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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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搗毀孔府後如何“判決”文物

(2011-02-24 00:30:26) 下一個
紅衛兵搗毀孔府後如何“判決”文物

作者:劉亞偉

1966年12月9日,新任“討孔聯絡站”(全稱為“全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徹底搗毀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討孔聯絡站”)站長王正昕正坐在孔府中發愁。

三天前,以譚厚蘭為首的北師大“井崗山戰鬥團”,在完成了火燒孔像、刨平孔墳的曆史使命之後,班師回京。離開曲阜時,譚厚蘭指定王正昕為“討孔聯絡站”負責人。

孔府是中國封建帝王為孔子的嫡裔子孫建造的的府邸,坐落在山東曲阜城裏的闕裏街上。按照譚厚蘭臨走時的交代,王正昕把“討孔聯絡站”搬到孔府辦公,在孔府大門口掛上了“討孔聯絡站”的大牌子。

冬日的孔府,寂靜而清冷。

王正昕在偌大的孔府裏的廳堂樓閣間逡巡著,那一間間倉庫裏堆放得滿滿當當的東西深深地吸引著他。王正昕知道,這些東西最有力地證明著孔府這個地主莊園奢侈的生活,是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最好的教材。他不願意像前段北師大譚厚蘭們砸碑扒墳那樣,呼呼隆隆,一陣風似的,隻是雨過地皮濕,雖然轟轟烈烈,但容易很快過去,他要力爭達到最好效果。

“討孔運動”

王正昕雖然狂熱,但不盲動。

1961年於曲阜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山東微山縣歡城小學當教師。1964年作為調幹生,入曲阜師範學院中文係學習。1966年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狂潮之中,是曲阜師範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駐京聯絡站”成員,帶北師大“井崗山戰鬥團”討孔先遣隊先行到達曲阜,成為當地紅衛兵的代表。

王正昕雖然做過討孔誓師大會的司儀,十萬人討孔大會的副總指揮,他知道那隻不過是掛名,一切都是北師大井崗山安排好了的。現在他感覺到了肩頭的份量。

怎樣才能把討孔運動深入持久地搞下去?

王正昕認為,自己從譚厚蘭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爛攤子。那些被北師大井岡山弄出來準備毀掉又沒有毀掉的字畫,被胡亂丟在地板上,有的窩成一團,有的被撕開半邊,那些書庫裏裝得滿滿當當的各種線裝本古籍,那些一堆堆遍地堆放的金銀器皿、銅錫佛像、古代瓷器,那些堆積如山的孔府檔案文件,以及眾多的綢緞,在王正昕看來,這些東西都具有“四舊”或“反動”的性質,都該弄出去展覽或者銷毀,但這些東西好像又長滿了刺,弄不好有朝一日會紮手,因為它們已經收歸國有。

怎樣才能既破“四舊”,把討孔運動進行到底,又不至於將來承擔責任?哪些是文物,應該保留,哪些是“四舊”,應該破除呢?譚厚蘭率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走後的那段時間,王正昕一直苦苦思考著這個問題。

王正昕猶豫過。但是,他的要將孔府辦成階級教育展覽館,要把討孔運動進行到底的意誌和信念卻始終沒有動搖過。

苦思冥想中,王正昕有了靈感:成立一個文物判決組,由曲阜縣委文革辦公室、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和紅衛兵,再從山東省博物館請幾位專家來,四方代表參加,清點孔府庫房中所有文物,宣判哪些是應該破除的“四舊”,哪些是應該保留下來的文物。

文物判決組是王正昕主持討孔聯絡站後的一件傑作。直到很多年之後,王正昕仍很欣賞自己的這件作品。1990年6月13日,王正昕對筆者說:“當時,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毛孩子能做到那一步,不簡單,現在我也這樣認為。”

可以說,成立文物判決組,是王正昕給自己立的一塊擋箭牌。以類似臨時法庭的名義對文物進行判決,這真可以說是王正昕的“天才”的奇想。

他在日記中寫道:

與孔昭俊(文革時曲阜一大隊支部書記——筆者按)談話的幾點啟發:

1、要講求策略,要相信和利用縣委某些人;

2、要想法發動貧下中農,還得利用當權派;

3、要抓住群眾,學習中央指示,起來擠中間,這都符合主席思想。

“是非之地”

1990年7月22日,筆者采訪了1966年12月山東省博物館派到曲阜來參加文物判決的王緒先生。

他對筆者說:“當時,省委宣傳部和省文化局向博物館要人,博物館內已分成兩派,誰都不願去曲阜。我哪一派都不是,就讓我去了。那是1966年12月中旬。出發前,省委宣傳部一位宋處長交待,去曲阜主要是為了隨時向省委宣傳部和文化局匯報情況,同時向學生們進行保護文物的宣傳。我當時的思想是,隨便亂燒亂砸不對,因為孔府裏的東西早已為國家所有。但我也不敢說出自己的看法,怕紅衛兵說自己是孔府的看家狗,是黑線上的人。所以,什麽事情都往後躲,後來借故回濟南治牙,過了很長時間才回去。”

王緒回憶,他到曲阜的時候,“一個大的破壞已經過去,所有的匾都拆下來了,放在孔廟東路西路的空院裏,大成殿裏的孔子像已經燒了,東西兩廡陪祀的牌位也燒了,殿裏住的是各地串連的紅衛兵。到曲阜的第二天見到曲師院姓王的同學,他負全麵責任,據我回憶,這個人不喜歡發言,也不輕易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他心裏一定有自己的主意。”

文物判決組按照王正昕的意願成立了,省博物館、縣文革辦、文管會都派來了人,紅衛兵也有好幾個人參加。王正昕把文物判決組分為兩個小組,一個小組負責清理孔府檔案,一個小組清理圖書、字畫、金銀銅錫器等。王緒在後一個小組中。

王緒陷入一種痛苦之中。他既看不慣紅衛兵的作法,又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想逃避,對身邊發生的一切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但是,作為一個文物工作者的良心和責任又迫使他有時不能不開口說話。

他聽到紅衛兵議論要把孔府檔案統統燒掉。他非常焦急,他深深懂得這些檔案的曆史價值,為了整理這些檔案,自一九五六年起,中國科學院和南京檔案史料整理處連續三年派專家來曲阜,山東省博物館也連續派人參加整理,直至文革前夕,曆時十年,才搞出一點眉目。

一天,在判決組辦公室的桌子上有兩份檔案,王緒抓住這個機會,拿起一份滿清初年的殺人皇榜,對在場的紅衛兵和教師說:這張皇榜可以說明清朝統治者對人民的鎮壓,也是研究封建社會製度的材料,如果燒掉了就沒法進行研究和批判了。他還想借題發揮多說幾句,但終於沒敢多說。

在曲阜的那段時間,他幾乎時時刻刻都這樣被煎熬著。他知道自己縱然豁出去,也難以保護下什麽。與其在這裏眼睜睜地看著這些珍貴的文物被毀而心疼,不如離開這是非之地,眼不見心不煩。

機會終於來了,判決組要清查古書籍。王緒說:“我對古書不懂,博物館的杜明甫是研究古書的專家,是否請他來幫助鑒別?”

他的請求被批準,便立即趕回省城,向館領導匯報了曲阜的情況,建議向中央寫個報告,最好搞一個不要隨便焚燒文物檔案的文件。但博物館已無人關心此事。職業道德和良心促使他拿起筆來,直接向康生寫信。

王緒回憶,“大意是孔府孔廟的東西都已收歸國有,要處理必須經過本單位革命派及上級有關部門共同研究決定,不能隨便處理。最好先把文物、檔案封存起來。我還特別說明,如果康老太忙,請秘書一定將信的內容轉告康老。後來,信沒退回來,也沒有回音。”

這時的康生正忙著策劃揪鬥“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陶鑄,根本沒有興趣關心孔廟孔府中的文物保護之類的“小事”。

“判決文物”

古籍專家杜明甫是1966年12月下旬和王緒一起來曲阜的。路上,他倆訂了一條準則:在處理文物過程中,既要揭露封建地主莊園腐朽的生活,又要盡量保護文物。

盡管已有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呈現在杜明甫麵前的孔府、孔廟、孔林的殘破景象還是讓他吃驚。

他首先遊覽了“三孔”。他覺得自己像是漫步在一個炮火硝煙剛剛散去的戰場上,昔日的神聖、莊嚴、輝煌、壯觀、典雅已不複存在。到處是殘碑斷碣、到處是大字報、大標語。由於孔廟的殿堂裏曾住過各地蜂擁而至的紅衛兵,所以遍地都是鋪草、紙片、汙物和垃圾。

杜明甫站在大成殿裏的鋪草紙片垃圾上,孔子像已經不見了,正中的神龕被砸得七零八落。他看見漢畫像石刻倒在地上,但沒有損壞,心中升起一種莫名的感激之情,他不知道該感謝誰。他對站在大成殿前的紅衛兵說:“同學們,這是漢畫像石,千萬要保護好。這不是孔廟原有的,是從各地搜集來的,能保存到現在,十分不容易。千萬不能砸壞,這是漢朝的,不是清朝的。”

杜明甫曾經飽讀詩書,他對古代的曆史遺跡有濃厚的興趣和豐富的知識,他一眼就能看出一件文物的年代,估量出它的文化價值。這是他的職業,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現在看著眼前這一切,他惶惑了:“這是革命,還是破壞?”

他決定要把在曲阜的見聞記錄下來,“以備考查”。他能做的,僅此而已。

王緒終於在十二月底回濟南看牙病,杜明甫在文物判決組更加孤獨。

判決組實際上一切由紅衛兵說了算。在清理古籍時,他們把古籍分為保留的、可留可不留的、準備銷毀的三大類,在判決其他文物時也是這種分類法。但是分類的標準卻不明確,有時隻憑紅衛兵一時的衝動和個人好惡。對於摒入銷毀之列的古籍的書名、作者、版式均不作記錄。紅衛兵們對《周易集結》、《近思錄》、《隋書殘卷》、《韓昌黎集》、《柳宗元集》等曆史文學著作還有幾分尊重,決定保留。

杜明甫發現一本清代抄本書,“極精,中多題宋人畫幅之作”。他像是發現了寶貝,愛不釋手,說這本書極有保存價值。書傳到紅衛兵手中就被扔到待商類書堆中去了,他們認為沒有什麽價值。一本清初刻本的圖書,因圖書中有仕女插圖,也遭到同樣命運。杜明甫甚覺可惜,可他又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

兩部又厚又重的明永樂版、清康熙版的《性理大全》,因關涉“性理”,宣揚了儒家思想,幾個紅衛兵說法不一,有的提議銷毀,有的說可以暫時保留,研究一下再說。於是讓杜明甫表態,他說:“如為去毒,國內還有其他圖書館藏它,將來毒還是去不了。如果為保存版本,這兩部書都可保存。”總之,內容無用,版本可取。最後,這兩部書被扔進待商類書中。由此,我們也可以見出杜明甫的局限。

杜明甫在鑒別文物時,總是談版式、印刷、工藝等專業性問題,討孔聯絡站的部分紅衛兵十分不滿,說文物判決組走專家路線,必須進行批判。杜明甫對省文化局老閻說,幹脆,我不再參加算了。老閻勸他,“你還是要參加,不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一切讓他們決定。你要不去,又要引起誤會,造成麻煩。”於是,杜明甫還是每天參加判決組的活動,他不想發表意見,可是紅衛兵卻偏偏問他對某一部書、某一幅畫的意見,他又不得不開口,他一說話,往往又造成不愉快。

1967年2月,文物判決組處理了孔府倉庫內的以下物資:

1、孔氏族譜(包括明清底稿)一萬零七百七十八點五斤,共計二百零九套,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二本,全部送往廢品收購站,售款二百六十九點四六元。

2、銅佛(包括銅佛樓)一百一十四點二斤,共售款一千四百二十四點四四元。

3、錫佛一百九十四斤,共售款二百八十二點三二元。

4、銅鐵,一千六百三十三斤,共售款二千五百三十一點八六元。

5、名貴藥材,十六種,共售款一百九十三點八八元。

當年代表曲阜縣文革辦公室參加文物判決組的隋正國,24年後對筆者說:“1967年好像是三、四月份,處理了一批家譜,留下三套全的。剩下的全部裝包,用馬車運走的。整整裝了八馬車,當時縣運輸公司還沒有汽車呢,都是用馬車運輸,運到青島還是濟南造紙廠去了。記得還派了人押車,怕丟失以後流毒擴散。還處理了一批銅像、製錢,記得是說國家建設缺銅,這些銅佛像都是封建迷信,留著沒用。賣給廢品收購站了。”

判決文物日記

下麵是杜明甫先生1967年1月底在文物判決組時的日記。本文中老閻是山東省文化局幹部,隋正國是曲阜縣委文革辦公室代表,蔡中華、劉應聲、孔祥生是討孔聯絡站的紅衛兵,劉長厚、孔凡銀是曲阜文管會工作人員。

一月二十五日

八時正,劉應聲、孔祥生、蔡中華來了;九時到,劉長厚、孔凡銀、老閻、隋正國共同上樓。扯上繩子、掛上掛鉤,掛了一批字畫。孔祥生邀集一部分負責人到樓上看了。孔祥生要我做介紹,我隻就知道者做了說明……有孔昭瑍行書六言軸,末兩句雲:莫把竹簾慢下,恐防飛燕歸來。蔡中華說:什麽鶯燕!有羅某鬆雀圖,他說鬆雀是迷信長壽。有一幅行書主軸,大概是錄的一部段詩話,其中有“女媧”句,他說什麽女媧,完全是封建迷信。一個上午就這樣過去啦。準備下午再掛一批,要各方麵開會。

一時半到組辦公室,後到樓上,又掛一批,從而邀來一些人,王正昕、老曹俱到。看過之後到樓下研究。後來孔祥生傳達研究結果,認為暫時掛起來,再做處理。後由大家收起來一些。在收畫時,本著保留的、可廢的、一般的三種精神處理。在分別時,蔡中華主持,他對於書法作品認為無關重要,所以沒選。對於繪畫也有他的看法,對花鳥畫,還可以留,對於山水畫,不要有人物的。有一幅山水橫軸,無款而畫法不錯,隻是有一人物,老翁向山間行。他認為畫還可以取,但有人物,最好將他塗去。對於伏虎羅漢,鳳凰老屋圖等都主張不要。文徵明的行書唐人七律中堂,係詠早期的詩,劉應聲讓我講了大意,蔡以為不足取,認為可以舍去。像他這樣選字畫,可留的就太少啦。

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時回組辦公室,研究下一步如何進行。有的主張把畫收起來封存,有的主張某某字不清的分類(原文如此——筆者),有的主張提出的書整理一下,莫衷一是。後來,劉應聲問我,已經提出的書都是無用的,我談了個人看法,就是:這些選留的時候,隻是根據幾個人的看法,未必全麵。同時,孔家的東西已屬政府接受,而屬全民所有,應當慎重處理,造冊征求各方意見,然後決定,最好不要草率,造成損失,因為這已不是孔家的東西。如果是我們新掃的“四舊”,也要按照三大紀律,一切繳獲要歸公。這樣才便於國家處理。我覺得故宮博物館,各博物館,各大專院校,所藏的書肯定有屬於“四舊”範圍內的東西,他們怎樣處理的,我認為值得參考。聽說,故宮已全部封存,並駐有解放軍守衛,另外,十六條規定了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結合進行。文管會在崔緒貽掌權時是有錯誤的,現在對於藏品處理不慎,責任在誰?也不好分清。當然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但是,在處理庫藏問題上,應特別慎重。

一月二十九日:

至九時,叫來劉長厚共同上樓,看了昨天剩下的一些次品。還有一些比較好的精品。鄆壽平,絹本,緞色菊花石圖幅,劉應聲以題詩孤傲自賞為病,蔡中華歸,幹脆丟了。他在臉上表示了極大的抵觸情緒。大家發表意見,也隨之少了。張照紙本行書附有仕平堂、銀海仙斑二印,鄭板橋紙本蘭石修行圖,中堂,有長題,劉、蔡皆以題記相(互)吹棒,請孔凡銀說明文。有一工絹行書條,頗精,蔡中華怒氣難遏地拋入廢品中。十一時半,在散歸途中,隋正國問字畫怎樣定去留界限,我談了搞工作一定要吃透兩頭,現在對於古書畫的取舍,上級的要求是什麽,群眾的意見又是什麽,都不了解。因而感覺難辦,他說等下午研究一下。飯後生火,老閻來,談到他下午到孔林去過一趟,看到了被挖的墳墓,有碑自七品以上的都被挖了,有人方在曠野中拾殘餘,到處屍骨狼籍。

二月二日

在組辦公室,到齊後,孔祥生取來倉庫鑰匙,參觀各庫。參加者有蔡中華、劉應聲等人。先看東內庫中有儀仗、馬具、書籍、雜品等,已散亂滿地,有解放戰爭中各地報紙很多。孔祥生談到將加以處理。後到前堂樓,樓下有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提出準備燒毀,又經留下的曆代衍聖公畫像,蔡中華表示要焚去一部分。到樓上,看了瓷品庫,瓷器很多,有許多許多東西已打碎在地,據說是貧下中農砸的。再到前堂樓看了被服室,孔、劉表示要處理一部分服裝。前幾天抬出的藥品準備處理,經過幾天一盒燕窩據說丟了一些,後來在東內庫看了銀、玉器,隋正國問我能否鑒別,我告以外行。又轉到後堂樓,樓上為錫器家具,大部分為餐具,有一部分銅祭器,並有一部分傳世青銅器。古樓後,轉至一貫堂,這裏的銅佛已經裝包,準備交售,窗上玻璃碎了幾塊。據孔祥生說,他選出六隻小銅佛,已失去四隻。東內間的出土文物,有一些已被用杆子推落在地上砸碎。最後到佛堂樓,因無鑰匙,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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