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正文
豺狼的日子-9
那天午前，法國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坐在辦公桌前憂鬱地望著窗外灑滿了陽光滴庭院。庭院的出口處有兩扇裝飾著法蘭西共和國國徽的鐵門，庭院外麵就是波伏廣場。從郊區公路和馬利尼大道來的車流，按照站在廣場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揮，圍繞著廣場川流不息地行駛著。
從米羅梅尼大道和索賽路駛向廣場的車流，同樣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揮通過廣場。
這位交通警像一個鬥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來的車流，當做一隻隻大公牛引來引去。他是那麽安詳、沉著，既莊嚴又老練。他那種有秩序的單純的動作，以及他執行任務時充滿著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內政部長的羨慕。
在內政部門口，有兩個衛兵在欣賞著他們的夥伴們在廣場中指揮車流的藝術。
他們站在8 月炎熱的太陽下，背上背著手提機關槍，從兩扇鐵門裏望著外麵的世界，保護著內政部，以免遭到外來的狂熱分子的侵襲。他們每月領取固定的工資，職業也有保證。內政部長對他們那種單調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羨慕不已。
他聽到背後有頁紙沙沙作響，於是掉過轉椅來麵向著辦公桌。桌前那個人合上檔案夾，然後恭恭敬敬地把它擺在部長麵前的桌上。兩個人彼此對望著一聲不響，隻有對著門的壁爐架上鍍金的鍾的嘀嗒聲和外麵波伏廣場上車輛的喧囂聲打破了寂靜。
“喂，你認為怎麽樣？”
讓•杜克勒是戴高樂總統警衛隊隊長，他是法國精通一切保衛問題的最卓著的專家之一，特別是在保衛個人安全防止暗殺方麵最有專長。這就是他擔任這項工作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麽有六件謀殺法國總統的陰謀都在執行中失敗或在準備過程中就被揭露了。
“羅蘭是對的，有道理。”他最後說。他的話語很平靜，不動感情，斬釘截鐵。
他好像是在判斷一場要進行的足球賽，預測其結果似的。“如果他所說的情報屬實，這一陰謀的危險性將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局外人，單槍匹馬，根本不同任何人接觸或交往，那麽，全祛國保安機關的整個檔案係統，和打進”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部特工人員將全都變得無能為力了。而且，那是一個職業刺客。
正像羅蘭所說的，那是——”他翻到行動分局局長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大聲讀道：
“人們所能想象的‘一個最危險的陰謀’。”
羅傑•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鐵灰色頭發，又轉過去向著窗戶。他這個人是不容易發怒的，‘可是在這8 月11日上午他卻被觸怒了。多少年來他是夏爾•戴高樂的事業的忠實追隨者；除了表麵上顯得富有才智並且溫文爾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漢子，這種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長的席位。那雙聰慧的藍眼睛既溫柔動人，又冷酷無情，堅實的胸膛和肩膀充滿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麵容使得多少喜歡有權力的男人的婦女為之心儀。可是今天，在羅傑•弗雷伊的臉上，那親切的微笑已經看不見了。
以前，戴高樂派為了生存，要對付美國的敵視者、英國的異己者、吉羅德黨的野心，以及共產黨的殘暴，他學會了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戰鬥。不管怎麽說，他們已經獲得了勝利。在18年中他們所追隨的那個人，兩次從流亡中回來，回到法國的最高職位上。但在最近兩年內，戰鬥又開始了。這次他所對付的人是兩次幫助過這位將軍重新掌握政權的軍人們。就在幾分鍾以前，這位部長還曾想過最後的鬥爭已經接近尾聲了，他認為他們的敵人已經陷入到虛弱而無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現在，他知道事情還沒有結束。一個瘦弱而發狂的上校，在羅馬布置了一個計劃，打算殺害戴高樂，繼而摧毀這座巍峨的大廈。
很多國家的製度，使得在一個總統去世或一個國王放棄皇位以後，能安全度過難關。就像出年前的英國以及美國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種情況。但是羅傑•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認識到，1963年法國的製度卻沒有這種可能。因此，如果法國總統去世，其後果隻能帶來兵變和內戰。
他繼續望著窗外的庭院，說：“必須通知總統本人。”
站在那兒的警官沒有回答他。這就是作為技術人員的有利條件之一，你隻要把你的職務幹好就行了，至於對重大問題的決定，讓那些掙高薪有職權的人去擔當吧。
他絲毫無意自告奮勇地去告訴部長怎麽做。
部長回過頭來看著他。
他說：“好的，部長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個機會向總統匯報。”說話的聲音簡捷利落。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說，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直到我把情況向總統說明並由他做出決定如何來處理以後。”
杜克勒站起身來走了出去。走過廣場，又走了大約100 米路，到了愛麗舍宮大門口。內政部長的辦公室裏隻剩下部長一個人了。他翻開放在他麵前的卷宗夾子，又開始慢慢地讀了一遍。他毫不懷疑羅蘭的估計是正確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見，使他沒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辦法。危險不僅存在著，而且是很嚴重的，也是無法避免的。
一定得讓總統知道。
他不耐煩地按了一下在他麵前的對講電話的按鈕。
他對準話筒說：“給我接通愛麗舍宮秘書長的電話。”一分鍾後，在他的對講電話旁的鈴聲響起來了。他拿起電話，聽了一秒鍾。“請找福卡樂先生。”又等了一會兒，這位法國最有權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聲音來接電話。羅傑•弗雷伊簡單扼要地說明他需要什麽而且為什麽。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請你盡快地打電話告訴我。”
一小時內，電話來了。約會定在當天下午4 點鍾，等總統睡過午覺後。就在這一瞬間，內政部長的頭腦裏忽然想到在他麵前的緊急文件比總統的午睡更為重要，但他像每一個在總統身邊工作的人一樣，仍然沒有提出反對的不同意見。他很清楚地知道和這位輕言慢語的公職人員頂嘴是不明智的，總統無時無刻不聽他的話，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機密情報的檔案係統，對其內容人們雖不了解，但卻十分畏懼。
這天下午3 點40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寧漢飯店，吃完一份倫敦海味食品中最為美味和最昂貴的午餐後，走到街上。他在南奧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過一段時期才能回來，這是他在倫敦的最後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為自己慶賀一番。
就在同一時間，一輛黑色DS19型雪鐵龍轎車從法國內政部大門口出來，開進波伏廣場；在廣場中心的警察聽到鐵門口的同伴大聲叫喊的預告後，攔住廣場所有的車輛，讓轎車通過，並舉手致敬。
這輛雪鐵龍車開出100 多米，來到愛麗舍宮的灰色石頭門廊前。這裏站崗的警衛士兵也由於聽到招呼而攔阻了其他交通車輛，讓這部汽車有回旋的餘地，從極其狹窄的拱門通過。門廊前左右兩個警亭前站崗的兩個共和國警衛“唰”地把戴著白手套的手橫向槍的彈盤前致敬，部長的車進入了總統府的前院。
在門廊的拱門前，有一條低懸著的鎖鏈，擋住車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個部下，很快地向車裏張望了一下。他向部長點點頭，部長也點頭作答。警官一示意，鎖鏈落在地上，雪鐵龍車從上麵嘎嘎地開過去。穿過100 英尺的褐色礫石路就是總統府的正麵了。司機把車子調向右麵，以反時針方向繞過庭院，在門前六級花崗岩台階前停了車，讓他的主人下來。
門口有兩個掛著銀鏈條穿著黑色禮服的接待員，其中的一個打開門。部長下了車，上了台階，在厚玻璃門前受到為首的接待員的迎接。兩人很正式地互致問候，然後部長跟著接待員進了裏邊。前廳裏巨大的枝形吊燈用鍍金的鏈子懸掛著從天花板高高垂下。他們在這裏等了一下，接待員用門左邊的大理石桌麵上的電話簡短地聯係了一下。他放下電話，轉向部長，微微一笑，然後，以他那一貫從容不迫的步伐順著左麵的鋪著地毯的花崗石樓梯拾級而上。
到達二樓，他們來到寬而短的樓道，向下望去，就是門廳。接待員在樓廳左首的門上輕輕地扣門，等聽到裏麵有人輕輕地說“請進”後，接待員慢慢地把門打開，站在一邊，讓內政部長進去，然後把門輕輕地關上，照常下樓回到前廳。
在客廳較遠的一邊，朝南有幾扇很大的窗子，太陽光直射進來，把地毯也曬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門向外開著，從宮殿的花園裏，傳來鴿子在樹叢中咕咕的叫聲。離宮殿約500 米的愛麗舍大街上汽車來往的聲音，被茂盛而濃密的菩提樹和山毛樣樹擋住了，以致外麵傳來的車輛往來的聲音，比鴿子的叫聲還要輕。像平常一樣，當弗雷伊先生進入愛麗舍宮這間南麵房子時，他這位生在城市長在城市裏的人，好像走進了一座鄉間的古堡裏。他知道總統是熱愛鄉村的。
這天的副官是塔賽爾上校，他從桌子後麵站了起來。
“部長先生……”
“上校……”弗雷伊轉向客廳左麵關著的裝有金色門把手的門口問道，“總統可以接見我嗎？”
“當然可以，部長先生。”塔賽爾走過去，輕輕地敲門，然後開了半扇門，站在門口說：“總統先生，內政部長來了。”
裏麵有輕輕的說話聲音，塔賽爾轉過身向部長微笑著，羅傑•弗雷伊就走進總統的私人房間。
這間房子裏幾乎沒有什麽東西。他經常在想，這間房子與住在這間房裏的人，好像不怎麽相稱。右邊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麵的客廳一樣，通過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園。在這書房裏，也有一扇窗子開著，雖然剛才從客廳走過門口時，從花園裏傳來的鴿子的咕咕叫聲有點減弱，但是到了這間書房裏，聲音又聽得見了。
在那些菩提樹和山毛樟樹下，靜靜地埋伏著手持自動步槍的警衛人員。這些人的槍法都是百發百中的。但他們中如果有一個人被二樓窗內的那個人發覺的話，那麽麻煩就來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發現是幹擾了他的私生活，就會使他憤怒。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責任重大，因而沒有一個人羨慕他這個保護總統安全的工作。總統認為對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衛措施，都是對他的一種蔑視，使他非常不高興。
房間的左側靠牆有一排書櫃。書櫃前有一張路易十五時代的桌子，上麵擺著一隻路易十四時代的鍾。地板上鋪著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樂特皇家地毯工廠編織的“肥皂廠地毯”。總統曾經告訴他說，這個廠在織地毯以前，原來是個肥皂廠，因此生產的地毯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這個房間裏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儉樸的，沒有一件不是莊嚴的，也沒有一件不是風趣的。全部的陳設幾乎沒有一件不顯示出法蘭西的偉大。羅傑•弗雷伊想；這還應該包括坐在桌子後麵的那個人。他現在開始站起來，用他平時一貫的謙遜的態度向弗雷伊問候。
內政部長回憶起駐巴黎的英國首席記者哈羅德•金，他是戴高樂私人摯友中惟一的一個盎格魯薩克遜人。他曾經向部長談起過這位總統的言談舉止，說他不像是20世紀的現代人。從那以後，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見總統時，沒有辦法想象這個穿著講究的高個子，同旁人一樣對他的下屬能待以尊敬和有禮貌。他曾這樣期望過，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記，有那麽幾次，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歡的事激怒的時候，他就大發脾氣，用士兵們在營房裏講的那些粗魯的話罵人，使他周圍的人或內閣成員目瞪口呆。安全工作與總統的不高興，可以說是連在一起的，因而當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內帶來的文件，以及即將提出的要求時，他幾乎要發抖了。
“我親愛的弗雷伊。”
這個穿深灰色上衣的高個兒，從他經常坐的那張大書桌後麵站起來，走到桌子邊上伸出手來表示歡迎。
“尊敬的總統先生。”他握住伸出來的手。至少從外表看來總統情緒還不錯。
辦公桌前有兩把以第一帝國時期的博韋織錦蒙麵的靠背椅。他給讓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樂把作為主人應盡的義務完成後，回到他那一邊背牆坐下。他靠在椅背上，雙手的指尖擺在麵前光滑的桌麵上。
“親愛的弗雷伊，我聽說你有緊急事務要見我。好，你有什麽事要說呢？”
羅傑•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前來的原因。他知道戴高樂是不喜歡蝶碟不休的；當然他自己的長篇講話不在此例，不過他也隻有在作公開演講時才如此。在私下裏他是喜歡長話短說的，當他的幾個比較愛羅嗦的屬下發現這一點後，他們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說話的過程中，桌子後麵的這個人顯而易見地變得僵硬起來了。他愈來愈向後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長。他從鼻尖下盯視著這位部長，好像這個一直可以信賴的屬下突然給他的書房中帶來了什麽惹人討厭的東西似的。不過，羅傑•弗雷伊知道在5 米之外他麵孔在總統眼裏便模糊不清了。總統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視，因此除了讀講稿之外，在公共場合他是絕不戴眼鏡的。
內政部長結束了他的獨白，也不過用了一分鍾光景，提到了羅蘭和杜克勒的評論，最後以“我公事包裏有羅蘭的報告”做結束語。
總統沒有說一句話，把手伸過桌子來。弗雷伊把報告從公事包中取出，交到總統手裏。
夏爾•戴高樂從上衣袋裏掏出閱讀用的眼鏡戴上，然後把文件攤開在書桌上，開始閱讀。
這時花園裏的鴿子停止了叫聲，好像知道現在不是叫的時候。羅傑•弗雷伊注視著窗外的樹，然後望著桌子上吸墨紙旁邊的黃銅台燈。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藝複興時代的朱紅色的燭台改裝成的台燈，在總統五年的任職期內，有幾千個小時，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著數不盡的國家文件。
戴高樂將軍讀得很快，隻花了3 分鍾，就把羅蘭的報告讀完了。他很仔細地合上文件夾，把手放在上麵，然後問：“好，我親愛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麽？”
羅傑•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他用最簡單明了的詞句像背誦似地向總統報告。他兩次用這句話：“根據我的觀點，總統先生，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消除這個威脅……”他隻用了33秒鍾時間，甚至用了“為了法國的利益”這樣的話。
總統打斷了他的話，他那響亮的聲音提到法國這個字的時候，好像這是至高無上的，他認為在他的這個時代，沒有其他可與之比擬的。
“親愛的弗雷伊，法國的利益是不能讓人看見法國總統被一個可恥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脅嚇得畏縮不前，而且——”他停了一會兒，他對這個不知姓名的暗殺者很蔑視——“還是一個外國人。”
羅傑•弗雷伊發覺他束手無策了。將軍並沒有像內政部長所擔心的那樣發脾氣。
他開始清晰、準確地講話，他不願讓他的聽話者對他的意圖有絲毫模糊不清之處。
當他說話時有些詞句傳到窗戶外麵，塔賽爾上校也聽見了。
“法國不應當接受……把尊嚴和偉大屈從於一個……一個豺狼的可恥的威脅。”
兩分鍾後，羅傑•弗雷伊離開總統那裏。他嚴肅地向塔賽爾上校點了點頭，通過禮儀大廳的門走了出去，下了樓梯走到前廳。
為首的接待員陪著部長走下石級，坐進等待著的雪鐵龍汽車，並且看著部長乘車而去，他不禁想到：“這個人一定又帶走了苦惱和難題，我是經常看見的。不知道這位老年人對他說了些什麽。”由於他是首席接待員，他在這裏已服務了二十年，對這種情形已是司空見慣，因此他的臉部就像愛麗舍宮的宮牆一樣始終保持著平靜。
“不，不能那樣幹，總統在這一點上的意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羅傑•弗雷伊從他辦公室的窗口轉過身來，看著那個聽他講話的人。當他從愛麗舍宮回來後，幾分鍾內，他就召來了他的秘書長亞曆山大•桑根納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個狂熱的戴高樂派的鐵腕人物。這個人在過去兩年內，由於內政部長委派他做了很多關於法國安全方麵的具體工作，他根據受惠者的個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權利的變化靈活處理，從而樹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於他毫不猶豫地出動了共和國保安部隊、抗暴部隊以及45000 名準軍事部隊，用有效的戰略戰術對付不論左派或右派的上街遊行示威，使極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產黨人也叫他法西斯，雖然他所采取的維護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鐵幕以外對工人階級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極右分子也同樣地不喜歡他，因為他壓製民主和民權，但更為可能的是因為他在維持公共秩序方麵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長期以來本想由他們來保持這種公共秩序、以便使他們自己揚名。
群眾也普遍地不喜歡他，因為嚴酷的法令都是從他的辦公室發出來的。根據這些給群眾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設置了柵欄，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檢查身份證，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並大肆宣揚年輕的示威者被共和國保安部隊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聞界已經把他稱為“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專家”，而且除了發行量比較小的戴高樂派報紙外，無不對他進行謾罵。他作為法國挨罵最多的人即便肚子裏有氣，也沒辦法去躲起來。他個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愛麗舍宮的一間辦公室裏的，而在這個宗教裏，亞曆山大•桑根納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對著麵前的吸墨紙怒目而視，吸墨紙上擺著淺黃色的文件夾，裏麵裝著羅蘭的報告。
“這樣不行，不行。他這人簡直沒法辦。我們得保護他的安全，他卻不讓我們這麽幹。我本來可以抓住這家夥的，這個豺狼。但你卻說不容許我們采取反擊措施。
我們幹什麽呢？就等著他襲擊嗎？就光坐著等嗎？”
內政部長歎了一口氣。他曾希望從他那位秘書長那兒得到些幫助，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現在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困難，他重新坐在他的書桌後麵。
“亞曆山大，我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樣：首先，羅蘭的報告所說的情況，我們還不能肯定絕對是真的。這是他自己對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話的分析，這個人已經死了。也許羅蘭錯了。向維也納的查問，現在還正在聯係。我們已經與紀博將軍聯係過，他說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對於這個我們僅僅知道他的綽號的外國人，要開展一個全國範圍的搜捕，那是一個不現實的建議。在這方麵，我們必須同意總統的意見。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個‘不’字，這是他的絕對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說明現在這件事不允許公開，不允許在全國範圍內搜查，除掉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不允許讓外界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如果在報刊上公開了，總統將感到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不僅外國人要嘲笑我們，而且隻要我們采取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那麽不論在國內和國外，都將會認為法國總統躲起來了，是為了躲避一個外國人。
“這裏我再說一遍：他是絕對不許可把這件事公開出來的。”
部長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強他的語氣，說：“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們在處理這樁具體事情時，即使僅僅給人們有絲毫這樣的印象，人們就會動亂起來。相信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麽堅決。”
秘書長建議說：“在那些公共集會上露麵總得改變一下吧？在這個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場合露麵，他必須……”
部長打斷他說：“他決不肯隱蔽起來，什麽都不改變，一小時一分鍾也不改變，整個事情必須全部嚴守機密。”
自從2 月揭露軍事學校暗殺陰謀並且逮捕陰謀者以來，亞曆山大•桑根納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點啦。在過去的兩個月裏，盡管要和搶銀行、搶商鋪的浪潮鬥爭，他總是認為最壞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在行動分局從內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從外部進行了夾攻以後，他就把這種犯罪浪潮解釋成為“秘密軍隊組織”的垂死掙紮，最後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圖取得足夠的錢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現在羅蘭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很清楚地說明，羅蘭派出的打進“秘密軍隊組織”
最高層的幾十個雙重間諜，都被這個隱姓埋名的凶手給繞過去了。隻有在羅馬一個旅館裏隱匿的三個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軍隊組織”有任何牽連的人的檔案現在都變得全無用處了，原因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豺狼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不許我們行動的話，那我們能幹什麽呢？”
“我沒有說不許我們行動。”弗雷伊糾正說。“我是說不許我們公開行動，整個事情都必須秘密進行。這就使我們隻有一個選擇了，凶手的身份必須以秘密偵察的方式來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他走到哪裏就跟蹤到哪裏，然後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先生們，這是擺在我們麵前惟一的方法。”
內政部長環視著坐在部務會議室的會議桌周圍的人，盡量使他的說話能格外引起他們的注意。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內政部長在內，共有十四人。
部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緊靠右邊坐著的是他的秘書長。得力助手桑古納蒂，坐在他的左邊的是警察總局局長，他們都是法國警察的最高層人物。
從桑根納蒂的右手邊順序而下，沿長桌坐的是法國保安總局局長紀博將軍，行動分局局長、每人麵前都擺著的一份報告的作者羅蘭上校，再過去是總統警衛隊隊長杜克勒，愛麗舍官工作班子裏的空軍上校森克萊•德•維勞本。這位上校是一個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是總統身邊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熱，和他的個人野心也有關係。
在巴黎警察局局長莫裏斯•帕彭先生的左麵是莫裏斯•布維埃先生，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國家情報局的五個處的處長們也坐成一排。
國家情報局作為打擊犯罪的力量雖然頗受小說家們的喜愛，它本身其實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在它控製下的隻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活動。它本身的任務隻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負責指揮法國國家警察部隊的人坐在莫裏斯•布維埃旁邊。這人就是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司法警察在凱德索菲弗街的龐大的總部，遠比內政部附近位於蘇索路11號的情報局總部大得多，它還管轄17個大區分部，法國的17個大城市警察區每區有這樣一個分部。在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隊，共有453 個，分別隸屬於科個中心警察分局，253 個區警察分局，以及126 個地方警察所。這整套機構分布在法國的2000個城鎮和鄉村。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隊。在農村和沿公路各處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務是由國家憲兵隊、交通警察，以及機動憲兵隊來擔負的。
在許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察人員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設施的。1963年在馬克斯•費尼統率下司法警察的總人數是20000 出頭。
在費尼的左麵沿桌而坐的是國家情報局其他四個部門的負責人：公共安全處，總檔案處，邊防檢查站，共和國保安部隊。
在四個處中，第一個單位公共安全處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建築、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屬於國家的財產，防止破壞與毀損。第二個單位總檔案處，或稱中央檔案局，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記錄中心，它保存著450 萬份人事檔案，這些人都是自從法國組建警察力量以來曆年積累下來的。這些檔案都設有互見索引，沿著足有5 英裏半長的檔案架分門別類，或依該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點，有條不紊地存放著。
在案件中作過證的證人，或被宣判無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備錄有案。盡管檔案製度還沒有計算機化，然而使檔案工作人員感到驕傲的是，不消幾分鍾，他們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鄉村的縱火犯人的詳細材料或一件連報紙上都未必登載過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證人名字找出來。
在這些個人檔案中，還有在法國留過指紋的指紋檔案，包括很多套從來沒有驗證過的指紋在內。還有1050萬張卡片，包括各個人境口的每一個旅客的人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國任何一個旅館裏居住過的人名卡片。由於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歸檔，因此必須把舊的卡片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清理，以便讓新的卡片插進去。
在法國境內經常填寫而又不送交情報總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館填寫的卡片。這些卡片則送宮廷林蔭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邊防檢查站的首腦與費尼隔著三個座位，這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也負責隨時監視法國的機場、碼頭、邊界。凡是進入法國的人的人境證，在歸檔以前，都要在人境點受邊防檢查站的檢查，以便監視不良分子。
坐在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這支部隊有45000 人。過去兩年來，亞曆山大•桑根納蒂充分使用了這支部隊，搞得臭名遠揚，極其不得人心。
由於座位不夠，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坐在會議桌的最下端，麵對著長木桌那端的部長。還有一個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邊，在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和森克萊上校之間。這裏坐的是一個身材高大、呆頭呆腦的人，他煙鬥裏噴出的煙顯然使愛挑剔的上校很厭煩。部長特別關照馬克斯•費尼帶他來參加會議。這人是莫裏斯•布維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的立足點，先生們。”部長接著說。“你們每人麵前有一份羅蘭上校的報告，而且你們也都讀過了。現在你們也聽了我說的總統出於對法國尊嚴的考慮，在我們如何努力處理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製。我要再次強調，在進行調查時要絕對保密，在接下來的任何行動中也要如此。不用說，你們全體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準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召集你們全體到這裏來，是因為我們無論要做什麽事，必須動員有關各部門的人力。而你們諸位，都是這些有關部門的領導，你們也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必須毫不猶豫地緊急地處理這件事情。在任何情況下，要求你們迅速而且親自動手，不允許委托給下屬；除非出於這個工作需要，那麽也隻能向下屬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頓了一下，桌子兩旁有幾個人認真地點點頭；另外幾個人眼睛盯著講話的人，或者看著他們麵前的文件；最遠處的布維埃望著天花板，從他的嘴角裏吐出一陣一陣的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號似的。在他旁邊的森克萊上校，在他每次噴出煙霧時，就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可以請你們對這件事發表你們的意見。羅蘭上校，你向維也納的查詢有什麽結果？”
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看了看他自己的報告，又朝他旁邊的領導——特工組織的紀博將軍斜看了一眼，但是將軍的表情既不是給他鼓勵，也不皺眉頭。
紀博將軍記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在維也納的人。
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現在他直望著羅蘭上校。
“是的，”羅蘭上校說，“今天上午與下午在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名叫克萊斯特的一家小旅館裏已經進行了查詢。他們把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及安德烈•卡鬆的照片帶了去，但沒有帶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照片，因為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旅館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記得其中兩個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誰是誰。他們還要他查從6 月12日到18日的旅館登記簿。因為6 月18日起，他們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就一起住在羅馬了。
“最後那個服務員提出他記起了羅丹這個人在6 月15日那天，以舒爾茨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他說當天下午他似乎要召開一個業務會議。在那個房間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記得舒爾茨有一個夥伴，是一個身軀高大而粗暴無禮的人。正因為如此才使他記住了舒爾茨。有兩個人早晨來找過他，他們還舉行了會議。這兩個來訪者可能是卡鬆和蒙克雷。他不能確定，不過他認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見過的。
“這個職員說，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間裏，隻有在早上較晚些時候，舒爾茨和那個巨人——這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稱呼，曾經有一次出去大約半個小時。沒有一個人吃午飯，他們也沒有下樓去吃東西。”
“到底有沒有第五個人去找過他們啊？”桑根納蒂不耐煩地問。羅蘭繼續以平板的語調做著他的報告。
“傍晚時分又有一個人參加了他們一夥。職員說他記得那個來訪者很快地進了旅館，徑直地上了樓，快得他都顧不上看一眼。他以為這一定是個把鑰匙帶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樓時他看見了他衣服的尾部。幾秒鍾後那人又回到了大廳，職員從他的衣服認出來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使用櫃台的電話，要給他接64號，也就是舒爾茨的房間。他用法語說了幾句話，放下電話，又走上樓梯。他在那裏待了些時候，然後一聲不響地離去。
舒爾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後離去。
“職員對那位傍晚的來訪者隻能作如下的描繪：身材修長，年齡難以確定，五官顯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帶著墨鏡，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淺黃色的頭發相當長，由前額向後梳。”
“是否把那個職員找來，幫助我們給這個淺黃色頭發的人畫個像？”警察局長帕彭在問。
羅蘭搖搖頭。
“我的——我們的特工人員當時是扮成維也納的便衣警察。幸好，他們當中有一人還可以冒充維也納人。不過是偽裝，不能無止境地延續下去。詢問那位職員的工作還非得在旅館櫃台上進行不可。”
“我們還需要更詳盡的外貌特征。”中央檔案局的首腦說。“提到什麽名字了嗎？”
“沒有。”羅蘭說。“你剛才聽到的就是對旅館職員進行了三小時詢問所得到的結果。每一點都是經過一間再問，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沒辦法搞到一張畫像，他現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說就是最詳盡的了。”
“你難道不能像對阿古那樣把他抓來，讓他弄出一張巴黎刺客的圖片嗎？”森克萊上校問。
部長插話了。
“可不能再那樣抓人了。德國外交部對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還沒有消氣呢！這種事情隻能幹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當然，在這樣一個嚴重問題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辦法來抓旅館職員呢？”邊防檢查站的首腦提出了建議。
馬克斯•費尼靜靜地說：“任何一個戴了一副寬邊眼鏡的人的畫像，對我們會有什麽幫助？把在兩個月以前，僅僅在20秒鍾內所得到的印象畫出一張畫像，即使我們有幸抓到這個人，我們也無法肯定。很可能有50萬人和這張畫像上的臉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會被錯抓的。”
杜克勒說：“有一個科瓦爾斯基，他已經死了。雖然他已經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講出來了，但是也很有限。現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個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羅馬的旅館裏，是否可能想辦法把其中一人抓到這裏來？”
部長再一次搖搖頭。他說：“我有正式的指示，綁架是不允許的。意大利政府是會暴跳如雷的。更何況要在與政府機關相距咫尺的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夠成功，還是值得懷疑的。”
紀博將軍抬起頭來，望著參加會議的人說：“根據我們的特工人員的報告，經過他們長期的日夜監視，對羅丹和他的兩個夥伴為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保護網，已經有了實際的了解。這個組織是很嚴密的，他們有八個第一流的前外籍軍團的槍手保衛著他們。如果科瓦爾斯基沒有人接替，那麽還有七個。所有的樓梯口、電梯、太平門口以及屋頂，全部由這些人守衛著。如果想抓住其中一個人，而且是活的，那麽就需要經過一場相當規模的槍戰，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彈，或者機關槍。從那兒到法國北部，相距500 公裏，再加上意大利人還要從中搗亂，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帶出那個國家，談何容易。我們在這方麵確實擁有世界上最有經驗的行家，但他們也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房間裏又開始陷入沉默。
部長說：“先生們，還有其他建議嗎？”
“這個豺狼必須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萊上校說。其他在桌邊圍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揚了揚眉毛，沒有開口O “那的確是十分清楚的。”部長在會議桌的一端輕輕地說。“我們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種既切實可行而又不超出我們所受的那些限製的辦法，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確定在場的哪個部門承擔這項任務最為合適。”
“保衛共和國總統的任務嘛，”森克萊氣派十足地宣布說，“如果誰也承擔不了的話，歸根結底還是該由總統衛隊和總統的工作班子來承擔吧。我可以向您保證，部長，我們將會履行我們的職責。”
有幾位特工部門的領導人毫不掩飾他們的厭惡心情，閉上了眼睛。杜克勒隊長瞪了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話，森克萊這回就該馬上倒斃了。
“難道他不知道老頭子聽不進去嗎？”紀博壓低了聲音向羅蘭氣呼呼地發牢騷說。
羅傑•弗雷伊抬起眼來，和這位愛麗舍宮侍臣的兩眼正對著，他表明了他為什麽是一位部長。
“當然，森克萊上校是完全正確的。”他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要履行我們的職責。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萬一某一部門承擔了摧毀這一陰謀的責任而未能成功，或者采用的辦法又不巧地使情況泄漏出去，違反了總統的意願，那麽這個辦壞了事的負責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責。”
籠罩著長長的會議桌的這種威脅的氣氛，比布維埃煙鬥中冒出的使人討厭的藍煙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萊瘦削蒼白的麵孔顯而易見地變得緊張了，他的兩眼也露出憂慮的神色。
“我們大家都知道總統衛隊的活動餘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隊長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時間都是花在總統本人身邊。而調查顯然應該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進行，這就不是我的人員在不影響主要職責的情況下所能承擔的。”
沒有人反對他，因為各個部門的首腦都意識到總統衛隊首腦所說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也沒有人希望部長的目光會落在自己身上。羅傑•弗雷伊環繞會議桌看了一遍，目光落在遠遠那頭為煙霧所籠罩的刑警大隊長布維埃身上。
“你怎麽想，布維埃，你還沒有開過口呢！”
這位偵探出身的司法刑警大隊長安逸地在嘴裏含著煙鬥，讓他那最後一口濃煙直接吐在正好轉過身來麵對著他的森克萊上校的臉上。他很平靜地講出他的看法，就像在敘述剛才發生過的一件極為簡單的故事似的。
“依我看，部長，特工機構已經不可能通過他們滲透到‘秘密軍隊組織’裏麵的偵探摸清這個人的情況，因為即使‘秘密軍隊組織’裏的成員，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行動分局也不能破壞他，因為他們不知道要破壞誰。邊防檢查站不能在國境線上截住他，因為他們不知道應該逮捕誰。而檔案處也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這個人的檔案材料。還有，共和國保安部隊也無從追蹤他。警察不能拘捕他，因為他們不知道拘捕誰。整個法國的安全機構係統，都因為沒有這個人的姓名，而陷於無能為力。正是由於沒有找到這個人的姓名，因此依我看，第一步工作就沒有完成，那麽其他的建議全部都是沒有意義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找到這個人的名字。有了名字可以找到這個人的相貌，就可以找到這個人的護照。有了護照，就可以逮捕他。
但是我們要找這個人的名字，而且要很秘密，那麽這純粹是應該由偵探來搞的工作。”
他又沉默了，把他的煙鬥又塞進嘴裏。他所說的話，坐在桌子周圍的每個人都在細細捉摸。沒有一個人能提出不同意見。
坐在部長旁邊的桑根納蒂慢慢地點點頭。
部長問道：“那麽誰是法國最好的偵探呢？”
布維埃在放下他的煙鬥之前，考慮了幾秒鍾，然後說道：“部長先生，法國最好的偵探是我的副手，克勞德•勒伯爾。”
內政部長果斷地說：“把他召來。”
那天午前，法國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坐在辦公桌前憂鬱地望著窗外灑滿了陽光滴庭院。庭院的出口處有兩扇裝飾著法蘭西共和國國徽的鐵門，庭院外麵就是波伏廣場。從郊區公路和馬利尼大道來的車流，按照站在廣場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揮，圍繞著廣場川流不息地行駛著。
從米羅梅尼大道和索賽路駛向廣場的車流，同樣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揮通過廣場。
這位交通警像一個鬥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來的車流，當做一隻隻大公牛引來引去。他是那麽安詳、沉著，既莊嚴又老練。他那種有秩序的單純的動作，以及他執行任務時充滿著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內政部長的羨慕。
在內政部門口，有兩個衛兵在欣賞著他們的夥伴們在廣場中指揮車流的藝術。
他們站在8 月炎熱的太陽下，背上背著手提機關槍，從兩扇鐵門裏望著外麵的世界，保護著內政部，以免遭到外來的狂熱分子的侵襲。他們每月領取固定的工資，職業也有保證。內政部長對他們那種單調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羨慕不已。
他聽到背後有頁紙沙沙作響，於是掉過轉椅來麵向著辦公桌。桌前那個人合上檔案夾，然後恭恭敬敬地把它擺在部長麵前的桌上。兩個人彼此對望著一聲不響，隻有對著門的壁爐架上鍍金的鍾的嘀嗒聲和外麵波伏廣場上車輛的喧囂聲打破了寂靜。
“喂，你認為怎麽樣？”
讓•杜克勒是戴高樂總統警衛隊隊長，他是法國精通一切保衛問題的最卓著的專家之一，特別是在保衛個人安全防止暗殺方麵最有專長。這就是他擔任這項工作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麽有六件謀殺法國總統的陰謀都在執行中失敗或在準備過程中就被揭露了。
“羅蘭是對的，有道理。”他最後說。他的話語很平靜，不動感情，斬釘截鐵。
他好像是在判斷一場要進行的足球賽，預測其結果似的。“如果他所說的情報屬實，這一陰謀的危險性將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局外人，單槍匹馬，根本不同任何人接觸或交往，那麽，全祛國保安機關的整個檔案係統，和打進”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部特工人員將全都變得無能為力了。而且，那是一個職業刺客。
正像羅蘭所說的，那是——”他翻到行動分局局長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大聲讀道：
“人們所能想象的‘一個最危險的陰謀’。”
羅傑•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鐵灰色頭發，又轉過去向著窗戶。他這個人是不容易發怒的，‘可是在這8 月11日上午他卻被觸怒了。多少年來他是夏爾•戴高樂的事業的忠實追隨者；除了表麵上顯得富有才智並且溫文爾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漢子，這種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長的席位。那雙聰慧的藍眼睛既溫柔動人，又冷酷無情，堅實的胸膛和肩膀充滿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麵容使得多少喜歡有權力的男人的婦女為之心儀。可是今天，在羅傑•弗雷伊的臉上，那親切的微笑已經看不見了。
以前，戴高樂派為了生存，要對付美國的敵視者、英國的異己者、吉羅德黨的野心，以及共產黨的殘暴，他學會了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戰鬥。不管怎麽說，他們已經獲得了勝利。在18年中他們所追隨的那個人，兩次從流亡中回來，回到法國的最高職位上。但在最近兩年內，戰鬥又開始了。這次他所對付的人是兩次幫助過這位將軍重新掌握政權的軍人們。就在幾分鍾以前，這位部長還曾想過最後的鬥爭已經接近尾聲了，他認為他們的敵人已經陷入到虛弱而無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現在，他知道事情還沒有結束。一個瘦弱而發狂的上校，在羅馬布置了一個計劃，打算殺害戴高樂，繼而摧毀這座巍峨的大廈。
很多國家的製度，使得在一個總統去世或一個國王放棄皇位以後，能安全度過難關。就像出年前的英國以及美國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種情況。但是羅傑•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認識到，1963年法國的製度卻沒有這種可能。因此，如果法國總統去世，其後果隻能帶來兵變和內戰。
他繼續望著窗外的庭院，說：“必須通知總統本人。”
站在那兒的警官沒有回答他。這就是作為技術人員的有利條件之一，你隻要把你的職務幹好就行了，至於對重大問題的決定，讓那些掙高薪有職權的人去擔當吧。
他絲毫無意自告奮勇地去告訴部長怎麽做。
部長回過頭來看著他。
他說：“好的，部長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個機會向總統匯報。”說話的聲音簡捷利落。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說，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直到我把情況向總統說明並由他做出決定如何來處理以後。”
杜克勒站起身來走了出去。走過廣場，又走了大約100 米路，到了愛麗舍宮大門口。內政部長的辦公室裏隻剩下部長一個人了。他翻開放在他麵前的卷宗夾子，又開始慢慢地讀了一遍。他毫不懷疑羅蘭的估計是正確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見，使他沒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辦法。危險不僅存在著，而且是很嚴重的，也是無法避免的。
一定得讓總統知道。
他不耐煩地按了一下在他麵前的對講電話的按鈕。
他對準話筒說：“給我接通愛麗舍宮秘書長的電話。”一分鍾後，在他的對講電話旁的鈴聲響起來了。他拿起電話，聽了一秒鍾。“請找福卡樂先生。”又等了一會兒，這位法國最有權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聲音來接電話。羅傑•弗雷伊簡單扼要地說明他需要什麽而且為什麽。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請你盡快地打電話告訴我。”
一小時內，電話來了。約會定在當天下午4 點鍾，等總統睡過午覺後。就在這一瞬間，內政部長的頭腦裏忽然想到在他麵前的緊急文件比總統的午睡更為重要，但他像每一個在總統身邊工作的人一樣，仍然沒有提出反對的不同意見。他很清楚地知道和這位輕言慢語的公職人員頂嘴是不明智的，總統無時無刻不聽他的話，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機密情報的檔案係統，對其內容人們雖不了解，但卻十分畏懼。
這天下午3 點40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寧漢飯店，吃完一份倫敦海味食品中最為美味和最昂貴的午餐後，走到街上。他在南奧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過一段時期才能回來，這是他在倫敦的最後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為自己慶賀一番。
就在同一時間，一輛黑色DS19型雪鐵龍轎車從法國內政部大門口出來，開進波伏廣場；在廣場中心的警察聽到鐵門口的同伴大聲叫喊的預告後，攔住廣場所有的車輛，讓轎車通過，並舉手致敬。
這輛雪鐵龍車開出100 多米，來到愛麗舍宮的灰色石頭門廊前。這裏站崗的警衛士兵也由於聽到招呼而攔阻了其他交通車輛，讓這部汽車有回旋的餘地，從極其狹窄的拱門通過。門廊前左右兩個警亭前站崗的兩個共和國警衛“唰”地把戴著白手套的手橫向槍的彈盤前致敬，部長的車進入了總統府的前院。
在門廊的拱門前，有一條低懸著的鎖鏈，擋住車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個部下，很快地向車裏張望了一下。他向部長點點頭，部長也點頭作答。警官一示意，鎖鏈落在地上，雪鐵龍車從上麵嘎嘎地開過去。穿過100 英尺的褐色礫石路就是總統府的正麵了。司機把車子調向右麵，以反時針方向繞過庭院，在門前六級花崗岩台階前停了車，讓他的主人下來。
門口有兩個掛著銀鏈條穿著黑色禮服的接待員，其中的一個打開門。部長下了車，上了台階，在厚玻璃門前受到為首的接待員的迎接。兩人很正式地互致問候，然後部長跟著接待員進了裏邊。前廳裏巨大的枝形吊燈用鍍金的鏈子懸掛著從天花板高高垂下。他們在這裏等了一下，接待員用門左邊的大理石桌麵上的電話簡短地聯係了一下。他放下電話，轉向部長，微微一笑，然後，以他那一貫從容不迫的步伐順著左麵的鋪著地毯的花崗石樓梯拾級而上。
到達二樓，他們來到寬而短的樓道，向下望去，就是門廳。接待員在樓廳左首的門上輕輕地扣門，等聽到裏麵有人輕輕地說“請進”後，接待員慢慢地把門打開，站在一邊，讓內政部長進去，然後把門輕輕地關上，照常下樓回到前廳。
在客廳較遠的一邊，朝南有幾扇很大的窗子，太陽光直射進來，把地毯也曬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門向外開著，從宮殿的花園裏，傳來鴿子在樹叢中咕咕的叫聲。離宮殿約500 米的愛麗舍大街上汽車來往的聲音，被茂盛而濃密的菩提樹和山毛樣樹擋住了，以致外麵傳來的車輛往來的聲音，比鴿子的叫聲還要輕。像平常一樣，當弗雷伊先生進入愛麗舍宮這間南麵房子時，他這位生在城市長在城市裏的人，好像走進了一座鄉間的古堡裏。他知道總統是熱愛鄉村的。
這天的副官是塔賽爾上校，他從桌子後麵站了起來。
“部長先生……”
“上校……”弗雷伊轉向客廳左麵關著的裝有金色門把手的門口問道，“總統可以接見我嗎？”
“當然可以，部長先生。”塔賽爾走過去，輕輕地敲門，然後開了半扇門，站在門口說：“總統先生，內政部長來了。”
裏麵有輕輕的說話聲音，塔賽爾轉過身向部長微笑著，羅傑•弗雷伊就走進總統的私人房間。
這間房子裏幾乎沒有什麽東西。他經常在想，這間房子與住在這間房裏的人，好像不怎麽相稱。右邊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麵的客廳一樣，通過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園。在這書房裏，也有一扇窗子開著，雖然剛才從客廳走過門口時，從花園裏傳來的鴿子的咕咕叫聲有點減弱，但是到了這間書房裏，聲音又聽得見了。
在那些菩提樹和山毛樟樹下，靜靜地埋伏著手持自動步槍的警衛人員。這些人的槍法都是百發百中的。但他們中如果有一個人被二樓窗內的那個人發覺的話，那麽麻煩就來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發現是幹擾了他的私生活，就會使他憤怒。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責任重大，因而沒有一個人羨慕他這個保護總統安全的工作。總統認為對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衛措施，都是對他的一種蔑視，使他非常不高興。
房間的左側靠牆有一排書櫃。書櫃前有一張路易十五時代的桌子，上麵擺著一隻路易十四時代的鍾。地板上鋪著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樂特皇家地毯工廠編織的“肥皂廠地毯”。總統曾經告訴他說，這個廠在織地毯以前，原來是個肥皂廠，因此生產的地毯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這個房間裏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儉樸的，沒有一件不是莊嚴的，也沒有一件不是風趣的。全部的陳設幾乎沒有一件不顯示出法蘭西的偉大。羅傑•弗雷伊想；這還應該包括坐在桌子後麵的那個人。他現在開始站起來，用他平時一貫的謙遜的態度向弗雷伊問候。
內政部長回憶起駐巴黎的英國首席記者哈羅德•金，他是戴高樂私人摯友中惟一的一個盎格魯薩克遜人。他曾經向部長談起過這位總統的言談舉止，說他不像是20世紀的現代人。從那以後，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見總統時，沒有辦法想象這個穿著講究的高個子，同旁人一樣對他的下屬能待以尊敬和有禮貌。他曾這樣期望過，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記，有那麽幾次，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歡的事激怒的時候，他就大發脾氣，用士兵們在營房裏講的那些粗魯的話罵人，使他周圍的人或內閣成員目瞪口呆。安全工作與總統的不高興，可以說是連在一起的，因而當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內帶來的文件，以及即將提出的要求時，他幾乎要發抖了。
“我親愛的弗雷伊。”
這個穿深灰色上衣的高個兒，從他經常坐的那張大書桌後麵站起來，走到桌子邊上伸出手來表示歡迎。
“尊敬的總統先生。”他握住伸出來的手。至少從外表看來總統情緒還不錯。
辦公桌前有兩把以第一帝國時期的博韋織錦蒙麵的靠背椅。他給讓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樂把作為主人應盡的義務完成後，回到他那一邊背牆坐下。他靠在椅背上，雙手的指尖擺在麵前光滑的桌麵上。
“親愛的弗雷伊，我聽說你有緊急事務要見我。好，你有什麽事要說呢？”
羅傑•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前來的原因。他知道戴高樂是不喜歡蝶碟不休的；當然他自己的長篇講話不在此例，不過他也隻有在作公開演講時才如此。在私下裏他是喜歡長話短說的，當他的幾個比較愛羅嗦的屬下發現這一點後，他們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說話的過程中，桌子後麵的這個人顯而易見地變得僵硬起來了。他愈來愈向後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長。他從鼻尖下盯視著這位部長，好像這個一直可以信賴的屬下突然給他的書房中帶來了什麽惹人討厭的東西似的。不過，羅傑•弗雷伊知道在5 米之外他麵孔在總統眼裏便模糊不清了。總統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視，因此除了讀講稿之外，在公共場合他是絕不戴眼鏡的。
內政部長結束了他的獨白，也不過用了一分鍾光景，提到了羅蘭和杜克勒的評論，最後以“我公事包裏有羅蘭的報告”做結束語。
總統沒有說一句話，把手伸過桌子來。弗雷伊把報告從公事包中取出，交到總統手裏。
夏爾•戴高樂從上衣袋裏掏出閱讀用的眼鏡戴上，然後把文件攤開在書桌上，開始閱讀。
這時花園裏的鴿子停止了叫聲，好像知道現在不是叫的時候。羅傑•弗雷伊注視著窗外的樹，然後望著桌子上吸墨紙旁邊的黃銅台燈。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藝複興時代的朱紅色的燭台改裝成的台燈，在總統五年的任職期內，有幾千個小時，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著數不盡的國家文件。
戴高樂將軍讀得很快，隻花了3 分鍾，就把羅蘭的報告讀完了。他很仔細地合上文件夾，把手放在上麵，然後問：“好，我親愛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麽？”
羅傑•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他用最簡單明了的詞句像背誦似地向總統報告。他兩次用這句話：“根據我的觀點，總統先生，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消除這個威脅……”他隻用了33秒鍾時間，甚至用了“為了法國的利益”這樣的話。
總統打斷了他的話，他那響亮的聲音提到法國這個字的時候，好像這是至高無上的，他認為在他的這個時代，沒有其他可與之比擬的。
“親愛的弗雷伊，法國的利益是不能讓人看見法國總統被一個可恥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脅嚇得畏縮不前，而且——”他停了一會兒，他對這個不知姓名的暗殺者很蔑視——“還是一個外國人。”
羅傑•弗雷伊發覺他束手無策了。將軍並沒有像內政部長所擔心的那樣發脾氣。
他開始清晰、準確地講話，他不願讓他的聽話者對他的意圖有絲毫模糊不清之處。
當他說話時有些詞句傳到窗戶外麵，塔賽爾上校也聽見了。
“法國不應當接受……把尊嚴和偉大屈從於一個……一個豺狼的可恥的威脅。”
兩分鍾後，羅傑•弗雷伊離開總統那裏。他嚴肅地向塔賽爾上校點了點頭，通過禮儀大廳的門走了出去，下了樓梯走到前廳。
為首的接待員陪著部長走下石級，坐進等待著的雪鐵龍汽車，並且看著部長乘車而去，他不禁想到：“這個人一定又帶走了苦惱和難題，我是經常看見的。不知道這位老年人對他說了些什麽。”由於他是首席接待員，他在這裏已服務了二十年，對這種情形已是司空見慣，因此他的臉部就像愛麗舍宮的宮牆一樣始終保持著平靜。
“不，不能那樣幹，總統在這一點上的意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羅傑•弗雷伊從他辦公室的窗口轉過身來，看著那個聽他講話的人。當他從愛麗舍宮回來後，幾分鍾內，他就召來了他的秘書長亞曆山大•桑根納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個狂熱的戴高樂派的鐵腕人物。這個人在過去兩年內，由於內政部長委派他做了很多關於法國安全方麵的具體工作，他根據受惠者的個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權利的變化靈活處理，從而樹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於他毫不猶豫地出動了共和國保安部隊、抗暴部隊以及45000 名準軍事部隊，用有效的戰略戰術對付不論左派或右派的上街遊行示威，使極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產黨人也叫他法西斯，雖然他所采取的維護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鐵幕以外對工人階級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極右分子也同樣地不喜歡他，因為他壓製民主和民權，但更為可能的是因為他在維持公共秩序方麵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長期以來本想由他們來保持這種公共秩序、以便使他們自己揚名。
群眾也普遍地不喜歡他，因為嚴酷的法令都是從他的辦公室發出來的。根據這些給群眾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設置了柵欄，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檢查身份證，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並大肆宣揚年輕的示威者被共和國保安部隊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聞界已經把他稱為“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專家”，而且除了發行量比較小的戴高樂派報紙外，無不對他進行謾罵。他作為法國挨罵最多的人即便肚子裏有氣，也沒辦法去躲起來。他個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愛麗舍宮的一間辦公室裏的，而在這個宗教裏，亞曆山大•桑根納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對著麵前的吸墨紙怒目而視，吸墨紙上擺著淺黃色的文件夾，裏麵裝著羅蘭的報告。
“這樣不行，不行。他這人簡直沒法辦。我們得保護他的安全，他卻不讓我們這麽幹。我本來可以抓住這家夥的，這個豺狼。但你卻說不容許我們采取反擊措施。
我們幹什麽呢？就等著他襲擊嗎？就光坐著等嗎？”
內政部長歎了一口氣。他曾希望從他那位秘書長那兒得到些幫助，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現在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困難，他重新坐在他的書桌後麵。
“亞曆山大，我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樣：首先，羅蘭的報告所說的情況，我們還不能肯定絕對是真的。這是他自己對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話的分析，這個人已經死了。也許羅蘭錯了。向維也納的查問，現在還正在聯係。我們已經與紀博將軍聯係過，他說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對於這個我們僅僅知道他的綽號的外國人，要開展一個全國範圍的搜捕，那是一個不現實的建議。在這方麵，我們必須同意總統的意見。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個‘不’字，這是他的絕對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說明現在這件事不允許公開，不允許在全國範圍內搜查，除掉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不允許讓外界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如果在報刊上公開了，總統將感到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不僅外國人要嘲笑我們，而且隻要我們采取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那麽不論在國內和國外，都將會認為法國總統躲起來了，是為了躲避一個外國人。
“這裏我再說一遍：他是絕對不許可把這件事公開出來的。”
部長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強他的語氣，說：“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們在處理這樁具體事情時，即使僅僅給人們有絲毫這樣的印象，人們就會動亂起來。相信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麽堅決。”
秘書長建議說：“在那些公共集會上露麵總得改變一下吧？在這個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場合露麵，他必須……”
部長打斷他說：“他決不肯隱蔽起來，什麽都不改變，一小時一分鍾也不改變，整個事情必須全部嚴守機密。”
自從2 月揭露軍事學校暗殺陰謀並且逮捕陰謀者以來，亞曆山大•桑根納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點啦。在過去的兩個月裏，盡管要和搶銀行、搶商鋪的浪潮鬥爭，他總是認為最壞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在行動分局從內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從外部進行了夾攻以後，他就把這種犯罪浪潮解釋成為“秘密軍隊組織”的垂死掙紮，最後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圖取得足夠的錢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現在羅蘭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很清楚地說明，羅蘭派出的打進“秘密軍隊組織”
最高層的幾十個雙重間諜，都被這個隱姓埋名的凶手給繞過去了。隻有在羅馬一個旅館裏隱匿的三個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軍隊組織”有任何牽連的人的檔案現在都變得全無用處了，原因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豺狼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不許我們行動的話，那我們能幹什麽呢？”
“我沒有說不許我們行動。”弗雷伊糾正說。“我是說不許我們公開行動，整個事情都必須秘密進行。這就使我們隻有一個選擇了，凶手的身份必須以秘密偵察的方式來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他走到哪裏就跟蹤到哪裏，然後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先生們，這是擺在我們麵前惟一的方法。”
內政部長環視著坐在部務會議室的會議桌周圍的人，盡量使他的說話能格外引起他們的注意。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內政部長在內，共有十四人。
部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緊靠右邊坐著的是他的秘書長。得力助手桑古納蒂，坐在他的左邊的是警察總局局長，他們都是法國警察的最高層人物。
從桑根納蒂的右手邊順序而下，沿長桌坐的是法國保安總局局長紀博將軍，行動分局局長、每人麵前都擺著的一份報告的作者羅蘭上校，再過去是總統警衛隊隊長杜克勒，愛麗舍官工作班子裏的空軍上校森克萊•德•維勞本。這位上校是一個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是總統身邊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熱，和他的個人野心也有關係。
在巴黎警察局局長莫裏斯•帕彭先生的左麵是莫裏斯•布維埃先生，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國家情報局的五個處的處長們也坐成一排。
國家情報局作為打擊犯罪的力量雖然頗受小說家們的喜愛，它本身其實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在它控製下的隻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活動。它本身的任務隻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負責指揮法國國家警察部隊的人坐在莫裏斯•布維埃旁邊。這人就是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司法警察在凱德索菲弗街的龐大的總部，遠比內政部附近位於蘇索路11號的情報局總部大得多，它還管轄17個大區分部，法國的17個大城市警察區每區有這樣一個分部。在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隊，共有453 個，分別隸屬於科個中心警察分局，253 個區警察分局，以及126 個地方警察所。這整套機構分布在法國的2000個城鎮和鄉村。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隊。在農村和沿公路各處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務是由國家憲兵隊、交通警察，以及機動憲兵隊來擔負的。
在許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察人員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設施的。1963年在馬克斯•費尼統率下司法警察的總人數是20000 出頭。
在費尼的左麵沿桌而坐的是國家情報局其他四個部門的負責人：公共安全處，總檔案處，邊防檢查站，共和國保安部隊。
在四個處中，第一個單位公共安全處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建築、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屬於國家的財產，防止破壞與毀損。第二個單位總檔案處，或稱中央檔案局，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記錄中心，它保存著450 萬份人事檔案，這些人都是自從法國組建警察力量以來曆年積累下來的。這些檔案都設有互見索引，沿著足有5 英裏半長的檔案架分門別類，或依該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點，有條不紊地存放著。
在案件中作過證的證人，或被宣判無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備錄有案。盡管檔案製度還沒有計算機化，然而使檔案工作人員感到驕傲的是，不消幾分鍾，他們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鄉村的縱火犯人的詳細材料或一件連報紙上都未必登載過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證人名字找出來。
在這些個人檔案中，還有在法國留過指紋的指紋檔案，包括很多套從來沒有驗證過的指紋在內。還有1050萬張卡片，包括各個人境口的每一個旅客的人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國任何一個旅館裏居住過的人名卡片。由於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歸檔，因此必須把舊的卡片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清理，以便讓新的卡片插進去。
在法國境內經常填寫而又不送交情報總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館填寫的卡片。這些卡片則送宮廷林蔭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邊防檢查站的首腦與費尼隔著三個座位，這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也負責隨時監視法國的機場、碼頭、邊界。凡是進入法國的人的人境證，在歸檔以前，都要在人境點受邊防檢查站的檢查，以便監視不良分子。
坐在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這支部隊有45000 人。過去兩年來，亞曆山大•桑根納蒂充分使用了這支部隊，搞得臭名遠揚，極其不得人心。
由於座位不夠，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坐在會議桌的最下端，麵對著長木桌那端的部長。還有一個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邊，在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和森克萊上校之間。這裏坐的是一個身材高大、呆頭呆腦的人，他煙鬥裏噴出的煙顯然使愛挑剔的上校很厭煩。部長特別關照馬克斯•費尼帶他來參加會議。這人是莫裏斯•布維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的立足點，先生們。”部長接著說。“你們每人麵前有一份羅蘭上校的報告，而且你們也都讀過了。現在你們也聽了我說的總統出於對法國尊嚴的考慮，在我們如何努力處理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製。我要再次強調，在進行調查時要絕對保密，在接下來的任何行動中也要如此。不用說，你們全體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準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召集你們全體到這裏來，是因為我們無論要做什麽事，必須動員有關各部門的人力。而你們諸位，都是這些有關部門的領導，你們也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必須毫不猶豫地緊急地處理這件事情。在任何情況下，要求你們迅速而且親自動手，不允許委托給下屬；除非出於這個工作需要，那麽也隻能向下屬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頓了一下，桌子兩旁有幾個人認真地點點頭；另外幾個人眼睛盯著講話的人，或者看著他們麵前的文件；最遠處的布維埃望著天花板，從他的嘴角裏吐出一陣一陣的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號似的。在他旁邊的森克萊上校，在他每次噴出煙霧時，就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可以請你們對這件事發表你們的意見。羅蘭上校，你向維也納的查詢有什麽結果？”
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看了看他自己的報告，又朝他旁邊的領導——特工組織的紀博將軍斜看了一眼，但是將軍的表情既不是給他鼓勵，也不皺眉頭。
紀博將軍記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在維也納的人。
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現在他直望著羅蘭上校。
“是的，”羅蘭上校說，“今天上午與下午在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名叫克萊斯特的一家小旅館裏已經進行了查詢。他們把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及安德烈•卡鬆的照片帶了去，但沒有帶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照片，因為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旅館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記得其中兩個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誰是誰。他們還要他查從6 月12日到18日的旅館登記簿。因為6 月18日起，他們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就一起住在羅馬了。
“最後那個服務員提出他記起了羅丹這個人在6 月15日那天，以舒爾茨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他說當天下午他似乎要召開一個業務會議。在那個房間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記得舒爾茨有一個夥伴，是一個身軀高大而粗暴無禮的人。正因為如此才使他記住了舒爾茨。有兩個人早晨來找過他，他們還舉行了會議。這兩個來訪者可能是卡鬆和蒙克雷。他不能確定，不過他認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見過的。
“這個職員說，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間裏，隻有在早上較晚些時候，舒爾茨和那個巨人——這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稱呼，曾經有一次出去大約半個小時。沒有一個人吃午飯，他們也沒有下樓去吃東西。”
“到底有沒有第五個人去找過他們啊？”桑根納蒂不耐煩地問。羅蘭繼續以平板的語調做著他的報告。
“傍晚時分又有一個人參加了他們一夥。職員說他記得那個來訪者很快地進了旅館，徑直地上了樓，快得他都顧不上看一眼。他以為這一定是個把鑰匙帶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樓時他看見了他衣服的尾部。幾秒鍾後那人又回到了大廳，職員從他的衣服認出來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使用櫃台的電話，要給他接64號，也就是舒爾茨的房間。他用法語說了幾句話，放下電話，又走上樓梯。他在那裏待了些時候，然後一聲不響地離去。
舒爾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後離去。
“職員對那位傍晚的來訪者隻能作如下的描繪：身材修長，年齡難以確定，五官顯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帶著墨鏡，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淺黃色的頭發相當長，由前額向後梳。”
“是否把那個職員找來，幫助我們給這個淺黃色頭發的人畫個像？”警察局長帕彭在問。
羅蘭搖搖頭。
“我的——我們的特工人員當時是扮成維也納的便衣警察。幸好，他們當中有一人還可以冒充維也納人。不過是偽裝，不能無止境地延續下去。詢問那位職員的工作還非得在旅館櫃台上進行不可。”
“我們還需要更詳盡的外貌特征。”中央檔案局的首腦說。“提到什麽名字了嗎？”
“沒有。”羅蘭說。“你剛才聽到的就是對旅館職員進行了三小時詢問所得到的結果。每一點都是經過一間再問，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沒辦法搞到一張畫像，他現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說就是最詳盡的了。”
“你難道不能像對阿古那樣把他抓來，讓他弄出一張巴黎刺客的圖片嗎？”森克萊上校問。
部長插話了。
“可不能再那樣抓人了。德國外交部對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還沒有消氣呢！這種事情隻能幹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當然，在這樣一個嚴重問題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辦法來抓旅館職員呢？”邊防檢查站的首腦提出了建議。
馬克斯•費尼靜靜地說：“任何一個戴了一副寬邊眼鏡的人的畫像，對我們會有什麽幫助？把在兩個月以前，僅僅在20秒鍾內所得到的印象畫出一張畫像，即使我們有幸抓到這個人，我們也無法肯定。很可能有50萬人和這張畫像上的臉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會被錯抓的。”
杜克勒說：“有一個科瓦爾斯基，他已經死了。雖然他已經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講出來了，但是也很有限。現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個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羅馬的旅館裏，是否可能想辦法把其中一人抓到這裏來？”
部長再一次搖搖頭。他說：“我有正式的指示，綁架是不允許的。意大利政府是會暴跳如雷的。更何況要在與政府機關相距咫尺的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夠成功，還是值得懷疑的。”
紀博將軍抬起頭來，望著參加會議的人說：“根據我們的特工人員的報告，經過他們長期的日夜監視，對羅丹和他的兩個夥伴為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保護網，已經有了實際的了解。這個組織是很嚴密的，他們有八個第一流的前外籍軍團的槍手保衛著他們。如果科瓦爾斯基沒有人接替，那麽還有七個。所有的樓梯口、電梯、太平門口以及屋頂，全部由這些人守衛著。如果想抓住其中一個人，而且是活的，那麽就需要經過一場相當規模的槍戰，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彈，或者機關槍。從那兒到法國北部，相距500 公裏，再加上意大利人還要從中搗亂，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帶出那個國家，談何容易。我們在這方麵確實擁有世界上最有經驗的行家，但他們也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房間裏又開始陷入沉默。
部長說：“先生們，還有其他建議嗎？”
“這個豺狼必須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萊上校說。其他在桌邊圍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揚了揚眉毛，沒有開口O “那的確是十分清楚的。”部長在會議桌的一端輕輕地說。“我們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種既切實可行而又不超出我們所受的那些限製的辦法，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確定在場的哪個部門承擔這項任務最為合適。”
“保衛共和國總統的任務嘛，”森克萊氣派十足地宣布說，“如果誰也承擔不了的話，歸根結底還是該由總統衛隊和總統的工作班子來承擔吧。我可以向您保證，部長，我們將會履行我們的職責。”
有幾位特工部門的領導人毫不掩飾他們的厭惡心情，閉上了眼睛。杜克勒隊長瞪了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話，森克萊這回就該馬上倒斃了。
“難道他不知道老頭子聽不進去嗎？”紀博壓低了聲音向羅蘭氣呼呼地發牢騷說。
羅傑•弗雷伊抬起眼來，和這位愛麗舍宮侍臣的兩眼正對著，他表明了他為什麽是一位部長。
“當然，森克萊上校是完全正確的。”他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要履行我們的職責。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萬一某一部門承擔了摧毀這一陰謀的責任而未能成功，或者采用的辦法又不巧地使情況泄漏出去，違反了總統的意願，那麽這個辦壞了事的負責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責。”
籠罩著長長的會議桌的這種威脅的氣氛，比布維埃煙鬥中冒出的使人討厭的藍煙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萊瘦削蒼白的麵孔顯而易見地變得緊張了，他的兩眼也露出憂慮的神色。
“我們大家都知道總統衛隊的活動餘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隊長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時間都是花在總統本人身邊。而調查顯然應該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進行，這就不是我的人員在不影響主要職責的情況下所能承擔的。”
沒有人反對他，因為各個部門的首腦都意識到總統衛隊首腦所說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也沒有人希望部長的目光會落在自己身上。羅傑•弗雷伊環繞會議桌看了一遍，目光落在遠遠那頭為煙霧所籠罩的刑警大隊長布維埃身上。
“你怎麽想，布維埃，你還沒有開過口呢！”
這位偵探出身的司法刑警大隊長安逸地在嘴裏含著煙鬥，讓他那最後一口濃煙直接吐在正好轉過身來麵對著他的森克萊上校的臉上。他很平靜地講出他的看法，就像在敘述剛才發生過的一件極為簡單的故事似的。
“依我看，部長，特工機構已經不可能通過他們滲透到‘秘密軍隊組織’裏麵的偵探摸清這個人的情況，因為即使‘秘密軍隊組織’裏的成員，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行動分局也不能破壞他，因為他們不知道要破壞誰。邊防檢查站不能在國境線上截住他，因為他們不知道應該逮捕誰。而檔案處也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這個人的檔案材料。還有，共和國保安部隊也無從追蹤他。警察不能拘捕他，因為他們不知道拘捕誰。整個法國的安全機構係統，都因為沒有這個人的姓名，而陷於無能為力。正是由於沒有找到這個人的姓名，因此依我看，第一步工作就沒有完成，那麽其他的建議全部都是沒有意義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找到這個人的名字。有了名字可以找到這個人的相貌，就可以找到這個人的護照。有了護照，就可以逮捕他。
但是我們要找這個人的名字，而且要很秘密，那麽這純粹是應該由偵探來搞的工作。”
他又沉默了，把他的煙鬥又塞進嘴裏。他所說的話，坐在桌子周圍的每個人都在細細捉摸。沒有一個人能提出不同意見。
坐在部長旁邊的桑根納蒂慢慢地點點頭。
部長問道：“那麽誰是法國最好的偵探呢？”
布維埃在放下他的煙鬥之前，考慮了幾秒鍾，然後說道：“部長先生，法國最好的偵探是我的副手，克勞德•勒伯爾。”
內政部長果斷地說：“把他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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