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對秦始皇妄加批評

莫對秦始皇妄加批評

鳳凰網曆史專稿

毛澤東曾告誡郭沫若，不要對秦始皇妄加批評。毛澤東亦以領導者的胸襟對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嚐對人說，我以前對劉邦的遷天下豪族巨室於關中這一政策很不以為然，現在看來他是對的（朱元璋也施實了同樣的政策）。個中情緣，隻有他們作為過來人才知道，他們沒明說，作為一介布衣，我們也不易理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為之。

為什麽如此說呢？秦滅六國，天下剛一統，雖收了天下兵器鑄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融鑄在一起，那些六國之後，包括貴族，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光複，想著複辟。陳勝起事，他們用項燕作號召，因為項燕為將數有功，愛士卒，對於他的自殺，楚人很可憐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擊，張良一錐，險些把始皇帝送上老西。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國，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說，始皇帝是防範於未然而過了頭，把法製推向極端，最終激起民變。而帝國製度的某些不完善處，卻是激起陳勝武廣起義的首因。秦統一六國後，依然沿用六國時百姓義務戍邊三天的政策。戰國時代國家規模小，方圓百裏便算是大國，戍邊自然不是件苦事，往返時間也短，隨身所帶的糧食不必太多。但陳勝他們卻要從河南走到河北的漁陽戍邊，雖也是三天，卻要花費大量時間走路，所帶的糧食往往不夠吃，（《漢書食貨誌》“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當斬，至而一夫發難眾廟隳壞，全部玩完。

西漢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寬緩，但依然實行的是法製，再寬緩也是法。建國之後，“三章約法”不足以“禦奸”，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因而有蕭何九章律。劉邦在穩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我以為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挾書律”，之所以直到漢惠帝四年才廢止的最重要原因。從劉邦對蒯徹、丁固的不同態度上可以看出來。

蒯徹即蒯通，是秦漢之際著名的辨士，繼武涉之後於公元前203年策反韓信獨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韓信謀反被誅前，歎息說，悔不該當初不聽蒯徹之言。呂後把韓信的臨終遺言告訴了征陳豨回來的劉邦。劉邦自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緝拿歸案。蒯徹在回答劉邦的質詢時，竟然毫不隱晦真相，承認確有其實，然後還歎息說，韓信這堅子不聽我的話，以至身敗名裂，如果聽從我的計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劉邦一聽大怒，不怒才怪，要把他扔進開水裏煮了。蒯徹大呼其冤。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本事高、手腳麻利者先得焉。盜蹠養成的狗朝堯狂吠，並不是堯不仁義，而是狗固吠非其主。當時，我隻知道韓信，並不知道陛下。況且當時天下英雄銳精持鋒，想當皇帝的太多了，隻是力所不能罷了，陛下又怎麽能殺得盡呢？”劉邦想想，有道理，於是放了他，算是不負辨士盛名。（《通鑒》卷12）

丁公就沒此好運氣了。丁公名固，秦末薛人，是著名遊俠季布的舅舅。按說丁公對劉邦是有大恩的。楚漢相爭時，劉邦出奇輕易地占領了楚都鼓城，卻又神奇地被回軍來援的項羽擊敗。在劉邦潰逃的過程中在後麵死命追趕的就有丁固，另一個是賴畸。因此上演了一出劉邦的殘忍戲。劉邦本想借逃亡之機，順便過老家沛縣把妻兒老小都帶上，但一打聽，他們得知劉邦戰敗，先溜了。劉邦隻得自顧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兒子劉盈和女兒魯元，真是意外之喜，於是父子三人團結一致的逃跑。然而丁固的輕騎著實快，眼看就要被趕上了，劉邦殘忍地兩次把一對兒女推下車，以減輕車的重量好逃得快些，卻兩次被給劉邦當司機的夏侯嬰救起，這才有了後來的漢惠帝和魯元公主。追兵實在逼得緊，劉邦不得已，隻好下車短兵相見。鬥勇劉邦肯定不行，形勢漸漸敵不過丁固。也是劉邦，邊打還會邊想陰謀鬼計，就對丁固說：“你我都是好漢，為什麽一定要互相克廝殺而分出勝負呢？”丁固按現在話說肯定是個很好麵子的人，一聽此話，認為劉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劉邦一馬，這才撿了一條命回來日後坐龍椅。劉邦稱帝後，丁固來見。劉邦在軍營中當眾中宣布丁固為臣不忠，是使項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殺了。劉邦是不想讓後人也學丁固的反覆。（《通》卷11）司馬光對此有很長一段評論，並且上升了理論高度，認為漢家天下四百年，全賴此舉。

到了武帝時，卻是把法家的性格完全暴露無疑。武帝好法製，以嚴刑禦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員承襲此風格，治下多殘暴，逼得百姓以身試法，相聚為盜。大群至數千人，攻城奪邑，釋放罪人，殺死太守。小群也有數百人，劫掠鄉裏，阻斷交通。始皇帝幹過的事，武帝也變者法再做一遍。（《通鑒》卷21）。《漢書·刑法誌》總結武帝一朝的刑獄情況說：“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工作人員看都看不過來，於是郡國刀筆吏上下其手，因緣為市，讓你活死罪也得活，讓你死活罪也得死，議者鹹冤傷之。這和秦末太像了。大家知道項伯和張良為什麽關係如此的鐵麽。那是因為項伯一次殺了人，作為好朋友的張良通過關係，幫他疏通了一條命回來。幸而有中興之主的漢宣帝，勵精圖治，把王朝的車輪拉回到正軌上來，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製。

漢武帝不喜歡戾太子劉據，性格仁恕溫謹，對法治頗有異議，武帝認為劉據缺少材能，不象自己，關係就有所疏遠。武帝用法嚴刻，多任用酷吏；而劉據寬厚，多有平反，雖然得到百姓的擁護，但執法大臣心裏很不痛快。舅舅衛青一死，劉據沒了外家庇護，一些大臣乘機中傷，因此，太子便譽少毀多，終於巫蠱案發，父子兵戈相向，劉據兵敗自殺。而宣帝亦有“亂我家者太子也”之歎。

宣帝太子劉奭“柔仁好儒”，提起他的老師，卻比元帝的名氣還大，便是在《三字經》中提到了疏廣疏受兩父子（有說是叔侄關係）。父親為太傅，兒子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師，位二千石。疏廣字仲翁，今山東蒼山西南蘭陵鎮人，治《春秋》之學。元康三年（前63年）四月，疏廣對疏受說，我聽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現在我們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將來恐怕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懼有後悔）。父子即日稱病，提交辭呈，當時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識見，在朝為官人緣估計不壞。回鄉那天，公卿故人設阻道，張供東都門外——這是古人的風雅，設阻道表示挽留與惜別，還飲離別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來送行的小車達數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歎，“賢哉二大夫。”

卻說父子倆回到鄉裏後，卻不拿皇帝、太子賞賜的錢為子孫置產業，天天花錢辦酒席，宴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好心人就勸他，也應替子孫想想，辦個房地產公司（田產）之類，好錢生錢。疏廣卻不願意這樣做，他說，我並不是老糊塗了不懂得顧念後代，隻是現有的舊田廬，子孫隻要肯經營，吃穿用度管夠。現在再給他們添置財產，隻是增長他們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惰性罷了。“賢而多財，則損其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況且一個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別人的忌妒，我雖沒有把他們教育好，卻也不想增加他們的過失。再說這些錢是聖主賞賜給我養老的，我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這樣明智的老師，劉奭的誌趣便可想而知，自然對宣帝的“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也有些微議了，再加上大臣楊惲、蓋寬饒因言語不謹而見殺。因此借侍燕之機，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用，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從宣帝的這一番話我們就深可佩服疏氏父子的識見之高了。《周易》說“知幾其神乎。”知道做事情的火候時機，那是神仙的本事。宣帝於“獨尊儒術”之後，對儒士依然感冒。

而“本以霸王道雜之”一語，道破機關，點明了漢朝的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後，看重法製重於儒。往後的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這兩條腿走路，直至清末。盡管花樣會有不一樣，比如唐時的釋道，明初的兼用老，但萬變不離其衷，終是亦法亦儒的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