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陳寅恪與傅斯年》書影，嶽南著，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定價38元）
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這是一本什麽樣的書？
人類學家克羅伯（Kroeber）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天才成群地來（Come in a cluster）
1890年前後的中國，似乎印證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個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問。在20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有些是單打獨鬥，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對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有的除個人輝煌的學術造詣，還留下了製度性的遺業(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學術界維持著長遠彌久的影響力。前者當以陳寅恪為代表，後者非傅斯年莫屬。
陳寅恪與傅斯年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傅斯年乃大清開國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的傅以漸之後；陳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二人皆有顯赫的家族史和驕人的榮光。陳寅恪嫡親表妹、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陳先後留洋16載，通解20餘種文字；傅乃“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遊行總指揮，海外留學7年，與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共同度過了4年時光。
二人學成歸國，陳氏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聞名天下的“四大導師”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開南國一代學術新風。北伐成功後，被譽為“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出任史語所曆史組主任。傅、陳二人這一曆史性的聚合，開創了一代舉世矚目的學術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隨著國共兩黨幹戈相向，大地陸沉，這對同學加姻親關係的曠代天才，被無情地阻隔在海峽兩岸遙天對望而不能相聚。最後的結局是：一個無聲地倒斃在台灣孤島會議大廳，一個被活活整死於大陸嶺南病榻。並世成雙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隻有芬芳永留人間大地。
本書敘述了陳寅恪與傅斯年成長、留學以及在動蕩歲月中顛沛流離，執著學術事業的艱難曆程，生動卓然地展現了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心路曆程與事業追求的心靈史詩，讀來感人淚下，悵然太息。
專家酷評：
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個人傳記，對傅斯年和陳寅恪的記憶，打開了被蓄意掩蔽的曆史之門。他們在20世紀所遭遇的命運劇變，譜寫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哀歌。
——朱大可
傅斯年是北大培養出來的，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除了創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還做過北大代理校長，對北大的貢獻功不可沒。
陳寅恪師是繼《資治通鑒》的作者/宋代司馬光之後近一千年來，又一偉大的史學家。
——何茲全
就作者的寫作功力和這部作品的敘事方式/描述角度與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言，是二十一世紀此類題材的巔峰之作。很難想在百年中像還會有與之匹敵的偉大作品產生。
——資深編輯家/作家 楊力虹 許誌龍 史奉真 楊君
當年明朋昨夜風
《陳寅恪與傅斯年》書影
前幾天，嶽南先生來到我的寓所，攜來《陳寅恪與傅斯年》書稿，囑我看後提些意見。我雖是九十八歲的老人，精力不濟，但麵對這部撰述陳、傅兩位恩師，並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時代與陳、傅二師一起留學歐洲相交甚篤的圖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辭，決定先讀為快。書稿翻閱一遍，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兩位大師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現。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機會，說一說陳、傅二師對我的栽培和教誨，順便寫下一點讀後感言，算是對兩位恩師的紀念，以及對作者嶽南先生為此付出心血與汗水的答謝吧。
我是1931年冬認識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學，進入史學係。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寫信給傅先生，請他做我的保證人。他們是五四時期的同學好友，後來又一起在歐洲留學數載。我於一個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時傅先生住在西城內平安裏往東不遠再往北的一個胡同裏，好像是廠橋胡同吧。
傅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和我談了大學應如何學習，並囑我兩句話：“一定要學好古文，一定要學好外語。”說來慚愧，我一生既沒有學好古文，也沒有學好外語，但越來越覺得學好古文和學好外語的重要，時時想起傅先生這兩句話，念念不忘。
何茲全教授在書房中審閱作者稿件（嶽南攝）
傅斯年先生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他北大畢業後留學歐洲，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了“語言曆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後他出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領域的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但史語所所長這個職務卻是他一直擔任到底的。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的曆史、語言研究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說是到傅先生與李濟、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為科學的，小屯殷墟的考古發掘是傅先生和史語所同人建立起來的最早的科學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為中國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培養了眾多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在這方麵有貢獻的學者，大多都受過他的培養。因而在這一領域，傅斯年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養出來的，也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除了創辦史語所，對北大的貢獻也功不可沒。 抗戰前，傅斯年除了擔任史語所所長，還兼任北大曆史係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長等職務。我在北大讀書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觸不多，但聽過他講的中國古代史課程。他講西周史，處處有新意，有創見，使人開闊眼界，開闊胸襟。聽他的課，很佩服他廣博的學問和深厚的功力。前幾年，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曆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並說此文與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兩篇文章。在我看來，傅先生除了這篇名滿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後留下的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而後乃東遷》、《薑原》，以及《論所謂五等爵》等篇章。這些文章的好，不在於篇篇擲地有聲，而在於它們和《夷夏東西說》一樣，都是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筆與天才之作，隻有大手筆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寫出這般具有史識、史見，震古爍今的光輝篇章。
我說傅斯年是我的老師，這老師不是泛泛的老師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恩師。1935年我從北大畢業，他邀我去史語所工作，我沒有去，而是赴日本讀書。抗戰爆發後，我回國在重慶編雜誌，寫社論，在機關裏混。後來失了業，中英庚款董事會撥發一部分專款協助一些人員在國內做研究工作，我請傅先生推薦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協助，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維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要帶我回山東做官。當時我正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任編審，該會的負責人是段錫朋，段與傅斯年先生同為“五四運動”時期學生領袖，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訓練委員會待下去，但也不願去山東做官，我還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無能的。抗戰後期論政之心已倦，極願回書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說我願去史語所念書。傅先生說：“畢業時就約你來，你不來。”就這樣我進了當時已搬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
在李莊，我和傅先生見麵的機會就多了，隻是我同所內大多數學長、學弟一樣，對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個字來表達，那就是“敬”、“怕”、“親”。所謂敬，大家對傅先生的學問沒有不是滿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對於怕和親，說老實話，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極易衝動、暴怒，像個孩子，因而大家對他既怕又親。正像董作賓所說：其實傅先生對朋友，對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愛他之處也在此，但年輕人的“敬”和“怕”卻又壓住了他們的“親”。或許這便是當時的內在真情吧。
抗戰之後，我去美國留學，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鄭天挺師，進門他就對我說：“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時愕然，沉默了半天沒說話。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緒縹緲，淚眼婆娑，一時回到北大，一時回到李莊，一時又回到現在，情腸交結，不忍追憶。當年史語所在李莊的幾十口子同人、師友，傅先生去了，董作賓先生去了，李濟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與李莊擦肩而過的陳寅恪師也去了。想到這裏，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令人倍感傷神。
屈指算來，到今天，傅斯年師去世已58個年頭，而陳寅恪師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漸漸老了。回憶接受傅斯年、陳寅恪師教誨的日子，猶曆曆在目，感念不已。
我與陳寅恪師相識於抗戰爆發之後的西南之地，最早見到他是在重慶，後來我到了史語所曆史組任助理研究員，成為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與下屬。盡管接觸不多，但有論文經常寄給他請教。在李莊的後期，陳寅恪師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嚴重的疾病，但對我的論文與晉升職稱等事宜，時刻掛念在心，這樣的事例從陳、傅二師通信中還可以看到，嶽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錄，不贅。有一次，聽從成都回李莊的一位史語所同事說，他去拜訪陳寅恪先生時，陳師對我的學問與人品還誇獎了一番。我聽後受寵若驚，感到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感汗顏。抗戰勝利後，陳先生從英國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維公館。這個時候，我與先生的接觸就多了起來，經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賓先生委派，給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錢等。借此機會，我也請教了一些史學上的難題，已雙目失明的陳師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動。
陳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學術大師，傅斯年先生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創始性、突破性”作標準，20世紀上半葉史學、國學方麵的學者，能稱得起大師級人物的，在我看來也就是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陶希聖、錢穆、郭沫若、顧頡剛等幾個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嶽南先生在這部《陳寅恪與傅斯年》文學傳記書稿中，不僅講了陳、傅兩位大師級人物，上麵列舉的另外幾位大師，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紹，隻是敘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
由於諸多複雜的原因，過去幾十年，在祖國大陸，沒有看到關於傅斯年的傳記，甚至連普通的介紹文章也較少。隨著政治思想逐漸放開，前些年傅先生家鄉聊城的父老鄉親，為此做過不少的努力，召開過幾屆“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出版過幾本傳記性書籍與論文集。但總的感覺，其聲勢與深入人心的程度，與傅斯年本人的聲望和在學術上的貢獻比起來，還是不夠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甚至包括相當一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能知傅斯年為何許人也，做過何種事業者，已不是很多了。人類是容易健忘的，對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曆史的無情，還是今人的不幸？
關於陳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為二，對前幾十年生命曆程的敘述相對薄弱，而後半生，特別是陳先生最後二十年著墨較多。我猜想，這可能是陳師前半生留下的資料較少，而作為傳主“出彩”的地方也較少的緣故吧。
嶽南先生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盡可能地搜集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家族前輩人物的一些史事，簡明扼要地進行敘述點評，爾後對陳、傅二人留學期間，特別是在歐洲的交往史實，進行了多方搜羅和鑒別比較，通過當年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的書信來往與局外者的回憶文章，一點一滴查找、拚對、複原，基本勾勒出一個輪廓，讓後人看到陳、傅二人在那個時代較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學術上相互影響、砥礪，漸行漸近，肝膽相照的生命曆程。
幾年前，嶽南先生為撰寫《陳寅恪與傅斯年》這部書，找過我幾次，特別是對抗戰期間知識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詢問得尤為仔細。我談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況。後來聽說為了寫好這部書，嶽南先生還赴長沙、昆明、重慶、成都、李莊等地，對傅斯年、陳寅恪那一代知識分子，以及我們這一批小字輩學者工作、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進行調查采訪，體察當地風土人情，盡量在每一個細節上做到真實不虛。在這個基礎上，他耗幾年心血成就了這部著作，這種紮紮實實的寫作態度是難能可貴的。此書涉及不少史事屬首次有理有據、條理清晰地對外披露，填補了陳、傅兩位大師研究領域的空白，對研究者與普通讀者予以啟迪的方麵不少。
正如嶽南先生書稿中所描述的，由於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後，陳、傅兩位大師被迫離散，一位留在了大陸嶺南中山大學，默默承受一係列政治苦難和心靈煎熬；一位歸骨孤島，長眠於台灣大學校園。兩位天才的聚合離散，既是大時代的因緣，也是二人性格與思想觀念不同所致。去台後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於台灣大學的建設上，他想把這座日本統治時期創建的學府，改造成現代一流的大學和學術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僅在台大校長任上奮鬥了兩年即溘然長逝，去世時年僅51歲。而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先生逐漸落入了淒涼之境，於“文革”中精神備受折磨而死去。
當年與陳寅恪、傅斯年同時留歐，且是好友加親家的俞大維說：陳寅恪平生的誌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曆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作為後來者，麵對嶽南先生撰寫的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兩位天才大師的因緣際會，聚合離散，或許能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麵更真切地感知曆史的真相，並從中吸取一些“曆史的教訓”吧。
作者嶽南在何茲全教授書房中請教
推薦人簡介：
何茲全，山東菏澤人，1935年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旋赴日本留學。抗戰爆發後歸國，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46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曆史學，1950年歸國。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北京大學曆史係兼職教授。著有《讀史集》、《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何茲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學術大師生活錄，係列之一
陳寅恪進清華與考試製度的興廢
清華學堂古建築
1925年初，清華學校欲設立國學研究院，在校長曹雲祥主持下，由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出麵，先後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教授，這就是後來名動天下、流傳久遠的“四大導師”。
在“四大”之中，隻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陳寅恪放洋十六載，於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餘力，其中一個被後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雲雲。後來有對大學製度不滿者，總好拿此例說事兒，以此證明當年的清華領導人是何等偉大英明，高瞻遠矚。其實外界多有不知，陳寅恪進入清華的內情顯然沒有如此簡單，真相比流傳的美妙故事卻要曲折複雜和艱難得多。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出任導師，首先得益於時為籌備處主任的吳氏推薦，但事情辦得卻一波三折，為此，吳宓曾感慨道：“介紹陳來，費盡力氣，而猶遲疑，難哉。”
除陳寅恪外，當時吳宓還向曹雲祥薦介了柳詒徵，張爾田兩位前輩和湯用彤、樓光來等幾位哈佛同學，所薦之人皆學界名流俊傑。但作為研究院主任的吳宓，並無人事決定權，因校長曹雲祥這一關未能通過，其結果便皆成夢中之花，不了了之。
始建於1909年的清華學校大門，現俗稱“二校門”
為什麽薦陳寅恪來清華令吳氏深感“費盡氣力”與“難哉!”，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陳寅恪放洋十數載而未得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這幾頂象征學問層次階梯的高帽，才讓好友吳宓“費盡力氣”。假如陳氏若有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清華聘請之事就順利得多，至少無需舉薦者多費口舌與力氣。王國維與梁啟超二人由於其本身的資曆與在學術界光照日月的聲名，另當別論。而與陳幾乎同時就聘的導師趙元任和講師李濟都是極好的例子。由於趙、李二人皆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且在國內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名聲，故曹雲祥很快拍板定案，薦舉者仿佛是異乎尋常的輕鬆。為什麽吳宓在“費盡力氣“之後終於讓陳寅恪走進了清華園，而同時薦舉的其他幾位學界大腕卻名落孫山？這就涉及到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心協力與鼎力相助了。
據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生藍文征回憶，梁啟超曾親自向校長曹雲祥麵薦過陳寅恪，當時的情形是，“曹說：‘他是那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的入校經過。
藍文征本人曾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陳寅恪先生於歐洲諸國語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滿文等修養極深，提請校方聘為導師，時陳先生正在歐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結合吳宓的日記看，這話是大體不差的。
清華園內著名的“古月堂”牌匾
得益於陳寅恪家族在晚清社會的特殊背景與影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梁、趙等三大導師，都與陳家有著一段交往淵源。出身江蘇陽湖的趙元任家族雖與陳家無直接瓜葛，但趙的夫人楊步偉家族卻與陳家屬於舊識；而王國維與梁啟超皆陳家舊識並私誼甚篤。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1850—1922年）的指導與影響。沈是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廣信、南昌知府、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等開強學會於京師，主張維新，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清亡後為遺老，寓居上海，曾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等學術著作幾十種傳世。1915年，王國維經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引識沈曾植，後二人情誼甚篤。沈氏為陳寅恪父執，與陳三立酬唱密契，做詩吟賦，為儒林稱道，二人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作為晚輩的陳寅恪對沈氏學問人格極為崇敬，在國內的幾年，不時向其求教問難。陳寅恪後來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並取得卓越成果，與沈氏的影響頗有關係。正是通過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薦，王國維與陳家父子兩代相識相交並成好友。陳寅恪遊學巴黎時，曾專程拜訪過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國維。
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合影，左起：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
後為學生。時陳寅恪尚未到校。
梁啟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陳寅恪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寅恪之父、進士出身，吏部行走陳三立，寅恪長兄、著名畫家陳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年）變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啟超受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助手陳三立之聘，出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從此，梁氏與陳家結交，並有機會對祖籍義寧陳氏家學有所了解並深為推崇。1924年，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於北京香山臥佛寺東麵小山，梁啟超曾想讓陳三立為之書寫墓碑碑文，後因故作罷。
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才有了助陳寅恪來清華國學院任教的一段奇緣佳話。
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懷回憶：“那時，我正在金陵大學農學院就讀，他（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冊原文本的《莎士比亞集》，據說是他以前在英國讀過的。裏麵每個劇本後麵都寫有他的評語。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各國的曆史及文學等。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37]陳封懷此說恐怕不確，至今沒有得到證據說明陳寅恪曾得到過三個學位。而梁啟超所言當是不虛，陳寅恪留洋十幾載，的確既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憑什麽說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來不如陳氏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呢？除了客套與自謙外，怎要有一點憑證，否則就成為胡言亂語，曹雲祥也不會輕易相信。那麽梁啟超說的這幾百字到底是指什麽呢？這就是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雲：
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係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係。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拚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係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磨之說我甚疑之。）……。
很顯然，這封書信除了要求購書外，更多是在談論學術，所涉內容之深奧廣博，若不專門研習此項學問者，難知其所言與所以言。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於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轉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並為陳氏之博學傾倒，於是便有了一年之後清華園著名的“梁曹對”。正是由於這次對話，加之王國維從旁助力，沒有片紙學位和一頂學曆帽子的陳寅恪才以導師的資格踏進了風景秀麗的水木清華，開始了悠悠四十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生涯。
抗戰前陳寅恪與夫人/女兒在清華園留影
由於陳寅恪在學界如雷貫耳的名聲，其學位問題波及後者既深且眾。1948年曾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著名人文學者蕭公權，於許多年後談到學位與學問時曾放言：“其實學位隻能表示一個學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學府’規定的某種課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實學問。我知道若幹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隻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對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麵。不幸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係、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它事業中混跡。”
蕭氏之言不能說沒有道理，陳寅恪也的確為學術界人士做出了不讀博士拿學位，一心讀書向學的成功範例。但此事體正如胡適的“收山小門生”唐德剛教授所言：這個世界上許多事是“閻王做得，小鬼做不得”。也就是說，專為讀書而讀書，為學問而學問，不求碩士博士帽子，名門出身，具有強大人脈背景和人際交往資源的陳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別是偏遠地區貧苦勞動人民的孩子（當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
學位製雖說參與了一定並不見得正確的學術評價、學術構造和學術認定，但它作為對知識掌握者高度與標準的最終確認，本身並沒有錯。如果沒有學位製的門檻和限製，就中國的政治製度和道德坐標而言，恐怕在選拔人才和招賢納士方麵要糟糕得多。正如後來一直頗受爭議甚而指責的中國高考製度一樣，盡管這一製度越來越暴露出一些弊病，但在沒有更好、更公平、更合理、更人道、更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遴選人才途徑之前，它仍然不失為最佳的一種選取途徑。無論強調所謂的素質教育還是什麽花樣翻新的另類教育，在高等教育資源緊缺的現實情況下，通過高考途徑看分數仍然是最合理，最能激發學生上進心，最能取得人民大眾同情和理解，以及最有效阻止權錢交易，避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等腐敗、醜惡現象的不二法門。假如沒有高考途徑與高考分數的嚴格限製與阻擊，或將高考成績棄之不顧，進大學校園全靠各自的家庭出身與人脈背景，專靠有權有勢的朋友舊故推薦作保，必然走上政體的高度腐敗、墮落與混亂無序，文化與學術將大踏步退化甚至毀滅，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的“工農兵大學生”推薦案例，便是最好的明證。
著名作家/評論家何三坡，在家鄉貴州讀書時的學校現狀
幾乎所有的知情者都不否認，那時的所謂“推薦”，隻是社會各階層大大小小的權勢者們相互爭奪與妥協的“內部分割”，那怕是一個街道小廠，或一個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在他們的子女沒有被“推薦”之前，是決不會有其它的“工農兵”跨入大學校門半步的——盡管廠長、書記的子女可能是傻子、神經病患者，或者地痞流氓加惡棍。同理，學位製可能為懷揣種種目的，甚至不正當目的的求學者提供了堂堂正正的掩飾條件和方便，但問題仍然不在學位製本身，而在於這一製度在被製訂、理解和實施過程中的具體細節是否恰當。某些與學位製有關的痼疾，常常是這一製度實施不當造成的，是被人為實施中的不當或故意歪曲所導致，應該引起社會反思的是如何在實施中鏟除阻礙、破壞這一製度的毒瘤，而絕不是學位製度本身。
從當年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在推薦陳寅恪之際同時推薦當時在學術界已是名流俊傑的柳詒徵、湯用彤等人來看，決定誰進門誰出局命運的終裁權，是捏在校長曹雲祥一人手中的。曹氏開始時還不明就裏，甚至傻乎乎地問這問哪，關注被薦者的學位與學問之高低大小。但隨著事態的進展，曹氏才幡然醒悟，發現此事已與這些身外之物沒有多大關係了，真正的“關係”是“以人為本”，是一種人際利害關係。正是這種人際關係令陳寅恪較為順利地跨進了清華園的大門。事實告訴世人的是，就陳、柳、湯三人而言，其學問各有所長，柳乃陳寅恪啟蒙時代的老師，湯在哈佛時與陳、吳二人不相上下，並稱“哈佛三傑”。1948年，陳、柳、湯三人同被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首屆院士。以此經曆，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從三人中選其任何一人都是合天、合情又合理的，但人們看到卻是陳寅恪健步走入清華園那挺起的胸膛，以及柳、湯從朦朧的菏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清華園荷塘牌匾
需要繼續補充的是，吳宓盡管號稱“哈佛三傑”之一，但他當時在清華校長曹雲祥眼中的地位並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聲名卻有點“功高蓋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從梁在曹麵前所說的那句：“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來看，當時的梁任公一定是繃緊了麵容，甚至是聲色俱厲的。在梁、王可能還有趙元任的合力圍攻夾擊下，已不是這位曹校長是否答應陳寅恪進不進清華的問題，而是轉變成——假如曹雲祥“牙丁半個說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華校長那把椅子上坐穩的問題了。在這樣一種“夾道跑馬不能回馬”的嚴迫情形中，曹雲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選擇就是無條件地請陳寅恪入主清華園——盡管可能心中還有點不太情願，以致讓具體張羅的吳宓“費盡力氣”。
當然，此時的曹雲祥可能沒有想到，吳宓與梁、陳等人的到來，竟成為他的掘墓人，並在短短的一年之後就合力為他敲響了前途的喪鍾。在以梁、陳為首的反對聲浪中，曹雲祥隻得宣布辭職，卷起鋪蓋灰頭土臉地離開了清華園。當然，這是後話，且聽下回分解。
（ 《陳寅恪與傅斯年》書影，2008年6月出版，
胡適的滿分考試作文題
清華園牌匾
1909年6月，大清王朝掌權者受時風熏染與國內外形勢所迫，在北京設立了一個遊美學務處，負責選派留美學生和籌建遊美肄業館。這年8月，經外務部和學務部一同奏請準，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的一座荒蕪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遊美學務處，，撥款修建館舍，專門作為遊美肄業館館址進行留學生培訓和考試場所。1911年2月，遊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遊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辦公，並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年4月29日（農曆四月初一），清華學堂正式開學，由此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
從1909到1911年三年時間裏，遊美學務處於北京城內史家胡同等處考選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入選者到美後，視不同條件或直接進入美國大學就讀，或先進入美國高級中學補習，而後再進大學。這三批人員，可謂最早的由中國政府派遣的留學生。
清華園西門
這三批留學生的考試選拔規則是什麽樣子呢？它與今天的高考有區別嗎？回答是，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區別，比如留學生考試的作文題，就與今天的高考類似，其他的科學也多有相似之處。我們從胡適的回憶錄中可以找到當時的線索。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學生考試中有幸考中，曾放洋美國，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文學院長、校長，著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胡適，把自己考試中的經曆，以及榜上的名次作了這樣幾個片斷的回憶：
參加考試時的青年胡適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0）是考試留美賠款官費的第二年。聽說，考試取了備取的還有留在清華學校的希望。我決定關起門來預備去應考試……。
留美考試分兩場，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的各種科學。國文試題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我想這個題目不容易發揮，又因我平日喜歡看雜書，就做了一篇亂談考據的短文，開卷就說：“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規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說《周髀算經》作圓之法足證其時尚不知道用規作圓；又孔子說“不逾矩”，而不並舉規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規矩並用，足證規之晚出。這完全是一時異想天開的考據，不料那時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據癖，大賞識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頭場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場考的各種科學，如西洋史，如動物學，如物理學，都是我臨時抱佛腳預備起來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虧頭場的分數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場我還考了個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引自胡適《四十自述》）
其實，這次考試胡適並沒有達到各學校通常劃定的及格線，平均分數僅得59分。既然要湊足七十人，招收的方式自然就是矬子裏拔將軍，這就決定了招考方顧不得投考者是打虎的武鬆，還是武鬆的兄長——那個賣燒餅的武大郎了。但無論如何，像曆史上所有真正的招考一樣，在發榜之前，考生們的心情總是懷揣一隻小兔，恍恍然，砰砰然，坐立不安。尤其像自我感覺並不好的胡適就更是如此。許多年後，胡適回憶道：“那一天，有人來說，發榜了。我坐了人力車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時，天已黑了。我拿了車上的燈，從榜尾倒看上去（因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張榜，沒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過頭上，才知道那一張是‘備取’的榜。”
胡適的聰明此時便顯露無疑，人家看榜是從上往下看，他卻來個反其道而行之，倒著看。當時自我感覺或實際情況考得比他差的大有人在，恐怕不見得都有自知之明和如此做法。當得知剛才所看的並不是“正榜”時，胡適如同從跌落的深坑又突然望見了暗夜中跳躍的鬼火，惶恐中揣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抬起衣袖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水，繼續觀看。榜文如下：
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學生榜（宣統二年）
名次 姓名 年歲 籍貫 學堂 平均分數
1 楊錫仁 一八 江蘇震澤 上海南洋中學 79
2 趙元任 一九 江蘇陽湖 江南高等 73
∫ ∫ ∫ ∫ ∫ ∫
41 施讚元 二0 浙江錢塘 約翰書院 61
42 胡宣明 一九 福建龍溪 約翰書院 61
43 胡憲生 二0 江蘇無錫 譯學館 61
44 郭守純 二0 廣東潮陽 約翰書院 61
45 毛文鍾 一九 江蘇吳縣 直隸高等工業 60
46 霍炎昌 二0 廣東南海 嶺南學堂 60
47 陳福習 一八 福建閩縣 福建高等 60
48 殷源之 一九 安徽合肥 江南高等 60
49 符宗朝 一八 江蘇江都 兩淮中學 60
50 王裕震 二0 江蘇上海 美國加厘福宜大學 60
51 孫恒 一九 浙江仁和 杭州育英書院 59
52 何成[木矛木]一七 浙江平湖 上海南洋中學 59
53 過憲先 一九 江蘇金匱 上海高等實業 59
54 鄺翼堃 一九 廣東番禺 約翰書院 59
55 胡適 一九 安徽績溪 中國新公學 59
56 許先甲 二0 貴州貴築 四川高等 58
57 胡達 一九 江蘇無錫 高等商業 58
58 施瑩 二0 江蘇吳縣 上海高等實業 57
59 李平 二0 江蘇無錫 江蘇高等 57
60 計大雄 一九 江蘇南匯 高等實業 57
61 周開基 一九 江蘇吳縣 上海南洋中學 56
62 陸元昌 一九 江蘇陽湖 上海高等實業 56
63 周銘 一九 江蘇泰興 上海高等實業 55
64 莊俊 一九 江蘇上海 唐山路礦 55
65 馬仙嶠 一八 直隸開州 保定高等 53
66 易鼎新 二0 湖南醴陵 京師財政 53
67 周仁 一九 江蘇江寧 江南高等 51
68 何斌 二0 江蘇嘉定 浙江育英高等 51
69 李錫之 一九 安徽合肥 安徽高等 50
70 張寶華 二0 浙江平湖 美國加厘福宜大學 50
胡適繼續說道：“我再拿燈照讀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讀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仔細一看，卻是‘胡達’，不是‘胡適’。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氣，放下燈，仍坐原車回去了，心裏卻想著，那個胡達不知道是誰，幾乎害我空高興一場！”至此，胡適懸著的一顆心才算砰然落地。
後來方知，那個胡達便是胡明複。胡適回憶說：“後來我和他和（胡）憲生都到康南耳大學，中國同學見了我們的姓名，總以為胡達胡適是兄弟，卻不知道憲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卻全無親屬關係。”
執教北京大學時的胡適
胡適所說的胡達，共三兄弟，即胡敦複、胡明複、胡剛複。胡達後轉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是“中國科學社”發起人之一。回國後任大同、交通、東南等大學教授。在東南大學時與吳宓等一群重量級“海龜”同事，並造出了東南大學最為鼎盛的局麵。1927年夏季休假回鄉，為避暑到一個偏僻池塘遊泳，用的是狗刨式。遊到中途不幸其小腿肚子轉了筋兒，不能繼續蹬歪，乃緊急呼救。時值正午，鄉民們正在家中睡覺午休，其聲不聞。隻有附近一個80多歲的老嫗聞訊，住著拐杖，全身打著哆嗦趕到水塘邊探個虛實。隻見胡達在池中鴉子狀嗚嗚哀叫中不住地點頭喝水、吐水，情形甚急，性命甚憂，哪老嫗卻隻能望塘興歎而不能下塘救人。胡達在撲騰了一陣後，終於氣盡力絕，沒水淹死，年僅37歲。當然這是後話。
與原胡明複，後改名胡達頗為相似的是，胡適的名字也是留洋前才改的。胡在回憶中說：“我在學校裏用胡洪騂的名字，這回北上應考，我怕考不取為朋友學生所笑，所以臨時改用胡適的名字。從此以後，我就叫胡適了。”此又見出胡之聰明。至於是大聰明還是小聰明，或者是否聰明反被聰明誤等等，隻能另當別論了。
參加考試時的趙元任
1910年8月16日，胡適、趙元任等留美學生在上海碼頭登船“放洋”，抵達美國後，分屬於不同的學校就讀，趙元任與胡適等人同入康乃爾大學（即胡適早年所說的康南耳），胡讀農科，後入文學院，主修哲學；趙讀數學、物理。1914年，趙元任以全校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與任鴻雋（叔永）、楊銓（杏佛）、胡達（明複）、張準（子高）、周仁等等十幾位中國留學生發起組織成立“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月報，以“聯絡同誌，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開展科學活動。與此同時，趙元任開始研究中國語言學，並與胡適等人寫出了以“中國語言問題”為主旨的若幹篇討論文章。1915年，胡適入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研修哲學，趙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和科學史，於191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任教於清華大學的趙元任
1920年，趙應聘回國入清華學校任教，擔任物理、數學和心理學教師。同年10月，英國大哲學家羅素來華到各地做學術演講，趙元任被推薦擔當羅氏的翻譯。此前，美國大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爆得大名”的胡適擔當翻譯，此時可見趙元任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直逼胡適，非同尋常了。1921年8月，趙元任應美國哈佛大學之聘任講師，主要講授中國語言學，同年出版了《國語留聲片課本》，並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等論文，對中國現代語言學具有開創奠基之功。1925年，趙在美國所做的驚人成就被清華大學教務長張彭春得知，乃有向曹雲祥校長薦舉之事，後來趙元任成為清華聞名天下的“四大導師”之一。
《陳寅恪與傅斯年》書影，嶽南著，
北大學生傅斯年憑什麽牛氣衝天
延安棗園毛澤東舊居
1918年夏天，畢業於湖南師範學校的青年毛澤東離開家鄉，來到北京。未久，踏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入圖書館工作。就在這個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適以及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
許多年後，毛澤東在延安一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裏，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毛澤東自傳》斯諾錄 汪衡譯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西行漫記》[美]埃加德·斯諾 著）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倍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那麽這位北京大學學生領袖、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遊行總指揮，後留學歐洲、回國後曾出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何以小小年紀就如此狂妄，不把一代巨人/未來的國家領袖毛澤東放在眼裏而牛氣“衝天”呢？具體原因頗為複雜，但就大的方麵而言，除了傅斯年當時是北大正式注冊的學生，有地頭蛇的感覺外，與他本人的門弟出身、性格，以及過人的才氣有很大關係。
清康熙皇帝賜封的傅以漸聊城故鄉之墓地，站立者為傅斯年族侄傅樂銅（晨曦攝）
傅斯年乃大清開國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大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保、撐宰相職的傅以漸七世孫，當傅斯年成長的時候，他的家鄉山東聊城仍有“相府”之稱，盡管家道已經衰落，但仍有一股勢力。加上傅斯年從小聰穎過人，在七歲時，就已經聽中過舉人的爺爺講完了二十四史，及長，入天津讀書，再以名列前茅的成就考氡本┐笱гた疲?懦?amp;ldquo;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一時聲震天下儒林。
關於傅斯年的才氣與性格中所具有霸氣、霸道，以及踏入社會後折騰出的一番大事業與大事功，暫且不提。本文僅就通過檢索大陸與台灣史語所保存的原始檔案，對傅斯年在北大學習期間及留學歐洲考試時的分數加以疏理、統計並公布如下，以便讓大家領略一下這位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的風采。
傅斯年考入北大預科時與其弟傅斯嚴合影
1913年夏，18歲的傅斯年於天津府立中學堂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分在預科一類甲班。據1913年12月北大預科各班成績表記載，傅考試成績為：
國文85分、曆史80分、地理80分、英文95分、英文100分、英文93分、德文80分、德文95分、外史96分，總計804分，平均89.3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4年，傅斯年成績未找到，暫空。
1915年，據6月預科各班成績表記載，傅的成績為：
（各科略），總計1163分，總平均89.5分，曠課扣分15分，全班排名第二。
1916年，傅斯年卒業於北大預科，秋升入本科國學門。其畢業考試成績為：
（各科略），總計1482分，總平均92.6分，曠課扣分加3分，實得95.6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7年，第一學年課業成績：
（各科略），總計755分，平均125.8分，扣分1，實得124.8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8年，（各科略），總計320.5分，平均80.1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9年，在北京大學本科國學門繼續攻讀，1月1日創辦《新潮》月刊，出任主編。5月，五四運動爆發，傅斯年參與領導此次運動，為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北京學生遊行總指揮。
同年夏，卒業於北大文科國學門。
第三學年成績總計420.5分，平均84.1分，名次不詳。
同年秋，傅斯年回家鄉山東參加官費留學生考試，全省名列第二。
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輪船赴英國留學，從此開始了為期七年的放洋生活。
或許，正是傅斯年求學時代曆次考試所顯露的驕人業績，便是他一度牛氣哄哄，心高氣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緣由吧。
（ 注：傅斯年歸國後，一度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948年底赴台北出任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病逝於台大醫院，終年55歲。）
學術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
係列連載之四
從曆史門縫中走來的大師們
劉傳雷
傅斯年（左二）與陳寅恪（ 左三）等史語所人員在北平北海靜心齋留影。
20世紀知識分子的衰變與受難
在嶽南先生的這本《陳寅恪與傅斯年》出版之前，就有很多民國知識分子個人傳記麵世，並形成了民國知識分子史熱。易中天先生稱之為“不該熱的熱了起來”，關於陳寅恪、傅斯年、胡適的書竟然成為暢銷書，很多人也是嘖嘖稱奇。其實這是一種社會症候——人們在閱讀中想象對“獨立”、“自由”的訴求。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曆史的偷窺欲，畢竟這裏的曆史圖像曾被加了馬賽克甚至被PS過。我們的曆史教材便是集中有碼和PS的曆史畫冊。
按照R·G·柯林伍德的觀點，普通的曆史教育造成一種錯覺：曆史是板上釘釘的事情。的確，一直以來，這錯覺支撐著我們堅信的曆史。事實並不像曆史學家說的 “事實明擺在那裏供人們使用”、“事實本身說話”。湯因比告訴世人：曆史事實是一種製造物，隻有在史學家的幽靈附身其上時，它們才會說話。於是，曆朝曆代的王者們將史學家變為幽靈，附身於散落在民間記憶中的往事。然後，曆史成了搖擺於抹黑和粉飾之間的皮影戲——後台敘事有選擇地開關曆史之門，向世人展現迥異的曆史景觀。幸好，在這麵華麗的景觀上尚有供人窺探後台的門縫之一——人物傳記。在眾多人物傳記中，嶽南先生的這本書無疑將為世人矚目。
透過嶽南開啟的曆史門縫，我們得以領略民國初年蔚為壯觀的知識分子群落。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陶希聖、錢穆、顧頡剛……個個大名鼎鼎。放洋16載、通曉20幾門語言、“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學術大師”陳寅恪與被譽為“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的人物”傅斯年，算是這個群落的兩個中心。此書正是以陳、傅兩位大師的曆史性聚合離散為主線，為我們呈現了民國初年至20世紀70年代期間知識分子部落的生態。
在書中，作者並不是將具體曆史事件單單作為人物的背景，而是使其與知識分子的命運相互嵌入，達到獨特的對應和反觀效果，沒有任何讓人生厭的宏大敘事。這種敘事維度，加上書中對幾位大師的思想譜係、家族和地域的精神譜係以及學術家族聯姻關係的梳理，我們讀到的是多維的曆史和立體的人物。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秉承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文脈，對諸位大師采取敬而不媚的態度，書中我們能夠讀到精英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崇高，也能看到大師們瑣碎不堪的生活。書中經常提到傅斯年生氣時，“小山包一樣的身體”在屋裏踱來踱去；還能讀到他用胡適的“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來訴說包辦婚姻的苦痛；儒雅的陳寅恪和雄辯的周恩來被惱火的辯友追打，逃進老板娘的房間；傅斯年在馬賽攔截想家過度而偷溜的俞平；陳寅恪和吳宓的購書癖好；左舜生不顧毛澤東的臉麵一味要見“那位往昔的影星藍蘋（江青）；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鄙視沈從文，警報響起，二人多路而奔，劉停，怒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為學生講《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文化火種，可你個該死的，跟著跑什麽跑啊！”……當然，其間還能讀到曾經被抬上神壇的一幫“知識分子”的無恥和齷齪。曆史如此鮮活地向外噴湧，大師在嬉笑怒罵中從曆史黑幕中脫身，穿過曆史的門縫向我們走來。
知識分子的衰變與受難
我們的確在書中看到了一種“活著的過去”，迥異於幹癟的曆史說教和想象。然而，這本書的最終責任不是把幹癟的曆史畫冊，變成曆史多媒體。它最終要告訴世人的是20世紀知識分子的衰變與受難，並企及一種反思。
真正的知識分子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關懷公共事務，且視之為個人責任，並在社會公共舞台上是體製的反對者或批判者。民國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從民國初年“成群而來”，到後來就連概念都衰變為《現代漢語詞典》中“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種衰變是知識分子被矮化和自我矮化的進程，然而衰變的速度之快，可謂景觀。在當下，真正知識分子的稀缺和民國初年的 “紮堆”，正好形成曆史景觀的反轉鏡像，反轉的悲哀和無奈，隻能用此書封麵上一句話——“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聊以哀歎。正如書中所言“華夏大地再也沒人顧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
傅斯年在台大辦公室辦公
與知識分子的衰變互為錢幣兩麵的是知識分子的受難。讀完此書，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對於知識分子，這段曆史簡直就是他們的受難史。以孤傲獨立的陳寅恪為例，他自留洋直至1969年辭世，生活一直處於拮據之中。即使被今人視為光環的任教經曆，其背後都有一次次苦難。視書如命的他幾次被逼賣書維生、四處舉債；身患疾病卻隻能祈禱家人不再得病否則難以存活；眼疾因營養不良而日益加重直至目盲；目盲足殘卻依舊被批鬥……即使這樣她依舊著作等身。國難戰亂中，知識分子們一邊四處避難，一邊舍命搶救文化火種，從“內閣大檔”、殷墟甲骨文，再到惺惺相惜的知識分子。然而，一直在搶救的他們，在抗日的時候還能被外界搶救或知識分子之間展開營救（盡管陳寅恪眼看著孔祥熙的二小姐的寵物狗獨占一個飛機座位飛離即將淪陷的香港，而眾人卻無法逃離）。到了內戰最後階段，知識分子已是無暇顧及，分崩離析。再後來的文革浩劫中，1966年3個月內24名著名教授自殺身亡，讓我們銘記書中的記述：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在陶然公園跳湖自盡。在此前後，作家孔厥等數十人已經在此跳湖溺亡。6月11日，曆史學家汪篯，將自己反鎖屋內，服敵敵畏，毒發後以頭撞牆而死……從紮堆湧現到紮堆死亡，這也許就是朱大可先生所說的 “20世紀知識分子所遭遇的命運劇變”吧！
衰亡、受難和劇變都是沉重的曆史，感謝嶽南先生輕盈的敘事風格，作者在有意無意間將知識分子們的“緋聞趣事”（例如：我們很少聽說過那個知識分子敢踢領袖的肚子，劉文典就敢，還把老蔣踢得冒冷汗），穿插在這份沉重中的同時，重大曆史事件在他的筆下也變得清脆——清王朝“哢嚓”滅亡了，國民黨“哢嚓”完蛋了！這讓我們在穿越這段曆史時，能夠體會到一種“含淚的微笑”。也許，我們都希望何茲全先生在此書《序言》最後提到的願望。但是基於本文開頭提到的“偷窺欲”，也許何先生的願望隻能打5折了—— “感知曆史的真相”，而“吸取曆史教訓”似乎離當下閱讀遠了些。即使這樣，嶽南先生還是以詳實的注釋和豐富的史料，為“偷窺”提供了大量線索。
（作者簡介：劉傳雷，上海同濟大學文化研究所博士/著名評論家）
學術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
係列連載之五
陳寅恪的學問到底有多大？
陳寅恪在抗戰前的清華大學留影
上回書說到，沒有博士帽子而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身份從容登上講壇的陳寅恪一事。現在要講一講放洋16年的陳寅恪為何沒有博士帽子，他到底懂多少種文字。
陳寅恪登上清華大學講壇後，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矚目，坊間多有羨慕、讚頌追捧者。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也曾好奇又不解地問過陳寅恪：“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說：“他（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從俞大維的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為知識而不為世俗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或許，這就是魯迅描寫的滕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精神具體實踐吧。那麽陳寅恪到底懂多少種文字呢？
由於陳寅恪學問如淵似海，可使滄海湧動，群山移位，外人根本無法得知內在詳情。加之陳氏一生對自己的品學極為謙虛慎重，從未炫耀於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種語言文字，直到去世後都未有定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即是他的師友、家屬與弟子也莫不如此。
據陳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學教授胡守為回憶，陳氏在任教中山大學期間，“在他填寫的履曆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隻寫著‘德語’二字。”顯然，這是他的自謙之辭。陳寅恪的受業弟子、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王永興言其“具備了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據陳寅恪另一個侄子陳封雄回憶說：“1919年他在哈佛大學時開始學習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維同時也選修這門課，但是學了半年便畏難而退了（這是俞大維親口對我說的），先叔卻一直繼續學了二十多年，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國教授鋼和泰求教。我幼時見過他在書房內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使我親聆了‘梵音’，並問他在念什麽咒語，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學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當時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編譯的，圖文並茂，而圖片尤為精致。其中一張圖片的注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後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對於此次指出的錯誤，陳封雄多少年後還能清晰地憶起這位六叔當時那苦笑不得的表情。陳封雄曾對問過他的研究者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14種文字，能說4、5國語言，能聽懂7、8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36歲以前取得的。”
根據陳寅恪一生治史之“無證不立”的嚴慎態度，僅憑家屬、親友、弟子的回憶是靠不住的，必須有切實的證據才能令人信服。盡管此類證據難尋，但也決非一點線索未有。一個直接的證據是，“文革”中被紅衛兵抄走的陳寅恪當年在國外學習時期的一批珍貴資料，在陳氏去世後陸續歸還，其中就有當年的學習筆記若幹冊。透過那早已發黃的粗劣紙張和紙張上密密麻麻的記載，可以窺知筆記主人在學術征途上曆盡的艱難困苦與豐碩收獲。曾留學德國十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在廣州一次會上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 季羨林同時講道，東方古代語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較語言學方法，即用一種文字之佛教經本與其譯本相比照，進而探究不同語言之規律與變化。陳寅恪之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正是有了如此淵博的學識，他才敢於在大師如林的清華園開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其他人難以企及的大課，並震動了學術界。
學術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
係列連載之六
未完，待續
抗戰中流亡西南的陳寅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及其他學術機構開始南遷。12月，已遷往長沙的北大、清華、南開大學撤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校當局得令後，分成三路趕赴昆明。在長沙臨時大學師生遷往昆明的三條路線中，陳寅恪一家選擇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陳寅恪將清華園搶運出的一批私人書籍另行打包郵寄長沙，但直到要離開此地時，郵寄的書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師生已走大半，陳氏已顧不得許多，隻好攜家眷起程。據陳寅恪之女陳流求回憶：“我們離長沙時已經霜凍，經衡陽搭乘長途汽車，途中拋錨，走走停停，夜宿零陵縣，入夜米糖開水的叫賣聲，提醒我們逃難的路程已由遼闊的華北平原到達祖國富饒的南方了。”接著乘汽車到廣西桂林市。廣西是唐筼的故鄉，其父母早已去世，有些親屬還在桂林工作和居住。這是一座看上去較北方安靜的古城，買賣貨物使用的是“桂幣”，物價尚平穩。陳家住進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館，一麵做繼續上路的準備，一麵在城中拜訪唐氏的本家或親戚。
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羅爾綱晚年照
就在這短暫停留的時刻，胡適的愛徒、時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員、後為著名?教旃?費芯孔?業穆薅?儆氤亂?∫饌庀嚶雋恕Ｐ磯嗄旰螅?薅?倩匾洌旱筆敝醒性荷緇崢蒲а芯克?朧酚鎪?⒈貝蟆⑶寤?雀噝Ｏ嗉棠鍁ǎ?杭?諍?銑ど呈ゾ?г骸Ｔ?amp;ldquo;聖經學院遼闊的廣場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站在路旁無聊地觀望。”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瘦削的身影在廣場上出現了。羅爾綱說：
一天，在我旁邊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這是陳寅恪！這是陳寅恪！”我還沒有見
過陳先生的風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這是沒有禮貌的，停止了。
過了兩個月，社會科學研究所派我回廣西接洽遷桂林，住在環湖酒店。這是個寒冬之夜，約在7時半，聽有人叩房門。開了門，原來是陳寅恪先生！對陳寅恪先生光臨我這個小小的助理研究員的住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
我恭迎陳先生進來坐定。他說夜到旅館訪友，見住客牌知我住在這裏，就來看望，不訪朋友了。
陳先生一坐下來，就說看過我許多考證，接著一篇篇加以評論。他一直坐到11時，旅館要關門，服務員來通知，我送他出旅館門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別。這件事，距今57年，如在眼前。我深感榮幸，也極感驚奇。陳先生是研究教導隋唐史和撰著文學考證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國和他距離那麽遠，我又不是他的學生，他為什麽這樣關心我的著作呢？
我今天回想起來，使我豁然感到陳寅恪先生胸懷曠達，潤物無邊。
陳寅恪（中）與陳序經（左）/薑立夫二位教授合影
可以想象的是，在這個異地他鄉寒冷的冬夜，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與青年才俊羅爾綱的一席交談，對後者的影響是重大的。羅爾綱後來之所以在學術上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除了胡適耳提麵命、不辭辛苦的栽培扶植，與陳寅恪等前輩大師這種禮賢下士的指導與鼓勵自有關聯。羅爾綱又說：“我一生最著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後10年對《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羅貫中《水滸傳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華社的報道，中央電視台的廣播，我想如果陳先生得見到，那是多好啊！”可惜的是，陳寅恪沒有等到這一天就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了。
陳寅恪與傅斯年係列之八
未完，待續
仰望大師的身影
——讀作家嶽南新作《陳寅恪與傅斯年》
石舒波
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校園寓所陽台留影
回首眺望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化風景線，陳寅恪與傅斯年無疑是兩座聳入雲霄的昆侖雙峰。這兩座比肩而立的文化峰巒，以其在學術上篳路藍縷開創名山大業的豐功偉績，以其身處亂世矢誌不渝的執著精神，以其高風亮節疾惡如仇的人格光芒，令後來者們高山仰止。當代實力派著名作家嶽南先生的紀實文學新作《陳寅恪與傅斯年》，以如椽巨筆飽蘸濃墨重彩, 生動塑造了以陳寅恪與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和政治精英的群像, 作品寫人狀物，探幽燭微，將陳、傅二人的個人命運和學術活動，置身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大時代背景之下，以陳、傅二人的個人經曆為經緯，描繪出魯迅、蔡元培、胡適等２０世紀中國近現代學人和毛澤東、蔣中正等政治人物的生動群像，揭櫫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部反映20世紀知識分子艱難心路曆程與不懈事業追求的心靈史詩，讀來催人淚下，發人深思。
可以預言，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陳寅恪與傅斯年》這部以現當代學人為描摹對象的紀實文學作品，將以其豐厚的內涵和嚴謹的風格成為一部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有評論家斷言，在中國最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實力作家的行列裏，理所當然地有一個人名字叫做嶽南。相信認真讀過《陳寅恪與傅斯年》的讀者朋友，尤會確信此言之不虛。
１） 
這部作品最奪人眼目的閃光點，是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嶄新的文學開拓。 作品的主人公陳寅恪與傅斯年，是在中國當代史學界和教育界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僅是事業上的同學同誌同事，而且還是具有緊密關係的姻親。二人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具顯赫的家族史和不同尋常的身世，陳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傅斯年乃大清開國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的傅以漸之後，傅斯年之妻俞大綵乃陳寅恪嫡親表妹。
二人由柏林大學學成歸國，陳氏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聞名天下的“四大導師”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開一代學術新風。北伐成功後，被譽為“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出任史語所曆史組主任。傅、陳二人這一曆史性的聚合，開創了一代舉世矚目的學術流派。陳寅恪先生(1890-1969)，一生治學廣泛涉獵史學、文學、佛學、敦煌學、東方古文字學、比較語言學等許多學科，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 作為一位人格獨立的學者，陳寅恪被海內外公認為20世紀的史學大師，倍受敬仰。傅斯年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的重要領導人。他隻活了55歲，在短暫的一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令人扼腕的是，隨著國共兩黨幹戈相向，世局巨變，這對同學加姻親關係的曠代天才，也被無情地阻隔在海峽兩岸遙天對望而不能相聚。最後的結局是：一個無聲地倒斃在台灣孤島會議大廳，一個被活活整死於大陸“文革”的硝煙。
主人公的命運是悲劇式的，而作品在人物塑造中更加注重人物內心世界和社會意義的深入開拓，在文本的處理上，作者采取了雙重立場：一方麵，以紀實的手法和史家的眼光，來客觀地真實再現曾經的曆史，筆端觸及陳寅恪與傅斯年成長、留學以及在動蕩歲月中顛沛流離，執著學術事業的艱難曆程，甚至於最為幽深的個人情感秘史；另一方麵，又以現代人的視角遠眺這一傳統的人物故事，使其悲劇性的內涵得以超越並審美化。因此，在作品幻化出的是一個波瀾起伏的曆史的審美風景，在這一風景中，曆史因為暈染了當代文化詩學的光輝而愈加深入人心，於是，消逝的歲月在作品宏大的敘事中重現靈光！
作品的語言，如行雲流水，已臻爐火純青的境地，讀來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讓人擊節拍案。
經作者的生花妙筆，陳寅恪與傅斯年這兩位堅守民族大義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的知識分子形象呼之欲出。
２） 
以學術手法狀寫學人精神，是本書的又一突出特色。作品資料詳實，論證嚴密，其在學術性上的開拓，在許多方麵，堪稱創舉。
在學術研究中，陳寅恪與傅斯年都十分重視史料的運用。關於史料作為史的組織細胞的重要性，陳寅恪先生有一被廣泛引用的名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而傅斯年更明確指出在曆史研究中 “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甚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 “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著名論斷，並領導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優良學風——把收集史料作為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
作者利用了大陸、台灣乃至海外的大量珍貴的公私檔案文獻，使作品具有了厚重的學術品位。
例如，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為傅斯年題字留念，語涉“項羽、劉邦”和“陳勝、吳廣”，對於這句話，曾有研究者認為 “將毛澤東比作雄才大略的項羽、劉邦，並將不堪大任的國軍比作功敗垂成的陳勝、吳廣。”（《聖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石舒波於桂軍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出版。）而嶽南先生做出了“此說恐怕有誤”的判斷，他分析認為，當時的“國軍”正配合盟軍進入對日本軍隊的全麵反攻階段，達到了自抗戰以來如日中天，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何以用來與那兩個自喻為鴻鵠實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陳勝、吳廣類比之？傅氏之言，實乃以項劉比作國共兩黨，具體言之，乃以項劉比作蔣介石與毛澤東。陳勝、吳廣是對自己以及“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羅家倫等輩無可奈何的自嘲與自謔，甚或還有哪位早己逃離延安（1938年）投奔蔣介石，並言 “在外糊塗多年”，決心“棄暗投明”，聲明脫離共產黨，跟隨國民黨效犬馬之勞的張國燾者流之諷刺。從傅的話中還可看出，此時的他依然沒有把所謂的第三黨——民主同盟放在眼裏，更沒有產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輩認為的“蒼茫大地”，須由民盟來力主沉浮的幻覺。因而，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觀察與感受，與黃、章等人的大不同。
而在一些缺乏材料實證的模糊之處，作者決不妄加評論，而是嚴謹的科學態度，多加注明：“因資料缺失，尚無過硬的反證，因而隻好存疑，待後世高明者加以認證”。
在書中，像這樣新材料的運用，新視野的學術分析，嚴格謹密的邏輯論證，為作品注入了高屋建瓴的學術內涵。
３） 
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現實意義。在政治上，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位學術大師都一致表現出某種“疏離”的傾向，並一廂情願地幻想所謂在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曆史轉折關頭的1949年，傅斯年附在國民黨這個幾乎被拔光了毛的驥尾上流陡千裏，欲“跳”進了“一個火坑”（傅斯年語），他內心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直到他“歸骨於田橫之島”都沒有改變，可謂是一個“帶著花岡岩頭腦去見上帝”的典型人物。晚年的陳寅恪失明臏足，心中盡懷“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的悲愴。
但處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壞的曆史關頭，出於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學術研究中對種族和文化問題給予特別的關注，拳拳民族情懷和愛國之心溢於言表。有“大炮”之名的傅斯年在其學術著作中，大力闡述“中華民族隻有一個”的道理，不遺餘力堅決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在抗戰勝利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堅決處置“文化漢奸”，並力將國民政府兩任貪汙腐化的行政院長趕下台來，其崇高氣節，令時人驚歎不已。
陳寅恪在抗戰中振聾發聵的呐喊：“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學術］實係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隻要精神不死，國不可滅，一時敗亡，也有複興的機會。他不遺餘力地闡述弘揚優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關國家興亡的道理，呼喚學子勇於擔當關係民族盛衰、學術興廢的重任。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明確提出中國要警惕西方文化侵略的危險，呼籲國人特別要警覺“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這確是先見之明。
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位學術大師，不懈地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史學家的人格尊嚴定位，教書育人、筆耕不輟，用艱苦卓越的畢生實踐，指示了一條追求心靈自由，擺脫禦用學者卑微的傳統角色，實現人生積極社會價值的道路，這對於我們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實踐具有深刻啟迪。
4） 
嶽南先生多年來致力於紀實文學尤其是考古紀實文學創作，他的理性與反省精神，他對自我精神世界的執著堅守，他對現實世界的強烈關注，在形成其作品強烈而獨特的個人藝術風格的同時，也在海內外引來了無數的知音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新作《陳寅恪與傅斯年》與其係列作品《風雪定陵》、《萬世法門》、《西漢亡魂》，既有一以貫之的大氣磅礴的內在精神特質，以個體人物的心靈表現時代的風雲給人以情感的滋養和理性的啟迪，又有開創，標誌著作者的創作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這部作品所呈現給讀者的，與其說是動蕩年代裏兩位學術巨人的心靈史，不如說是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宏觀視野下一個東方民族的漂泊史。
莎士比亞的墓誌銘上寫著：“所有人的生命裏都是一部曆史”。當我們站在２１世紀回首眺望陳寅恪和傅斯年，才可能更準確地認識這兩位學界巨人的真正意義。也正因如此，《陳寅恪與傅斯年》這部引人入勝、百讀不厭的精品巨製才充分展現了其所具備的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厚重和持久的藝術力量。
陳寅恪與傅斯年係列之九
未完，待續
我看到的陳寅恪與傅斯年
陳寅恪墓碑碑文
作者：(和你在一起） 苗苗
到今天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看完了，嶽南先生寫的《陳寅恪與傅斯年》這本書，本來更多是因為好奇於這樣兩位大師的聲望而去瀏覽的，卻在讀得大師之外看到了另外一個國共兩黨，當然是不像從小的教科書裏寫的是紅白對比鮮明的兩黨。在總總之中在體會到了這是兩位怎樣對整個中國的“曆史”的曆史有著怎樣影響的大師和他們偉大的人格魅力，大師是當然的大師，他們的偉大人格和對知識文化本身的開創性和偉大曆史性貢獻毋庸置疑，雖然他們那些擲地鏗鏘的著述我也並不知道哪怕其中的一個書名。像我這樣的青年可能千千萬萬但絲毫不會影響到大師之所以為大師。然而，我倒是意外甚至驚奇地發現了另外的一個國共，一個支持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眼中的共產黨和他所忠實的國民黨。當然更多的是我的想象或推測，書作者是在言大師而非國共，於是我陶醉的可能僅僅是我的想象。
傅斯年作為胡適的得意門生，被胡稱為是千年不遇的稀有天才，作為北大出身的他一生致力於曆史研究，在中央研究院創立了曆史語言研究所並擔任了23年所長的他開拓了中國史學研究以史料為本的研究原則，特別是田野考古工作，尤為重要的是培養了眾多對這一領域有重要貢獻的學者，在這一領域是當之無愧的功臣。“他將西周史，處處有新意，有創見，使人開闊研究，開闊胸襟，聽他的課，很佩服他廣博的學問和深厚的功力”這是聽課者的感受，可以想見有機會聽這樣的大家享受醍醐灌頂的講授該是人生怎樣的幸事，在如今的大學學堂裏已經幾乎沒有了可以即使如沐春風的老師了，更何況於此！他的《夷夏東西說》據說算是奠定他天才地位的一篇文章。聽名字我已覺得頭疼，即使置大作於眼前恐怕也沒有耐性將其讀完，但從對大師的那份高山仰止的敬重裏我知道了大師對大師的意義。
同時傅斯年是忠實的國民黨支持者，甚至是被共產黨稱為是為國民黨“死而後已”的人。他認為國民黨政府是理所當然的中國政府。關於中共早期他已有過這樣的言論：“大體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意外，更加以國民經濟整個崩潰而已”（《中國現在要政府》1932年）。在他看來中共學蘇聯搞的是專政而不是民主。這種看法在1946年他跟毛澤東的延安向會議後也沒有改變，他看到的延安是專製愚民的作風，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也所以在他和蔣氏王朝“逃”往台灣後在台大的校園裏他是公開聲稱“讓布爾什維克滾出台大去！”。我不敢苟同他的觀點，因為我沒有在當時的那個社會，也沒有去閱讀研究那個時期足夠的史料，與我而言僅僅是簡單的參考，但是，覺得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思想的自由和信仰是應該被尊重的，知識分子是任何社會裏最寶貴的財富。因為他們的本心裏是沒有害這個社會的意思的，而相反是拚了命的要助社會進步的一臂之力的，這一點“傅大炮”炮轟孔祥熙和宋子文於台下便是再清楚不過的明證。
陳寅恪被認為是五百年才出一個的曆史大家，這是另外的大家對這位大家的懇評，陳寅恪最為推崇的神州大儒王國維湖中離去後，他的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的思維恐怕為陳氏得了衣缽，我無法從他的大作柳如是別傳裏體會到這光滑，可是在傅氏或者說蔣氏王朝勸其一道前往台灣和在文革十年浩劫中這位大家的行為裏我看到了這種精神。眾人赴台時，他選擇前往嶺南大學任教，晚年失明臏足的陳寅恪的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而在文革中這個老人在淒風苦雨中伴隨著功名小將的電閃雷鳴裏奔赴了真正的自由之地。
不懼諷刺的我承認自己是一個黨員（或許這也是我自己的一個自作多情），或者是說我這個黨員非常的有濫竽充數的嫌疑，對黨史無知，對前輩不懂，而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我知道在我心裏那顆心的熾烈跳動為的是跟民族或者說國家有關的情感，而並非於黨，當然他們三者在中國本就是緊密聯係著的，所以才使我從未去真正考慮這個問題，或許也是隨了風潮一般的進了先進的組織裏。麵對如此發於八十年前而我今日方知的言論並不能就是說我後悔了或者說是對他失望了，我隻是想變得更客觀對這個世界，可能我本身的這種客觀並不會產生怎樣具體的意義，但我相信這個國家裏大多數的青年可以越來越多的接近這個客觀是會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和這個執政黨產生影響的，這客觀本身就是民主進程的偉大一步吧，我不願意自己是憤青，也不願意被認為是憤青，當這個社會裏偏激的憤青少一些，而平和的理性的人們多一點這個社會就進步了一大步，對，“每個人的一小步就是社會的一大步”
（本打算寫的可以多一些，因為看得時候是在腦子裏萌發了太多的年頭，尤其可以有更多的關於陳寅恪，因為這個人是我幾乎初中就聽說過的一個人，但第一天先寫了傅斯年，再到去寫去，一下子覺得心裏很亂，可能也是自己這兩天的心情實在不好，就不繼續了，草草收尾，哪天希望可以回來補課。本來就是個小感，可一下子又似乎對讀書都懷疑了，也就沒有辦法繼續了）
陳寅恪與傅斯年係列之十
未完，待續
胡適為何在北大講台上流汗？
胡適1917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歸國，9月任北大教授，
12月回家鄉與苦苦等了他14個年頭的小腳夫人江冬秀結婚。此為結婚照。
1916年，傅斯年（字孟真）與同學好友顧頡剛於北京大學預科卒業，繼而升入本科，傅入國文門，顧入哲學門。1917年9月，放洋七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27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
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年長、國學深厚的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台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櫃”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台上引經據典，誇誇其談，天上地下，雲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史影裏的人物與故事，兩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接課後，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曆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采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一章中，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唐、虞、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後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曆史被截去了一半，聽講者大為驚駭。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說：“ 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學生時代的傅斯年
遭受了重大打擊的學生們並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投降，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胡說”，於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出校門。就在這關鍵時刻，顧頡剛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滿身霸氣，具有梁山好漢氣概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向其講明一切，希望傅能以自己的威望拉胡適這位隻比自己大幾歲的“兄弟”一把。傅斯年接受了顧的建議，於是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傅斯年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發難，最後把胡適弄得滿臉騰紅，汗都下來了。但絕頂聰明的胡適畢竟不是等閑之輩，他咬緊牙關，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總算是度過了難關站穩了腳跟，繼續做他的教授。自此之後，傅斯年同顧頡剛一樣，對胡適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從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漸漸轉向了胡適。正如顧頡剛在回憶中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許多年後，胡適曾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係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麽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短短的幾句話已充分流露了胡適的心跡，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陳寅恪與傅斯年係列之十 一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