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1

讀書：豺狼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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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

　　1963年3 月11日6 點40分。這一天的清晨特別冷。

　　尤其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的時候，似乎天氣顯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區伊弗雷堡的大院裏，有一位法國空軍中校被反綁著雙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樁前麵。此刻，他那雙眼睛不時地閃現出冷漠、懷疑的目光，凝視著站在20米以外的一隊士兵。

　　他，就是35歲的讓•馬裏•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為了稍微鬆弛一下緊張的情緒，他用腳尖踢著地上的砂礫。這時，有人走過來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死亡即將降臨之時，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邊，嘴裏念念有詞地說著什麽。

　　二十位士兵拉開槍栓，推上子彈。在一陣子彈上膛的哢拉聲中，神父的誦讀聲更加顯得軟弱無力。

　　從高牆外麵，傳來了一輛向市區飛馳的汽車的喇叭聲，正好掩蓋了行刑隊長發出的“瞄準”的口令聲。

　　世界此刻一片寂靜。突然響起的槍聲，並沒有引起這座正在蘇醒的城市的絲毫反應，隻驚動了一群鴿子，它們被嚇得撲棱棱地向寒冷的天空飛去。槍聲的餘音，也消散在牆外車輛往來的噪音之中了。

　　被處決的這個軍官，是“秘密軍隊組織”OAS 的領導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謀刺法國總統。而隨著此時他的死亡，應該說謀刺總統的活動也就結束了。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由於命運的撥弄，它卻反而成為另一個重大事件的開端。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追述為什麽在3 月的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區的軍事監獄的院子裏，要槍決這個人。

　　1962年的夏天。

　　當夕陽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麵，在宮前廣場上投下了長長的影子的時候，人們才感受到了一絲令人快慰的涼意。

　　在每年最熱的日子裏，即使到了傍晚的7 點，氣溫仍然達到攝氏25度。在這樣悶熱的城市裏，每到周末，婦女和孩子們就爭先恐後地坐汽車或者火車到鄉間去度假。

　　1962年8 月22日。

　　就在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幾個人等待一個時刻的到來。他們認為，在這一天，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的生命即將終止了。

　　當城市的居民們正打算到郊區比較涼爽的河濱和海灘去躲避市區的酷暑時，愛麗舍宮裏的內閣會議仍在緊張地進行著。

　　在廣場的樹蔭下，停放著16輛黑色的雪鐵龍DS型轎車，這些轎車首尾相接，連成一圈，占去了廣場四分之三的空地。

　　汽車司機們都在樹蔭下乘涼。他們連續不斷地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著主人們的到來。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內閣會議時間特別長。直到快7 點30分時，一個身戴飾鏈、胸掛獎章的侍從官，在皇宮六級台階頂上的厚玻璃門後出現了，他朝警衛打了個手勢，司機就即刻行動起來了。

　　有的司機把吸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了礫石縫裏。

　　大門兩邊，崗亭裏的保衛人員和警衛都站得筆直。

　　巨大的鐵柵欄門打開了。

　　當第一批部長們在厚玻璃門後出現時，司機們已經坐在轎車的駕駛座上。侍從官把門打開，內閣部長們亂哄哄地走下了台階，臨別時互相祝願能度過一個安靜的周末。轎車依次開到台階下麵，侍從官躬身打開後座車門，部長們各自登上座車，在舉手敬禮的共和國衛隊麵前疾馳而過，駛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10分鍾，他們都已走光。

　　兩輛長長的黑色DS19型雪鐵龍轎車仍然停在院子裏，它們緩慢地開到台階下麵。

　　第一輛車插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小三角旗，開車的是法朗索瓦•馬魯，他是國立薩托裏憲警學校訓練總部出身的警察司機。他生性沉默寡言，從不參加院子裏部長司機們的玩笑；他的冷靜果斷和開車又快又穩的能力使他一直當著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魯以外，別人不駕駛這輛汽車。

　　這輛車後麵的第二輛DS19型轎車也是由一個薩托裏憲警學校出身的警察駕駛的。

　　7 點45分，玻璃門後麵出現了另一群人，礫石路上的共和國衛隊再一次挺胸立正。隻見戴高樂身著慣常穿的深灰色雙排扣西服，打著黑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麵。

　　按照傳統習慣，他先把夫人讓出玻璃門，然後挽著她的胳膊，走下台階，來到等待著的雪鐵龍轎車旁邊。他們在車旁分了手，總統夫人上了第一輛車，坐在左邊後座上。戴高樂將軍在她後麵從右邊上了車。

　　他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當時是法國陸軍裝甲兵參謀長，他檢查了一下左右兩扇後車門是否都關好，然後才坐到前排司機旁的座位上。

　　另外兩名警衛人員陪著總統和夫人走下台階後，登上了第二輛車。其中一個是身材高大的警衛人員昂裏•德儒戴，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

　　昂裏•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間的手槍，坐在司機的旁邊。從這時起，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轉動著，他並不注意前麵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注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

　　第二個人對留下來的警衛人員囑咐了幾句話後，進入了轎車的後座。他就是戴高樂總統的警衛隊長讓•杜克勒。

　　在廣場兩側的牆邊，有兩個戴白頭盔的摩托車手發動引擎，徐徐駛出陰影向大門開去。摩托車手並排停在大門邊，他們互相保持著10英尺的距離，注視著後邊的汽車。馬魯駕駛的汽車啟動後，緊跟在前麵的兩輛摩托車後邊。第二輛汽車則跟在馬魯的汽車後麵。

　　這時，是下午7 點50分。

　　這一小車隊駛人通向市郊的大街，進入馬利尼大道。小車繼續向前行駛著。在大道邊的樹下，有一位頭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車隊，就駕車離開便道，他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蹤前進。

　　8 月周末的大街上，車輛往來都很正常。總統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隻有值班交通警察聽到摩托車的警報聲後，才知道小車隊的到來，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駛的其他車輛，讓小車隊通過。

　　小車隊在樹蔭濃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車速，飛快地進入了克雷蒙梭廣場，直向亞曆山大橋駛去。隻見那個騎摩托車的人，緊緊地追在這個車隊後麵，繼續跟蹤著。

　　馬魯駕駛著汽車跟著兩位摩托車警衛後麵過了大橋，直奔向加裏昂尼將軍大道，然後駛人寬闊的莫凡立特林蔭大街。

　　到這時，後麵跟蹤摩托車的那位青年人確認戴高樂車隊是駛向巴黎郊區的，他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館。到了裏麵，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枚小金屬輔幣，利用咖啡館裏的公用電話，打了一個市內電話。

　　這時，在巴黎的郊外，讓•馬裏•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著。他在空軍部工作，已經結婚，並且有三個孩子。雖然他有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心裏則充滿了對夏爾•戴高樂刻骨的仇恨。因為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放棄給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對他自己來說，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未使他個人遭受到什麽損失。所以說他仇恨戴高樂並不是出於個人利益。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他認為誰要是出賣了祖國的利益，他一定要殺死這個人以表示對祖國的忠誠。

　　在那個時期，有這種觀點的人何止千萬，但像他那樣成為“秘密軍隊組織”領導成員的到底還是少數。這個組織的人員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他正在喝著啤酒。酒吧間侍者把電話遞給他以後，就到酒吧間另一頭去調整電視機去了。巴斯蒂安•蒂尼聽了幾秒鍾後，對話筒低聲說：

　　“很好，謝謝你。”就放下了電話。他的啤酒錢是先付過了。於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間，走上了便道，從腋下拿出一卷報紙，小心翼翼地把報紙打開了兩次。

　　街對麵，一個青年婦女把她一樓套間窗子上的紗窗簾放了下來，轉身對在屋子裏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走的是第二條路線。”五個青年人一一他們不都是老練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來。

　　其餘七個人年齡較大，也不那麽激動。他們之中有一個老於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蘭•布格勒內，他是一個極右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紳士家庭。他35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這間屋子裏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當。他39歲，寬寬的肩膀，方方的下顎，是一個狂熱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他原是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農業工程師，兩年後變成了“秘密軍隊組織”的一個最危險的刺客。由於他腿上曾經受過傷，所以，人們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這個消息以後，十二個男人通過樓房的後樓梯來到了一條小街，那裏停放著六輛車，都是偷來或租來的。這時是7 點55分。

　　巴斯蒂安•蒂尼親自花了許多天研究行刺地點、測量射擊角度、計算車輛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輛所需要的火力。他選定的地點是通向小克拉瑪區主要交叉路的一條又直又長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馬路。

　　計劃是這樣的：第一組由帶長槍的射擊手組成，他們在不到交叉路200 米的地方向總統的汽車開火。他們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輛埃斯塔費特牌麵包車裏，以非常小的角度向開過來的車輛射擊。

　　根據巴斯蒂安•蒂尼的計算，等到前麵一輛車開到和麵包車並排的地方時，應該有150 顆子彈穿過那輛車子。等到總統的汽車被迫停下的時候，第二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就從一條小街擁出來，以近距離猛掃，把總統的警衛人員幹掉。然後兩個小組會合到一起解決總統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後，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輛汽車撤走。

　　8 點零5 分時，兩個小組的射擊手已經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擊位上。巴斯蒂安•蒂尼親自擔任了望員，他站在距射擊地點向巴黎方向約100 米處的一個公共汽車站旁，他手裏拿著報紙，眼睛一眨不眨地向遠處望去。

　　他們共同約定的信號是：他揮動報紙向站在麵包車旁的第一組組長賽格•貝爾尼發出命令，後者再把命令轉達給四肢伸開趴在他腳邊的射擊手。阿蘭•布格勒內將開車攔截警車，而“拐子”喬治•瓦當開槍掃射。

　　戴高樂總統的小車隊離開巴黎市中心擁擠的街道，進入較寬闊的郊區大道時，車速已接近每小時60英裏。馬魯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後麵的那位老將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車速又加快了一些。兩輛摩托車已經落到了車隊的後麵。

　　戴高樂將軍一向不喜歡這種鳴鑼開道的排場，所以，隻要有機會，他就樂意讓他們離開。

　　正在擔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這時不知道他已經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是他在被捕一個月之後，才從警察嘴裏明白了其中的奧秘。他在研究行刺時間表時，查對日曆，知道8 月22日到8 點35分才天黑，即使戴高樂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還有充裕的時間。戴高樂這一天的確是晚了。但是這位空軍中校查看的是1961年的日曆，而1962年的8 月22日卻在8 點10分天就黑了。這25分鍾改變了法國的曆史。

　　8 點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車隊沿著解放大街以每小時70英裏的速度朝著他飛馳而來。他拚命地揮動報紙。

　　街對麵11米以外的地方，貝爾尼憤怒地努力透過朦朧夜色凝視著公共汽車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揮動了報紙沒有？”他也不知在問誰。

　　話音剛落，他就看到總統汽車那尖尖的車頭閃過車站進入了眼簾。“射擊！”

　　他對腳邊的人尖聲叫道。他們開火時，車隊已到了他們眼前，他們以90度的角度，對一個以每小時70英裏速度駛過他們麵前的活動目標射擊。他們的射擊技術還算高明，汽車被十二顆子彈擊中了，但大多數子彈是從後麵打中雪鐵龍轎車的。兩個輪胎被擊中了，雖然它們是自封式輪胎，但是氣壓的消失使開得很快的車子全靠前輪在地麵上滑行，東倒西歪地向前衝去。正是這個時候法朗索瓦•馬魯救了戴高樂將軍的命。

　　這時，另一個射擊手又射中了輪胎，其餘的人則向汽車的後窗傾瀉他們的子彈。

　　有幾顆子彈射進車身，有一顆子彈在離戴高樂的鼻子隻有幾英寸處穿過。坐在前座上的阿蘭。德•布瓦西尼上校轉過身來對總統和夫人大聲吼道：“趴下！”此刻，總統夫人立即把頭伏在丈夫的膝蓋上，而這位將軍扭轉身子望著後窗叫道：“怎麽，又來了？”

　　馬魯緊握方向盤，慢慢地讓車子滑行，同時柔和地逐漸把油門踩下去。雪鐵龍轎車在一刹那間失去了動力之後，又重新往前衝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處，正是在這交叉處的一條橫街上埋伏著第二組“秘密軍隊組織”的成員。警衛車緊跟著馬魯的車尾巴，沒有挨著一顆子彈。

　　阿蘭•布格勒內把車子引擎開著等在杜布阿大街上，兩輛汽車的高速度使他顯然隻有兩種抉擇：進行攔截而自殺，讓猛衝過來的金屬體把他輾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離合器，連半秒鍾也遲疑不得。他選擇了後者。當他把車子開出小街，駛上和總統車隊並行的路線時，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樂的座車並行，而是和戴高樂的警衛人員德儒戴和杜克勒警衛隊長的座車並行。喬治•瓦當把半個身子伸出右邊的車窗，把衝鋒槍的全部子彈傾瀉在前麵的雪鐵龍轎車的後部，他從打碎的玻璃窗裏似乎可以看到戴高樂的身影。

　　“為什麽不還擊，這些白癡！”戴高樂生氣地問道。此時，德儒戴原打算對準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軍隊組織”的汽車射擊，但是汽車司機遮住了他的視線。

　　杜克勒警衛隊長對司機大聲吼道，要他緊跟總統的座車。幾秒鍾後，“秘密軍隊組織”的車子落後了。兩名摩托車警衛人員中，有一名因阿蘭•布格勒內突然從小街衝出而從車上跌下來。這時，他們很快就清醒過來，飛速地向前麵的車隊靠攏。這樣，總統的車隊衝過十字路口，向郊外駛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擊地點的“秘密軍隊組織”的射手們來不及互相埋怨，他們急忙離開原來的汽車，跳上預先停在路旁準備逃跑的三輛汽車，很快消失在漸漸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衛隊長杜克勒利用車上的無線對講電話，把剛才發生的情況通知了前麵的機場。10分鍾後，車隊到達機場，戴高樂命令把汽車開到直升飛機旁邊。

　　汽車停下來後，一批官員立即圍了上來。車門打開了，他們把震驚的總統夫人先扶下車，戴高樂把膝蓋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則從另一邊下車，他不顧四周官員們慌張的慰問，繞過車子攙扶住夫人的胳膊。

　　“來吧，親愛的，我們回家去吧！”總統對夫人說。

　　然後，他轉過身對其他官員說出了他對“秘密軍隊組織”這次行動的評價：

　　“他們射不準！”說完，他就扶著夫人上了直升飛機，坐在她的旁邊。德儒戴也跟著上了飛機。他們動身去鄉間度過周末。

　　到這時，法朗索瓦•馬魯還心有餘悸，臉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盤後麵。汽車右邊的兩個輪胎已被打掉，最後僅靠輪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慶幸，沒有出大亂子。

　　他安慰了馬魯幾句。接著就去處理那些必須盡快處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聞記者都在打聽這樁謀刺事件，但苦於缺乏這方麵的真實資料，隻好憑個人的猜想來寫報道。然而，法國警方則以保安總局為首，加上特工人員和憲兵隊的力量，發動了一次法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偵察工作，接著進行了搜捕。

　　這次搜捕活動僅次於以後進行的追捕另一個刺客的活動。這個刺客的情況至今尚未弄清楚，檔案裏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號——“豺狼”。

　　9 月3 日，警方獲得了第一個線索。

　　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況有相似之處，是在一次例行的檢查中獲得的。

　　在裏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區，在一條巴黎通往馬賽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攔住了一輛坐著四個人的小汽車。這一天，他們已經攔住了幾百輛汽車，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當他們檢查這輛小汽車時，其中有一個人拿不出身份證，說是已經遺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個人帶到瓦朗斯鎮進行例行的查問。

　　在審訊中，他們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無關，因為這三個人僅僅是給此人搭了便車，所以就釋放了他們。警察把第四個人的指紋印下來，送往巴黎以便核實他自己所報的姓名。12個小時後，巴黎的答複來了：指紋屬於一個30歲的外籍軍團的逃兵，根據軍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說的姓名倒是確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爾•德尼•馬加德。

　　馬加德被帶往裏昂的司法警察區分部。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審訊時，一個看守他的警察開玩笑地說：“喂，小克拉瑪是怎麽回事？”

　　馬加德無奈地聳了聳肩回答說：“好吧，你想知道什麽呢？”

　　就這樣，馬加德一連講了八個小時，驚呆的警官聽著，速記員的筆飛舞著，記了一本又一本的記錄。最後，他把小克拉瑪的每一個參加者的姓名都說了出來，還有其他九個人，有人在策劃期間擔任了某些次要任務，有些人幫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個人。

　　警察的大追捕開始了，這次他們知道該捉誰了。

　　最後隻有一個人逃脫了，直到今天也沒有捉到。這就是喬治•瓦當，他逃掉了，估計和大多數“秘密軍隊組織”的首領們一起住在西班牙。

　　對巴斯蒂安•蒂尼和阿蘭•布格勒內和其他參與這次陰謀活動的為首人物的審訊和起訴工作是在12月前就完成了。1963年1 月，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審判。

　　當審判正在進行中的時候，“秘密軍隊組織”又集中力量對戴高樂政府進行了一次全麵出擊。法國保安總局也竭盡全力予以反擊。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後，在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外表下麵，一場現代曆史上最殘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戰爭開始了。

　　法國保安總局的全稱是國外行動與反間諜總局，簡稱SDECE.它的任務包括在國外搞間諜工作和在國內進行反間諜工作。因此，這兩部分工作有時又互相重疊。第一局是純粹的情報工作，下分幾個處，以字母R （法文情報一詞的頭一個字母）為各處的代號。R1為情報分析處；R2東歐處；R3西歐處；R4非洲處；R5中東處；R6遠東處；R7美國和西半球處。第二局主管反間諜工作。第三、四局設在一個辦公室裏，主管共產黨事務。第六局是主管財務。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稱叫行動分局。這個局是對付“秘密軍隊組織”的戰鬥核心。該局指揮部設在巴黎東北一個肮髒的郊區。裏拉門附近的莫爾埃大街上一座毫無特色的樓房裏。行動分局有一百來個硬漢子。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們練就一身最棒的體格，然後被送往薩托裏訓練營，在該營一個與其他部分完全隔絕的特別部門裏，學習一切有關破壞的技術。他們成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殺和柔道——進行格鬥的高手。他們還學習無線電通訊、爆破、破壞、用刑或不用刑審問、綁架、縱火和行刺等課程。

　　他們有些人隻會說法語，其餘的人能夠流利地說好幾國語言，並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動自如。他們有權在執行任務時殺人，並常常行使這種權利。

　　隨著“秘密軍隊組織”活動的日益狂暴殘酷，保安總局的頭子尤金•紀博將軍最後取消了對這些人的一切限製，聽任他們去搞掉“秘密軍隊組織”。他們有些人參加了“秘密軍隊組織”，打人了該組織的最高機構。他們隻滿足於從內部提供情報，而由其他人采取行動。把“秘密軍隊組織”派進法國或其他地區執行任務的間諜逮捕歸案，都是靠打人這個恐怖組織的行動成員提供的情報。有時，警察無法把所要抓的人誘騙來法國，就殘酷地把他們在國外殺掉。許多失蹤了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親屬從此就都認定他們是被行動分局的人幹掉的。

　　對於“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來說，教訓是夠多的了。他們咬牙切齒地痛恨這批行動分局的人，稱他們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還要痛恨出賣自己組織的人。

　　“秘密軍隊組織”和戴高樂政權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持續的權力鬥爭的末期，“秘密軍隊組織”活捉了七個“大胡子”。後來他們的屍體被掛在陽台和電線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這一場秘密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至於究竟誰在哪個地窖裏死於誰的酷刑之下，這一切將永遠不得而知。

　　剩下來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軍隊組織”內等候保安總局的差遣。他們中有些人在參加保安總局之前是地下黑社會的職業刺客。他們仍保持著以前的老關係，他們不止一次地請地下黑社會的老朋友幫助他們為政府幹一些特別肮髒的勾當。這些活動使人們認為法國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門”，據說是在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助手M •雅克•福卡爾指揮之下的。其實並不存在什麽平行的“二警察部門”，這些事情都是由行動分局的刺客或是從那個“社會”裏臨時借用的黑幫頭頭們幹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裏是很有名的，他們對於這場仇殺也略知一二。

　　當七個“大胡子”在阿爾及爾被殺後，他們宣布要向“秘密軍隊組織”討還血債。

　　科西嘉人的黑社會在1944年時曾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他們後來得到的報酬是有權壟斷科達聚地區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滅“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中，科西嘉人則以同樣的方式又一次為法國效勞。“秘密軍隊組織”裏有許多成員是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這場戰鬥有時幾乎是兄弟間互相殘殺。

　　在審訊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夥期間，“秘密軍隊組織”也在展開攻勢。他們這時候的指揮者是曾經在幕後參加策劃小克拉瑪事件的安東尼•阿古上校。他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具有靈敏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裏當過少尉，並且參加了在德國納粹統治下進行的解放戰爭。後來，他曾在阿爾及利亞指揮一個騎兵團。他雖然長得身材矮小，但卻是個硬漢子，同時也是一個有戰績而又非常殘忍的軍人。從1962年起，他就成為“秘密軍隊組織”

　　流亡在外的行動首腦。

　　阿古有豐富的心理戰經驗，他知道反對戴高樂政權的鬥爭必須在各方麵進行，既搞恐怖活動，也要通過外交渠道及宣傳活動。作為整個活動的一個部分，他安排“秘密軍隊組織”的外圍政治組織——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負責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同全西歐的報紙和電視舉行一係列的會見，用體麵的詞句說明“秘密軍隊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古的才幹，過去曾使他成為法國軍隊中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使他成為“秘密軍隊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安排讓喬治•皮杜爾接連地接見一些主要的報刊記者，在這些接見中，這位老政治家可以為“秘密軍隊組織”的這些活動披上正直行動的外衣。

　　皮杜爾的宣傳活動，幾乎和這幾天在法國各地電影院和咖啡館裏出現的炸彈爆炸恐怖活動一樣，使法國當局感到吃驚。

　　然後，到了1963年2 月14日，發生了另一次謀刺戴高樂的事件。戴高樂預定要在第二天到軍事學院去講話。謀刺計劃是當戴高樂步人大廳的時候，由一名刺客從附近房子的屋簷下向戴高樂的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審訊，他們是讓•比農、一個名叫羅貝•普瓦納爾的炮兵上尉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保羅•魯瑟萊•德•莉菲阿夫人。射手應該是喬治•瓦當來擔任。但這次又讓“拐子”喬治逃脫了。他們的被捕是因為在普瓦納爾的套間裏搜出了一支帶有紅外線瞄準器的步槍。經過審訊後表明，他們為了把喬治•瓦當和步槍偷運進軍事學院，曾找過馬呂•杜準尉，後者立即報告了警方。

　　二月15日，戴高樂將軍準時出席了軍事學院的典禮活動，但是令他很不高興的是，乘坐了一輛裝甲汽車。

　　那次的陰謀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卻使戴高樂很生氣。他在第二天把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叫來，拍著桌子對這位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長說：“這種暗殺的勾當搞得太過分了。”

　　弗雷伊決定對“秘密軍隊組織”的某些高層陰謀分子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諱地努力說明為什麽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的死刑了。但是還需要更多殺雞儆猴的例子。

　　2 月22日，法國保安總局第二局局長致內政部長的一份備忘錄的抄件到達了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的辦公桌上，內容摘要如下：我們已經查明這場顛覆運動的一名主要領導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東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國，根據我方情報局的惰報，他將在德國停留數日。

　　既然如此，應有可能對阿古下手，或可捉拿歸案。我方的反間諜機構曾向能於的德國反間諜當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絕。德國反間諜當局現同意我方人員跟蹤阿古和“秘密軍隊組織”的其他領導人。因此，我方的行動，凡針對阿古者，必須以最快速度周密進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權。

　　這項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1963年2 月25日，安東尼•阿古在羅馬會見了其他“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後回到德國的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到烏納特爾街的寓所，卻乘坐出租汽車到伊登•沃爾夫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打算在這兒開個會。他還沒有到房間去，在旅館的大廳裏就遇到兩個口操純粹德語的人找他談話。他還以為他們是德國的便衣警察，正打算從口袋裏取出他的護照。

　　這時，他突然感到兩隻手臂被緊緊夾住，他的腳離開了地麵，被架到停在旅館門口的一輛洗衣房的麵包車裏。他開始抗議，卻遭到了對方用法國話的一頓臭罵，一隻強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隻手擊中了他的腹部，一隻手指點了他耳朵下的神經，他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時以後，巴黎凱德索菲弗街36號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電話鈴響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警官說，他代表“秘密軍隊組織”說話，並說安東尼•阿古已經“捆綁停當”，待在這座房子後麵停著的一輛麵包車裏。幾分鍾後，麵包車的門打開了，阿古跌跌撞撞地從車上下來，出現在一群驚呆了的警官麵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站得住。由於鼻子出血，他的臉上沾滿著血跡。他的嘴被一個鉗子夾住。

　　警察把鉗子拿掉，有人問他：“你是安東尼•阿古上校嗎？”他說：“對。”

　　至於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員偷運過國境，這輛汽車又如何開到警察局後院而由一個陌生人用電話通知，這隻不過是他們在工作中開了個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釋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動分局沒有估計到的：他們弄掉阿古雖然使“秘密軍隊組織”

　　的士氣大為低落，但是卻為阿古身後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馬爾克•羅丹上校掌握謀刺戴高樂行動的指揮權鋪平了道路。他雖然藉藉無名，卻同樣精明強於。從許多方麵來講，這是一件不合算的買賣。

　　3 月4 日，最高軍事法庭宣布了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判決，他和其他兩人被判處死刑，而“拐子”瓦當則沒有逮住。

　　3 月8 日，戴高樂總統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聽了犯人辯護律師提出的減刑請求。

　　最後，他把其他兩人的死刑減判為終身監禁，而對巴斯蒂安•蒂尼則維持原判。

　　這天晚上，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當後者微笑著表示不相信時，律師說：“日期定在3 月11日，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並且搖搖頭。

　　他告訴律師說：“你不知道，在法國軍隊裏，沒有一隊士兵會對準我開槍的。”

　　他畢竟估計錯了。

　　在法國的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早晨8 、點鍾的新聞節目裏，報道了這條執行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土地上，隻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

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一間房子裏，這條消息觸發了一係列的計謀和行動，這些計謀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死亡。住在這個房間裏的就是“秘密軍隊組織”的新行動首腦馬爾克•羅丹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