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朝鮮戰爭的十點反思

對朝鮮戰爭的十點反思

作者：子辰 2010-11-6

　一、對二戰後的世界戰略格局沒有清醒的認識

　　武力統一朝鮮和中國的紅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紅色革命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內部現象，而北南朝鮮是蘇美兩國終結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狀態後依據商定的受降分界線分別扶持起來的兩個政權，如果以武力統一北南朝鮮，實質上就是美蘇兩強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因此朝鮮戰爭的本質是美蘇爭霸，爆發的起因是金日成、斯大林頭腦發熱，懷著僥幸心理進行政治和軍事冒險。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澤東遞交了朝鮮勞動黨致中共的信，主要內容是請求中共把解放軍中的朝鮮師轉交給朝鮮政府，這一請求得到中共的滿足，毛澤東表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這可以說是“抗美援朝”的萌芽。當年6、7月份，兩個朝鮮師整建製(共21000餘人)地回到了北朝鮮。第二年初又有16000餘名朝鮮籍解放軍回到北朝鮮。這37000名經曆過戰爭鍛煉的朝鮮籍戰士是金日成組建軍隊的骨幹，送這批戰士回朝鮮是為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開的第一個軍事綠燈。有了骨幹後，斯大林給了北朝鮮一批武器裝備，其中包括150輛坦克，這是為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開的第二個軍事綠燈。以中國提供的骨幹和蘇聯提供的武器為基礎，金日成組建了一支十幾萬人的軍隊，實力超過韓國軍隊。

　　雖然金日成有了軍隊，但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是不成熟的，客觀條件並不具備。二戰結束後呈現出美強蘇弱的局麵，表麵上蘇聯軍隊龐大，但是蘇聯在二戰中人員損失慘重，戰後經濟困窘，出現了餓死人現象，總體上是一種頭重腳輕、下盤不穩的狀態。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歐洲發生的柏林空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盡管蘇聯在歐洲手握重兵，近水樓台，但它封鎖西柏林這一小挑戰行動還是失敗了，西方陣營通過動用大量財力物力化解了危機，展示了自己的綜合實力。蘇聯在近在咫尺的東歐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國全麵控製的太平洋沿岸又怎麽能搞出名堂呢?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組建起來的軍隊中，各個層級都有蘇軍顧問，以致沒了蘇軍顧問軍隊就無法正常運轉，甚至進攻南朝鮮的戰役計劃都是蘇軍顧問團包辦的，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出朝鮮戰爭的本質。

　　握著這支小小的武裝，金日成滿以為能夠解放南朝鮮，於是起因據說是不清不楚，實際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鮮內戰爆發了。在朝鮮半島上金日成的軍隊占優勢，但美軍用龐大的海軍和陸戰部隊控製著整個西太平洋,在這樣的戰略態勢下金日成的風光注定不能長久,開戰後僅3個多月, 金日成已經準備到中國當流亡首相了。在美蘇爭霸中蘇聯本來沒有資格冒險，因為它的綜合實力明顯弱於美國，而且二戰中失血過多，這是為什麽美軍仁川登陸後蘇聯不敢對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國參戰初期蘇聯不敢派空軍的原因。北朝鮮和蘇聯各有其戰略研判的範圍，如果說年輕的金日成想憑借半島內的小優勢一鼓作氣統一朝鮮半島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麽老成的斯大林不顧蘇聯在全球戰略形勢中的弱勢地位而擠占美國的戰略空間則是利令智昏的冒險。

　　基於朝鮮戰爭的這種政治本質，中國是否參戰就應十分審慎，應該從一種明智的外交戰略出發作出抉擇。遺憾的是在1949年，在“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一個方麵軍的司令部。”思想指導下，中國的決策層選擇了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東西方對陣中的蘇聯，這是後來參與朝鮮戰爭的政治前奏。美軍仁川登陸後北朝鮮軍隊開始潰敗，在不敢派空軍協同中國出兵的情況下，蘇聯對中國的要求並不高，隻是要中國接納北朝鮮的流亡政府，蘇聯自知在朝鮮問題上失算，沒能進一步隻好退一步，退出朝鮮半島。出乎蘇聯意料的是中國替它出了頭，幫它維持了戰略對抗的均勢，因此蘇聯是中國出兵朝鮮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後來的大三角戰略格局中唯一的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鏡的是，10年後蘇、中這兩個意識形態相同的盟友竟然鬧翻了，20年後美、中這兩個意識形態相左的國家居然開始親近了，三大國聚散離合的曆史經曆表明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並不是明智的選擇。

　　1949年,一些民主人士建議新中國的外交路線是在美蘇之間不偏不倚,張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軍界的元老，最高領袖宴請他並討論外交路線問題,誰也說服不了誰, 最後領袖大度地說“可以辨論100年”。何須100年，10年就見結果了。60年代末偉大領袖讓幾個老帥研討美蘇兩霸對中國的利害，結論是蘇聯的威脅大於美國，這是對出兵朝鮮決策的一個諷刺性結論。如果新中國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線，就不會參與朝鮮戰爭，美蘇都會看到中國在兩強爭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爭相拉攏，利用這種拉攏，中國可以在相當寬鬆的環境中發展自強，在國家戰略的內外兩方麵做到雙贏。

　　二、在戰略上中國自始就參與了朝鮮戰爭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發動軍事進攻的想法，這是為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開的第一個政治綠燈。5月，金日成到中國向中共通報北朝鮮將發動軍事進攻，中共向蘇聯詢問，蘇聯方麵給毛澤東發電“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誌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誌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電報說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決權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發動軍事進攻。然而中共沒有行使否決權，也就是說中共為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開了第二個政治綠燈。不僅開了綠燈，最高領袖還表示必要時將以武力支持朝鮮統一：我們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帝國主義如果不幹涉，沒有妨礙;帝國主義如果幹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也不管;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最高領袖的明確表態是導致後來出現“抗美援朝”的一個關健性步驟，這種以武力撐腰的支持態度對金日成來說無疑是一顆定心丸。這一表態確定了中國對朝鮮戰爭的態度是隻準北方向南邊打，不準南方向北邊打，這就道明了朝鮮戰爭的本質。決定中國打不打的紅線是三八線，這一既定軍事策略成為後來最高領袖定下出兵決策的根本依據。

　　60年以來存在著一個凡是，即凡是有關“抗美援朝”的都是光輝的、偉大的。凡是論的維護者以金日成發動進攻前沒有通知中國為依據，論說中國“抗美援朝”是被迫的，不得已而為之。金日成進攻前不通知中國隻是一個戰術問題，在戰略上毛澤東、金日成早已達成君子協定──“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如果當初毛澤東對金日成的表態是“中國飽經戰亂幾十年了，需要休養生息，我們不反對你們發動戰爭，但打起來後中國一個兵也出不了，也給不了什麽物資援助”，那麽朝鮮戰爭隻會停留在金日成的頭腦裏，而不會出現在世界各國的曆史書上。對朝鮮戰爭問題，最高領袖說過：我們三駕馬車，有兩匹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馬也沒有辦法。其實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三駕馬車，有兩匹要往前拉，第三匹馬不想動，那兩匹也沒有辦法。

　　有的軍史學者帶著凡是論的緊箍，研究朝鮮戰爭幾十年，研究成果是“抗美援朝和朝鮮戰爭不是一個同等的概念”、“朝鮮戰爭不應該打，但是抗美援朝戰爭不能不打。”，在戰略認識上十足的糊塗。既然朝鮮戰爭不應該打，為什麽拿出三個軍給金日成撐腰?既然“抗美援朝”戰爭不能不打，是不得已而為之，第二次戰役後1950年底為什麽不停下來?唇保住了，齒不寒了，為什麽還要打?為什麽最高領袖在1951年3月1日的電報中還說：“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原因很簡單，“抗美援朝戰爭”和朝鮮戰爭在戰略上是一回事，或者說是一對孿生兄弟，而且是同卵雙生的。

　　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發動進攻後，中國的因應動作就開始了。7月2日，周恩來同蘇聯大使羅申表示：為應付未來朝鮮戰爭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中國政府準備在中朝邊境集結9個師的兵力，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這些部隊將以誌願軍的名義入朝參戰。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發電：“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誌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這個作法是正確的。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7月10日，保衛國防會議召開，通過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從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團(含第38、39、40、42軍)在中朝邊境進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最高領袖表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用誌願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8 月5日最高領袖致電東北軍區：“(東北)邊防軍各部現已集中，8 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準備於9 月上旬能作戰”。8月18日最高領袖指示：“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準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9 月底，請你加緊督促，務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8月下旬，朝鮮戰場進入僵持階段，戰爭的變數越來越大，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寫信給最高領袖，提出第十三兵團力量還顯單薄，建議調第九兵團為第二線，第十九兵團為第三線，部署於山海關內機動地區，以備不時之需，最高領袖批準了這一建議，這是所謂“輪番作戰”的萌芽。8月底，中央軍委開會起草《關於加強邊防軍的決定》，決定將東北邊防軍兵力由原來的四個軍逐漸增至十一個軍三十六個師，並分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線部隊，第一線為五個軍;華東軍區原準備渡海攻台的第9 兵團和西北地區的第19兵團分別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為東北邊防軍的第二、三線部隊，“輪番作戰”進入準備階段。

　　從中國的一係列因應步驟看，當北朝鮮軍隊進展順利時，中國準備了9個師，預備小打;當戰爭的前景變得不可知時，中國準備了36個師，預備大打。這36個中國師是朝鮮戰爭擴大化的物質基礎，如果說金日成的十幾萬軍隊是東方陣營向西方陣營發起挑戰的第一梯隊，那麽這36個中國師則是東方陣營的第二梯隊，當朝鮮戰爭擴大化的物質(第二梯隊)和精神(既定軍事策略)都具備時，朝鮮戰爭擴大化就成為一種必然，也就是說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軍發起仁川登陸之前，中國出兵朝鮮就已經是一種必然了。

　　三、戰爭決策的出台充滿“個人說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 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根據眼下的形勢，如果您認為能為朝鮮人提供援軍，哪怕五六個師也好，應即刻向三八線開進，從而使朝鮮同誌能夠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後備力量。中國部隊可以誌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同日，朝鮮特使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直接向毛澤東求援：“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10月1日夜，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召開，最高領袖與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討論對策，周朱劉三人的態度都很謹慎，最高領袖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要管。經過徹夜討論，周恩來改變了態度，讚同最高領袖的出兵主張，朱德和劉少奇仍持保守態度，至今未曾有過朱劉二人主張出兵的記載。事後最高領袖曾說，在出兵朝鮮的問題上，中央同意的人隻有一個半，一個指他自己，半個指周恩來。由於最高領袖具有最高決定權，10月1日的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已經定下了出兵朝鮮的戰爭決策。因為最高領袖指示這次會議不作記錄，會議的細節不得而知，但後人可以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對這一決策作出評判。

　　2日淩晨，毛澤東緊急電告高崗、鄧華：“(1)請高崗同誌接電後即行動身來京開會;(2)請鄧華同誌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3)請鄧華將準備情況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動即行電告。”中國的戰爭車輪已經開始啟動。

　　10月2日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出乎最高領袖的意料，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持懷疑或反對態，特別是軍隊的將領們幾乎都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把握。林彪說：“我不讚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這是上策。”雖然不同意見很多，但開會隻有一個目的：將出兵決策貫徹下去。最高領袖說：“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我們不能再議而不決。既然林彪說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見還是彭老總最合適了。” 最高領袖指示周恩來：“你明天想辦法派一架專機，到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我們常委明天做些準備工作，4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的主張不出兵，有的主張暫不出兵，主要意見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彭德懷一句話也沒說。據當時在場的秘書師哲回憶“除了毛澤東以外，幾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員都反對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領袖派鄧小平先行同彭德懷進行溝通，鄧小平把上麵內定彭德懷掛帥向彭作了透露，然後將彭德懷接到中南海麵見最高領袖。彭德懷對最高領袖說：“蘇聯完全洗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隻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最高領袖問：“如果蘇聯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們的裝備改善得好一些，這場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懷反複考慮後說：“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問題在於這種援助能夠達到什麽程度，空軍能掩護到什麽程度，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可以同美國軍隊較量一下。”最高領袖說：“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彭德懷認同出兵並接受掛帥任務，出兵朝鮮在人事安排上已經妥當，下午的政治局會議就可以拍板決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召開，能來的政治局委員都來了。會上仍有人主張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說：“我看還是以加強東北邊防為好，免得引火燒身”。但周恩來和彭德懷都作了支持出兵的發言，氣氛開始向出兵的方向轉變。會議的結果是最高領袖“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的觀點得到了貫徹，最終出兵決策得以通過，出兵朝鮮形成了國家決策。但仍有人從內心裏是不讚成出兵的，散會後，林彪對最高領袖說：“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關重大。你要好好考慮呀，千萬慎重。”周恩來、林彪被派到蘇聯要軍援，在路上林彪給毛發了封很長的電報，再次勸毛回心轉意，放棄出兵。彭德懷到沈陽召開13兵團會議，會後幾個人找到彭德懷說：高崗也不願出兵，你在西北為什麽讚成出兵呢?

　　2日、4日的會議上絕大多數人不讚成出兵，但到了5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統一意見了，這種統一是形式上的統一，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當時會議上反對出兵的話很多人都說了，現在流傳下來的隻有林彪和高崗的話，因為他們後來成了反麵人物。參加會議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將帥都是曆經幾十年磨礪的，哪個沒有自己的主見，怎麽會兩三天就改變主意?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逐漸確立後，領導層出現了一種“權威”現象，即隻要是領袖主張的最後總能通過,有沒有反對意見都一樣。出兵朝鮮是這樣，後來的經濟冒進、大練鋼鐵也是這樣。出兵朝鮮20年後，中美開始外交親近，對此林彪說了句“大好局麵被耽誤了20年”。

　　出兵朝鮮決策的通過，周恩來和彭德懷的態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來是不主張出兵的，後來讚成了，並且在會議上發言支持;彭德懷則是當時唯一可選的、已經內定的出征統帥，他一認同出兵決策，部隊赴朝作戰就沒有實際障礙了。幾個年齡較小、有打大仗經驗的將領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較合適的，偏偏都是傷病纏身，無法承擔指揮任務;朱德、賀龍沒打過大仗，且多年沒有指揮作戰了;葉、聶、陳、羅四帥長期搞政工，不能考慮;劉伯承有掛帥的能力，當時埋頭搞教學去了，劉伯承對南下大別山的失誤很有意見，對是否出兵朝鮮，軍事素養深厚的劉伯承也不會沒有自己的見解。

　　雖然在後來的幾天裏，因空軍支援問題上的扯皮，蘇中雙方決定中國暫不出兵，北朝鮮軍政人員準備疏散，但10月13日，中國決策層敲定無論空軍支援落實得如何，中國仍然出兵。

　　參與朝鮮戰爭本來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想法,但在當時的領導體製和權力架構下很快就變成了國家決策,一人之心成千萬人之心,這樣的事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令人感慨。軍隊是國家的重器,動之須慎重,戰爭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決策須謹慎,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作為反麵教材可供中國人長期反思。去年百來名影星集中起來拍了部影片《建國大業》，把建國的過程拍得好不仔細，國旗、國徽的設計、國歌的選用，詩人代表、畫家代表、婦女代表都發表意見了，但唯獨忘了拍一件要緊事，就是動用這個國家的軍隊需要多少人說了算，在1950年10月，這件事隻需一個人說了算。

　　四、戰爭決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最高領袖就定下了出兵的決心，在最高領袖的思維中，促使他作出戰爭決策的因素有兩個：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裏，最高領袖始終對金日成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想法持支持態度，隻是在時機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領袖就向北朝鮮特使表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國與最高領袖商談時，最高領袖雖然明白金日成的計劃與中國的統一進程相衝突，還是同意了金日成的進攻打算，而且有“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的重要承諾。在1950年10月1日，美軍已經打過三八線，正在向中朝邊境推進，在金日成發出求救信息、斯大林希望中國出兵的情況下，最高領袖自然要履行“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的承諾。10月2日出兵決策尚未貫徹時，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暫不出兵”，斯大林回電：“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誌願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誌曾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誌。”毛澤東先前關於出兵的承諾已經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國履行承諾的依據。實際上斯大林和毛澤東早已達成一個共識─—朝鮮戰爭是東方陣營向西方陣營發出的一次挑戰，為了這個挑戰的勝利，東方陣營中的國家應該各盡其力，對毗鄰朝鮮的人口眾多的中國而言當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金日成發動進攻，中國在第一時間成了受害者，台灣成了冷戰的棋子，被美國捏住了。最高領袖決定出兵不光是為了幫別人，更有為自己國家的打算。最高領袖一貫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一軍事鬥爭哲學，你美國進入中國的台灣，你就去朝鮮打你，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鬥爭哲學富於豪情和氣魄，但浪漫主義有餘，現實主義不足。中國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軍隊的裝備落後，如要大打一場，經濟上、軍事上都不具備條件，必須依賴蘇聯的供給，而蘇聯實力比美國弱，膽子比美國小，並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樹。

　　斯大林顯然對毛澤東的思維了若指掌，他在回電中說：“基於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後將不僅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複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及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當然斯大林的話與後來的事實完全相反。斯大林還進一步鼓動：“如果中國隻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那麽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慮過，美國盡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麵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麽讓它現在就打”，而事實上當時無論在歐洲方向還是在遠東方向，蘇聯在戰略和軍事上都表現得小心翼翼，蘇聯需要的是休養生息，根本沒有實力和膽量與西方陣營來一場徹底的較量，如果它敢來一場大較量，將提前30年解體。

　　以往正統話語談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裝侵占我國領土台灣，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這兩個理由都站不住腳。

　　戰火的確燒到了鴨綠江邊，但是鴨綠江的那邊，不是鴨綠江的這邊。美國介入朝鮮戰爭時陸軍隻有約20個師，主要部署方向是歐洲，在這樣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說美軍準備入侵中國，純屬匪夷所思。美國當時既沒有入侵中國的實際計劃，也沒有入侵中國的長遠打算。意圖進攻中國是重大的戰略選擇,如果屬實會有很多跡象表現出來,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一點依據也看不到。中國的決策層作出出兵決策後，下發了一個《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其中有“(3)從北朝鮮繳獲文件及其他方麵證明，美國確有侵占朝鮮後進一步侵占我國東北的陰謀計劃。(4)美國此種計劃與以前日本對華侵略曆史如出一轍，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鮮、台灣，第二步侵略東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國。由於這一切，為了我國的安全，不能對美軍侵朝置之不理。”這些臆造和想象的證據今天看來純屬子虛烏有。《指示》中還有“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在報紙上應多發表反對美國擴大戰爭侵略朝鮮、台灣，反對親美恐美”，就此開始了對美國的妖魔化，也開始了對民意的訓導。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不計其數的“指示”已如過眼煙雲，但這個添加了民族主義佐料的《指示》卻始終在部分人群中發揮著作用。

　　“抗美援朝偉大”論的擁躉者最喜歡說的一個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鮮，中國就有了一個“軍事緩衝區”，並以成語唇亡齒寒佐證。其實這個“軍事緩衝區”對中國意義不大，中國最能威懾入侵者的是遼闊的疆域，眾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權的“人民戰爭”思想，二戰時一百多萬日軍陷在中國戰場動彈不得，這個前車之鑒其它軍事大國怎能不忌憚?不要說1950年時美國的20個師，就說上世紀70年代蘇軍在西伯利亞部署的100萬軍隊，又能把中國怎麽樣?

　　至於“武裝侵占我國領土台灣”，隻能理解為侵占了傳統意義上的，但當時處於分治狀態的中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轄效力沒有到達台灣。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是蔣介石政權(可稱作原中華民國遺留政權)邀請的，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仍在蔣介石政權身上，從法理上講，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不是武裝侵占中國領土，而是幹涉了中國內政。朝鮮戰爭和美國染指台灣是互為因果的，北朝鮮發動進攻標誌著冷戰升級為局部性熱戰，蘇聯拿朝鮮半島作文章，美國自然就想到了拿台灣島作文章，因為從軍事角度看，在東亞，東方陣營在陸地上有優勢，西方陣營則在海洋上有優勢，台灣島恰恰就是一個便於美國發揮軍事優勢的目標。美國如果想挽救蔣介石政權，三大戰役時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隊到達長江北岸時出兵也還來得及，等到蔣介石政權流落到台灣島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表麵上是要挽救蔣介石政權，實質上則是美國因應冷戰升級而采取的戰略措施，從這一層麵講，新中國的決策層選擇“一邊倒”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接到準備參戰的動員令，部隊基層是不大情願的，以前在本國為土地革命犧牲，為建立新中國犧牲，積極性很高，去外國為別的國家打仗就沒有動力了。國內剛剛結束長期的戰亂，人民也有厭戰心理。最高領袖提出了一個很有鼓動力的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個口號後半句為虛，前半句也為虛。中國出兵時，美國飛機對鴨綠江對岸的目標肆意轟炸，卻唯獨不炸江上的橋梁，誌願軍副司令洪學智在回憶錄中對此予以提及。事實上美國嚴格遵循朝鮮戰爭是有限戰爭、局部戰爭的定位，把它作為美蘇對抗的一場熱身賽，美國並不希望有第三國參與這場比賽。中國出兵的標準是隻準北朝鮮向南打，不準南方向北打，這哪裏是“抗美援朝”，明明是“助朝打美”。

　　雖然中國在北朝鮮發起進攻後就開始了軍事調動，但10月1日的朝鮮戰況與早先的預計已經大相徑庭。“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所預計的局麵是北朝鮮軍隊主力猶存，南方的軍事力量占了上風，中國軍隊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現實是北朝鮮軍隊的大部損失，中國軍隊赴朝作戰就得擔當主力的角色，如果中國軍隊作戰失敗被趕了回來，就可能召致美軍的報複性進攻，這是中國領導層大多數人對出兵謹慎保守的原因。

　　美國對朝鮮戰爭的一係列反應展現了它的戰略實力和軍事能力，對於和美軍作戰，“這場仗是不是能打?”說明最高領袖在軍事上是沒有把握的，彭德懷的“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國軍隊較量一下。”說明他認為有可能打贏，並不是肯定會贏。孫子兵法雲：“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中國的軍政領導人廟算很不明朗，怎麽能急著出兵呢?孫子兵法又雲：“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中國的軍政領導人是先打過去再說，走了後一條路。孫子兵法還雲：“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有好處嗎?戰爭目標是什麽呢?能達到這個目標嗎?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這一大多數人的意見是符合“非危不戰”原則的，如果當時的決策層能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製定決策，中國與朝鮮戰爭無緣。

　　五、戰爭目標定錯及三八線的政治、軍事含義

　　第二次戰役後，戰線又回到了三八線附近，一些國家開始斡旋和談。1950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開會，13個亞洲國家的代表團起草了《朝鮮和平方案》，主張：“立即停火;中美兩國軍隊撤出朝鮮;美軍撤離台灣海峽;南北朝鮮軍隊解除武裝，由聯合國成員國組成的少量部隊和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留在朝鮮，完成選舉後撤走。”該提案以51票對5票(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通過。13國提案對中國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軍撤離台灣海峽”這一促使最高領袖作出戰爭決策的政治目標。而且必須注意的是，聯合國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支持這一提案，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數國家期望和平的意願。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13國提案的基礎上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1.立即實現停火;2.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安排恢複和平所應采取的進一步措施;3.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並采取措施以實現聯合國關於在朝鮮建立統一政府的決議;4.在實現第三條步驟之前，製定出管理朝鮮和確保朝鮮和平與安全的臨時性辦法;5.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1951年1月13日，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來，這一提案不論對北朝鮮還是對中國都相當有利，對北朝鮮而言,“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較於13國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麵地考慮了中國的利益，“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實質上是承認了中國為世界四巨頭之一,這將使中國獲得雅爾塔會議上中國不曾獲得的地位.有了四巨頭之一的政治地位，不僅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解決起來不在話下，也為台灣問題的解決大開方便之門。

　　對於五步方案美國表態讚同，1月17日中國政府卻致電聯合國：“先停戰後談判的原則，隻便利於美國維持侵略和擴大侵略，決不能導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中國的決策層主張先談判後停戰，實質上是想繼續打下去，要戰爭不要和平。第三次戰役後戰線已經接近37線，金日成在領土上已經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經包括保障中國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兩條──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此時是結束朝鮮戰爭的最佳時機，也是中國名利雙收的最佳時機，為什麽中國的決策層還要繼續打下去呢?這就涉及中國出兵的戰爭目標了。

　　中國出兵朝鮮的戰爭目標，很明確，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險空想達成實現，統一朝鮮半島。這一戰爭目標從宏觀上看不符合當時美強蘇弱的戰略態勢，從微觀上看東方陣營謀劃已久的第一梯隊的攻勢僅幾個月就被西方陣營的武裝力量打垮，倉促間把第二梯隊開上去替補，能保住北朝鮮政權的存活就不錯了，怎麽能奢望把西方陣營的武裝力量逐出朝鮮半島呢?

　　代表了眾多中小國家意見的五步方案對中國十分有利，讚同五步方案就是與眾多中小國家結成統一戰線，而中國的決策層卻把統一戰線拱手讓給了美國。拒絕五步方案使中國在法理上處於被動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國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 這是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政治鬥爭的轉折點，由主動徹底轉為被動，中國政府不認真對待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是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探究一下當時最高領袖的思想狀態，可看出三點：一是意識形態至上，國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國際政治上隻走大國路線，不走群眾路線，隻想著傍蘇聯，不願搭理眾多中小國家;三是既不懂軍事，又迷信武力，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已經出現攻守之勢開始易位的微妙變化，最高領袖卻混然不覺。

　　拒絕五步方案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44票對7票通過了美國所提的譴責中國為對朝鮮的侵略者的議案，這一方案的通過是東方陣營在聯合國舞台上政治鬥爭的一次大失敗，中國的國際聲譽遭受了很大損失。5月18日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美國所提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禁運的提案，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對中國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製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有用的物資。

　　合理的戰爭目標是什麽?很簡單，就是恢複三八線，二次戰役結束時這個目標已經基本上達到了，對中國而言戰爭的腳步應該到此為止。“有理有利有節”是一項很好的政治軍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戰役後停止大規模軍事行動，及時轉入政治鬥爭軌道，可能出現邊談邊打的局麵，但打的規模會小得多，在不把朝鮮戰爭的政治主動權和軍事主動權讓與美國的情況下，中國誌願軍的傷亡會小得多，筆者估計誌願軍至多再傷亡幾萬就能結束戰爭。如果　中國以恢複三八線為出兵目標，就能取得軍事和政治的雙重勝利，付出的傷亡不到最後實際結局的四分之一，物質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蘇對抗的戰略格局中將獲得一個比較合適的位置。

　　早在上世紀50年代，軍內就出現對第二次戰役後沒有停下來表示遺憾的聲音，近年來民間也出現很多這樣的聲音。確實是一個遺憾，但這個遺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在戰爭爆發前的共識，當第三次戰役結束，東方陣營的軍隊又一次越過了三八線，“統一朝鮮半島”這一既定目標又一次在前麵招手時，東方陣營的軍隊是停不下來的，如果停下來，發動這場戰爭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二戰尾聲時，美蘇協議以朝鮮半島上的北緯38°線作為兩國對日軍事行動和受降範圍的暫時分界線，北部為蘇軍受降區，南部為美軍受降區。三八線的劃定為美蘇兩國在遠東和朝鮮半島的冷戰格局奠定了基礎，三八線也成為美蘇兩國在朝鮮半島對壘的既定分界線。三八線表麵上是美蘇勢力範圍的分界線，實質上是美蘇在東亞的戰略平衡線。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錯誤就在於沒有遵循節製原則，想再進一步，獨占朝鮮半島，在戰略對抗中壓蘇聯一頭。如果它恢複三八線後止兵，在政治上、道義上收獲已經很大了，軍事上因為殲滅了北朝鮮軍隊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把蘇聯失掉的這條戰略平衡線恢複過來，已屬難得，而要逾越這條線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達到的範疇。

　　第二次戰役西線戰事結束後，12月8日彭德懷致電最高領袖：“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擬在三八線以北數十裏停止，讓敵占三八線，以便明年再戰殲滅敵主力。” 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看到彭德懷的電報後，也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而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最高領袖采納了彭的建議。但13國提案通過後，出於為武力統一朝鮮半島作政治鋪墊這一目的，12月22日中國政府聲明反對13國提案。最高領袖改變了原定的誌願軍休整2個月的計劃，決定打一場廢除三八線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領袖給彭德懷發電：“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第二次戰役是一場勝仗，但隻是收複失地的勝仗，並沒有消滅美軍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戰役後誌願軍減員8萬人，約占總兵力的五分之一，收複失地的同時後勤補給的距離也大大拉長，在這種情況下主動進攻很不明智。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但在戰爭狀態中軍事上的得失又左右著政治的天平，不顧軍事上的可行性硬讓它為政治服務必然會帶來相反的效果。12 月19日彭德懷根據實際情況再次致電最高領袖：“兩次大勝後，速勝和盲目樂觀情緒在各方麵都有增長。”、“據我看，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縱深加強，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得你13日複電後，現已遵示越‘三八線’作戰。如無意外變故，打敗仗是不會有的，但攻擊受阻或勝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領袖致電彭德懷：“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線在人們中存在的舊印象，進行其政治宣傳，並企圖誘我停戰，故我軍此時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然後進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領袖發電催促彭德懷：“所謂三八線在人們腦子中存在的舊印象，經過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這一仗，從十二月初起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人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

　　第二次戰役基本上恢複了北朝鮮的領土, “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戰爭”的目標已經達到，發動第三次戰役脫離了“抗美援朝”，回歸到“不應該打的朝鮮戰爭”，成為“助朝打美”、“助蘇壓美”，其實質是為美蘇爭霸效力。12月31日，第三次戰役開始，中朝聯軍跨過三八線南進，朝鮮戰爭的主升浪開始掀起來，這是東方陣營在戰略上發起的第二次挑戰，是第二次不應該打了。第三次戰役曆時8天，期間沒有大的戰鬥，基本上是誌願軍向前推進，美軍主動後撤，中朝聯軍拿下了漢城，打到37度線附近，但沒消滅多少敵人。第三次戰役表麵上是誌願軍節節挺進，美軍步步後退，實際的軍事態勢則是誌願軍愈顯疲弱，美軍則收縮積蓄力量，攻守之勢的轉化到達了一個臨界點。

　　第三次戰役引來東方陣營的一片叫好，《人民日報》的社論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進,向大丘前進,向釜山前進,誓把美國侵略軍趕下海去。”，“不應該打的朝鮮戰爭”的目標被宣傳得盡人皆知。而實際上第三次戰役在軍事上並不實惠，在政治上則是一場敗仗，它強化了盲目樂觀心理，促使中國決策層拒絕了寶貴的五步方案。第三次戰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勢，結果卻是在政治上失勢, 反映出當時中國的決策層在戰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塗。孫子兵法雲“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發動第三次戰役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對中國來說都沒有什麽好處;孫子兵法又雲“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發動第三次戰役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在軍事上是勉強的，如果最高領袖按“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行事中國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孫子兵法還雲“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從單純的軍事角度看，第三次戰役違反了這一古訓。當初定下出兵朝鮮的決策時，領導層在軍事上是沒有絕對把握的，既然沒有絕對把握，就應該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謹慎行事，第一、二次戰役是摸著石頭過河，而第三次戰役是沒摸石頭就一腳踩了下去，結果踩進了旋渦深水區。

　　近代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這樣談到進攻：“戰略優勢在戰略進攻中會逐漸消失”、“而任何進攻都不得不以防禦告終;至於這時的防禦是什麽樣的防禦，這取決於具體情況;如果敵人的軍隊已經被消滅，情況可能很有利，如果敵人的軍隊沒有被消滅，情況也可能很困難。”在勉強的第三次戰役中，誌願軍的戰略優勢明顯被耗盡了，而聯合軍的主力未損，恰恰是具體情況的後一種。

　　1951年1月15日，聯合軍采用“磁性戰術”對中朝軍進行試探性進攻，摸清情況後，1月25日，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李奇微指揮聯合軍16個師、3個旅、1個空降團，共23萬餘人，由西至東逐步在全線發起大規模進攻。此時中國誌願軍已經連續作戰兩個多月，第一線部隊十分疲勞，兵力不足，運輸線延長，物資供應困難，彭德懷想到利用聯合國的決議展開政治博弈，幫助緩解軍事上的不利局麵，1月27日彭致電最高領袖：“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誌願軍從烏山、太平裏、丹邱裏線北撤15至30公裏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議行事，中國在政治上就占據了主動，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議案就不易通過，李奇微的進攻就會受到國際輿論的掣肘和約束，橫城反擊戰後戰事很可能會停頓下來，中國則避免了在軍事上轉入被動。

　　28日最高領袖複電：“我軍必須立即發起第四次戰役，以殲滅兩萬至三萬美李軍，占領大田、安東之線以北區域為目標”、“我軍沒有補充，彈藥也不足，確有很大困難。但集中主力向原州榮州打下去，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朝鮮師的力量還是有的”、“絕對不能讓敵人恢複仁川及漢城南岸橋頭堡，封鎖漢江。美國要想在使漢城處於敵火威脅之下，即和我們停戰議和，也是決不能允許的”、“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後撤15-30 公裏及發布關於讚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離，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最高領袖的複電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漢城有效控製在中朝聯軍手裏，任何失掉中朝聯軍的軍事優勢下的停止軍事行動或停戰議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戰役誌願軍在戰役上出其不意、蓄勢而發都沒能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朝鮮師，第三次戰役挾勝出擊也沒有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朝鮮師，到了自身困難重重，敵方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戰役怎麽可能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朝鮮師?孫子兵法雲“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而最高領袖竟然活學活用為“不知敵之不可擊而擊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而擊之”，結果自然是此戰必殆。在軍事博弈的形勢已經不利的情況下，在自身籌碼有限的情況下，最高領袖竟然幻想戰場上的奇跡，完全是一種賭博心理。1月31日彭德懷致電最高領袖：“第三次戰役即帶著若幹勉強性(疲勞)，此(四 )次戰役則帶著更大的勉強性。如主力出擊受阻，朝鮮戰局有暫時轉入被動的可能。”孫子兵法雲“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如果從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最高領袖能聽從彭德懷的建議，“抗美援朝”很可能會有一個好得多的結局。

　　彭德懷巧婦勉為無米之炊，部署誌願軍第38、50軍在西線漢江以南阻擊聯合軍向漢城方向的進攻，以付出一萬多人的傷亡為代價，爭取時間讓第39、40、42、66軍向橫城附近集結，在東線形成局部優勢，發起橫城反擊戰，殲滅一個南朝鮮師大部，中朝聯軍在橫城地區共殲敵1.2萬餘人。橫城反擊戰結束後，美軍占據的砥平裏在東線突出且暴露出來，誌願軍東線集團以分屬3個軍的8個團圍攻砥平裏的6000餘名守軍。這是中國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經曆的最慘烈的戰鬥，兩天傷亡約5000人，傷亡比率約20%，傷亡強度遠遠超過了上甘嶺戰役。除此之外，一支配合砥平裏作戰的大建製部隊在運動中遭到美第2師炮兵火力的長時間轟擊，傷亡幾千人。砥平裏作戰對美軍來說是一次屠殺式戰鬥，差不多平均一名守軍殺傷一名誌願軍，在後來的作戰中美軍更加注重發揚火力優勢，出現了“範佛裏特彈藥量”。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裏防禦戰的成功，將其稱作“朝鮮戰爭的葛底斯堡”，從此美軍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樹立起了自信。

　　中國的決策層卻未能從砥平裏作戰中汲取教訓，反而準備投入更大的賭注，3月1日最高領袖致電斯大林：“將現在朝鮮作戰的9個軍30個師作為第一番誌願部隊;將正從國內調去的6個軍及現在朝鮮即將補充的3個軍(有2個軍現在元山、鹹興地區休整)共9個軍27個師作為第二番誌願部隊，約4月上旬可全部到達三八線地區，接替現在漢江前線的6個軍的任務;將準備從國內調去的6個軍及第一番誌願部隊中的4個軍共10個軍30個師作為第三番誌願部隊，準備6月中調用。”、“今明兩年準備再有傷亡30萬人，再補充30萬人，以利輪番作戰。” 輪番作戰將動用三番共21個軍，是出兵前計劃的三線11個軍的近兩倍，從人力資源上看，21個軍約占中國陸軍的一半。從財力上看，1951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比例占到45.64%，總預算中的32%直接用於朝鮮戰爭，蘇聯的軍事貸款尚未計算在內，中國為朝鮮戰爭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為了幫鄰國實現武力統一，中國要付出半個衛國戰爭的代價，今天的國人看到這一點該作何感想?

　　3月7日，聯合國在西線集中主力，再次發動大規模進攻，在新的兵團到達前，中朝聯軍以空間換時間邊打邊撤，3月15日聯合軍15日進占漢城，23日進占高陽、議政府、加平、春川一線，4月進至三八線以北的鐵原、金化。至此誌願軍在第三次戰役占領的土地幾乎盡數吐還對方，重城地得失而沒有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戰役違背了內戰時期寶貴的軍事原則，第四次戰役使美軍看到了自己的優勢,大大增強了與誌願軍作戰的信心。

　　《戰爭論》有“進攻的頂點”理論──“大多數戰略進攻隻能進行到它的力量還足以進行防禦以等待媾和的那個時刻為止。超過這一時刻就會發生劇變，就會遭到還擊，這種還擊的力量通常比進攻者的進攻力量大得多。我們把這個時刻叫做進攻的頂點。”第三、四次戰役成為詮釋“進攻的頂點”理論的標準戰例。第三、四次戰役實際上是一次戰役，原因有二：一是兩次戰役相隔時間很短，1月8日中朝聯軍停止進攻，1月15日聯合軍就開始進攻;二是第三次戰役時聯合軍主動後撤就是為了在有利時機發動反攻，第三次戰役是因，第四次戰役是果，從因果相關的角度看，第三+四次戰役是一次曆時3個多月的雙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鋸式大戰役。第三+四次戰役從空間上看，起於三八線，止於三八線，好像是個平手，而實質上中朝聯軍失敗了，原因有兩點：一是中朝聯軍在政治上對三八線的挑戰失敗了(對北朝鮮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鮮戰場的軍事主動權已經偏向了聯合軍一方。

　　在第三次戰役和第四次戰役中，誌願軍傷亡5萬餘人，從入朝作戰算起誌願軍累計傷亡達到13萬人，三八線沒有抹掉，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頭土臉，最高領袖在戰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沒有，3月1日最高領袖在致斯大林的電文中說：“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 最高領袖仍然堅持統一朝鮮的戰爭目標，隻不過把時間延長了。隻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敗才能讓最高領袖清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