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臣史可法的致命失誤

來源：中新網

許多人將南明政權迅速瓦解的源頭指向馬士英和阮大铖。其實，倘若不是史可法在決策上的重大失誤，馬士英及他的幕後策劃者阮大铖是難以實現其陰謀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東林黨人的壓力，也不會犯此錯誤……但無論如何，史可法是一位值得人尊敬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的重大失誤，總是令人不勝感慨之至。

崇禎死後的非常形勢

明朝建國初年，本以南京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兒子朱棣奪取皇權以後，就把京師遷到北京，而將南京作為留都，保留其形式上的中央機構，依然有兵、禮、吏、戶、刑、工六部。其中，以參讚機務兵部尚書為首席大臣。

崇禎死亡前後，南京兵部尚書是史可法。史可法，祖籍大興，1602年生於河南祥符(今開封)，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潔地將賑災物資分發給受災的延安百姓，得到很好的聲譽。崇禎五年(1632年)遷戶部主事，曆員外郎、郎中、右參議。崇禎十年(1637年)，因與農民起義軍作戰，在戰火中立下功績，加官為右僉都禦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治皖頗多惠政。崇禎十二年(1639年)出任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撫鳳陽、淮安、揚州，漕政有起色。崇禎十六年(1643年)被擢升為南京兵部尚書。

《明史》記載:“可法短小精悍，麵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可見，史可法在軍隊上有很高的威望。他還很有文采，受到著名東林黨人左光鬥的栽培，左光鬥殉難前夕，史可法秘密探望，受到左光鬥最後的教誨，要他繼承並發揚東林黨的事業，由此，史可法在文壇及輿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再加上在戶部、漕運等多方麵的成績，史可法稱得上是一位全麵的將才。他對明朝廷的忠誠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所率的軍隊曾遭到重挫，按理應受到嚴懲，但向來刻薄寡恩的崇禎皇帝還是給了史可法戴罪立功的機會，使史可法對明廷更加忠貞不二。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書時，北方戰局已相當嚴峻。鑒於明朝廷所處的險惡環境，史可法憂心忡忡，積極訓練軍隊，隨時準備救援北京。待京師危急，史可法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後，他馬上領銜發布“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稱:“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並率軍渡江，北上勤王。而當軍隊到達浦口防區的時候，卻又得到了京師陷落的確切消息，史可法北向痛哭，改穿喪服，回到南京，召集南京的大臣商議對策。因北京失陷，南京自然成為政治中心。又因皇帝已死，冊立新君成為當務之急。崇禎皇帝的三個兒子都被起義軍俘獲，沒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係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可選者隻有散在各地的藩王。而究竟哪個藩王是最佳人選，卻是眾口不一。再加上新君的繼立涉及到各種政治集團的根本利益，所以，此事很快變得非常棘手。

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時間活躍起來，紛紛加入到新舊更替的權利爭鬥當中。此時，幾位藩王當中，以血緣關係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係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較遠，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據優勢。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係來繼統更為妥當。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鈞)的侄兒——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亂逃到淮安，卷入擁立新君的政治風波當中。

反“福”擁“潞”的曆史來源

平心而論，按照當時的倫理觀念，福王朱由崧應該順理成章地成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這樣會少許多的麻煩，也有利於在大亂之後盡快地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權。可是，由於福王朱由崧牽涉到一個由來已久的曆史問題，而有些人抓住這個曆史問題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權從一開始便陷入到明朝長久形成的黨爭泥沼當中，而不能以嶄新的有生機的麵貌出現。我們也毋庸諱言，抓住曆史問題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東林黨、複社的骨幹成員。

東林黨，起初本無所謂“黨”。萬曆年間，削職官員顧憲成與好友高攀龍創立東林書院，講學會友，以一民間組織而放眼天下，“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影響越來越大，形成可以和當權者抗衡的大氣候。“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在東林人士關心國事的同時，他們也逐漸形成強大的輿論、政治力量，遭到官場中齊、楚、浙三黨的攻擊，被稱為“東林黨”。東林黨起初非常開明，是進步知識分子尊崇並樂於參加的民間組織。但到天啟年間，當東林黨中的許多人士做了高官後，東林黨隨之邁入朝堂，更深地牽涉到朝政大事當中。東林黨中不乏有見識、有氣節、敢於和惡勢力做鬥爭的進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認，東林黨人開始斤斤計較於黨派之分，與自己政見相左的便排斥為異黨，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黨爭。到崇禎死、南明推選新君的時候，東林黨人的黨爭意識仍起了巨大的消極作用。

前禮部侍郎錢謙益、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禦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薑曰廣、禮部員外郎周鑣等人連成一片，強烈反對由福王朱由崧繼統。其深層原因即與“黨禍”有關。《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中記載:“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讎；嗣是有妖書之役，梃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於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後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冊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敘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眾，皆以斥逐為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為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賚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泰昌、天啟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蜩螗沸羹，與梃擊號為三案。及魏忠賢為政，浙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

上文中的鄭貴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以他們的權力之爭為起點，萬曆、泰昌、天啟三朝發生的“妖書”、“梃擊”、“移宮”三案及後來對三案的評定，將東林黨人深深地卷了進來，並有著無數鮮血作代價。可以看出，最初，在東林黨人維護“倫序有定”的激烈鬥爭下，神宗和鄭貴妃想立朱常洵為太子的圖謀最終未能得逞。東林黨人占了上鋒。但在太監魏忠賢當權後，重評“妖書”、“梃擊”、“移宮”三案，編造種種不實之詞，攻擊東林黨人，東林黨人由此付出血的代價。當崇禎即位，撥亂反正，對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種說法了，指向了對東林黨人有利的方麵。如此翻來覆去，圍繞著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氣節相標榜的東林黨人與其對立麵展開激烈的黨爭，牽涉到無數人的仕途與命運。所以，作為與三案淵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東林黨人及其延續“小東林”(複社)成員的高度警惕。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及其黨人將再次受到沉重打擊，因此，從集團利益考慮，他們要想辦法阻止！

當然，錢謙益等人不便說出自己私下的顧慮，想當初，東林黨人就是以堅定不移地捍衛“倫序”而著稱的，現在他們卻是要想辦法推翻“倫序”觀。所以，錢謙益等人盡力找出能放在陽光下的其他理由來反對福王，以“立賢”為名，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須先“破”，錢謙益等人四出活動，稱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備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則不同，其賢德之名遠近皆知。其實，從後來的史實可以看出，“指甲長可六七寸，以竹管護之”的潞王朱常淓，遠不像錢謙益等人所說的那樣賢明，錢謙益等人不過以此為幌子而已。東林、複社掌握著強大的輿論陣地，於是，“江南北諸紳，則群起擁潞王”(陳貞慧:《過江七事·計迎立》)，並列出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不容置疑，錢謙益等人擁立潞王還有另一層用意:因為潞王本不當立，如果錢謙益他們努力使潞王當選，為新君立下奇功，日後必然會受到重用。這自然是個人的小算盤了，不會放在紙麵上的。主持大局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傾向於東林黨人，對福王也有所顧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福王。他對福王朱由崧做過考察後，認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個能掀多大風浪的人物，而舍親立疏則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動，不利於新王朝。

一次，史可法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改變觀點，他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其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們何妨迎立福王，他聽從我們的觀點，又有何患呢？不料，此言論一出，擁立潞王者大嘩。又征詢士紳們的意見，也多憎惡福王。這些士紳們自然不乏隨輿論而轉的投機分子。史可法卻因此對擁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實上，盡管當時的輿論界掀起了強大的“擁潞”風潮，但許多有識之士仍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淮撫路振飛即認為:“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李清在《三垣筆記》中也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勳密語予:‘予語裏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係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並說:“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由此可見，倫理次序在當時人們的內心深處占據何等重要的位置，而與黨爭無關的中間人士及廣大百姓，更是以此為人生信念。

擁立潞王勢必會引起巨大的混亂，這是史可法能夠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東林黨人的壓力，在此南明根本問題上，不具備果敢的魄力，反而試圖尋求另外一種折中而完美的方式。豈不知，在時局瞬息萬變的轉折關頭，刻意尋求麵麵俱到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自殘。

身受兩難的史可法被馬士英出賣

史可法處於兩難的境地，當時代需要他做出雷厲風行的決策時，他卻有點猶疑。他轉而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密議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他決定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史可法對自己兩全其美的決策似乎很滿意，第二天就以手書告知諸臣:“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製，暫借統兵馬。”他的用心也是非常良苦的，既避開了矛盾的焦點，使南京的官紳沒有意見；而且爭取了馬士英的支持。馬士英作為鳳陽總督，直接管製著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等總兵，史可法試圖借重馬士英獲取軍隊方麵的支持。如此，一個各方麵都滿意的結果出來了。史可法終於鬆了一口氣。但他沒有想到，他所借重的馬士英實則另有算盤，而一些潛在的他沒有重視的勢力正在暗中運作，使事態迅速逆轉。

馬士英自與史可法密議後，欲搶占擁立大功，馬上邀請諸臣在江浦會晤，以便在新朝廷布置心腹。但南京大臣們對其反應冷淡。薑曰廣沒有赴約，其他大臣也多不去，給馬士英麵子的隻有李沾、郭維經很少的幾位。馬士英見事不可為，迅速返回鳳陽布置。一回鳳陽，突然得知守備鳳陽太監盧九德已勾結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馬士英馬上背棄與史可法的約定，轉而成為擁立福王的領軍人物。接著，在馬士英的策動下，駐紮在江淮間的另外一支軍隊的總兵劉澤清也由“擁潞”轉為“擁福”。如此，在南方統軍最多的左良玉、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五位將領中，有四位全部擁立福王，而左良玉對此雖有異議，卻遠在湖北。不僅如此，馬士英還賄賂了以操江提督誠意伯劉孔昭為首的軍功貴族(這些人是幫助朱元璋創建明朝的將軍們的後裔)，阮大铖則聯絡了南京城內搖擺不定的投機分子，而鳳陽太監盧九德則繼續與南京城內的太監集團相勾結。一個強大的“擁福”勢力正在形成，而史可法沒有及時得知，他甚至寫信給馬士英，繼續陳述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的理由，這樣的白紙黑字很快成為馬士英製約史可法的把柄。

時機成熟，馬士英迅速給南京守備太監韓讚周寫信，稱:“吾已奉福藩，主三軍也。”口氣強硬地宣布擁立福的決策。南京各大臣被韓讚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開始時都非常錯愕，但隨即知道此事已成定局，於是唯唯稱是，表示同意。

韓讚周本來就與盧九德、阮大铖等穿一條褲子，見此情景，馬上因勢利導，命人筆墨伺候，請眾臣在紙薄上畫押簽字，表示臣服福王。薑曰廣提出異議，說:“不可！夫為天下立君，而若是之草草，非所以光昭令典也；是舉也，高皇帝在天之靈，其實式憑之。盍出而大號焉！明晨祭告，然後行事。”(陳貞慧:《過江七事·計迎立》)此事被阮大铖探知，密告馬士英，馬士英大喜，認為薑曰廣不畫押的舉止，是對新皇帝的大不敬，日後可以以此壓製。

明代一朝，素來文官權重，而至此特殊時期，武將擁兵自重，逐漸掌握主動權。且馬士英等人此次所擁立的福王，在文官們的內心深處，也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此議一旦形成，那些“擁立潞王”、“擁立桂王”的規劃迅速瓦解。就連錢謙益也有這樣的表現:“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綠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仆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嚐經赦矣，候駕龍江關。’”(談遷:《棗林雜俎》仁集，《異議》條)

福王即位已成定局，卻苦了史可法。史可法因有把柄落在了馬士英手中，有苦難言。當然，他還是以大局為重，沒有鬧意見，轉而護送福王至南京就任監國。當福王一行到達南京時，“所過民家俱供香花，縱市人瞻仰，都人以紗燈數百盞來迎。生員、孝廉時有伏謁於道傍，人情歡豫”(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曆》)。似乎又是一番繁盛的景象。殊不知，這些繁盛背後正隱藏著重重殺機:馬士英居功專權，阮大铖小人得誌，太監們重新跋扈，武將們擁兵亂為，黨爭重新加劇，新朝一片混亂……而這一切的根源實與史可法有很大關係。李清評論:“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李清《三垣筆記》)這固然很有道理。但是，錢謙益、呂大器畢竟沒有主持大局，而史可法則是真正擁有決策大權的。

人的一生中會麵臨無數次的選擇。而這些選擇當中，有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假如選擇正確，以後的路就好走了。假如選擇錯誤，以後再怎麽努力也無濟於事。政治路線上，更有站對路、站錯路的說法。一個王朝的命運也是如此。當然，我們不能把弘光政權迅速瓦解的責任推在史可法身上。但無論如何，千古名臣史可法在曆史的關鍵時刻，犯了一個致命的失誤，對新朝廷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文／ 張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