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以下是1966年到1976小崗村年人均糧食和收入統計表。
小崗以上統計中收入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9兩糧食，收入0.11元，最差的一年每人每天2.8兩糧食，收入0.04元。小崗村當時共有20戶人家，115人，除了1戶外，其他戶每年都要外出討飯。
1978年秋收後，小崗生產隊被公社分成2個作業組，實行“包幹到組”，麥子剛種齊，2個組內部就“搗”了起來，隊領導無法解決，便請示公社書記張明樓，要求把作業組劃小一點。在農村工作幾十年的張明樓，知道農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這個隊“難纏”，就破例地同意小崗隊分成4個組。可是這4個組剛分好沒幾天，各組內部又鬧了起來。因為組越小，每個社員在記工、出勤上誰吃虧誰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戶之間的利益衝突更明顯，小組內兄弟、妯娌之間鬧，隊幹部整天忙於處理糾紛。
十多天後，3位隊幹部無臉再去找張書記，便瞞著公社，偷偷將4個組分成8個組，組裏多為父子或兄弟，但因各家人口多少不同，勞力多少不同，有的戶幹得多，有的戶幹得少，在按勞分配和按人分配上又出了矛盾，剛過了三五天，便吵著要分，隊幹部連自己組內的矛盾都解決不了，大家都說“不如散掉算了”。
副隊長嚴宏昌年輕好勝，常年在外包工，他深知，還像這樣幹下去，小崗生產隊根本沒有希望。一天晚上，嚴宏昌到村中年歲最長的關庭珠家，請教他如何才能把生產搞好。關庭珠說：“1962年搞的‘責任田’很管勁，要想不吵不鬧，隻有分開一家一戶地幹。就怕政府不準幹，你們當幹部的也不敢幹。”
嚴宏昌與他小哥嚴俊昌、會計嚴立學碰頭，不料他們也詢問過其他老家，也是提出一家一戶地幹。3個人的意見不謀而合。宏昌對俊昌說：“俺小哥，你家人口多，這個頭我來牽，我們再開個社員會，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戶。”於是3位隊幹部三言兩語就拍板了。
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18戶人家全部集中在嚴立華家（嚴國昌、關友德因外出未參加），嚴宏昌開了口：“今天把大家找來開個會，主要請大家談談，各個組內部怎樣才能不吵不鬧，怎樣才能把生產搞好。”
老農嚴家芝首先發言：“我們隊要想不吵鬧，要想有碗飯吃，隻有分開，一家一戶地幹。”
關庭珠接著說：“剛解放時，我們都是單幹，那時候人們都和和氣氣，家家有餘糧。單幹肯定能幹好，隻是政府不允許。”
“如果同意我們單幹，我們保證不給你們隊幹部添半點麻煩。”
隊長嚴俊昌表了態：“既然大家都想單幹，我們當幹部的也不裝孬。”
嚴宏昌此時站起來說，看樣子我們隊隻有分到戶單幹了，但是，我們必須訂個協定：第一，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許向任何外人講，誰個講出去，誰個不是不。第二，每逢午秋兩季交糧油時，該是國家的給國家，該是集體的給集體，到時不準任何不裝孬種，更不能叫我們幹部上門要。隻要大家同意這兩條意見，在字據上捺手印，我們幹部就同意分開幹。
“同意，我們同意捺手印。”大家齊聲說。
嚴家芝在一旁插話說：“萬一被上頭發現了，隊幹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麽辦？”
“農民靠自己的血汗填飽肚子犯了閻王什麽罪？！”
會場一片沉默。
老農嚴家齊打破了沉默：“萬一走漏風聲，隊幹部為些蹲班房，我們全體社員共同負責把他家的農活全包下來，還要把他的孩子養到18歲。”
又是一片讚同聲。小崗生產隊18戶社員形成了如下規定：
“一、我們分到戶以後，每戶午秋二季所收的頭場糧食，就要把國家征購和集體提留交齊，誰也不準裝孬種。
二、我們是“明組暗戶”，不準任何人向上麵和外人講，誰講誰不是人。
三、如果隊幹部因為分田到戶而蹲班房，他家的農活由全隊社員包下來，還要把小孩養到18歲。”
緊接著，大家賭咒發誓，以身家性命為注，一一捺了鮮紅的手印，這18人是：嚴宏昌、嚴俊昌、嚴立學、嚴國品、關友江、關友申、嚴家齊、嚴付昌、嚴學昌、韓國雲、關友章、嚴家芝、關庭珠、嚴立坤、嚴立華、嚴立付、嚴美昌、嚴金昌。
他們當時為什麽要冒著這麽大的風險搞大包幹呢，從客觀上說，就是吃大鍋飯把大家都吃窮了，吃懶了，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在如此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去，隻會成為像十年前“大躍進”總路線指導下一樣的餓死鬼！黨的眾多領導從來就沒有在意甚至真正關心過農民們填不填得飽肚子，很現實，吃飽飯還得依靠我們農民兄弟自己。“要死也要吃上幾頓飽飯才甘心”的求生本性，驅使他們冒死一走劉少奇鄧小平曾經倡導的以“大包幹”為基調的“封、資、修”“黑路線”、“桃園經驗”！
雖然在以後幾年大包幹的曆程中還經過了許多曲折，但是令他們沒想到的是，這次會議和這張“協議書”，揭開了我國農村聯產承包和大包幹改革的序幕。他們的大包幹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我國農村改革的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包幹同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樣，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當小崗生產隊社員捺了手印，分了地，開始在自己秘密承包的那份土地上於活時，最先發現的是鄰隊的社員。當時，全縣實行包幹到組責任製，以作業組為勞動生產單位。而小崗生產隊幹活唯獨是一家一戶，而且上工特別早,下工特別遲,幹活特別出力,莊稼也種得特別好。比起前幾年小崗人出了名的“懶惰”，這一巨變，說明小崗生產隊已經偷偷地分到戶了，這一消息很快傳到公社。
公社書記張明樓起初還有點不相信。為了證實這消息，他把嚴俊昌、嚴宏昌叫到公社，見他倆矢口否認，沒有問出什麽，隻好作罷。
又過了幾天，小崗生產隊分開單幹的消息再次傳到公社。這次張明樓未動聲色，通過“明察暗訪”，掌握了證據後。又一次把嚴俊昌、嚴宏昌叫到公社，大聲斥責：
“你們小崗膽子太大了，要逮人，先逮你倆，逮你們非同小可，連我這個公社書記也要跟著倒黴!你們年紀不大，為什麽要想這個孬點子，走這條路呢?共產黨的政策你們懂嗎?這樣是單幹!”
“我們小崗太窮，隻想多收點糧食，社員有碗飯吃。”兩位隊長回答。
“你們小崗一家家收個金碾子都不遮我們的眼．我們也不稀罕。我們國家寧願給你們吃喝、也不能讓你們單幹，回去後一定並起來。”張書記下了命令。
幾天後，公社召開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議。會上張書記再次批評小崗，宣布小崗如果不並起來，不僅要扣除牛草，而且化肥、種子、貸款—律不給。會後，張明樓把參加會議的嚴宏昌留下來，語重心長地對他說：“現在中央還沒有這個政策，如果有了這個政策，半夜文件到，我立即開廣播會宣布。我也是幹過生產的人，難道不知道這樣能增產?我同情你們，你們也要理解我，搞不好我們都要犯法，回去還是並起來吧!”
嚴宏昌回到隊裏，把張書記的意見向群眾作了傳達。社員的意見是一致的，不能攏起來。公社不給牛草，嚴宏昌和嚴立學就跑到李二莊公社上李隊去借；不給化肥，就不要了；不給貸款，自己想辦法。但是，不給種子，外隊借不到，市場上又買不到，隊幹部隻得經常到公社去要種子。
1979年4月10日，陳庭元到梨園公社檢查工作。張明樓將小崗隊“單幹”的消息向陳庭元作了匯報。陳庭元驅車前往小崗，在村北幹渠溝旁看見社員徐善珍正在鋤花生。通過幾句簡單的詢問．陳庭元明白，小崗確實把土地分開了。
幾天後，陳庭元再次來到梨園，想詢問一下小崗隊的現狀。他一走進公社大院，就聽見張明樓在大聲地批評一位年輕人。張明樓見陳庭元來到，連忙將被批評的年輕人打發走，隨陳庭元一道驅車小崗。
到了小崗不久，那位被批評的年輕人也到了小崗，陳庭元這才知道這位年輕人就是要稻種的副隊長嚴宏昌。
“你就是嚴宏昌嗎?要稻種的就是你嗎?別的點子不想，為什麽要分到戶呢?現在可沒有這個政策啊!”陳庭元向嚴宏昌問道。
“陳書記，我們隊在一起幹了近30年．生產從未搞好過，最差的一年午季，每人隻吃一斤半小麥，一般的年成也隻吃一二百斤糧食，年年吃回銷，年年外流。社員都說，如今上麵的政策有點鬆了，我們分到戶幹，想找個門路，多收點糧食，也減少國家的麻煩。”嚴宏昌一麵回答，一麵把陳庭元、張明樓帶到田裏。
“花生是分到戶種的嗎?看樣子棵子長得很好，像擺棋子一樣整齊。”陳庭元問。
“隻要不受災，今年花生產量能抵過去的5年。”
陳庭元把張明樓叫到一邊說：“就叫他們幹一年試試看呢!”
“書記。那不是支持他們搞資本主義嗎?”張明樓回答。
“他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麽資本主義，最多也莫過於多收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
“上麵知道要倒黴的。”
“他們已經分開過了，春莊稼都是各家各戶自己種的。並起來也不好打工分，就先讓他們幹著看看，上麵不叫幹再說，反正種的莊稼跑不到那哩去。”陳庭元和張明樓商量。
“我們還是要堅持集體生產的，你書記講能幹、他們就幹吧。”張明樓同意了。
就這樣，陳庭元再次采用“不製止、不宣傳、不推廣”的方法，將小崗的包幹到戶責任製保護了下來。
據當時任鳳陽縣委辦公室秘書陳懷仁的日記記錄，從1979年4月到年底，陳庭元先後10多次前往小崗，觀察他們的責任製試行情況，幫助他們排憂解難，交談豐收後的喜悅，製定下一步工作計劃。小崗一直作為縣委書記陳庭元實行大包幹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全縣大棋盤中謹慎地運行著。
小崗人一年來辛勤的汗水，終於使“包幹到戶”結出了豐碩果實。這年年底，吳庭美將小崗當年的豐收以及小崗人豐收後的喜悅做了如下真實記錄。這段記錄，至今仍然是小崗“包幹到戶”最光輝的記載：
實際效果究竟如何?還是讓事實回答：今年全隊糧食總產132370斤，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量總和。油料總產35200斤，群眾說：“過去20多年總共也沒收到那麽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業也有很大發展。生豬飼養量達135頭，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的糧食征購任務2800斤，過去23年一粒未交還年年吃供應，今年向國家交售糧食24995斤，超額7倍多，社員還準備賣5000斤山芋幹。油料統購任務300斤，過去統計表上這一欄，從來都是空白，今年賣給國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過任務80多倍。全隊還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800元，並可賣肥豬35頭，全隊還留儲備糧1000多斤，留公積金150多元。今年棉花交售任務沒有完成，社員內疚地說：“明年一定補齊。”
大包幹後第一年糧食產量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5年的總和，1980年比上一年增長67.7％
由於生產發展，社員收入大大增加。據初步統計，今年全隊農副業總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戶總收入可達五六千元，平均每人可達700多元。最差的戶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全隊20戶，向國家出售農副產品2000元以上的兩戶，千元以上的10戶。社員嚴付昌，全家8口人，兩個勞力，劃地36畝，開荒五六畝；今年共收小麥3600斤，稻穀4200斤，玉米400斤，黃豆300斤，山芋20000斤(折主糧4000斤)，雜豆500斤；收花生4300斤，芝麻60斤；養肥豬3頭，母豬、小豬23頭，今年賣豬可得款1100多元，禽蛋收入100多元，8口之家共收糧食130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農副業總收入54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收入最少的關友江，全家7口人，2個勞力，收小麥2500斤，稻穀2700斤，山芋10000多斤(折主糧2000多斤)，黃立2500多斤，高梁200斤，花生600斤，賣薄荷油得款50多元。一頭肥豬可賣150多元；共收糧食7650斤。平均每人1000多斤，農副業總收入1700多元，平均每人240多元。
今年的豐收，使小崗隊的群眾對奪取明年的更大豐收充滿了信心。他們說：“有了今年的本錢，明年肯定還會大增產。”因而生產勁頭更大。今年秋種時，兩個多月未下雨。社員群眾男女老少齊上陣，一擔擔、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選墒搶種小麥。全隊115人已種小麥306畝，出全苗的有250多畝。今年種的小麥一般都是三肥下種．有的四肥下種。不少戶不但施足了小麥的底肥，還留足了明年小麥追肥和春種用肥。有的戶家有萬斤糧，備有千斤肥(商品肥)。據統計，這個隊今年秋種前後共買化肥、磷肥、餅肥等各種商品肥77380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國家分文。
農業豐收了，人們的精神麵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愁雲消失了，人人歡天喜地，個個笑逐顏開。“參觀”的人去了，他們總是像接待客人一樣，把人們引進低矮尚未修複的茅屋，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今年夠吃不夠?”他們總是指著滿滿的囤子、圓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說：“看!這不都是糧食，過去隊裏的倉庫也別想有這麽多!”外地討飯的來了，他們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幹，大把大把的玉米、高梁拿給人家；趕到吃飯時，大米飯、白麵饃也毫不吝嗇。他們說：“往年，我們也是這樣．誰有得吃還出來要飯呢?!”
過去收割季節，到處防偷竊，看場的看場，看田的看田，還是免不了丟黃豆，少山芋、今年那麽多花生都攤在田裏，曬在田裏，那麽多的山芋幹都撒在荒野上，從未發現誰家的東西少了。深秋季節，成片柿園，火紅的柿子掛滿了枝頭。“不怕人摘嗎：”群眾說：“不稀罕了!”(摘自吳庭美：《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吳庭美、夏玉潤編著：《鳳陽古今》，第231—233頁)。
小崗生產隊實行包幹到戶的消息，像無形的電波，霎時傳播開了。尤其是在小崗生產隊獲時的責任製，僅在鳳陽實行不到半年，就受到了小崗“包幹到戶”責任製的衝擊。1979年午收以後，特別是秋收以後，實行“包幹到組”責任製的作業組。在經過近半年的集體勞動、集中經營、統——分配後，便發生了矛盾，導致作業組分裂。有的一個作業組分成兩個乃至更多的小作業組，群眾稱之為“發杈”、“大組過小組”。不少作業紐“發權”為兩戶一組的“父子組”、“兄弟組”，有的滑向“包幹到戶”。剛剛被省委批準、並通過全國各大媒體廣泛宣傳報道的鳳陽“大包幹”(“包幹到組”)，大有被小崗“包幹到戶”所代替的可能。中共鳳陽縣委精心培育的大包幹(“包幹到組”)麵臨著全麵瓦解
的危險，這是鳳陽縣委領導和大多數縣、區、社幹部所不願看到的。
1979年，由於中國農村改革還處於起步階段，所以當時把“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仍視為洪水猛獸，仍是中國農業的“禁區”。1月11日下發的中央4號文件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4月3日下發的中央31號文件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劃小核算單位，一律不許分田單幹。另外，在9月25至28口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依然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管理體製。並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
在上述形勢下，中共鳳陽縣委於1979年11月27日向全縣各區、社黨委下達電話通知。通知說：區社黨委要帶領幹群認真學習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教育群眾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集體生產。要嚴正宣布：在我縣不準包產到戶，不級如實匯報，取得上級的支持。陳庭元離開梨園後，立即派縣委農村政策研究室吳庭美前往小崗，寫篇文章上報地委和省委。
1979年12月20日．吳庭美通過一個星期在小崗生產隊的實地調查，走訪了村中的每戶社員，寫出了一篇題為《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在這篇長達7000餘字的文章中，回顧了小崗生產隊“二十多年生產力受到連續摧殘”的坎坷經曆，介紹了小崗人自1979年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的喜悅和期望”，敘述了目前因“‘吸引力’帶來‘麻煩'”的困難處境。這篇文章以極其鮮明的態度謳歌了包幹到戶生產責任製是醫治小崗群眾和鳳陽人民貧窮的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吳庭美在文章的結尾這樣寫道：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像小崗這樣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幹部輪流當，群眾找不到為大家所接受的“領袖人物”，生產上缺牛少肥，大片土地拋荒，群眾靠救濟討飯過日子的生產隊，硬要搞“一大二公”，勢必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在這樣的條件下，適當調整一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采取一些與社員物質利益關係更支接、更能為社員群眾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就更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做到人盡其能，地盡其力，物盡其用．較快地恢複和發展生產。隻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從實際出發．一些貧困的地方受小崗的影響也就很自然了。我們認為，“包幹到戶”是生產責任製的一種形式，與“分田單幹”是兩碼事。實行這種辦法，生產資料仍歸生產隊所有，不存在人剝削人的問題。大家都能憑自己的辛勤勞動，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社員又是為三者利益而生產，它沒有偏離社會主義軌道。實行這個辦法，對國家、集體和個人都是有利的。(摘自吳庭美、夏玉潤：《鳳陽古今》，第235頁)
上述文字，是中國首次從理論上肯定“包幹到戶”符合馬列主義，符合社會主義方向。
1980年1月1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了全省農業會議，陳庭元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陳庭元把這篇文章交給了省委領導。萬裏看過之後，大加讚賞。他拿著這份調查報告對新華社記者張廣友說：“你看看寫得真好!我像看小說似的一口氣看了兩遍，報告中反映的問題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給以肯定和支持，過幾天咱們去—趟。”(轉引自張廣友：《改革風雲中的萬裏＞，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01頁)
1980年元月24日上午，萬裏在滁縣地委書記王鬱昭、副書記馬愛民、新華社記者張廣友的陪同下，來到小崗生產隊視察。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縣革委會主任古紹宏、板橋區委書記林興甫、梨園公社書記張明樓也—同前往。
“你們小崗現在是怎麽幹的?”萬裏一進村，就問前來歡迎的群眾。
“我們是單幹的。”不知是誰冒了一句。
“哎喲，這個名字不好聽．還是叫‘包幹到戶、責任到人’好。”萬裏一邊糾正，一邊走進一間低矮的茅屋：“你們的家能讓我隨便看看馮?”
“管，看吧。”小崗人齊聲回答。
萬裏從莊西頭一直跑到東頭，挨門逐戶地查看農民收入情況，當他看到各家各戶把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裏放不下，放在外麵埋藏起未，高興地對小崗群眾說：“看起來。小崗真窮，以前‘大呼隆’把農民搞苦了、今年千起了責任到戶，糧食大豐收，這下子就不愁吃的了。”
萬裏一行在副隊長嚴宏昌家開起了座談會。萬裏問：“你們講講，什麽樣的生產責任製最好。”群眾齊聲說：“包到戶最好。”接著，他們把小崗一年來取得的成績向萬裏做了匯報。
“你們這樣幹，形勢自然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幹，就怕沒人敢幹。你們幹了，我支持你們。”萬裏回答說。當有的社員說，現在有人批評我們小崗“開倒車”時，萬裏當即表示：“地委能批準幹3年，我批準你們幹5年。隻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幹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誰要說你們‘開倒車’，這場官司由我跟他去打了。”板橋區委書記林興甫在一旁問：“周圍群眾都吵著要學小崗，怎麽辦?”
萬裏說：“學就學唄，隻要能多打糧食，對國家多貢獻，社員生活能改善，群眾要怎麽幹就怎麽幹。當領導不要學唐僧，給人家念緊箍咒。他們還沒有瓦房，還沒有蓋高樓呢，讓社員富起未，家家都住上樓房，那才稱心呢!”
談話之間．好幾家社員把炒熟的花生送來給萬裏吃。他們說：“萬書記，多虧你叫搞‘大包幹’，現在我們的花生收得很多。要是前兩年未，我們想炒給你吃，家裏還沒有呢。”嚴宏昌的愛人段永霞用當年結婚時所戴過的墨綠色方頭巾，裝了滿頭巾花生，交給了萬裏。萬裏接過花生說：“我可沒帶錢喲!好吧。我把你們‘大包幹’的成果帶回去給省委常委們嚐一嚐。”
臨離村時，萬裏一再囑咐社隊幹部：一是要做老實人，講老實話，實事求是；二是不賣過頭糧，不搞浮誇風，要接受3年自然災害的教訓；三是要帶領全體農民，不但要把糧食生產搞上去，還要大力發展工副業，使全村農民盡快富起來。(摘自張廣友：＜改革風雲中的萬裏》第201—202頁；陳懷仁、夏玉潤：《起源——鳳陽大包幹實錄＞，第271—272頁)
萬裏視察小崗，是永載小崗曆史的一件大事。萬裏不僅批準了小崗的包幹到戶，而且批準了小崗的經驗可以學習。萬裏的講話，很快傳遍了梨園公社，傳遍了板橋區，傳遍了鳳陽各地。每當區社幹部製止和糾正包幹到戶時，社員們都說：“萬裏都批準我們可以學習小崗，你們為什麽不同意?”群眾利用萬裏的講話，強有力地保護了包幹到戶的實行。
1980年存天，鳳陽小崗生產隊的包幹到戶雖得到萬盟的批準，促從全中形勢來看，中國農村改革仍出現了很大的阻力。這主要表現在元月份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當時國家農委領導中的絕大多數要按現行中央文件規定辦，即“不許分田到戶”、“也不要包產到戶”。緊接著，由國家農委主辦的《農村工作通訊》，在1980年第2期、第3期連續發表兩篇文章《分田單幹必須糾正＞、《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製和按勞分配》，對包產到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與此同時，萬裏調離安徽回北京工作，新的安徽省委對包產到戶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新的省委先後在蚌埠、蕪湖召開的北四區、南三區地市委書記會議，對包幹到戶進行了指責。來自上麵對包幹到戶的否定，給鳳陽包幹到戶的推行帶來了負麵影響。被萬裏肯定的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再次出現了一點麻煩。3月18日，陳庭元在小崗檢查工作時，嚴宏昌向他反映，公社還要他們合並成作業組。否則不給化肥、稻種。4月11日，陳庭元帶著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田廣順、縣委政研室主任周義貴、板橋區委書記林興甫等一同前往梨園，陳庭元對公社書記張明樓說：“你們怕把小崗包到戶的漏子捅大了，公社吃不消，還要叫小崗子並起來，我們是理解的。今天，我們幾個人都來了，給你們梨園擔擔子，如果今出什麽問題，由我們縣、區兩級組織來共同承擔。”這時，田廣順、周義貴、林興甫也都說：“出問題，我們大家共同承擔，還是把稻種撥給小崗吧。”在這種情況下，張明樓同意了。小崗包幹到戶的阻力，從此打下了句號。
名諺雲：時勢造英雄。古往今來皆如此。
600多年前，鳳陽人朱元璋所麵臨的“時勢”，正值元政不綱、四海鼎沸、群雄褐竿而起，改朝換代的年代。乞丐、牧童、沙彌、士卒——出身卑微的朱元璋，為保全性命於亂世，被迫從戎。初領24鄉親，南伐定、滁；後擁雄師百萬，地跨江南。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南撫閩廣，北入中原，與群雄並驅16年，天下遂定。如不是遇上乾坤轉運的年代，大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最終不過是一位在鳳陽鄉村耕作的農民耳。這正如朱元璋當了皇帝後感歎的那樣：“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明太祖實錄》卷二十)
600多年後，朱元璋的同鄉——鳳陽小崗人所相遇的“時勢”，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結束．“四人幫”反黨集團的覆滅，我黨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之間的政權交接過渡，“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大討論的開展，全國人民對建國30年以來曆程的反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的停止使用，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錯誤理論的行定，以及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國家大政方針的製定之時。中國麵臨—場以改革為主題的大革命。
此時此刻，中國需要一批朱元璋式的人物站出來，麵對“權威”、“理論”、“文件”、“製度”，敢於說“不”，敢於鬥爭，敢於實踐。並在實踐中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使眾多證據演化成新的真理，來駁斥、否定以前那些不合時宜的“教條”、“本本”和“主義”。
大亂必有大治。鳳陽自古以來便是一個“習武好亂，意氣逼人，雄心易逞”(引自王士性：《廣誌繹＞卷二“兩都’’)的地方。朱元璋去世600年後．麵臨大改革的中國，再次選擇了鳳陽人當“主角”。小崗人正是在這種“拔亂反正”的年代，為了填飽肚皮，不承做前如“大躍進”政策下的餓死鬼，冒著“受批判”、“蹲班房”的風險．采用“賭咒發誓”、“捺手印”的方式，向黨領導下的“人民公社”的舊體製，向“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革命運動”，向“農業學大寨”永不倒的“紅旗”猛烈衝擊，冒死抗爭。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點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火炬，照亮了人民的眼睛，是上至鄧小平、萬裏、下至陳庭元、王鬱昭等中央領導和各級領導幹部的支持和幫助，是千千萬萬個鳳陽農民式的、中國農民的同全力，終於使小崗人率先闖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
（大包幹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裏、滁縣地委書記王鬱昭、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板橋區委書記林興甫、梨園公社書記張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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