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萬潤南的政治智慧

謝盛友：萬潤南的政治智慧


謝盛友



二十年過去了，往事不堪回首，當國內開始戒嚴時，在海外的中國人個個看電視，個個都驚呆了。朝野對立成了難以化解的僵局。

這時候有一個人站出來提出一個方案：學生和政府各退一步海闊天空，學生撤回去，人大常委會使用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對“國務院的戒嚴令”進行違憲審查。提出這個方案者就是當時的四通總裁萬潤南先生。

如果當年學生們都聽老萬的勸告，接納了這個方案，六四肯定不是那樣的結局。
老萬清華理工出身，辦企業紅火，他的政治智慧就是信仰了伯爾曼的信仰，而他的政治信仰當時在國內就犯了“滔天大罪”，那就是“試圖行憲罪”。老萬不但試圖讓朝野雙方拋棄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和平解決彼此分歧，而且竟然試圖請求政府兌現憲法，按法律程序解決學運問題。

國際著名法學家哈羅德8226;伯爾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許多人都知道這句話，都認同這句話。
西方有這樣的法律格言：“國王在臣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若不是法律許可，國王一無所能。”同樣的道理，由於法律的價值與上帝的意誌是一致的，法律獲得了某種神聖性，按照基督教教義中“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西方社會才引申出了所謂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法律本身不是公正的、法律本身不是平等的，而是每個人站在法律麵前是平等的。我們的社會有保護和限製男人的法律，也有保護和限製女人的法律，有保護和限製貴族的法律，也有保護和限製平民的法律。

未成年的漢諾威王子在博覽會牆外撒尿，觸犯了貴族法律。貴族要像貴族的樣子，其行為應該是平民的榜樣。

法律是要被信仰的，不能因為法律不公正，就可以隨意違背它。如果人們可以隨意違背自認為不公正的法律，那我們的社會就失序。不公正的法律在被修改、廢止之前，是必須被遵守的。法治的根本在於，我們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機會均等，如果沒有權利參與立法，至少有權利抗爭不公，迫使不公正的法律被修改被廢除，這就是法治的底線。

孫誌剛用自己的生命抗爭，迫使中國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廢除了收容遣送製度。

在我的內心，孫大午是中國信仰法律第一人，他了解法律是不公正的，但是孫大午具備“我無罪，我服法”頂天立地的人格。

西方法治社會正是基於這種信仰，法律才成為了約束權力、保護權利的重要力量。在西方曆史的發展中，也正是基於這種信仰，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國王隻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符合正義的，不遵守法律就是踐踏正義，違背了上帝的目的，故而也就失去了人民擁戴的基礎。

老萬的政治智慧在於，他二十年前就要求人大審查戒嚴令是否違憲，直至今天，中國人還擁有要求人大對國務院1989年的戒嚴令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利。可是，這個權利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整體中國人把它忘記，放在籮筐裏，至今沒有使用。

流亡海外後，有一年老萬和方勵之先生到慕尼黑，交談中我們談到香港的前途時，老萬說，中國的前途在於新的“四化”：深圳香港化，沿海深圳化，內地沿海化，邊疆內地化。受到老萬的啟發，我寫了《中國應盡早成立政治特區》、《新改革開放，新四個現代化》 和《請宋楚瑜當福建省長》等文章。

離開歐洲到美國之前，老萬說：“人生不可能永久當主將，當不了主將，當教練；當不了教練，當顧問；當不了顧問，當拉拉隊。”放得下，是人生一大藝術，真正做得到才是智慧人生。


寫於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