實踐中丟了社會主義的路；“先富論”硬是在消滅公有製的基礎上培育出一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創造了中國領先世界的基尼指數！奇怪的是，被指責為貧窮、瀕於崩潰的時代，經濟發展速度卻高於“輝煌的新時代”。有人做了改革前三十年和後二十年的統計對比：

名稱	1949	1952	1978	1995	年均增長率%
					49-78	78-95
工農業總產值指數	56.5	100	779	3303	9.47	8.8
鋼鐵（萬噸）	15.8	135	3178	9153	20.1	6.4
煤炭（億噸）	0.32	0.66	6.18	12.12	10.7	4.04
糧食（萬擔）	2264	2378	6095	8902	3.47	2.25
棉花（萬擔）	44.4	130.4	216.7	434.1	5.61	4.17
肉類（萬噸）	338.5	856.3	3692		3.63
石油（萬噸）	12	44	10405	14764	26.3	2.07

而文革十年工農業總產值是：

文革十年統計 資料	工農業總產值 （億元）	農業總產值 （億元）	工業總產值 （億元）
1965	2235	833	1402
1966	2534	910	1624
1967	2306	924	1382
1968	2213	928	1285
1969	2613	948	1665
1970	3138	1058	2080
1971	3482	1107	2375
1972	3640	1123	2517
1973	3967	1226	2741
1974	4007	1277	2730
1975	4467	1343	3124
1976	4536	1378	3158

（以上兩表均摘自惲仁祥《評x“國民經濟崩潰”論》。惲仁祥：原國防科委情報所核心組組長，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事實勝於雄辯。還用說什麽嗎？

7月26日電視裏經濟台有個報道，說近年中國奢侈品消費成爆發式增長，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與之對應的另一社會場景，是我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失去人身自由、如奴隸般從黑煤窯中爬出來的農民工，和用麻袋裝錢在北京搶購住房的黑窯主。建議大家去看看《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從中或許能理解人均收入這個概念是多麽沒有實質意義，它掩蓋的是巨大得驚人的貧富差距！反映這個差距的基尼指數，中國已經遠遠超過了美國。近日報載，當前的就業崗位70%以上來自民企（為掩飾私有資本性質的講法），同樣有統計資料和報道，我國GDP70%以上是民營經濟創造的。我們都知道一個哲學概念，事物的性質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麵決定的。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麽，我們該怎樣認定當今這個社會的性質呢？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文革”並沒有結束，結束的隻是毛澤東領導的“文革”。現在人們對社會問題的思索就是明證。

資本主義經濟體製在歐洲得以確立，經過了一二百年，而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取得統治地位則經曆了更為長久的時間。列寧講（大意）：千百年來在千百萬人頭腦中形成的舊的習慣勢力才是最可怕的。與這樣的舊勢力作鬥爭必然是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從這點講，我個人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失敗在兩點上：一是欲將一場長期的、艱苦的、漸進式的、必須是全民參與的、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運動以激烈的方式畢於一役（或幾役），這違背了文化發展的教化作用的客觀規律；二是他發動這場革命所必須依靠的兩方麵力量（幹部與群眾），都與實現他的目標所應具備的政治素養有相當大的差距，甚至是矛盾衝突（主要是幹部方麵）。況且，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曆史上是人們首次以自覺的行為來改造社會，從十月革命至今仍不足百年，人們仍在探索中前進。即便如此，它大大高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建設速度，已表現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然而文化、意識的建設卻不可能與之同步，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生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已經成熟，它的幼稚與舊勢力的強大，在這種反差中進行的思想意識交鋒，失誤與一時的失敗在所難免。

可以肯定的是，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創造自己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動“文革”是沒錯的，錯的僅是方式方法和時機。毛澤東在古稀之年發動這場革命，並非是他“不識時務”，他是要在有生之年，以這一搏打碎人們對“共產黨”這塊牌子的迷信，教人們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假馬列，真修正，假革命，真複辟，舉紅旗，反紅旗）。以一代人的“代價”，喚醒習慣聽命於“天子”、等待英雄救世、不善獨立思考的人們，將最強大的民主觀念教給人民（我國思想文化界對文革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國外。歐美一批研究“文革”的學者，對“文革”所包含的民主意識無不震撼，慨歎是西方民主無法企及項背的）。而這正是中華文化中最為缺乏的。毛澤東的“文革”撒下的獨立思考、大民主意識的種子，在人民中間開花結的“果”，是在坊間、在網絡、在人們的指尖、在百姓口中傳播延續。人們敢於對時政、對腐敗、對官僚主義作風、對種種弊端發出嬉笑怒罵，無不反映了文革對人們思想意識解放、改造的成果。所以說，文革沒有結束，隻不過它不再是誰人發動、領導的，是滲透在人們思想意識中的，是任何《決議》也阻止不了的。毛澤東的“文革”勝在了這裏——讓人民學會思索，真正理解“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作為生逢“文革”時代的人，真的很像修長城的民工，“賠進”了個人生命年華，卻得不到隻有後代才可能知曉的輝煌和收獲。其實，按當年的高等教育資源，就是沒有“文革”，有多少人能進大學，又有幾人能成“導彈之父”、“衛星之母”呢？現在詛咒那個時代的人，未必沒在那個時代喊著“萬歲”、“打倒”的口號成為裹挾他人的“潮流”。當現實的潮流改變了方向時，怎麽就都成了“受害者”？殊不知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曆者，自己也應該為那個時代承擔些什麽嗎？“知恥者近乎勇”。我們當學會不再隨波逐流，審視曆史時也要審視自我，總結過去，學會用自己的頭腦進行思索。別讓自己成為“劉少奇式悲喜劇”的製造者。

逝者如斯，無法改變，可確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不可重演，但值得我們從曆史的角度，而非個人生命的角度去深思。交響樂的主旋律並不總是喧囂嘹亮的小號，低沉渾厚的貝斯往往更震撼心靈，傳得更遠。我們思索是要尋找曆史發展的脈搏，而不是為附和“時尚”的噪音。珍惜自己的曆史吧，作為親曆者，我們至少可以驕傲的說：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曆史是從我們這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