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3

豺狼的日子-3

　　1963年6 月下旬，到整個7 月，在法國發生了一係列的槍劫案，許多銀行、珠寶店和郵局遭到搶劫，那猛烈的程度在當時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這些搶劫罪案的詳細情況。記載在警方的檔案裏。

　　全國各處，從南到北，許多銀行被拿著手槍、短槍或手提機關槍的人所搶劫，幾乎每天都要發生。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裏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而當地的警察，麵對著那些發抖和流著血的珠寶商和店員們，還沒有來得及處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的管區內又發生了另一件相類似的案件，他們被請走了。

　　當人們奮起抵禦強盜搶劫時，有兩名銀行職員在不同的城市裏被槍殺了。到7月底的前幾天裏，情況越來越嚴重。共和國保安隊，那是每個法國人都熟悉的反暴力部隊，首次用機關槍武裝起來了。那些到銀行裏去的人必須在大廳裏先接受一個或兩個身穿藍色製服的共和國保安隊士兵的檢查，每個士兵都配備著一支子彈上膛的手提機關槍。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

　　銀行家和珠寶商們對這次搶劫風波，向政府提出了強烈的責難。為此，警察在夜間增加了巡查次數，但是毫無用處。由於這些強盜不是專搞偷竊的小偷，專門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撬開銀行金庫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槍並戴著假麵具出現的暴徒，隻要稍稍惹怒了他們，他們就準備開槍射擊。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任何銀行和珠寶商都可能在買賣進行時，突然看到兩三個手持武器的蒙麵人闖進門來，大聲吼叫：“舉起手來！”

　　7 月末，有三個強盜在不同的槍劫案中受傷並被抓獲。這三個人中，有的是打著“秘密軍隊組織”招牌進行一般不法行為的無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認自己是“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前殖民軍逃兵。不論警察局的審訊如何嚴酷，三人裏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來為什麽這股搶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卷全國。他們隻供認是受他們集團的頭子指使，去搶劫某某銀行和某某珠寶商的。警方最後認為犯人並不知道搶劫的目的，他們隻是奉命搶劫，是坐地分贓的小人物。

　　沒過多久，法國當局就發現“秘密軍隊組織”是這次突發的搶劫浪潮的幕後人，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錢。直到8 月上半月，當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現了這些情況。

　　6 月下半月，對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搶到珠寶錢財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當嚴重。

　　因此，頗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莫裏斯•布維埃專員接管了這類案件。在塞納河畔凱德索菲弗街36號司法警察署的總部裏，這位大隊長有一間異常狹小然而事務繁忙的辦公室，牆上的一張圖表標明了所搶現款的數目和所搶珠寶的估價。到了7 月下半月，總數已遠遠超過200 萬新法郎或40萬美元。據這位大隊長估計，即使扣除一筆適當數目作為進行搶劫所需的開支，再加上付給進行搶劫的歹徒和逃兵的報酬，還能剩下相當大的一筆錢。

　　到6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有一份報告放在法國保安總局局長尤金•紀博將軍的桌子上。這份報告是從他駐羅馬的辦事處送來的。大意是說“秘密軍隊組織”的三個領袖人物，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鬆，一起住在一家旅館的最高一層樓上。報告補充說，他們住在這樣一個高級區域的旅館裏，房費一定是很高的，而他們三人卻占用了整個一層樓，而且把下一層樓提供給他們的守衛人員住宿。他們用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衛著，日夜守衛，每班不少於8 名，他們都不敢冒險出去。情報人員起初以為是在召開會議，但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發現他們僅僅是采取一種特別小心謹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綁架，像安東尼•阿古那樣遭到逮捕。

　　尤金•紀博將軍看到那些恐怖組織的頭麵人物現在像膽小鬼一樣躲在旅館裏，不僅露齒一笑，然後像往常一樣把報告作為例行公事歸了檔。

　　今年2 月，法國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爾夫旅館綁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國外交部始終認為這是一件侵犯主權的行為，經常以此責難法國外交部並提出抗議雖然這一事件仍然煩惱著他，但他對於他的情報人員出色的工作，還是感到非常高興。

　　作為對自己工作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實情況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易再得到一次許可去組織一次類似的綁架。一直到後來，當他了解到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人物為什麽要對他們自己的安全采取十分小心謹慎措施的真實情況後，才使他清醒起來。

　　在倫敦，從1963年6 月下半月到7 月上半月，那位職業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計劃行事。從回來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閱讀一切有關戴高樂的或戴高樂寫的文章。他隻需前往當地圖書館查看一下有關戴高樂的最新書籍，就搞出了一份關於他的研究對象的相當全麵的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和帕丁頓區普雷特街的一個轉信地址，寫信給各著名的書店，通過郵購買到了必要的書籍。他在自己的套間裏，每天瀏覽這些書籍直到深夜。他在腦子裏給法國愛麗舍宮的那位執政者勾勒了一幅極為精細的畫像，從童年直到目前為止。他搜集的資料有很多是毫無用處的，但他偶爾會在一個小練習本上記下他的某個怪癖或某個性格特點。這位將軍的第三部回憶錄《寶劍利刃》，對了解這位法國總統的性格頗有啟發。夏爾•戴高樂在這本書裏極為清晰地闡明了他個人對於人生、祖國和自己命運的看法。

　　豺狼這個人既不遲鈍，也不愚笨。他博覽群書，計劃周密，並有能力把大量事實情況貯存在腦子裏，以備將來有一天會用到。

　　雖然豺狼通過閱讀夏爾•戴高樂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對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國總統有了全麵的概念；但是這並未解決自6 月15日在維也納羅丹房中他接受這項任務以來一直困惑著他的問題。直到7 月的第一個周末，他還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應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動手”？

　　作為最後的手段，他隻能前往英國博物館的閱覽室，以他慣用的假名填寫了進入閱覽室進行研究工作的申請表格後，開始翻閱法國最大的《費加羅報》日報。

　　不清楚他是在什麽時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計出是在7 月7 日後的三天。在那三天內，他起初是從一位專欄作家於1962年寫的一篇文章裏得到了一點啟發，然後查閱了自戴高樂1945年出任總統以來曆年的報紙材料，這位刺客終於解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據他判斷，在那些年裏，有某一個特定的日子，夏爾•戴高樂哪怕身體不適或天氣不佳，都會完全不顧個人安危，在公眾前露麵的。從這一點開始，豺狼的準備工作就從研究階段轉入了實際策劃階段。

　　在他考慮最後的行動計劃之前，他花了很長時間進行思索。他在公寓裏躺著，仰望著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他習慣用的過濾嘴長支香煙。

　　在他最後決定謀刺計劃以前，至少考慮過十餘個方案，一個方案成熟了，然後又放棄掉。他計劃著如何幹，什麽時候幹，以及在什麽地方幹。最後他做出了決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1963年的戴高樂，不僅是法國總統，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備保護最嚴密的人物。事後證明，要刺殺他，比刺殺美國總統約翰•弗•肯尼迪更為困難。雖然這個英國職業刺客並不知道法國的安全專家們曾經得到美國的許可，有機會研究美國安全當局保護肯尼迪總統的安全措施。但他們回來後私下裏表示看不上美國保安的保護措施。法國專家們拒絕采用美國的方法。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法國專家對美國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確的。因為1963年11月肯尼迪在達拉斯被一個近乎瘋狂的職業刺客刺死。而戴高樂則好好地活著，平安退休，最後病故在自己家裏。豺狼完全知道他麵對的保衛人員至少是屬於世界最優秀之列的。圍繞著戴高樂四周的保衛機構，由於不斷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劃謀害他們的保衛對象，因此處於高度戒備狀態。而雇用他的組織在保密工作上卻漏洞百出。有利的條件是：他在暗處，隱姓埋名，無人知曉；而他的對象則暴躁地拒絕同他自己的衛隊合作。

　　在他選定的那一天裏，這位法國總統的驕傲、固執和完全無視個人安危的特點，將迫使他不顧一切風險地公開露麵，哪怕是幾秒鍾。

　　從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魯普機場飛來的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班機在倫敦機場上空飛繞一周後，停落在跑道上，引擎響了幾秒鍾後也停止了。在幾分鍾內，舷梯推了過去，客人們陸續出艙下梯，向機艙口微笑著的女服務員點頭告別。

　　在候機大樓的暸望平台上有一個淺黃色頭發的人，正把他戴著的黑眼鏡往上推到前額上，然後用望遠鏡觀望。他注視著從飛機上下來的旅客。這是今天早晨的第六批了。平台上擠滿著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陽光下等候著下機的客人。因此對於這個觀望者的動作，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當第八個旅客走出飛機，在陽光下直起身來，平台上的那個人稍顯得有些活躍，他看著這新來的旅客走下梯子。

　　從丹麥來的這位客人不是牧師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會服，戴一個牧師的白領圈。從他那鐵灰色、中等長短、從前額往後梳的頭發看來，他已年近50歲了，但是他的臉卻顯得較為年輕。他高高的身材，寬寬的肩膀，看來身體不錯。他和那個從平台上觀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當旅客們魚貫進入入境大廳等待檢查護照和辦理海關手續時，豺狼把望遠鏡扔進身旁的公事皮包裏，關上包，悄悄地穿過玻璃門，下樓進入大廳。15分鍾後，這位丹麥牧師提著一個旅行包和一隻箱子從海關走出來。似乎並沒有人來接他。他首先到巴克萊銀行櫃台去換錢。

　　六個星期後，當丹麥警察訊問他的時候，他說他並沒有注意到有一個淺黃色頭發的年輕英國人在櫃台前站在他身邊，表麵上好像也在排隊等候換錢，但是卻從墨鏡後麵觀察著這個丹麥人的相貌。至少他並不記得有這麽個人。但是當他走出大廳去乘坐開往克倫威爾路下客站的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的班車時，手持公事皮包的英國人距離他隻有幾步路。他們一定是乘坐同一輛班車進入了倫敦。

　　到了下客站，丹麥人站了幾分鍾，等他的皮箱從班車後麵的行李拖車上卸下來，然後走過服務台•，走到標有箭頭和國際通用字樣“TaxiS ”（出租汽車）的出口處。在這一過程中，豺狼在班車後麵繞過去，穿過班車停車場，來到職工停車場，他已把自己的汽車停在這裏。他把公事皮包扔在一輛敞篷賽車的客座上，上了車，把車開到下客站左手牆附近，然後停車注視著右邊圓柱拱頂走廊裏停著的一長排出租汽車。丹麥人上了第三輛出租汽車，車開上了克倫威爾路，向騎士橋開去。那輛敞篷賽車跟了上去。

　　出租汽車把那位心不在焉的牧師送到半月街一家舒適的小旅館門口。賽車駛過旅館門口，幾分鍾後，。在柯曾街的另一邊找到了一個空著的停車處。豺狼把公事皮包鎖在車尾後備箱裏，在謝潑德市場的報攤上買了一份《旗幟晚報》的中午版，不到5 分鍾就進入了旅館的門廳。25分鍾後，丹麥人下了樓，把房門鑰匙交還給服務台。女職員把它掛了起來，鑰匙在釘子上來回晃了幾秒鍾。那個坐在門廳裏一張扶手椅上的男人顯然是在等一個朋友。當丹麥人進入餐廳時，那個人放低了報紙，看到鑰匙號碼是47. 幾分鍾後，當女職員到後麵辦公室為一位客人查找他訂購的戲票時，這個戴黑眼鏡的人乘人不備悄悄地溜上了樓梯。

　　一片兩寸寬的雲母片，是不可能打開47號房門的，因為鎖比較緊。但是雲母片加上有彈性的畫家用的調色刀，就非常容易把彈簧鎖的鎖舌推回去。因為牧師下樓隻是去吃午飯的，他把護照留下了，放在床頭櫃上。豺狼隻花了30秒時間就從房裏出來，而把旅行支票的夾子留下沒有動。他希望不留下任何偷盜的痕跡，企圖讓當局認為丹麥人僅僅是不留心在某處遺失了自己的護照。後來證實確是這樣認為的。

　　在丹麥人還沒有喝完他的咖啡以前，那個英國人已經走遠了。

　　丹麥人回來時並未注意到已經丟失了護照，一直到好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他在房間裏徹底尋找以後，才告訴旅館經理，說他丟失了一張護照。經理也幫著在房間裏尋找，後來他指出所有東西包括旅行支票夾子也原封未動，就用自己的見解勸告那位受驚的旅客，不要把警察請到旅館來。他的護照很可能是他在外出時丟失的。

　　這位丹麥人很和氣，而且在國外人生地不熟，同意隻怪他自己不小心。因此第二天他向丹麥總領事館報告說他丟失了護照，就開了一張旅行通行證，用這張證件可以在倫敦停留兩周，然後回到哥本哈根。回去之後，他就再不去想這件事了。在總領事館的辦事員簽發旅行通行證時，填寫了牧師的名字：佩爾•詹森。遺失護照存檔，也沒有再考慮有其他任何問題。那一天是7 月14日。

　　兩天以後，從紐約州雪拉丘茲來的一個美國大學生，也經曆了一次很相類似的丟失護照的事。他從紐約到達倫敦，在機場大樓裏，他取出了他的護照以便在美國捷運公司外幣兌換處兌換旅行支票。他換好支票後，把錢放進他的外套裏麵的袋內，又把裝護照的小袋塞在一個小的手提包內。幾分鍾後，他想去找搬運工人時，曾把手提包放在地上。一會兒，手提包就不見了。起初他還責怪搬運工人，搬運工人把他帶到泛美航空公司問訊處，那裏又指點他去找附近的警察。後者帶他到一個辦公室，在那裏他說明了他丟失手提包的經過。

　　經過一番查找後，排除了這個手提包是由於某些人的疏忽而錯拿的可能性，就作為一次故意的偷竊案件列在檔案內。

　　由於在公共場所扒手和小偷的活動頻繁，當局向這位高個兒的美國年輕人表示抱歉和遺憾。而且告訴他機場管理人員已經十分注意到製止那些小偷從剛來的外國人那兒去偷提包。他痛痛快快地承認他的一個朋友有一次在紐約中央火車站也遇到一次相類似的被盜事件。

　　作為一樁普通案件的報告，終於輾轉到倫敦各區的警察局，並附有描述所遺失的手提包內容，小袋內還有錢鈔和護照。報告及時列人檔案。但10個星期以後，不論手提包或者裏麵的東西，都沒有找到，也沒有人再想起有過這次事件。

　　這位美國大學生名叫馬蒂•舒爾勃格，他無奈中隻好前往位於格羅夫納廣場的美國領事館，報告了他的護照被偷，並領到了旅行證明，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的女友在蘇格蘭高地度過一個月的假期後再飛回美國。領事館把遺失護照一事登記下來，報告了華盛頓的國務院，以後兩個機構也把這件事淡忘了。

　　來到倫敦機場那兩幢接待海外來客的大樓裏的外來旅客，他們在步出飛機走下舷梯時，究竟有多少個曾受到瞭望平台上望遠鏡的觀察，那將永遠是個秘密了。這兩個丟失護照的人雖然年齡差別很大，卻有些共同性。兩人都身高6 英尺左右，寬肩膀，細身材，他們都是藍眼珠，並且在長相上跟那個跟蹤並偷盜他們的、不引人注目的英國人相當近似。不相同的是：詹森牧師的年齡是48歲，灰色頭發，閱讀時戴金絲眼鏡；馬蒂•舒爾勃格隻有25歲，栗色頭發，一天到晚總戴著一副寬邊眼鏡。

　　豺狼最後在南奧特萊街公寓裏的寫字台上對這兩個人的麵型仔細地進行了研究。

　　他花了一天時間，然後做了一係列的采購。他到了戲劇服裝店、眼鏡店、倫敦西區特別製造美國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製了一副紐約製造的藍色隱形眼鏡，兩副平光眼鏡，一副是金絲邊的，另一副是黑色寬邊的。買了一整套旅行裝備，其中有一雙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褲，一條白色運動褲，以及一件裝有拉鏈的天藍色尼龍內衣，領口和袖口是紅色和白色的毛織品，全部是紐約製造的。還有一件傳教士穿的白襯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後三件的商標都細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後一次出去，是到切爾薩的一家男用專賣假發商店。他在那裏買了染成灰色發和栗色發的兩種染發劑，賣主還悄聲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時間內使染發劑達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還買了幾把蘸染發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國服裝以外，他不在同一家店裏買兩件東西。

　　第二天，7 月18日，在《費加羅報》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說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副大隊長伊波利特•迪皮專員在巴黎凱德索菲弗街的辦公室裏中風，死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接任此職的是凶殺處處長克勞德•勒伯爾，鑒於刑警大隊各部門在夏季的幾個月裏工作繁重，他將立即到任雲雲。豺狼每天都看倫敦出售的各種法國報，由於標上的“刑警”字樣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這段消息，但卻未加重視。

　　他開始在倫敦機場瞭望以前，就決定在整個行刺過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張偽造的英國護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采用了大多數雇傭兵、走私販和其他化名越過國界的人的辦法。首先他開車走遍了泰晤士河穀與倫敦相近的各個郡，專找小村子。幾乎每個英國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後院則都有一塊墳地。

　　豺狼在他走訪的第三處墳地裏發現了一個墓地雕刻的內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寫明：死者是亞曆山大•杜根，他於1931年兩歲半時死去。如果杜根這孩子現在還活著，他就比1963年7 月這時候的豺狼大幾個月。在教區辦公室裏，豺狼對老牧師自我介紹說他是一個業餘的家係學者，希望對社根家係的支係進行研究。老牧師很有禮貌，熱心地接待他，告訴他有一個社根家族，幾年前住在這個村莊裏。他表現出很吃驚而有點感動的樣子。似乎牧師提供的材料對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處。

　　牧師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時，豺狼誇獎這座小小的諾爾曼時代建築物的美麗，並答應贈送一筆修繕費，這大大地改善了雙方交談的氣氛。

　　教堂的記載注明，杜根夫婦在過去七年裏相繼死去，很可憐，他們的獨生子亞曆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這塊墳地裏了。豺狼隨手翻閱了教區記載的1929年的出生、結婚和死亡登記。在4 月份裏，用字跡難認的教士手筆登記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於1929年4 月3 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

　　他記下了所了解的細節，對教區牧師大謝而特謝，然後離去。他回到倫敦後，來到出生、結婚、死亡中心登記處，拿出一張名片，證明他是希羅普郡德雷頓市場某律師事務所的助手。他解釋說他們事務所的一位主顧最近死了，把她的房產留給孫子們。他的任務是尋找這些孫子們的行蹤，其中有一個叫亞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於1929年4 月3 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登記處的助人為樂的年輕辦事員毫無懷疑地相信了這一切。

　　英國的職員遇到有禮貌的詢問時，大多數都是以最熱忱的態度予以接待。這次這位辦事員對這樣的情況，也是毫無例外。他根據詢問者的要求，仔細地尋找那個要找的孩子的登記簿，指出這個孩子是在1931年11月8 日一次車禍中不幸死去。豺狼隻花了幾個先令就得到了兩張分別有生死記錄的證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勞工部的一個辦事處索取了一張空白的護照申請單，又在玩具店裏花了15先令買了一套玩具印字機，到郵局去買了一英鎊郵匯。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張護照申請單，其中年齡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確，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麵，則用他自己的。他寫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頭發、眼珠的顏色。他在職業一欄裏隻填上了“商人”。他還填上了這個孩子的父母的全名，這是他在這孩子的出生登記上抄下來的。在證明人一欄裏他填上了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牧師詹姆士•埃爾德利。他那天早晨還和這位牧師說過話，在教堂大門外麵一塊牌子上，這位牧師還助人為樂地寫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學博士頭銜。豺狼用一個鋼筆尖蘸了淡淡的墨水，用細細的筆劃偽造了這位牧師的簽字。

　　他用印字機偽造了一個印章，印文為“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教堂”，端端正正地蓋在牧師的姓名的旁邊。他把出生登記證明、申請表和匯票寄到了小法蘭西區的護照辦公室，又把死亡證明毀掉。四天以後，當他正在看當天早晨的《費加羅報》時，嶄新的護照寄到了他的專用地址。午飯後他去拿了回來。當天傍晚，他鎖上了套間，開車到倫敦機場，用現款購買了去哥本哈根的機票，登上了飛機。在他的箱子的底層，有一個比一般雜誌厚不了多少的夾層，除了極為徹底的搜查，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在這夾層裏，他放了2000英鎊，這是他那天早些時候在霍爾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保險庫裏他租的私人文件箱裏取出來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來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樁買賣似的。他在離開卡斯特魯普機場以前，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飛往布魯塞爾的比利時航空公司班機的機票。在丹麥首都，買東西已經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飯店住下，在七國飯店吃了一頓十分豪華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和兩個丹麥金發女郎略為調情一番，到半夜一點才上床睡覺。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最有名的專營男子服裝的商店裏，買了一套灰色輕質的牧師服裝，一雙黑色皮鞋，一雙襪子和一身內衣，三件帶領的白襯衫。

　　他所買的每樣東西裏麵都有一小塊丹麥製造商的標記。他並不需要三件白襯衫，買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要襯衫裏麵的標記，可以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和圓領上去。

　　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授任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他最後的一項是購買一本書，內容是用丹麥文寫的法國有名的禮拜堂和天主堂的書。他在狄沃麗公園湖畔的飯店裏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食，然後搭乘3 點15分的飛機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