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慈禧:因為她是個女人？
在男權社會中，做女政治家很難；在一個男人應該負更大責任的衰落的帝國裏，做女政治家則難上加難。本來，女人從政，在中國傳統輿論裏，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禍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與男人並無二致，也額外要得到輿論的加倍譴責。慈禧引起中國人或者外國人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她是個女人，一個末代皇朝神秘的“妖精”和“禍水”。在一個以男權為傳統的社會，慈禧所要麵對的是“女人亂政”必亡國的邏輯結論，而不僅僅是內憂外患。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那麽，男人中能夠比的，就是各位末代的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則隻有武則天。末代的皇帝從胡亥或者子嬰以降，至朱由檢，多逢衰世和亂世，既便意圖崛起，也是無力回天。而慈禧以堅強的決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強環伺、千年積患的空前危機中，不僅創造了中興的局麵，而且啟動了中國的曆史性變革，其業績又有哪個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當政的傳統王朝，沒有給女人應有的地位，但慈禧當政於亂世之中，卻給了無數男人——而且是漢族男人出將入相的機會，這又是哪個男人能夠相比？
即以女人相比，武則天也許可以稱得上惟一可以比肩的了。惜乎人們對武則天的評價完全是高於慈禧太後的。毛澤東稱武則天是“治國之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宋慶齡高度評價武則天是“中國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時代傑出的女政治家”。
的確，尚在高宗時，武則天就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勸農桑、薄賦斂、息幹戈、禁淫巧、省力役等進步的主張。高宗皆略施行之。則天稱帝後，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使用。她發展和完善了隋以來的科舉製度，放手招賢。她又重視農業生產。延續了大唐盛世。
但是，慈禧並沒有那樣搞酷吏政治，獎勵告密。如果說武則天功大於過，那麽，曆史上其他“女人幹政”的例證，也斷難以和慈禧相提並論。漢初呂後誅殺諸舊臣；毒死又斷人手足，挖眼睛，造成“人彘”。西晉皇帝司馬衷的皇後賈南風淫蕩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殺害賢良。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後與宦官狼狽為奸並公開淫亂，並且和她的母親常氏一起尋求女巫，禱告孝文帝盡快病死。北魏宣武靈皇後，毒死親生兒子元翊，並濫殺無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韋後，用垂簾聽政之法幹政，並陷太子於死地；後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為帝，自己以太後的身份臨朝稱製。以上數例，均反證出慈禧的執政能力，實可謂為天下女人翻了案。
對政治人物的評論，一般習慣於把道德作為首要坐標。如果道德成為一個首要指標，恐怕沒有幾個政治人物能夠過關。其主要的依據在於:天子一怒，天下遭殃。因為因政治領袖人物而死亡的百姓恐怕是擺在我們麵前最殘酷的現實。其實，政治人物的評論，更應該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待，即便從道德的角度而言，也應該分清公德與私德。現實主義講執政者所處環境和曆史條件對其行為的約束性。因此，本文在此無意卷入“翻案”之爭，隻是從慈禧所處的不可抗拒的環境條件的角度出發，多少還原一些一個真實的政治人物的形象，點明曆史政治人物的複雜性而已。
晚清中國處於衰亂之世。其治國難度遠遠大於則天的時代。晚清中國的失敗，是曆史積累的結果，並非是政策性的、對策性的結果。多年來，論者習慣從結果論英雄，並假設一種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對策以解決當時的內憂外患問題。須知，慈禧本人在那個男權當道的社會，其實並沒有完全的決定權，重大對策都是在討論和各種牽製中決定。
借助西方曆史資料和私人檔案，美國學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龍夫人》中認為，“慈禧太後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裏，她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鹹豐皇帝去世之後，她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用以支撐門麵的擺設。有論者認為，在這樣一個嚴酷、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在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紫禁城裏，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在做著艱苦卓絕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來，慈禧從來就沒有實際控製過這個帝國，她隻是那些握有實權的男人們的擺設:先是恭親王，後來又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此論雖有些過頭，但也說明了慈禧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專橫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各種男人力量圈子的“平衡者”（balancer）。百年以來，其實眾多的評論都是建立在性別歧視和男權意識的基礎之上的。有論者認為，如果不是道光誤立奕?#125，“清代曆史上不會出現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的局麵，不致以一個淺薄無識的婦人手握定中國的命運達四十餘年，當可斷言”。又說“慈禧雖有才具而實無見識，所以晚清中國的命運，才會在她手中變得衰敗沒落，終至有亡國滅種之虞”。
曆史資料證明，慈禧太後並非“淺薄無識”，她曾經親自教身邊女官、侍者學習國學以及西洋知識。而所謂在她手中中國的命運變得衰敗沒落，更是顛倒因果的結論。同時，假設一說，更不能代替曆史的真實性。也有論者對慈禧的本性進行歧視。比如認為“西太後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此處應該反問的是，處於當時那種險惡政治鬥爭環境中的人物，無論男女，是否都差不多？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語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為她是個女人？在權力鬥爭的頂峰上或漩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心狠手毒是一種必備的政治技巧，沒有這點能力，如何能對眾人之事負責？
慈禧首先是個女人，這毋庸置疑。但因為其為女人，在男權意識盛行的國度和時代，女人把持國政，當然受盡懷疑和攻擊。這是男人們的本能敵意，和慈禧的治國手段其實並無多大幹係。在眾多的評價慈禧太後的著作中，曾經長期服侍慈禧的德齡當然最有發言權了。德齡在《慈禧後宮實錄》中，給我們展現了曾經統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國的老佛爺的另一麵:她隻不過是個女人。她有著普通女人對美的追求、對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寫道:“‘啊！青春！’她很溫柔地說，‘這是天賦予人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恩物，所以人必須竭力愛惜它，設法把它積儲起來；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1900年9月12日的《字林周報》（《字林西報》的星期日副刊）寫道:“的確，皇太後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婦人，我們從《倫敦與中國郵報》上月3日所發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見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麵:皇太後的真實品性是一個無關緊要而又難以弄清的問題。她的形象已經被描繪得五光十色，不過陰暗仍是其主調。”但是，一位美國駐華公使夫人的記述告訴我們，“無論內心深處多麽憎惡這些‘外國魔鬼’，皇太後在表麵上或言辭上都沒有絲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臉上充滿了善意，見不到一絲殘酷的蹤影”。“她非常親切，當我們接過遞上來的茶時，她上前一步，向我們頻頻舉杯……又說道‘我們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這是經曆了庚子變亂之後，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華帝國的真實寫照。
因為是當權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惡，也因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有人認為，辜鴻銘在慈禧太後過70歲生日（1904年）時候曾經當眾脫口而出:“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但是，僅僅四年以前，在《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後啊！》一文中，他為慈禧太後辯解:“她統治中國四十年來，真是曆盡重壓， 疊遭變故。盡管個人生活十分不幸，卻一直指導、關懷並分擔了她苦難臣民的命運……無論她會有什麽缺點，至少她維持了中國的秩序。單言她的性別、她的年紀和她那眾所周知的個人生活的不幸—— 年輕時希望的破滅，長期的孤獨的寡居生活，為帝國操勞，替兒子擔憂。她惟一的兒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對這個慈愛的母親是最殘酷的打擊，如今所留下的，隻是一個飽經憂患的皇太後和曆盡痛苦折磨的母親之孤寂的心靈——所有這些考慮，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無知、肆無忌憚的報紙，特別是那些由文明的歐洲人所經營的報紙，免除對於皇太後陛下個人生活不合宜的中傷。”這些複雜的認識，無疑反映了慈禧複雜的人生。
內與外
慈禧後期還政，但是大多數時間裏她仍是決策的核心人物。在其執政時期（1 8 6 0～1 9 0 8年），麵臨內憂外患，她實現了君臣和衷共濟。洋務運動中朝廷勵精圖治，虛懷納諫，整頓綱紀。尤為甚者，她果斷改變大清的規矩，大規模啟用漢臣，從而創造中興局麵。沒有慈禧，就沒有洋務運動。而洋務運動為中國現代化的起始，當成定論。
對漢臣的倚重， 首推曾國藩和李鴻章。後者“ 坐鎮北洋， 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為最巨”。他們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慈禧在他們去世後均表達了萬分的痛惜。比如，李鴻章因為和列強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談判收複東北）時累死，尚在回鑾途中的慈禧太後“ 為之流涕” ， “震悼失次” 。對於多年前去世的曾國藩，在她與曾國藩子曾紀澤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說:“也是國家運氣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臣，總是瞻徇的多。”當曾紀澤說“李鴻章、沈葆楨、丁寶楨、左宗棠均忠貞之臣”時，慈禧說 “他們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此語既表達了她的惋惜又表達了她的用人之道—— 一種放眼長遠的戰略。
於內政方麵， 慈禧一直被當成守舊派的總後台。其實， 從其對待不同派係的態度，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回旋縱橫的政治家，而不是簡單的用一種標簽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有個基本的執政底線，即不能威脅其個人的權力。在此基礎上，她一直支持洋務派，但是又經常遭到清流派和頑固派的抵製。為了教訓這兩個朝中重要派係， 她采取了相當策略的手段。比如， 1 8 6 6 年洋務派擬設天文算學館的議案一出，馬上遭到文淵閣大學士倭仁的反對。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 根本之圖， 在人心不在技藝； 以中國之大，“ 不患無才”，“何必師事洋人”。慈禧見倭仁如此頑固，即令他從全國範圍保舉數員精通自然科學的中國教師，另行設館授徒，與洋教習比試一下。
倭仁經過一段時間，一個勝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後說“奴才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不過，倭仁心中還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總理衙門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難處。為了避免和洋人接觸，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從馬上摔下來而請長假，當朝廷免除了他的職務後，他就“豁然痊愈”了。
治理清流方麵， 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戰爭期間， 清流代表人物張佩綸高論戰事，指手畫腳，對洋務派的軍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顧。慈禧乃順勢任命張佩綸為“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的遭遇可想而知—— 最終逃跑， 而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後來論者認為張“ 以書生典兵，甲申馬江之敗，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論者認為朝廷讓張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其實是對張佩綸實行的保護措施。隻是他自己不爭氣，毫無價值地葬送了福建艦隊，民憤極大。清政府給以懲處，這是張佩綸咎由自取，並非什麽慈禧太後‘瓦解清流’的陰謀”。即便不是陰謀，也可見慈禧用人方麵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綜合學者們的考證及多種記載，有四股力量影響甚至控製了慈禧:一是義和團本身把慈禧嚇得半死。慈禧的確被嚇壞了，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她後來對她的禦前女官德齡所說的話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時頒布諭旨，製止拳民……但端王和瀾公二人卻信誓旦旦地跟我說，這些拳民是上天派來的，能使中國擺脫所有我們所憎恨的洋人。”接著，她補充道:“我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拳亂會給中國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