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正文
豺狼的日子-8
科瓦爾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黴似的。星期三早晨郵政總局不能打電話，如果他要打電話的話，他可能會錯過班機。這天給波瓦契的信還在信箱裏。他取了五封信，把它們放在鐵盒內鎖好，很快地動身回到旅館。9 點半羅丹上校讓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內睡覺，下一班他將在屋頂值班，時間是當天晚上7 點開始。
他回到自己房間裏，隻是為了拿他的手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自己的槍上街），井把它塞進槍套內。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麽鼓起來的槍和槍套在100 碼內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縫製得很蹩腳，他掛起槍，看起來像鼓起的口袋一樣。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買的貝雷帽塞在衣袋裏，又把他六個月積存下來的一卷意大利裏拉和法國法郎裝進衣袋，然後關上門出去了。
樓梯口服務台的值班人員抬頭望著他。
“他們讓我打一個電話去。”科瓦爾斯基說，用拇指向上麵九層樓指了一下。
值班人員什麽也沒有說，隻看著他走進了停在那裏的電梯。幾秒鍾後他已經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鏡。
街對麵的咖啡館裏坐著一個人，手裏捧著一本《今日》周刊。當這個波蘭人在街上張望著找出租汽車的時候，那人把雜誌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的太陽眼鏡打量著科瓦爾斯基。看看沒有車，科瓦爾斯基就向街角轉彎處走去。這個拿雜誌的人也就離開咖啡館的陽台，走到人行道邊。一輛小“菲亞特”汽車從街上停車的巷中開過來停在他麵前。他跨進了車，這部“菲亞特”汽車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蹤著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攬生意的出租汽車，就向它招手。他告訴司機說：“菲烏米齊諾。”
在機場上，他來到意大利國際航空公司辦事處，以現金付了票款，向辦事處女職員表示他既沒有衣箱也沒有手提行李，並且聽到女職員通知他，乘11點15分飛馬賽班機的旅客1 小時零5 分後就要登機了。在這一係列過程中，那個行動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著他。
為了消磨時間，他信步走進咖啡廳，在櫃台前買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裏他能看到好多飛機上上下下。雖然他不知道飛機是怎樣會飛的，但他喜歡飛機場。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飛機的聲音，就表示德國的和俄國的戰鬥機，或者是美國的飛行堡壘。後來在越南，這些聲音就意味著B26 型轟炸機，在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戰鬥機。現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機場，他喜歡看它們像很大的銀鳥似地從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聲，在它碰到地麵以前，好像用繩索把它掛在空中一樣。雖然他在社交上很膽小，但他卻喜歡看那飛機場裏無休止的喧鬧。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變，那麽他很可能在飛機場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無法改變了。
他的思路又轉向了小西爾維，這使他雙眉緊皺。他痛苦地對自己說：這太不公平了，她將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壞蛋們卻活著，真是不公平。羅丹上校曾對他談起過他們，是他們這些人使法國遭難，他們背叛了法國軍隊，毀滅了軍團，而且把無數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拋給了恐怖分子。他認為羅丹上校從來沒有錯過。
他的班機發出了通知，他跟著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門，沿著炎熱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約100 碼處的飛機前。在觀望平台那邊，有兩個羅蘭上校的特工人員在注視著他一步步登上舷梯進入機艙。他現在戴著一頂扁圓的帽子，麵頰上貼了一塊橡皮膏。有一個特工轉身望著另一個特工，眼眉間有一種焦急的表情。當飛機起動，開始飛向馬賽時，兩個特工人員就離開原來的位置，他們向候機大廳方向走去，在公共電話室前停下，其中一人進去撥了一個羅馬的本地電話號碼。他向對方報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號班機，到達馬賽的時間是12點10分。”
10分鍾以後，報告已經轉到巴黎。又過了10分鍾，馬賽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號飛機已經飛臨藍色的海灣，最後就要飛抵馬裏尼安機場了。漂亮的羅馬空中小姐笑容滿麵地走過通道，檢視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帶都已係好，然後在機尾角落裏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並係上她自己的安全帶。她注意到她前麵座位上的一個乘客不眨眼地盯視著窗外羅納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
這是一個動作遲緩的大漢，不會說意大利語，他的法語也是帶著濃烈的他那東歐祖國的口音。他剪短的黑發上戴一頂黑色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鏡從來也不肯拿下來。一大塊橡皮膏把臉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這人一定是臉被刮破得很厲害。
飛機準時著陸了，離機場大樓很近，所有旅客都走進了海關大廳。當他們魚貫穿過玻璃門時，有一個矮小禿頂的人站在檢驗護照的警察旁邊並輕輕踢了一下他的腳踝。
“大家夥，黑貝雷帽，貼塊橡皮膏。”說完後他安閑地踱開了，又給了另一個警察同樣的信息。
旅客們分成兩行通過格子窗口。在格子富後麵，兩個警察麵對麵遙遙相對地坐著，中間相距約10英尺，旅客們從中間穿過。每個旅客都交驗護照和人境證。這些是保安警察部門的邊防檢查站，他們負責法國內部的安全，檢查人境的外國人以及回來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黃色的人境證上蓋了章；然後隨便地看了一下他遞過來的身份證，點點頭，揮手讓高個兒往前走。科瓦爾斯基放下心後，朝著海關人員那裏走去。
那個矮個兒的禿子剛對幾個海關官員小聲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走進一間辦公室的玻璃門裏。一個高級海關職員用手勢指向站在那裏等候自己提包（從外麵用運輸帶傳送進來）的旅客們，對科瓦爾斯基說：“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笨拙地向海關職員說：“我沒有行李。”
海關職員揚起眉毛：“沒有行李嗎？很好，你有什麽要報關稅的嗎？”
“也沒有。”
海關職員和氣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幾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馬賽口音一樣開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勢指指通向出租汽車站的出口。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到外麵陽光下。他不習慣於隨便花錢，因此前後左右張望了一氣，直到看見機場的交通車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有幾個海關人員聚攏在為首的官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為什麽要抓他？”
“看起來這個人脾氣不大好。”
“等那些雜種整夠他之後，他就不會這樣了。”第三個人這樣說，說的時候把頭向背後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紀較大的那個人插話說。“今天我們總算對法國盡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為偉大的夏爾（指戴高樂）吧？”當他很快走出去時，第一個人回答說。他歎了口氣，並咕噥著：“他媽的！”
正是午飯時刻，公共汽車最後停在市中心的法國民航辦事處門口。這裏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8 月的馬賽很有一些特點，但是努力地工作決不在此列。太陽照在城市當空，像一種病菌一樣，鑽進每一個人的皮膚內，吮吸著人們的精力，使你一動也不想動，隻想躺在涼快的臥室內，把百葉窗關好，把電風扇打開。
即使在馬賽市最熱鬧的中心商業區，本來像流水似的車燈也不見了。馬路上隻有少數行人和幾輛汽車慢吞吞地移動著，好像半身陷在泥漿裏似的。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大部分出租汽車司機，寧肯找一處蔭涼的地方停下車來休息。
若若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區的大街上，當出租汽車到達解放大道，他告訴司機停車讓他下車。司機們是完全遵照顧客的要求的。他們想，這些外國人可能在哪兒有他自己的汽車停著，所以寧願在這麽熱的時候下車走幾步路。
科瓦爾斯基注視著出租汽車掉頭進城，直到不見蹤影為止。他向路旁咖啡館的侍者問清楚紙上寫的那條街道。這條街上的房子看起來都相當新，科瓦爾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來做車站的食品車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商亭了，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這也就足以說明他們家為什麽日趨興旺了。讓西爾維在這一帶長大當然比在碼頭附近強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兒，一想到他剛才關於她的那些荒唐念頭時，科瓦爾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階下停了步。若若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麽，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階，站在公寓門廳裏。這裏有兩排信箱，他看到“格爾茨鮑斯基23號”，因為就在上一層樓，所以他決定從樓梯走上去。
23號的一扇門同其他房間一樣，門口有一個電鈴，下麵的名卡插內，有一張白的小卡片，上麵印著格爾茨鮑斯基的名字。門是在走廊盡頭，左右是22號和24號。
當他按電鈴時，門打開了。就在這一瞬間，有人把一根棒子揮起打在他的腦門上。
這一下打破了他腦袋上的表皮。因為皮下是頭蓋骨，棒子就一下子彈了回去。
這時兩邊的22號和24號門從裏麵打開，幾個人蜂擁而出。
這一切都是在半秒鍾的時間內發生的。科瓦爾斯基被包圍了。雖然科瓦爾斯基在很多情況下反應很慢，但麵臨這樣的處境，他很清楚：必須進行戰鬥。
在狹窄的走廊裏，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沒有用武之地。由於他個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頭部以前，沒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現在他頭上的血摘下來，流過他的眼睛。他辨認出有兩個人在他麵前的門口；在他的兩旁還各有兩個人。他迫切需要活動的地方，因此他衝進了23號房間。
這一衝使他麵前的那個人蹣跚地向後直退；他背後的人也都跟了進去。有好幾雙手拉住他的衣領和衣服。他在房間裏掏出腋下的自動手槍，掉轉身向門口開了一槍。正在這時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槍口隨著向下傾斜。
有一個特工讓子彈打碎了膝蓋，尖叫一聲倒了下去。與此同時他手裏的槍也給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覺。緊接著五個人一起撲到他身上來把他掀倒在地。整個打鬥不過3 分鍾時間。一位醫生後來估計，在他最後失去知覺以前，他的頭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襲擊總共有十二下。他的一隻耳朵有一塊肉給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臉孔看起來像一個深紅色的麵具。
他的還手主要是一種本能反應行動。有兩次他幾乎抓到他的手槍，直到後來有人飛起一腳把它踢到起居間的另一頭去了。到最後他臉朝下倒下去時，打手中隻剩下三個人還站在那裏用腳踢他。
幾個特工踢打完後，這個高大的軀體躺在地上毫無知覺，隻有從裂了口子的頭皮上不停地流淌出來的鮮血說明他還是活著的；那三個沒有給打垮的人退後站著，惡狠狠地咒罵，胸膛一起一伏地喘著氣。至於其餘的人中，那個腿上中了一槍的斜倚著靠門的牆，臉色蒼白，沾滿鮮血的雙手捂著受傷的膝頭，從灰白的嘴唇裏發出一連串汙穢難聽的髒話；另一個人雙膝跪在地上，緩慢地前後搖晃著，一隻手深深地捂著被打破的腹股溝；最後一個人麵孔向下躺在離波蘭人不遠的地毯上，左太陽穴青腫，變了顏色，因為科瓦爾斯基致命的一擊不偏不倚打了他個正著。
這群人的頭頭把科瓦爾斯基背向下翻過來，撥開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後走到窗前電話邊，撥了個市內的號碼，等著。
他還在喘著氣時，電話裏有人答話了。他告訴另一頭的接話人：“我們抓到他了……廝打嗎？當然，他拚命地廝打……他開了一槍，格裏尼傷了一個膝蓋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彈，而維塞特則暈過去了，渾身冰涼……什麽？對，波蘭人活著，這不是命令麽？要不然我們不會讓他打得這麽慘……啊，他也受傷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覺了……喂，我們不是要一隻盛生菜的籃子，我們是要兩輛救護車。
要快一點！”
他放下了聽筒，漫無對象地嘟噥了一聲“媽的”，這是全世界操各種語言的人共同罵人的話。房間裏到處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實上也隻有當柴燒了。
他們原先都以為波蘭人會倒在外麵的通道上，隔壁房間沒有擺一件家具。結果這就礙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爾斯基扔過來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見鬼的波蘭人，他在想，領導辦公室的那些笨蛋們沒有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15分鍾後兩部雪鐵龍救護車來到公寓門口，醫生跑上樓來他花了5 分鍾的時間，仔細地檢查了科瓦爾斯基，最後他把這個失去知覺的人的袖子卷起，給他打了一針。
當兩個抬擔架的人把科瓦爾斯基抬到電梯口時，醫生又轉身向著受傷的科西嘉人，他看到牆邊周圍全是血，知道他受傷很重。
他把受傷人的手從膝蓋拿開，檢查了一下說：“用嗎啡，然後送醫院。我準備給你打一針，在這裏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不論怎樣，我的孩子，你幹這個行當的時代是要結束了。”
在打針的時候，格裏尼又是一連串的罵娘。
維塞特坐在地上，兩手抱住了頭，臉上好像沒有表情。卡普蒂現在筆直地靠牆坐著，好像隻想作嘔。他的兩個同夥夾住他的雙肩架著他一拐一拐地從房內走到走廊。當第二輛救護車中的擔架把不能動彈的格裏尼抬走後，為首的那個人把維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過道裏，回頭看看那亂七八糟的房間，醫生站在他旁邊。
“咳，真是一團糟。”醫生說。
“當地的警察們會來清理幹淨的。”為首的人說：“這是他們該死的公寓。”
他關好了房門，看見22號和24號房門還開著，這裏麵的東西都沒有動，他就把兩扇門都關好了。
醫生問：“這兒沒有鄰居嗎？”
“沒有鄰居。”科西嘉人說。“我們占用了整個樓層。”
醫生走在前麵，他幫著把仍然昏迷的維塞特抬下樓梯，走向停著的車子。
12小時以後，當救護車飛快地在法國國土上跑了好遠一段路程之後，科瓦爾斯基現在躺在一張輕便床上，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營房的地下室裏。房間裏當然是白粉刷的牆，又髒又黴，跟所有的監獄牢房都一樣，這裏刻寫著一些穢語，那裏塗抹著一些禱文。房裏又熱又問，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氣味。波蘭人麵孔向上躺在一個窄小的鐵床上，床腳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麵裏的。床上除了一塊淡棕色墊子和卷在他頭下的毯子外，可說是別無他物。兩條結實的皮帶綁著他的兩踝，還有兩條綁著他的大腿和兩隻手腕。一條皮帶橫捆著他的胸膛。他仍然毫無知覺，隻是深沉而不規則地呼吸著。
麵部的血汙洗淨了，耳朵和頭皮已經縫合。一條橡皮膏貼在被打破的鼻子上，從嘶嘶發響的張著的嘴裏，可以看見兩個門牙被打斷了，隻留下半截牙根。臉上其他部位也青腫得很厲害。
在濃密的黑汗毛下麵，胸膛、肩膀、肚皮等處都隱約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腫塊，顯然是拳頭、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結果。右手腕包紮著繃帶和橡皮膏。
醫生檢查完畢，直起身來，把聽診器放回皮包裏。他回轉身向身後的人點了點頭，這個人就敲了敲門。門打開了，他們兩人走了出去。門又關上了，管監獄的人還插上兩道粗大的鋼門閂。
“真不知道你們是用什麽打他的，難道是從一輛特別快車上扔下來的？”醫生一邊走過通道一邊問。
“用了六個人才製服了他。”羅蘭上校說。‘“哈，他們幹得可真夠厲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壯得像頭公牛，那他簡直完了。”
“隻好這樣啊。”上校回答。“他毀了我的三個人。”
“這一場打鬥一定是夠凶的。”
“確實如此。那麽傷勢究竟怎麽樣呢？”
“用外行人的話說：可能右腕骨折——我還沒有用X 光檢查，左耳、頭皮撕裂，鼻子被打碎。傷口和青腫多處，很多地方劃破以及青腫，有些內出血，這可能惡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會好起來。他的身體實在結實，我所憂慮的是頭部，腦震蕩是肯定的，是輕微的或者是嚴重的就不好說了。看不出來頭蓋骨受傷，雖然……
這並不是你們的人無能，因為他的頭蓋骨硬得像塊石頭。不過你們如果不讓他靜養些時日，那麽腦震蕩將會惡化。”
“我們需要問他幾個問題。”羅蘭上校看著夾在手指上點燃著的雪茄說。兩人從地下室走上階梯，到了監獄診療所的門口，都停了下來。醫生看著行動分局的頭頭，覺得有點討厭。
“我知道這是監獄，”醫生輕輕地說，“這是對付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監獄的醫生。在這個監獄裏，凡是關係到人們健康的問題，都是我應該管的事。從這兒往回走過去，走廊那邊——”他望著後麵他們剛來的方向——“是你們的領域。我已經說得很清楚，在那兒發生什麽事情，沒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說什麽。但是我要說明：如果在那個人沒有複原以前，你們要用你們的方法開始‘審問’，那麽他就會死的，或者會成為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子。”
上校聽著醫生提出的忠告，無動於衷。
“要多久才能複原？”他問。
醫生聳聳肩說：“很難說，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許要過幾天，即使他醒過來，還不宜於審問——這是從醫療方麵的角度說的。如果腦震蕩很輕微，那也至少兩個星期才能審問。”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藥品吧？”上校輕輕地說。
“藥是有的，但是我不想開藥方。你可能拿得到這種藥品，但決不會是從我這裏得到的。不管怎麽說，他即使能對你說什麽，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可能說的是胡話，也可能清醒不過來。如果能清醒過來的話，也隻能讓他自己恢複。現在用藥品隻會使他變成白癡，對你和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他可能還要一個星期才能睜開眼睛，你最好還是等著吧。”
他說完轉身回診所去了。
但是醫生估計錯了。三天以後，科瓦爾斯基的眼睛睜開來了。
那是8 月10日，這是第一次對他的審問，也是對他惟一的一次審問。
豺狼從布魯塞爾回來後，花了三天時間，為他即將到法國執行任務作最後的準備和安排。
他把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駕駛執照放在口袋裏，出門到汽車協會總部，以同樣的名字申請了一張國際駕駛執照。
他從專賣旅行用品的舊貨店裏，買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準備裝進去的東西，是為了可以假扮成丹麥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師。在整理行裝以前，他先把從哥本哈根買來的三件襯衫上有丹麥製的標記拆下來，換在從倫敦買來的牧師襯衫，硬領，以及黑色的牧師服裝上。除了這些衣服外，還有鞋子。襪子、內衣以及深灰色的輕質上衣，以便某二天可以化裝成為詹森牧師。在同一個衣箱裏，又把扮成美國大學生馬蒂•舒爾勃格的衣服、運動鞋、襪子、褲子、汗衫還有一件風衣放了進去。
撕開衣箱的裏層，就在衣箱硬蓋的兩層皮革之間，塞進了兩張外國人的護照。
他可能有一天會扮成這兩個外國人。在已經裝滿衣服的衣箱內，最後放進去的東西是丹麥版的關於法國天主教堂的書，還有兩副眼鏡，一副化裝丹麥人、另一副則是化裝美國人時用的。他把兩套不同顏色的隱形眼鏡仔細地用薄紙包好，還有準備染發用的東西。
第二隻衣箱裏放進他在巴黎舊貨市場買的法國設計和製造的鞋子、襪子、襯衫和褲子，還有長過膝蓋的舊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夾層裏，他塞進法國中年人安德烈•馬丁的假證件。這隻皮箱裏還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還要裝進一套細的鋼管，裏麵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槍和彈藥。
第三隻衣箱稍微小些，裝進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東西，其中有鞋子、襪子、內衣、襯衫、領帶、手帕以及三件精製的上衣。在這個皮箱的夾層內，有幾疊票麵為10英鎊的鈔票，總數是1000英鎊。那是他從布魯塞爾回來時，從他自己的銀行存款中取出來的。
他把每個皮箱都仔細地鎖好，鑰匙套在他自己的鑰匙圈內。把淺灰色上衣洗過燙平，然後掛在公寓壁櫥的掛鉤上。胸口袋內是他的護照、駕駛執照和國際駕駛執照，還有一疊鈔票，大概有ito 英鎊現款。
最後一件行李是一隻輕巧的手提袋，裏麵裝了刮臉用具。睡衣、海綿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後買的一些東西——一副用精織的帶子製的輕質吊帶，一袋兩磅裝的石膏，幾卷粗織的軟麻布繃帶，半打卷裝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鈍但很結實的羊毛剪。
這個手提袋將作為隨身的行李，根據他的經驗，在通過機場海關檢查時，檢查員很少會突然要求檢查一隻手提的公文包的。
采購與裝箱完成之後，他的計劃工作也接近於完成了。偽裝成佩爾•詹森牧師或馬蒂•舒爾勃格，這在他來說隻不過是一種預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橫生，必須放棄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馬丁的身份對他的計劃卻是至關重要的，很可能其他兩種身份根本不會用到。萬一真是如此的話，任務完成後整隻衣箱可以棄置在什麽行李寄存處，事實上他也再不會用到這些東西了。進入法國時他有三隻衣箱和一個手提袋，他估計離開時隻須攜帶一隻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絕不會再多了。
當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就停下來等待兩個通知，以便決定他出發的時間。一個是巴黎的電話號碼，他能通過這個電話，及時了解關於法國總統周圍安全保工實際力量的情況。另一個是邁耶先生從蘇黎士寫來的通知單，告訴他25萬美元已經存進了他的銀行賬戶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時候，在他的公寓裏，來回地練習破子走路的姿勢。經過兩天時間的實踐，他對於自己裝成跛子走路已經完全滿意了，任何人都會認為他的腿或者腳脖子受了傷。
他等待的第一個通知是8 月9 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蓋著羅馬的郵戳，信上說：“你可以用莫裏托爾5901與你的朋友接觸，用‘這裏是豺狼’幾個字介紹你自己。
回答你的話是：”這是瓦爾米‘。祝你幸運。“一直到11日早晨，蘇黎士的來信收到了。當他打開信看到了那個好消息後，真是笑逐顏開。他認為不管前途如何，隻要還活著，他將是一個很有錢的富翁。假如他將要進行的工作獲得成功，他將更有錢。他毫不懷疑他一定能成功，這個機會是不會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來的時間打電話預訂飛機票，決定第二天——8 月12日早晨動身。
地下室裏除了桌子後麵五個人的深沉而有節製的呼吸外，顯得一片寂靜；桌子前麵綁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發出粗聲粗氣的哮喘聲。無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說不清楚牆壁是什麽顏色，整個地方隻有一片燈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這是一盞平常供閱讀用的台燈，但是燈泡的度數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熱度。
燈夾在桌子的左手邊上，燈罩是可以調節的，現在直射在6 英尺外的椅上。
部分光線照在斑駁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這兒有幾隻手或手腕，那兒隻看到幾隻手指，以及用手指夾住的香煙，一縷縷青煙冉冉上升。
台燈的光線是那麽亮，對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後麵並排坐著的五個人的肩膀和身體，對犯人來說是看不見的。他要想看見審訊者的惟一的辦法是離開座位，走到旁邊去，避開燈光，不讓燈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這樣才能看出審訊者們上半身的輪廓。
對犯人來說，這是辦不到的。
綁帶把他的兩條小腿牢牢地綁住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後腿，都是用L 形的鋼支架固定在地麵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樣用綁帶牢牢地綁緊在扶手上。另一個帶子圍住他的腰部，還有一根帶子則圍住他長滿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帶子都滲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幾隻手外，幾乎全是空的。隻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條小槽，上麵鑲著一片黃銅，在一側刻有字。在小槽中間，突出一個小的黃銅手柄端部用膠木包住，這隻小手柄，能在槽內前後上下地移動。此外，還有一個電門開關。坐在桌子左邊上的人用一隻右手握住這隻手柄，可以看得見手背上有很細的黑毛在跳動。
桌子下麵有兩股電線：一股接通開關，另一股則接通電源控製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腳邊地上的變壓器。從這裏有一股粗的膠皮電纜連接在牆上配電盤的插座上。
在審訊者的後麵，地下室後牆跟前的角落裏，有一個人坐在木桌前麵，麵對著牆壁，在他前麵放著一套錄音機。有一隻很小的綠燈亮著，雖然錄音機的卷軸並沒有動。
除掉呼吸聲外，地下室內非常寂靜。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卷起，他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裏的氣味幾乎使人窒息，充滿著汗水、鐵鏽、發黴、煙草以及人們排出來的各種臭味。僅僅是後者，已足夠使人惡心，即使最強壯的人也忍不住，更何況還有恐懼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間的終於說話了，語調很文明、和善並帶些誘騙的味道。
“聽著，我可憐的維克托，你一定得告訴我們。雖然不一定現在就說，但是最後你一定會說的。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們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既然如此，你為什麽不告訴我們呢？你以為羅丹不許你說嗎？即使他在這兒的話也會命令你告訴我們的。他對這裏的玩意兒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會告訴我們的。怎樣才能使你減輕痛苦，這你自己知道，他們到最後還是會說出來的。懂嗎？
維克托，沒有一個人能支撐到底的，那麽你為什麽現在不說呢？說出來以後，你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沒有人再來打擾你了……”
椅子裏的人抬起滿臉傷痕的臉向著燈光，臉上的汗閃閃發亮。他兩眼緊閉，究竟是由於在馬賽給科西嘉人腳踢的大塊青腫所致，還是由於燈光的關係，誰也無法確定。這副麵孔對著桌子和麵前的一片黑暗停了一會兒，嘴巴張開好像要說話。一小堆嘔吐物從嘴裏湧出來，滴滴答答地掛在胸前，流到他膝間的一攤嘔吐物中。頭又耷拉下來直到下巴接觸到胸部。與此同時，一頭蓬鬆的亂發搖來搖去，似乎算作一種回答。
桌子後麵的聲音又開始了。“維克托，聽我說，你是一個硬漢子。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已經打破我們這裏的記錄了。但即使這樣，你也是不能再堅持下去的，而我們卻能夠堅持。如果需要，我們可以讓你活著，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
但是像過去那樣仁慈的大赦，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麽不說呢？現在是技術世界，有藥物，你是懂的。現在第三階段已經結束了，比這更好的待遇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麽還不說呢？我們明白你的想法，我們也知道肉體折磨是什麽滋味，而這些小夾鉗子它們不知道。這些小夾鉗子不可能懂得，它們還會繼續幹下去。你要告訴我們，他們在羅馬幹些什麽？他們在等待著什麽？”
他的大腦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搖來搖去。就好像他那閉著的眼睛在檢視一個又一個夾在他的乳頭上的小鉗子，或者那個惟一的大鉗子——那鋸齒般的齒緊夾在他的陰莖頭上。
說話的這個人的雙手平擺在麵前的光線下，看上去細嫩。潔白、安閑。他又等了一會兒把一隻手從另一隻手那裏伸開，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則伸開，平攤在桌上。
在房間另一頭掌管電閘的人用手把銅鈕從標尺上的2 推到4 的地方，然後把開關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間。
放在木桌麵上的那隻手，把分開的手指收起來，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後把指尖指向下，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進行”的標誌。這樣，電鈕就把電流接通了。
椅子裏的那個人身上夾的金屬鉗子用電線連向開關，在輕微的嗡嗡聲中動起來了。一聲不響，椅子裏那個碩大的身軀好像是背後有隻無形的手在推動一般，猶如飄浮般地升起來了，腿和手腕都在擠著皮帶向外膨脹，直到皮革的襯墊都緊緊地嵌進肉裏和骨頭裏。那雙眼睛，由於周圍的肌肉浮腫，從醫學上來說是不可能看清東西的——現在也不管什麽醫學現象了，向外突出，鼓著盯視著上麵的天花板。嘴巴張著好像是吃驚似的，緊接著從肺部發出一聲鬼嚎般的嘶叫。叫過一聲後，就接連不斷地叫下去……
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在下午4 點10分時支撐不住了。錄音機繼續開著。
他開始談了，有點語無倫次，漫無邊際地一會兒抽泣一會兒尖叫，坐在當中的那個人以平靜的聲音和十分明確的語言，一句一句地提問：“為什麽他們在那裏，維克托……在那個旅館裏……羅丹，蒙克雷和卡鬆……他們怕什麽……他們曾去過什麽地方？維克托……他們見過誰……為什麽他們誰都沒有見？維克托……告訴我們，維克托……為什麽是羅馬……在羅馬以前呢？為什麽是維也納，維克托……維也納的什麽地方……哪一個旅館……他們為什麽要在那裏，維克托……”
科瓦爾斯基在50分鍾以後不響了，他最後的一些胡言亂語在他又陷入昏迷時都給錄了下來，一直到他停止出聲。桌子後麵的那個聲音仍在繼續，顯得更加溫和了，這樣持續了幾分鍾直到什麽回答都沒有了。然後中間的那個人給他的下屬一個命令，這一次訊問就算結束了。
錄音帶從盤子上取下來，用一部快車從古堡營房的地下室飛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動分局的辦公室裏。
午後耀眼的陽光，曾經使得巴黎的馬路很熾熱。待到金黃色的夕陽西下時，陽光逐漸暗淡，到了晚上9 點鍾，路燈齊明了。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對的伴侶，沿著塞納河的岸邊緩慢地散步，手牽著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愛情和青春，不論他們如何努力企圖留住它，好像永遠不能保持原來的那樣。在沿著岸邊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館，顯得非常熱鬧，顧客們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賀的，也有互相譏諷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維，有的道歉，還有的相互攻擊。可以說是無所不有，真是塞納河岸8 月晚上的奇跡。即使旅遊者們嘴裏說感到厭倦，卻還是照樣帶著鈔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門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卻絲毫沒有這種輕鬆的氣氛。一架錄音機在書桌上慢慢地旋轉，三個人環桌而坐。他們從下午一直幹到傍晚。一個人掌握著開關，不斷地根據第二個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帶。第二個人頭上帶著一副耳機，他皺起眉頭集中注意力，盡可能地從耳機中傳出的一片雜音中識別出有意義的字句來。
他嘴巴裏叼著一支香煙，升起來的藍色煙霧熏得他兩眼淌著淚水；每當他要重聽一遍時就打手勢向管機器的人示意。有時10秒鍾的一段錄音他要聽上六七次才點頭讓管機器的人繼續放下去，然後他就把這一段話背誦出來。
第三個人是一個年輕的金色頭發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機前，等候聽音打字。
古堡營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問題在耳機中聽來清晰準確，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沒有條理了，也聽不太清楚。打字員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訪問記，問題都是從新的一行開始，前麵冠以一個“問”字；回答總是另起一行，前麵冠以“答”宇。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後語，在意思完全連不上的地方用了許多頓點。
他們完工的時候已近午夜12點了。雖然窗戶開著，但空氣裏還是充滿了藍色的煙霧，聞著活像一個火藥庫。
三個人僵硬疲乏地站起來，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著懶腰，舒展緊張的肌肉。其中有一個人走到電話機旁，要總機接通外線，撥了個電話號碼。那個帶耳機的人把耳機取下，把錄音帶卷到原來的盤上。打字員則把打字機上的最後一頁抽了出來，把夾在中間的複寫紙取出。一大疊打好字的紙張，按順序整理好，頂上麵的一份要送給羅蘭上校，第二份存檔，第三份攝製成微型膠卷，存放在主管部門，如果羅蘭認為需要，再分送出去。
羅蘭上校這時正在飯店內和朋友們一起共進晚餐。電話追蹤到了這家飯店。像往常一樣，這位看來很瀟灑很風流的單身漢，由於他本人的機智和漂亮，以及他對女士們的殷勤，在場的婦女們對他特別讚賞。當服務員請他接電話時，他表示歉意而離開座位。電話機就在櫃台上，上校簡單地說了一聲“羅蘭”，並且等了一會兒，讓對方辨認出這是他本人在接電話。
然後羅蘭講了第一句話，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樣地說了一遍。一個旁聽者可能聽到電話裏說的是關於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車已經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認為方便的時候取用。羅蘭上校向對方表示感謝後，回到餐桌上。5 分鍾後，他用很禮貌的托辭提前告退，說他第二天早晨將起得很早，還要處理一件很麻煩的事，必須回去好好休息。10分鍾後，他駕駛著汽車飛快地通過市內仍然很擁擠的街道，駛向安靜的近郊的裏拉門。他到達他的辦公室時，剛過淩晨一點鍾。他脫去那件深色潔淨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務員要了杯咖啡，便按電鈕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爾斯基的一份供詞與咖啡同時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這份26頁的文件，企圖抓住那發狂的外籍軍團人員所說的要點，中間有些語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緊皺眉頭，但是他從頭讀到尾，沒有停頓。
第二遍他讀得慢了一些，更仔細一些，對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讀第三遍時，他從文具盒裏拿出一支黑色的鋼筆，讀得更仔細了。他把西爾維、壞血病什麽的，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壞蛋、外籍軍團等字樣上，都劃上一條粗杠，所有這些，他都已經知道，對它不感興趣。
他的許多胡言亂語都是有關西爾維的，有些是涉及一個名叫尤莉的女人的，這些對羅蘭來說毫無意義。把這些都刪去後，供詞就不超過六頁了。在其餘的段落裏，他希望能找到什麽有意義的東西。供詞裏有羅馬，三個頭頭是在羅馬的，反正他是知道這個的。可是為什麽這個問題已經提出過八次了，大體上說每次的答案都一樣？
顯然，他們不願意像阿古在2 月份被綁架那樣也被綁架。羅蘭想這是自然的。在處理科瓦爾斯基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費時間？但有一個字這個外籍軍團人員曾經提起過兩次，或者毋寧說是咕噥過兩次，當他在回答這八個同樣的問題的時候。這個字就是“秘密”。是個形容詞嗎？他們在羅馬沒有什麽可稱為秘密的；或者是一個名詞，那麽這個秘密是什麽呢？
羅蘭從頭到尾反複看了十次，然後又回到開始的地方。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
的人在羅馬，他們在那裏是因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綁架。
羅蘭譏諷地微笑著。他比紀博將軍知道得更清楚，羅丹是不會出於害怕而躲避開來的。
如此看來他們是知道一項秘密的，是嗎？什麽秘密？看來事情是出自維也納，維也納這個詞出現過三次。可是最初認為他所說的一定是裏昂以南20英裏的維也納。
現在看來可能是奧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國一個省裏的城市。
他們在維也納開了一個會。然後他們去了羅馬避難，怕的是在他們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綁架或審訊。這個秘密一定起源於維也納。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彈殼做的煙灰缸裏的香煙頭也在增加。當莫爾埃林蔭大道東邊可怕的工業郊區開始呈現出一條淡灰色的細線時，羅蘭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麽重要的內容一定是漏掉了。
淩晨3 點鍾有電話告訴他科瓦爾斯基不能再回答提問，因為他已經死了。那麽那些漏掉的就永遠補不上去了嗎？也許這些漏掉的字句，夾雜在某些雜亂無章的答話中，因為犯人到了最後階段，身體已經不能支持，精神已經錯亂了。
羅蘭用鉛筆把那些撲朔迷離的東西摘抄下來。克萊斯特，有一個人叫克萊斯特。
科瓦爾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他對這個字的發音是正確的，可是卻被法國的抄錄員拚寫錯了。羅蘭在戰爭年月裏學會了一點德語，把它改正了過來。或者是一個人名嗎？
也許是一個地方？他打電話給總機，要他們找出維也納的電話簿，並從上麵找一個名叫克萊斯特的人或地方。過了10分鍾，總機那邊有了回話來了。在維也納有兩個克萊斯特的電話號碼，都是私人的。還有兩個地方是這個名字：一個是男孩子上學的埃瓦爾德•克萊斯特小學，還有一個是在布魯克納大街的克萊斯特旅館。羅蘭把兩處地方都記了下來，並在克萊斯特旅館下麵劃了線，然後他繼續讀下去。
有好幾處科瓦爾斯基提到一個外國人，對於這個人他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有時他用法語的“好”來提到這個人；有時他又用“壞人”來稱呼他。早晨5 點剛過，羅蘭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帶和錄音機，然後花了一個小時來聽它。當他最後把錄音機關掉後，他平靜地對自己責罵了一陣。他拿起一支鉛筆對供詞的抄稿作了幾處修改。
科瓦爾斯基講到外國人時說的“好”，並不是“好”，而是“黃”，表示黃頭發的意思；而記下來的“壞人”，實際上是“殺人”，這是因為他的嘴辱碎裂，無法發出正確的聲音。
這項工作從這裏開始，再聯係到科瓦爾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語句的意義，就容易明白了。本來在出現豺狼（殺人者）這個字的時候，是被羅蘭刪去的。因為他認為這是科瓦爾斯基對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種侮辱之詞，而現在卻有一種新的意義了。這是一個淺黃頭發殺人者的綽號，他是一個外國人。他們三個頭頭在去羅馬嚴密地保護起來以前，是在維也納的克萊斯特公寓曾與這個人會晤過。
現在羅蘭搞清楚了為什麽前八個星期以來在法國接連發生了一連串的銀行和珠寶店搶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國。
這個淺黃色頭發的人，不管他是誰，顯然是要錢才為“秘密軍隊組織”幹活的。
全世界隻有一件事才需要這樣多的錢。顯然這個淺黃色頭發的人並不是被找來解決一件匪幫格鬥的任務的。
到早晨7 點鍾，羅蘭打電話給他的通訊辦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員，跨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慣例，發出一個“十萬火急”的命令給保安總局駐維也納辦事處，雖然按照常規維也納是屬於三處，即西歐處的轄區的。然後他把科瓦爾斯基的每份供詞都收攏來，一齊鎖在他的保險櫃裏。最後他坐下來寫一份報告，這份報告隻有一個收件人，上麵標著“絕密”。
他仔細地用正楷書寫這份報告，扼要地講明這次行動是根據他個人的動議並由他親自布置來逮捕科瓦爾斯基的；報告敘述了此人被誘進圈套，誤信一個他親近的人因病人院，結果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就回到了馬賽，被行動分局特工人員捕獲；又簡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動分局特工人員審問的記錄以及他所作的雜亂的供詞。報告裏明明白白地指出，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曾拒捕並打傷兩個特工人員，在企圖自殺時自己也受了傷，在他被製服後不得不送去住醫院。他的供詞是在病床上作的。
報告的其餘部分，是大量的供詞和羅蘭對它的解釋。他寫完報告後稍停了一下，審視著窗外鱗次櫛比的屋頂，在東方的朝陽照射下像是鍍了金似的。羅蘭是有聲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過分地敘述他經辦的案件，也不能作誇大的結論。他小心細致地寫好最後一段。
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刻，以確認這個陰謀的存在為目的的審問還正在進行。無論如何，如若審問的內容屬實，則根據我的看法，上述獲得的情報構成一個最危險的陰謀，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謀劃危害法國總統的生命。如果陰謀如上所述確實存在，如果某個外國出生的、秘密代號為豺狼的刺客已在謀劃危害總統的生命，甚至現在正準備執行此計劃時，那麽我有義務通知您，在我看來我們麵臨一個全國範圍的緊急狀態。
非常不尋常的是，羅蘭上校還親自打出報告的最後清樣，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裏，寫上地址，蓋上特工機構最高保密級的印記。最後他燒掉他用正楷寫在大頁書寫紙上的原稿；在他辦公室一角的小間裏有一個小洗手盆，他把紙灰從水管裏衝了下去。
當他做完這一切以後，就洗手洗臉。他擦幹後望著洗臉盆上麵的鏡子，那張朝他望著的臉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俊俏。這張在年輕時曾經是那麽漂亮，而且在成年後仍舊那麽吸引著婦女的臉蛋兒，已經顯露出中年時期所具有疲勞和緊張。鼻子兩側各有一條皺紋，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圍好像永遠有兩道黑圈；雙鬢顯得已經斑白了。他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他把人們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殺人；他把人們送進地下室，並使用各種手段讓他們在地下室裏嚎叫。他在這方麵的經曆太多、知識也太豐富了。
這就使得這個54歲的行動分局首腦的麵貌，遠遠地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如果多看他一會兒，他的麵貌和單純的農民實際上沒有什麽差異。
“到今年年底，”他對自己說“我真的要離開這個崗位了。”回頭看著鏡子裏的這張臉，的確是很憔停了。
是不是應該簡單的辭職呢？或許這張臉比他心裏要說的更清楚。經過若幹年以後，人就無法自拔了。一個人原來幹什麽，那麽他的餘年仍然是幹什麽。回想從抵抗運動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總局，最後到了行動分局，在這些年代裏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對著鏡子裏的麵孔提問。一切都是為了法國。可是見鬼的是法國哪裏管你這些呢？鏡子裏的麵孔也凝望著鏡子外的麵孔，相對無言。因為兩者都知道答案該是什麽。
羅蘭上校命令一個騎摩托車的信差到他的辦公室向他本人報到。他還要了煎雞蛋、麵包卷和黃油，另外還要了更多的咖啡，不過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為頭痛，還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給了信差，並對他作了吩咐。
吃完雞蛋和麵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著窗子的窗台上去喝，這是麵向著巴黎的那一角落。跨過好幾英裏鱗次櫛比的屋頂，他可以遠眺到聖母院的塔尖，而且透過塞納河上熱天的晨霧，還能遙望到更遠的艾菲爾鐵塔。
這一天是8 月11日早晨9 點，城裏的人正在緊張地工作，也許有人在咒罵這個穿著黑色皮革上衣的騎摩托車的人呢？因為他把報警器按得山響，在車子行列中穿來穿去，向第八區疾駛。
羅蘭在想，放在騎摩托車的信差屁股後麵信袋裏的信件中所說的威脅是否能夠避免呢，他到年底時能不能安穩地退休恐怕就取決於此了。
科瓦爾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黴似的。星期三早晨郵政總局不能打電話，如果他要打電話的話，他可能會錯過班機。這天給波瓦契的信還在信箱裏。他取了五封信，把它們放在鐵盒內鎖好，很快地動身回到旅館。9 點半羅丹上校讓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內睡覺，下一班他將在屋頂值班，時間是當天晚上7 點開始。
他回到自己房間裏，隻是為了拿他的手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自己的槍上街），井把它塞進槍套內。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麽鼓起來的槍和槍套在100 碼內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縫製得很蹩腳，他掛起槍，看起來像鼓起的口袋一樣。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買的貝雷帽塞在衣袋裏，又把他六個月積存下來的一卷意大利裏拉和法國法郎裝進衣袋，然後關上門出去了。
樓梯口服務台的值班人員抬頭望著他。
“他們讓我打一個電話去。”科瓦爾斯基說，用拇指向上麵九層樓指了一下。
值班人員什麽也沒有說，隻看著他走進了停在那裏的電梯。幾秒鍾後他已經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鏡。
街對麵的咖啡館裏坐著一個人，手裏捧著一本《今日》周刊。當這個波蘭人在街上張望著找出租汽車的時候，那人把雜誌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的太陽眼鏡打量著科瓦爾斯基。看看沒有車，科瓦爾斯基就向街角轉彎處走去。這個拿雜誌的人也就離開咖啡館的陽台，走到人行道邊。一輛小“菲亞特”汽車從街上停車的巷中開過來停在他麵前。他跨進了車，這部“菲亞特”汽車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蹤著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攬生意的出租汽車，就向它招手。他告訴司機說：“菲烏米齊諾。”
在機場上，他來到意大利國際航空公司辦事處，以現金付了票款，向辦事處女職員表示他既沒有衣箱也沒有手提行李，並且聽到女職員通知他，乘11點15分飛馬賽班機的旅客1 小時零5 分後就要登機了。在這一係列過程中，那個行動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著他。
為了消磨時間，他信步走進咖啡廳，在櫃台前買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裏他能看到好多飛機上上下下。雖然他不知道飛機是怎樣會飛的，但他喜歡飛機場。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飛機的聲音，就表示德國的和俄國的戰鬥機，或者是美國的飛行堡壘。後來在越南，這些聲音就意味著B26 型轟炸機，在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戰鬥機。現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機場，他喜歡看它們像很大的銀鳥似地從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聲，在它碰到地麵以前，好像用繩索把它掛在空中一樣。雖然他在社交上很膽小，但他卻喜歡看那飛機場裏無休止的喧鬧。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變，那麽他很可能在飛機場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無法改變了。
他的思路又轉向了小西爾維，這使他雙眉緊皺。他痛苦地對自己說：這太不公平了，她將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壞蛋們卻活著，真是不公平。羅丹上校曾對他談起過他們，是他們這些人使法國遭難，他們背叛了法國軍隊，毀滅了軍團，而且把無數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拋給了恐怖分子。他認為羅丹上校從來沒有錯過。
他的班機發出了通知，他跟著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門，沿著炎熱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約100 碼處的飛機前。在觀望平台那邊，有兩個羅蘭上校的特工人員在注視著他一步步登上舷梯進入機艙。他現在戴著一頂扁圓的帽子，麵頰上貼了一塊橡皮膏。有一個特工轉身望著另一個特工，眼眉間有一種焦急的表情。當飛機起動，開始飛向馬賽時，兩個特工人員就離開原來的位置，他們向候機大廳方向走去，在公共電話室前停下，其中一人進去撥了一個羅馬的本地電話號碼。他向對方報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號班機，到達馬賽的時間是12點10分。”
10分鍾以後，報告已經轉到巴黎。又過了10分鍾，馬賽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號飛機已經飛臨藍色的海灣，最後就要飛抵馬裏尼安機場了。漂亮的羅馬空中小姐笑容滿麵地走過通道，檢視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帶都已係好，然後在機尾角落裏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並係上她自己的安全帶。她注意到她前麵座位上的一個乘客不眨眼地盯視著窗外羅納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
這是一個動作遲緩的大漢，不會說意大利語，他的法語也是帶著濃烈的他那東歐祖國的口音。他剪短的黑發上戴一頂黑色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鏡從來也不肯拿下來。一大塊橡皮膏把臉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這人一定是臉被刮破得很厲害。
飛機準時著陸了，離機場大樓很近，所有旅客都走進了海關大廳。當他們魚貫穿過玻璃門時，有一個矮小禿頂的人站在檢驗護照的警察旁邊並輕輕踢了一下他的腳踝。
“大家夥，黑貝雷帽，貼塊橡皮膏。”說完後他安閑地踱開了，又給了另一個警察同樣的信息。
旅客們分成兩行通過格子窗口。在格子富後麵，兩個警察麵對麵遙遙相對地坐著，中間相距約10英尺，旅客們從中間穿過。每個旅客都交驗護照和人境證。這些是保安警察部門的邊防檢查站，他們負責法國內部的安全，檢查人境的外國人以及回來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黃色的人境證上蓋了章；然後隨便地看了一下他遞過來的身份證，點點頭，揮手讓高個兒往前走。科瓦爾斯基放下心後，朝著海關人員那裏走去。
那個矮個兒的禿子剛對幾個海關官員小聲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走進一間辦公室的玻璃門裏。一個高級海關職員用手勢指向站在那裏等候自己提包（從外麵用運輸帶傳送進來）的旅客們，對科瓦爾斯基說：“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笨拙地向海關職員說：“我沒有行李。”
海關職員揚起眉毛：“沒有行李嗎？很好，你有什麽要報關稅的嗎？”
“也沒有。”
海關職員和氣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幾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馬賽口音一樣開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勢指指通向出租汽車站的出口。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到外麵陽光下。他不習慣於隨便花錢，因此前後左右張望了一氣，直到看見機場的交通車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有幾個海關人員聚攏在為首的官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為什麽要抓他？”
“看起來這個人脾氣不大好。”
“等那些雜種整夠他之後，他就不會這樣了。”第三個人這樣說，說的時候把頭向背後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紀較大的那個人插話說。“今天我們總算對法國盡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為偉大的夏爾（指戴高樂）吧？”當他很快走出去時，第一個人回答說。他歎了口氣，並咕噥著：“他媽的！”
正是午飯時刻，公共汽車最後停在市中心的法國民航辦事處門口。這裏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8 月的馬賽很有一些特點，但是努力地工作決不在此列。太陽照在城市當空，像一種病菌一樣，鑽進每一個人的皮膚內，吮吸著人們的精力，使你一動也不想動，隻想躺在涼快的臥室內，把百葉窗關好，把電風扇打開。
即使在馬賽市最熱鬧的中心商業區，本來像流水似的車燈也不見了。馬路上隻有少數行人和幾輛汽車慢吞吞地移動著，好像半身陷在泥漿裏似的。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大部分出租汽車司機，寧肯找一處蔭涼的地方停下車來休息。
若若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區的大街上，當出租汽車到達解放大道，他告訴司機停車讓他下車。司機們是完全遵照顧客的要求的。他們想，這些外國人可能在哪兒有他自己的汽車停著，所以寧願在這麽熱的時候下車走幾步路。
科瓦爾斯基注視著出租汽車掉頭進城，直到不見蹤影為止。他向路旁咖啡館的侍者問清楚紙上寫的那條街道。這條街上的房子看起來都相當新，科瓦爾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來做車站的食品車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商亭了，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這也就足以說明他們家為什麽日趨興旺了。讓西爾維在這一帶長大當然比在碼頭附近強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兒，一想到他剛才關於她的那些荒唐念頭時，科瓦爾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階下停了步。若若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麽，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階，站在公寓門廳裏。這裏有兩排信箱，他看到“格爾茨鮑斯基23號”，因為就在上一層樓，所以他決定從樓梯走上去。
23號的一扇門同其他房間一樣，門口有一個電鈴，下麵的名卡插內，有一張白的小卡片，上麵印著格爾茨鮑斯基的名字。門是在走廊盡頭，左右是22號和24號。
當他按電鈴時，門打開了。就在這一瞬間，有人把一根棒子揮起打在他的腦門上。
這一下打破了他腦袋上的表皮。因為皮下是頭蓋骨，棒子就一下子彈了回去。
這時兩邊的22號和24號門從裏麵打開，幾個人蜂擁而出。
這一切都是在半秒鍾的時間內發生的。科瓦爾斯基被包圍了。雖然科瓦爾斯基在很多情況下反應很慢，但麵臨這樣的處境，他很清楚：必須進行戰鬥。
在狹窄的走廊裏，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沒有用武之地。由於他個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頭部以前，沒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現在他頭上的血摘下來，流過他的眼睛。他辨認出有兩個人在他麵前的門口；在他的兩旁還各有兩個人。他迫切需要活動的地方，因此他衝進了23號房間。
這一衝使他麵前的那個人蹣跚地向後直退；他背後的人也都跟了進去。有好幾雙手拉住他的衣領和衣服。他在房間裏掏出腋下的自動手槍，掉轉身向門口開了一槍。正在這時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槍口隨著向下傾斜。
有一個特工讓子彈打碎了膝蓋，尖叫一聲倒了下去。與此同時他手裏的槍也給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覺。緊接著五個人一起撲到他身上來把他掀倒在地。整個打鬥不過3 分鍾時間。一位醫生後來估計，在他最後失去知覺以前，他的頭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襲擊總共有十二下。他的一隻耳朵有一塊肉給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臉孔看起來像一個深紅色的麵具。
他的還手主要是一種本能反應行動。有兩次他幾乎抓到他的手槍，直到後來有人飛起一腳把它踢到起居間的另一頭去了。到最後他臉朝下倒下去時，打手中隻剩下三個人還站在那裏用腳踢他。
幾個特工踢打完後，這個高大的軀體躺在地上毫無知覺，隻有從裂了口子的頭皮上不停地流淌出來的鮮血說明他還是活著的；那三個沒有給打垮的人退後站著，惡狠狠地咒罵，胸膛一起一伏地喘著氣。至於其餘的人中，那個腿上中了一槍的斜倚著靠門的牆，臉色蒼白，沾滿鮮血的雙手捂著受傷的膝頭，從灰白的嘴唇裏發出一連串汙穢難聽的髒話；另一個人雙膝跪在地上，緩慢地前後搖晃著，一隻手深深地捂著被打破的腹股溝；最後一個人麵孔向下躺在離波蘭人不遠的地毯上，左太陽穴青腫，變了顏色，因為科瓦爾斯基致命的一擊不偏不倚打了他個正著。
這群人的頭頭把科瓦爾斯基背向下翻過來，撥開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後走到窗前電話邊，撥了個市內的號碼，等著。
他還在喘著氣時，電話裏有人答話了。他告訴另一頭的接話人：“我們抓到他了……廝打嗎？當然，他拚命地廝打……他開了一槍，格裏尼傷了一個膝蓋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彈，而維塞特則暈過去了，渾身冰涼……什麽？對，波蘭人活著，這不是命令麽？要不然我們不會讓他打得這麽慘……啊，他也受傷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覺了……喂，我們不是要一隻盛生菜的籃子，我們是要兩輛救護車。
要快一點！”
他放下了聽筒，漫無對象地嘟噥了一聲“媽的”，這是全世界操各種語言的人共同罵人的話。房間裏到處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實上也隻有當柴燒了。
他們原先都以為波蘭人會倒在外麵的通道上，隔壁房間沒有擺一件家具。結果這就礙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爾斯基扔過來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見鬼的波蘭人，他在想，領導辦公室的那些笨蛋們沒有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15分鍾後兩部雪鐵龍救護車來到公寓門口，醫生跑上樓來他花了5 分鍾的時間，仔細地檢查了科瓦爾斯基，最後他把這個失去知覺的人的袖子卷起，給他打了一針。
當兩個抬擔架的人把科瓦爾斯基抬到電梯口時，醫生又轉身向著受傷的科西嘉人，他看到牆邊周圍全是血，知道他受傷很重。
他把受傷人的手從膝蓋拿開，檢查了一下說：“用嗎啡，然後送醫院。我準備給你打一針，在這裏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不論怎樣，我的孩子，你幹這個行當的時代是要結束了。”
在打針的時候，格裏尼又是一連串的罵娘。
維塞特坐在地上，兩手抱住了頭，臉上好像沒有表情。卡普蒂現在筆直地靠牆坐著，好像隻想作嘔。他的兩個同夥夾住他的雙肩架著他一拐一拐地從房內走到走廊。當第二輛救護車中的擔架把不能動彈的格裏尼抬走後，為首的那個人把維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過道裏，回頭看看那亂七八糟的房間，醫生站在他旁邊。
“咳，真是一團糟。”醫生說。
“當地的警察們會來清理幹淨的。”為首的人說：“這是他們該死的公寓。”
他關好了房門，看見22號和24號房門還開著，這裏麵的東西都沒有動，他就把兩扇門都關好了。
醫生問：“這兒沒有鄰居嗎？”
“沒有鄰居。”科西嘉人說。“我們占用了整個樓層。”
醫生走在前麵，他幫著把仍然昏迷的維塞特抬下樓梯，走向停著的車子。
12小時以後，當救護車飛快地在法國國土上跑了好遠一段路程之後，科瓦爾斯基現在躺在一張輕便床上，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營房的地下室裏。房間裏當然是白粉刷的牆，又髒又黴，跟所有的監獄牢房都一樣，這裏刻寫著一些穢語，那裏塗抹著一些禱文。房裏又熱又問，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氣味。波蘭人麵孔向上躺在一個窄小的鐵床上，床腳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麵裏的。床上除了一塊淡棕色墊子和卷在他頭下的毯子外，可說是別無他物。兩條結實的皮帶綁著他的兩踝，還有兩條綁著他的大腿和兩隻手腕。一條皮帶橫捆著他的胸膛。他仍然毫無知覺，隻是深沉而不規則地呼吸著。
麵部的血汙洗淨了，耳朵和頭皮已經縫合。一條橡皮膏貼在被打破的鼻子上，從嘶嘶發響的張著的嘴裏，可以看見兩個門牙被打斷了，隻留下半截牙根。臉上其他部位也青腫得很厲害。
在濃密的黑汗毛下麵，胸膛、肩膀、肚皮等處都隱約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腫塊，顯然是拳頭、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結果。右手腕包紮著繃帶和橡皮膏。
醫生檢查完畢，直起身來，把聽診器放回皮包裏。他回轉身向身後的人點了點頭，這個人就敲了敲門。門打開了，他們兩人走了出去。門又關上了，管監獄的人還插上兩道粗大的鋼門閂。
“真不知道你們是用什麽打他的，難道是從一輛特別快車上扔下來的？”醫生一邊走過通道一邊問。
“用了六個人才製服了他。”羅蘭上校說。‘“哈，他們幹得可真夠厲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壯得像頭公牛，那他簡直完了。”
“隻好這樣啊。”上校回答。“他毀了我的三個人。”
“這一場打鬥一定是夠凶的。”
“確實如此。那麽傷勢究竟怎麽樣呢？”
“用外行人的話說：可能右腕骨折——我還沒有用X 光檢查，左耳、頭皮撕裂，鼻子被打碎。傷口和青腫多處，很多地方劃破以及青腫，有些內出血，這可能惡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會好起來。他的身體實在結實，我所憂慮的是頭部，腦震蕩是肯定的，是輕微的或者是嚴重的就不好說了。看不出來頭蓋骨受傷，雖然……
這並不是你們的人無能，因為他的頭蓋骨硬得像塊石頭。不過你們如果不讓他靜養些時日，那麽腦震蕩將會惡化。”
“我們需要問他幾個問題。”羅蘭上校看著夾在手指上點燃著的雪茄說。兩人從地下室走上階梯，到了監獄診療所的門口，都停了下來。醫生看著行動分局的頭頭，覺得有點討厭。
“我知道這是監獄，”醫生輕輕地說，“這是對付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監獄的醫生。在這個監獄裏，凡是關係到人們健康的問題，都是我應該管的事。從這兒往回走過去，走廊那邊——”他望著後麵他們剛來的方向——“是你們的領域。我已經說得很清楚，在那兒發生什麽事情，沒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說什麽。但是我要說明：如果在那個人沒有複原以前，你們要用你們的方法開始‘審問’，那麽他就會死的，或者會成為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子。”
上校聽著醫生提出的忠告，無動於衷。
“要多久才能複原？”他問。
醫生聳聳肩說：“很難說，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許要過幾天，即使他醒過來，還不宜於審問——這是從醫療方麵的角度說的。如果腦震蕩很輕微，那也至少兩個星期才能審問。”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藥品吧？”上校輕輕地說。
“藥是有的，但是我不想開藥方。你可能拿得到這種藥品，但決不會是從我這裏得到的。不管怎麽說，他即使能對你說什麽，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可能說的是胡話，也可能清醒不過來。如果能清醒過來的話，也隻能讓他自己恢複。現在用藥品隻會使他變成白癡，對你和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他可能還要一個星期才能睜開眼睛，你最好還是等著吧。”
他說完轉身回診所去了。
但是醫生估計錯了。三天以後，科瓦爾斯基的眼睛睜開來了。
那是8 月10日，這是第一次對他的審問，也是對他惟一的一次審問。
豺狼從布魯塞爾回來後，花了三天時間，為他即將到法國執行任務作最後的準備和安排。
他把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駕駛執照放在口袋裏，出門到汽車協會總部，以同樣的名字申請了一張國際駕駛執照。
他從專賣旅行用品的舊貨店裏，買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準備裝進去的東西，是為了可以假扮成丹麥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師。在整理行裝以前，他先把從哥本哈根買來的三件襯衫上有丹麥製的標記拆下來，換在從倫敦買來的牧師襯衫，硬領，以及黑色的牧師服裝上。除了這些衣服外，還有鞋子。襪子、內衣以及深灰色的輕質上衣，以便某二天可以化裝成為詹森牧師。在同一個衣箱裏，又把扮成美國大學生馬蒂•舒爾勃格的衣服、運動鞋、襪子、褲子、汗衫還有一件風衣放了進去。
撕開衣箱的裏層，就在衣箱硬蓋的兩層皮革之間，塞進了兩張外國人的護照。
他可能有一天會扮成這兩個外國人。在已經裝滿衣服的衣箱內，最後放進去的東西是丹麥版的關於法國天主教堂的書，還有兩副眼鏡，一副化裝丹麥人、另一副則是化裝美國人時用的。他把兩套不同顏色的隱形眼鏡仔細地用薄紙包好，還有準備染發用的東西。
第二隻衣箱裏放進他在巴黎舊貨市場買的法國設計和製造的鞋子、襪子、襯衫和褲子，還有長過膝蓋的舊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夾層裏，他塞進法國中年人安德烈•馬丁的假證件。這隻皮箱裏還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還要裝進一套細的鋼管，裏麵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槍和彈藥。
第三隻衣箱稍微小些，裝進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東西，其中有鞋子、襪子、內衣、襯衫、領帶、手帕以及三件精製的上衣。在這個皮箱的夾層內，有幾疊票麵為10英鎊的鈔票，總數是1000英鎊。那是他從布魯塞爾回來時，從他自己的銀行存款中取出來的。
他把每個皮箱都仔細地鎖好，鑰匙套在他自己的鑰匙圈內。把淺灰色上衣洗過燙平，然後掛在公寓壁櫥的掛鉤上。胸口袋內是他的護照、駕駛執照和國際駕駛執照，還有一疊鈔票，大概有ito 英鎊現款。
最後一件行李是一隻輕巧的手提袋，裏麵裝了刮臉用具。睡衣、海綿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後買的一些東西——一副用精織的帶子製的輕質吊帶，一袋兩磅裝的石膏，幾卷粗織的軟麻布繃帶，半打卷裝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鈍但很結實的羊毛剪。
這個手提袋將作為隨身的行李，根據他的經驗，在通過機場海關檢查時，檢查員很少會突然要求檢查一隻手提的公文包的。
采購與裝箱完成之後，他的計劃工作也接近於完成了。偽裝成佩爾•詹森牧師或馬蒂•舒爾勃格，這在他來說隻不過是一種預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橫生，必須放棄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馬丁的身份對他的計劃卻是至關重要的，很可能其他兩種身份根本不會用到。萬一真是如此的話，任務完成後整隻衣箱可以棄置在什麽行李寄存處，事實上他也再不會用到這些東西了。進入法國時他有三隻衣箱和一個手提袋，他估計離開時隻須攜帶一隻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絕不會再多了。
當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就停下來等待兩個通知，以便決定他出發的時間。一個是巴黎的電話號碼，他能通過這個電話，及時了解關於法國總統周圍安全保工實際力量的情況。另一個是邁耶先生從蘇黎士寫來的通知單，告訴他25萬美元已經存進了他的銀行賬戶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時候，在他的公寓裏，來回地練習破子走路的姿勢。經過兩天時間的實踐，他對於自己裝成跛子走路已經完全滿意了，任何人都會認為他的腿或者腳脖子受了傷。
他等待的第一個通知是8 月9 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蓋著羅馬的郵戳，信上說：“你可以用莫裏托爾5901與你的朋友接觸，用‘這裏是豺狼’幾個字介紹你自己。
回答你的話是：”這是瓦爾米‘。祝你幸運。“一直到11日早晨，蘇黎士的來信收到了。當他打開信看到了那個好消息後，真是笑逐顏開。他認為不管前途如何，隻要還活著，他將是一個很有錢的富翁。假如他將要進行的工作獲得成功，他將更有錢。他毫不懷疑他一定能成功，這個機會是不會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來的時間打電話預訂飛機票，決定第二天——8 月12日早晨動身。
地下室裏除了桌子後麵五個人的深沉而有節製的呼吸外，顯得一片寂靜；桌子前麵綁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發出粗聲粗氣的哮喘聲。無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說不清楚牆壁是什麽顏色，整個地方隻有一片燈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這是一盞平常供閱讀用的台燈，但是燈泡的度數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熱度。
燈夾在桌子的左手邊上，燈罩是可以調節的，現在直射在6 英尺外的椅上。
部分光線照在斑駁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這兒有幾隻手或手腕，那兒隻看到幾隻手指，以及用手指夾住的香煙，一縷縷青煙冉冉上升。
台燈的光線是那麽亮，對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後麵並排坐著的五個人的肩膀和身體，對犯人來說是看不見的。他要想看見審訊者的惟一的辦法是離開座位，走到旁邊去，避開燈光，不讓燈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這樣才能看出審訊者們上半身的輪廓。
對犯人來說，這是辦不到的。
綁帶把他的兩條小腿牢牢地綁住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後腿，都是用L 形的鋼支架固定在地麵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樣用綁帶牢牢地綁緊在扶手上。另一個帶子圍住他的腰部，還有一根帶子則圍住他長滿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帶子都滲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幾隻手外，幾乎全是空的。隻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條小槽，上麵鑲著一片黃銅，在一側刻有字。在小槽中間，突出一個小的黃銅手柄端部用膠木包住，這隻小手柄，能在槽內前後上下地移動。此外，還有一個電門開關。坐在桌子左邊上的人用一隻右手握住這隻手柄，可以看得見手背上有很細的黑毛在跳動。
桌子下麵有兩股電線：一股接通開關，另一股則接通電源控製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腳邊地上的變壓器。從這裏有一股粗的膠皮電纜連接在牆上配電盤的插座上。
在審訊者的後麵，地下室後牆跟前的角落裏，有一個人坐在木桌前麵，麵對著牆壁，在他前麵放著一套錄音機。有一隻很小的綠燈亮著，雖然錄音機的卷軸並沒有動。
除掉呼吸聲外，地下室內非常寂靜。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卷起，他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裏的氣味幾乎使人窒息，充滿著汗水、鐵鏽、發黴、煙草以及人們排出來的各種臭味。僅僅是後者，已足夠使人惡心，即使最強壯的人也忍不住，更何況還有恐懼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間的終於說話了，語調很文明、和善並帶些誘騙的味道。
“聽著，我可憐的維克托，你一定得告訴我們。雖然不一定現在就說，但是最後你一定會說的。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們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既然如此，你為什麽不告訴我們呢？你以為羅丹不許你說嗎？即使他在這兒的話也會命令你告訴我們的。他對這裏的玩意兒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會告訴我們的。怎樣才能使你減輕痛苦，這你自己知道，他們到最後還是會說出來的。懂嗎？
維克托，沒有一個人能支撐到底的，那麽你為什麽現在不說呢？說出來以後，你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沒有人再來打擾你了……”
椅子裏的人抬起滿臉傷痕的臉向著燈光，臉上的汗閃閃發亮。他兩眼緊閉，究竟是由於在馬賽給科西嘉人腳踢的大塊青腫所致，還是由於燈光的關係，誰也無法確定。這副麵孔對著桌子和麵前的一片黑暗停了一會兒，嘴巴張開好像要說話。一小堆嘔吐物從嘴裏湧出來，滴滴答答地掛在胸前，流到他膝間的一攤嘔吐物中。頭又耷拉下來直到下巴接觸到胸部。與此同時，一頭蓬鬆的亂發搖來搖去，似乎算作一種回答。
桌子後麵的聲音又開始了。“維克托，聽我說，你是一個硬漢子。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已經打破我們這裏的記錄了。但即使這樣，你也是不能再堅持下去的，而我們卻能夠堅持。如果需要，我們可以讓你活著，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
但是像過去那樣仁慈的大赦，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麽不說呢？現在是技術世界，有藥物，你是懂的。現在第三階段已經結束了，比這更好的待遇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麽還不說呢？我們明白你的想法，我們也知道肉體折磨是什麽滋味，而這些小夾鉗子它們不知道。這些小夾鉗子不可能懂得，它們還會繼續幹下去。你要告訴我們，他們在羅馬幹些什麽？他們在等待著什麽？”
他的大腦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搖來搖去。就好像他那閉著的眼睛在檢視一個又一個夾在他的乳頭上的小鉗子，或者那個惟一的大鉗子——那鋸齒般的齒緊夾在他的陰莖頭上。
說話的這個人的雙手平擺在麵前的光線下，看上去細嫩。潔白、安閑。他又等了一會兒把一隻手從另一隻手那裏伸開，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則伸開，平攤在桌上。
在房間另一頭掌管電閘的人用手把銅鈕從標尺上的2 推到4 的地方，然後把開關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間。
放在木桌麵上的那隻手，把分開的手指收起來，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後把指尖指向下，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進行”的標誌。這樣，電鈕就把電流接通了。
椅子裏的那個人身上夾的金屬鉗子用電線連向開關，在輕微的嗡嗡聲中動起來了。一聲不響，椅子裏那個碩大的身軀好像是背後有隻無形的手在推動一般，猶如飄浮般地升起來了，腿和手腕都在擠著皮帶向外膨脹，直到皮革的襯墊都緊緊地嵌進肉裏和骨頭裏。那雙眼睛，由於周圍的肌肉浮腫，從醫學上來說是不可能看清東西的——現在也不管什麽醫學現象了，向外突出，鼓著盯視著上麵的天花板。嘴巴張著好像是吃驚似的，緊接著從肺部發出一聲鬼嚎般的嘶叫。叫過一聲後，就接連不斷地叫下去……
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在下午4 點10分時支撐不住了。錄音機繼續開著。
他開始談了，有點語無倫次，漫無邊際地一會兒抽泣一會兒尖叫，坐在當中的那個人以平靜的聲音和十分明確的語言，一句一句地提問：“為什麽他們在那裏，維克托……在那個旅館裏……羅丹，蒙克雷和卡鬆……他們怕什麽……他們曾去過什麽地方？維克托……他們見過誰……為什麽他們誰都沒有見？維克托……告訴我們，維克托……為什麽是羅馬……在羅馬以前呢？為什麽是維也納，維克托……維也納的什麽地方……哪一個旅館……他們為什麽要在那裏，維克托……”
科瓦爾斯基在50分鍾以後不響了，他最後的一些胡言亂語在他又陷入昏迷時都給錄了下來，一直到他停止出聲。桌子後麵的那個聲音仍在繼續，顯得更加溫和了，這樣持續了幾分鍾直到什麽回答都沒有了。然後中間的那個人給他的下屬一個命令，這一次訊問就算結束了。
錄音帶從盤子上取下來，用一部快車從古堡營房的地下室飛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動分局的辦公室裏。
午後耀眼的陽光，曾經使得巴黎的馬路很熾熱。待到金黃色的夕陽西下時，陽光逐漸暗淡，到了晚上9 點鍾，路燈齊明了。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對的伴侶，沿著塞納河的岸邊緩慢地散步，手牽著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愛情和青春，不論他們如何努力企圖留住它，好像永遠不能保持原來的那樣。在沿著岸邊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館，顯得非常熱鬧，顧客們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賀的，也有互相譏諷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維，有的道歉，還有的相互攻擊。可以說是無所不有，真是塞納河岸8 月晚上的奇跡。即使旅遊者們嘴裏說感到厭倦，卻還是照樣帶著鈔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門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卻絲毫沒有這種輕鬆的氣氛。一架錄音機在書桌上慢慢地旋轉，三個人環桌而坐。他們從下午一直幹到傍晚。一個人掌握著開關，不斷地根據第二個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帶。第二個人頭上帶著一副耳機，他皺起眉頭集中注意力，盡可能地從耳機中傳出的一片雜音中識別出有意義的字句來。
他嘴巴裏叼著一支香煙，升起來的藍色煙霧熏得他兩眼淌著淚水；每當他要重聽一遍時就打手勢向管機器的人示意。有時10秒鍾的一段錄音他要聽上六七次才點頭讓管機器的人繼續放下去，然後他就把這一段話背誦出來。
第三個人是一個年輕的金色頭發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機前，等候聽音打字。
古堡營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問題在耳機中聽來清晰準確，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沒有條理了，也聽不太清楚。打字員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訪問記，問題都是從新的一行開始，前麵冠以一個“問”字；回答總是另起一行，前麵冠以“答”宇。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後語，在意思完全連不上的地方用了許多頓點。
他們完工的時候已近午夜12點了。雖然窗戶開著，但空氣裏還是充滿了藍色的煙霧，聞著活像一個火藥庫。
三個人僵硬疲乏地站起來，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著懶腰，舒展緊張的肌肉。其中有一個人走到電話機旁，要總機接通外線，撥了個電話號碼。那個帶耳機的人把耳機取下，把錄音帶卷到原來的盤上。打字員則把打字機上的最後一頁抽了出來，把夾在中間的複寫紙取出。一大疊打好字的紙張，按順序整理好，頂上麵的一份要送給羅蘭上校，第二份存檔，第三份攝製成微型膠卷，存放在主管部門，如果羅蘭認為需要，再分送出去。
羅蘭上校這時正在飯店內和朋友們一起共進晚餐。電話追蹤到了這家飯店。像往常一樣，這位看來很瀟灑很風流的單身漢，由於他本人的機智和漂亮，以及他對女士們的殷勤，在場的婦女們對他特別讚賞。當服務員請他接電話時，他表示歉意而離開座位。電話機就在櫃台上，上校簡單地說了一聲“羅蘭”，並且等了一會兒，讓對方辨認出這是他本人在接電話。
然後羅蘭講了第一句話，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樣地說了一遍。一個旁聽者可能聽到電話裏說的是關於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車已經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認為方便的時候取用。羅蘭上校向對方表示感謝後，回到餐桌上。5 分鍾後，他用很禮貌的托辭提前告退，說他第二天早晨將起得很早，還要處理一件很麻煩的事，必須回去好好休息。10分鍾後，他駕駛著汽車飛快地通過市內仍然很擁擠的街道，駛向安靜的近郊的裏拉門。他到達他的辦公室時，剛過淩晨一點鍾。他脫去那件深色潔淨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務員要了杯咖啡，便按電鈕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爾斯基的一份供詞與咖啡同時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這份26頁的文件，企圖抓住那發狂的外籍軍團人員所說的要點，中間有些語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緊皺眉頭，但是他從頭讀到尾，沒有停頓。
第二遍他讀得慢了一些，更仔細一些，對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讀第三遍時，他從文具盒裏拿出一支黑色的鋼筆，讀得更仔細了。他把西爾維、壞血病什麽的，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壞蛋、外籍軍團等字樣上，都劃上一條粗杠，所有這些，他都已經知道，對它不感興趣。
他的許多胡言亂語都是有關西爾維的，有些是涉及一個名叫尤莉的女人的，這些對羅蘭來說毫無意義。把這些都刪去後，供詞就不超過六頁了。在其餘的段落裏，他希望能找到什麽有意義的東西。供詞裏有羅馬，三個頭頭是在羅馬的，反正他是知道這個的。可是為什麽這個問題已經提出過八次了，大體上說每次的答案都一樣？
顯然，他們不願意像阿古在2 月份被綁架那樣也被綁架。羅蘭想這是自然的。在處理科瓦爾斯基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費時間？但有一個字這個外籍軍團人員曾經提起過兩次，或者毋寧說是咕噥過兩次，當他在回答這八個同樣的問題的時候。這個字就是“秘密”。是個形容詞嗎？他們在羅馬沒有什麽可稱為秘密的；或者是一個名詞，那麽這個秘密是什麽呢？
羅蘭從頭到尾反複看了十次，然後又回到開始的地方。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
的人在羅馬，他們在那裏是因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綁架。
羅蘭譏諷地微笑著。他比紀博將軍知道得更清楚，羅丹是不會出於害怕而躲避開來的。
如此看來他們是知道一項秘密的，是嗎？什麽秘密？看來事情是出自維也納，維也納這個詞出現過三次。可是最初認為他所說的一定是裏昂以南20英裏的維也納。
現在看來可能是奧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國一個省裏的城市。
他們在維也納開了一個會。然後他們去了羅馬避難，怕的是在他們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綁架或審訊。這個秘密一定起源於維也納。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彈殼做的煙灰缸裏的香煙頭也在增加。當莫爾埃林蔭大道東邊可怕的工業郊區開始呈現出一條淡灰色的細線時，羅蘭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麽重要的內容一定是漏掉了。
淩晨3 點鍾有電話告訴他科瓦爾斯基不能再回答提問，因為他已經死了。那麽那些漏掉的就永遠補不上去了嗎？也許這些漏掉的字句，夾雜在某些雜亂無章的答話中，因為犯人到了最後階段，身體已經不能支持，精神已經錯亂了。
羅蘭用鉛筆把那些撲朔迷離的東西摘抄下來。克萊斯特，有一個人叫克萊斯特。
科瓦爾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他對這個字的發音是正確的，可是卻被法國的抄錄員拚寫錯了。羅蘭在戰爭年月裏學會了一點德語，把它改正了過來。或者是一個人名嗎？
也許是一個地方？他打電話給總機，要他們找出維也納的電話簿，並從上麵找一個名叫克萊斯特的人或地方。過了10分鍾，總機那邊有了回話來了。在維也納有兩個克萊斯特的電話號碼，都是私人的。還有兩個地方是這個名字：一個是男孩子上學的埃瓦爾德•克萊斯特小學，還有一個是在布魯克納大街的克萊斯特旅館。羅蘭把兩處地方都記了下來，並在克萊斯特旅館下麵劃了線，然後他繼續讀下去。
有好幾處科瓦爾斯基提到一個外國人，對於這個人他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有時他用法語的“好”來提到這個人；有時他又用“壞人”來稱呼他。早晨5 點剛過，羅蘭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帶和錄音機，然後花了一個小時來聽它。當他最後把錄音機關掉後，他平靜地對自己責罵了一陣。他拿起一支鉛筆對供詞的抄稿作了幾處修改。
科瓦爾斯基講到外國人時說的“好”，並不是“好”，而是“黃”，表示黃頭發的意思；而記下來的“壞人”，實際上是“殺人”，這是因為他的嘴辱碎裂，無法發出正確的聲音。
這項工作從這裏開始，再聯係到科瓦爾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語句的意義，就容易明白了。本來在出現豺狼（殺人者）這個字的時候，是被羅蘭刪去的。因為他認為這是科瓦爾斯基對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種侮辱之詞，而現在卻有一種新的意義了。這是一個淺黃頭發殺人者的綽號，他是一個外國人。他們三個頭頭在去羅馬嚴密地保護起來以前，是在維也納的克萊斯特公寓曾與這個人會晤過。
現在羅蘭搞清楚了為什麽前八個星期以來在法國接連發生了一連串的銀行和珠寶店搶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國。
這個淺黃色頭發的人，不管他是誰，顯然是要錢才為“秘密軍隊組織”幹活的。
全世界隻有一件事才需要這樣多的錢。顯然這個淺黃色頭發的人並不是被找來解決一件匪幫格鬥的任務的。
到早晨7 點鍾，羅蘭打電話給他的通訊辦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員，跨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慣例，發出一個“十萬火急”的命令給保安總局駐維也納辦事處，雖然按照常規維也納是屬於三處，即西歐處的轄區的。然後他把科瓦爾斯基的每份供詞都收攏來，一齊鎖在他的保險櫃裏。最後他坐下來寫一份報告，這份報告隻有一個收件人，上麵標著“絕密”。
他仔細地用正楷書寫這份報告，扼要地講明這次行動是根據他個人的動議並由他親自布置來逮捕科瓦爾斯基的；報告敘述了此人被誘進圈套，誤信一個他親近的人因病人院，結果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就回到了馬賽，被行動分局特工人員捕獲；又簡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動分局特工人員審問的記錄以及他所作的雜亂的供詞。報告裏明明白白地指出，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曾拒捕並打傷兩個特工人員，在企圖自殺時自己也受了傷，在他被製服後不得不送去住醫院。他的供詞是在病床上作的。
報告的其餘部分，是大量的供詞和羅蘭對它的解釋。他寫完報告後稍停了一下，審視著窗外鱗次櫛比的屋頂，在東方的朝陽照射下像是鍍了金似的。羅蘭是有聲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過分地敘述他經辦的案件，也不能作誇大的結論。他小心細致地寫好最後一段。
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刻，以確認這個陰謀的存在為目的的審問還正在進行。無論如何，如若審問的內容屬實，則根據我的看法，上述獲得的情報構成一個最危險的陰謀，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謀劃危害法國總統的生命。如果陰謀如上所述確實存在，如果某個外國出生的、秘密代號為豺狼的刺客已在謀劃危害總統的生命，甚至現在正準備執行此計劃時，那麽我有義務通知您，在我看來我們麵臨一個全國範圍的緊急狀態。
非常不尋常的是，羅蘭上校還親自打出報告的最後清樣，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裏，寫上地址，蓋上特工機構最高保密級的印記。最後他燒掉他用正楷寫在大頁書寫紙上的原稿；在他辦公室一角的小間裏有一個小洗手盆，他把紙灰從水管裏衝了下去。
當他做完這一切以後，就洗手洗臉。他擦幹後望著洗臉盆上麵的鏡子，那張朝他望著的臉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俊俏。這張在年輕時曾經是那麽漂亮，而且在成年後仍舊那麽吸引著婦女的臉蛋兒，已經顯露出中年時期所具有疲勞和緊張。鼻子兩側各有一條皺紋，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圍好像永遠有兩道黑圈；雙鬢顯得已經斑白了。他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他把人們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殺人；他把人們送進地下室，並使用各種手段讓他們在地下室裏嚎叫。他在這方麵的經曆太多、知識也太豐富了。
這就使得這個54歲的行動分局首腦的麵貌，遠遠地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如果多看他一會兒，他的麵貌和單純的農民實際上沒有什麽差異。
“到今年年底，”他對自己說“我真的要離開這個崗位了。”回頭看著鏡子裏的這張臉，的確是很憔停了。
是不是應該簡單的辭職呢？或許這張臉比他心裏要說的更清楚。經過若幹年以後，人就無法自拔了。一個人原來幹什麽，那麽他的餘年仍然是幹什麽。回想從抵抗運動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總局，最後到了行動分局，在這些年代裏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對著鏡子裏的麵孔提問。一切都是為了法國。可是見鬼的是法國哪裏管你這些呢？鏡子裏的麵孔也凝望著鏡子外的麵孔，相對無言。因為兩者都知道答案該是什麽。
羅蘭上校命令一個騎摩托車的信差到他的辦公室向他本人報到。他還要了煎雞蛋、麵包卷和黃油，另外還要了更多的咖啡，不過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為頭痛，還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給了信差，並對他作了吩咐。
吃完雞蛋和麵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著窗子的窗台上去喝，這是麵向著巴黎的那一角落。跨過好幾英裏鱗次櫛比的屋頂，他可以遠眺到聖母院的塔尖，而且透過塞納河上熱天的晨霧，還能遙望到更遠的艾菲爾鐵塔。
這一天是8 月11日早晨9 點，城裏的人正在緊張地工作，也許有人在咒罵這個穿著黑色皮革上衣的騎摩托車的人呢？因為他把報警器按得山響，在車子行列中穿來穿去，向第八區疾駛。
羅蘭在想，放在騎摩托車的信差屁股後麵信袋裏的信件中所說的威脅是否能夠避免呢，他到年底時能不能安穩地退休恐怕就取決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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