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到過北京的英國人都還承認：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到達中國，他們獲悉北京人口數是300萬，光是都城（韃靼城）就有14平方英裏，紫禁城麵積也超過了1平方英裏，比當時剛剛擴建的倫敦城還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紀世界最大城市，倫敦的城市規模，無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麵，共有阜成門、西直門、西便門、廣安門四座西門，西直門處於西北，馬嘎爾尼一行的使節們經此門到圓明園。北京城牆拆光了，西洋畫的筆觸，寫實的風格供我們遙想當年。城門有些失真，不該高聳如寶塔。資料說威廉－亞曆山大是1799年在英國完成這幅畫的，可能是丟了素描稿，憑印象畫的。他把中國的建築誇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國人的想象。這幅水彩畫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個水源比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護城河，貫通城內宮中的積水潭、北海、中海、南海。當時的北京雖不象南京、揚州、蘇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風月”，但不致如日後幹枯得河底朝天，偶爾也能看見城下揚帆飄動，舟楫往返。
大運河旁
乾隆皇帝允許英國使節們從大運河返回南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決定。讓英國人沿途經過直隸、山東、江蘇和浙江，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把大清帝國的腹地，它的肝腑內髒全部袒露給外國人看。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的時候，正是龔自珍揭露的“戮心的盛世”，外表雖然光亮，內囊卻已腐朽，很不耐看。有學者常說乾隆保守，從這點上來說他並不是一個缺乏自信的“閉關主義”者。他很開放，願意把“康乾盛世”展示給英國人。隻是乾隆老而無知，他忘記運河上通常不是皇帝多次“南巡”的輝煌樣子。當年沿河官員多方搜刮，百般粉飾，才造出沿河的歌舞升平。到1793年，清朝內部已經腐壞，運河上民眾的貧困狀況化再多的錢也難以遮蓋。
由於和中國通使的失敗，沒有獲得通商口岸，沒有能夠公使駐京，馬嘎爾尼勳爵回國後承受了很大壓力。英國報紙和宮廷對國王喬治三世花了這麽一筆巨款而毫無所獲大為不滿。馬嘎爾尼悶悶不樂，一直不願公開他的日記（日記迄今還未出版）。無法交代，隻能讓他的副手斯當東出麵，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然而“紀實”並不實：斯當東把事情的真相裝飾了一番，使它顯得更為得體，並不時讓古老中國保留傳說中的某些特點。“紀實”為了不讓英國民眾失望，還是趨附了歐洲崇拜中國的風氣，美化了大清國。裏麵放了不少官樣文章。這書在英國廣泛流行，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書中對清朝官員的腐敗，對民間的疾苦已經作了不少掩飾。這些掩飾是必要的：為了不讓崇拜中國的歐洲讀者過於失望，有必要為中國維持一個古老文明的形象；他們也要讓決定遣使的喬治三世有所寬慰，即使沒有達成目的，到底不虛此行，看到不少好東西，英王英明等等。
畫麵表現的是在大運河中牽引英使船隻的纖夫們：在營兵火槍手的押解下，在運河邊的飯攤上席地而坐，吃幾碗稀飯而已，連鹹菜也沒有。有幾段運河水道，民工們實在拉不動船，比步行還慢。英國使節們要求上岸，減輕吃重，兼著也散散步。這樣，威廉－亞曆山大才畫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經是一幅乾隆版的《流民圖》了。
這種情景和耶酥會士傳到歐洲的風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樣。馬嘎爾尼失望之餘，在自己的日記中寫到：“中國人枉為孔子的信徒，他們在本質上同西方人一樣，並具有相同的弱點。”
馬嘎爾尼使團來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後說：來的時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漢。但大清國卻讓英國人垂延三尺。
八抬大轎
根據斯當東《英使覲見乾隆紀實》記載，他們剛剛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國官員兩次造訪。一個是代表閣老和中堂向特使問候，另一個是皇帝的欽差。從禮儀上看，這位官員乘坐的是四抬大轎，隨員不多，還算輕車簡從，所以畫的應是禮部派來的低品級官員，是和紳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欽差大臣。
在中國，“坐轎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謂：“戴它一頂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個小，坐它一座轎。”可是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喜歡乘轎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來，許多從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國有一頂不人道的轎子：驅使苦力，用病弱轎夫的腿腳搬動肥胖官員的軀體。19世紀很多來華遊曆者，看到中國的黃包車、人力車和轎子都覺得不舒服。
乾隆以來人口過剩，中國苦力的價格實在便宜。到處是多餘的勞力，幫人抬轎，仰人鼻息，沒有什麽尊嚴。清朝官員出行，雇傭大量苦力，前呼後擁，在街上吆喝擾民。情況如畫麵描述的這樣：前麵有人鳴鑼開道，兩旁有人驅趕圍觀百姓，防止有人攔行告狀，隨行還有總管，那位在畫麵中走在前麵，登門遞上名帖，通報主人姓名的人。官員們喜歡這頂轎子，已經超過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資格坐一頂官轎，為皇上辦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會身份地位的標誌。
清代北京城的西麵，共有阜成門、西直門、西便門、廣安門四座西門，西直門處於西北，馬嘎爾尼一行的使節們經此門到圓明園。北京城牆拆光了，西洋畫的筆觸，寫實的風格供我們遙想當年。城門有些失真，不該高聳如寶塔。資料說威廉－亞曆山大是1799年在英國完成這幅畫的，可能是丟了素描稿，憑印象畫的。他把中國的建築誇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國人的想象。這幅水彩畫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個水源比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護城河，貫通城內宮中的積水潭、北海、中海、南海。當時的北京雖不象南京、揚州、蘇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風月”，但不致如日後幹枯得河底朝天，偶爾也能看見城下揚帆飄動，舟楫往返。
大運河旁
乾隆皇帝允許英國使節們從大運河返回南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決定。讓英國人沿途經過直隸、山東、江蘇和浙江，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把大清帝國的腹地，它的肝腑內髒全部袒露給外國人看。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的時候，正是龔自珍揭露的“戮心的盛世”，外表雖然光亮，內囊卻已腐朽，很不耐看。有學者常說乾隆保守，從這點上來說他並不是一個缺乏自信的“閉關主義”者。他很開放，願意把“康乾盛世”展示給英國人。隻是乾隆老而無知，他忘記運河上通常不是皇帝多次“南巡”的輝煌樣子。當年沿河官員多方搜刮，百般粉飾，才造出沿河的歌舞升平。到1793年，清朝內部已經腐壞，運河上民眾的貧困狀況化再多的錢也難以遮蓋。
由於和中國通使的失敗，沒有獲得通商口岸，沒有能夠公使駐京，馬嘎爾尼勳爵回國後承受了很大壓力。英國報紙和宮廷對國王喬治三世花了這麽一筆巨款而毫無所獲大為不滿。馬嘎爾尼悶悶不樂，一直不願公開他的日記（日記迄今還未出版）。無法交代，隻能讓他的副手斯當東出麵，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然而“紀實”並不實：斯當東把事情的真相裝飾了一番，使它顯得更為得體，並不時讓古老中國保留傳說中的某些特點。“紀實”為了不讓英國民眾失望，還是趨附了歐洲崇拜中國的風氣，美化了大清國。裏麵放了不少官樣文章。這書在英國廣泛流行，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書中對清朝官員的腐敗，對民間的疾苦已經作了不少掩飾。這些掩飾是必要的：為了不讓崇拜中國的歐洲讀者過於失望，有必要為中國維持一個古老文明的形象；他們也要讓決定遣使的喬治三世有所寬慰，即使沒有達成目的，到底不虛此行，看到不少好東西，英王英明等等。
畫麵表現的是在大運河中牽引英使船隻的纖夫們：在營兵火槍手的押解下，在運河邊的飯攤上席地而坐，吃幾碗稀飯而已，連鹹菜也沒有。有幾段運河水道，民工們實在拉不動船，比步行還慢。英國使節們要求上岸，減輕吃重，兼著也散散步。這樣，威廉－亞曆山大才畫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經是一幅乾隆版的《流民圖》了。
這種情景和耶酥會士傳到歐洲的風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樣。馬嘎爾尼失望之餘，在自己的日記中寫到：“中國人枉為孔子的信徒，他們在本質上同西方人一樣，並具有相同的弱點。”
馬嘎爾尼使團來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後說：來的時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漢。但大清國卻讓英國人垂延三尺。
八抬大轎
根據斯當東《英使覲見乾隆紀實》記載，他們剛剛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國官員兩次造訪。一個是代表閣老和中堂向特使問候，另一個是皇帝的欽差。從禮儀上看，這位官員乘坐的是四抬大轎，隨員不多，還算輕車簡從，所以畫的應是禮部派來的低品級官員，是和紳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欽差大臣。
在中國，“坐轎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謂：“戴它一頂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個小，坐它一座轎。”可是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喜歡乘轎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來，許多從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國有一頂不人道的轎子：驅使苦力，用病弱轎夫的腿腳搬動肥胖官員的軀體。19世紀很多來華遊曆者，看到中國的黃包車、人力車和轎子都覺得不舒服。
乾隆以來人口過剩，中國苦力的價格實在便宜。到處是多餘的勞力，幫人抬轎，仰人鼻息，沒有什麽尊嚴。清朝官員出行，雇傭大量苦力，前呼後擁，在街上吆喝擾民。情況如畫麵描述的這樣：前麵有人鳴鑼開道，兩旁有人驅趕圍觀百姓，防止有人攔行告狀，隨行還有總管，那位在畫麵中走在前麵，登門遞上名帖，通報主人姓名的人。官員們喜歡這頂轎子，已經超過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資格坐一頂官轎，為皇上辦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會身份地位的標誌。
 剃頭攤子 剃頭，在清代是一項重要的營生，一個大行業。清朝的男人在後腦勺留一條辮子，額頭到頭頂的半月形一大片地帶是要整整齊齊地剃去的。19世紀的中國還沒有那麽多男人過早謝頂，剃頭攤的生意故而非常得好。 清人的辮子，是19世紀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奇觀。在美國的廣東華僑不剪辮子是因為害怕倘若剪了去，死後的靈魂就不認自己的軀體，不跟棺材回廣東鄉下老家了。  直隸通州觀象台 觀象台古稱“靈台”。自有製度以來，中國一直在“天下之中”的“中土”設立靈台，觀察星象。元、明、清三朝帝王都是在京城設立觀象台。隻是朱明王朝開國後，洪武皇帝一度在南京建立首都，曾把元代遺留的觀象台遷往南方。燕王永樂篡位後，觀象台又被遷回北京。賴特說，這裏是位於直隸通州的觀象台，是清朝官員用來觀察天文的地方。中國皇帝負責“普天之下”的人神共通，通過星象變化來揣摩上天意誌，掌握祥瑞災異。 利瑪竇來華後，經過明末和清初歐洲耶酥會傳教士的輔導和傳授，中國的數學和天文學水平大為提高，觀象台的設施工具之完備，在清朝達到了頂峰。由於湯若望、南懷仁等歐洲耶酥會士積極參與清朝的欽天監及觀象台建設，他們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壓力。羅馬教廷收到各國天主教會的控告，指責教廷派出的傳教士在中國為皇帝的個人事業服務，參加全國性的“迷信”活動，與他們傳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馳，控告者認為：傳教士到東方去，本來是與“星相學家”作鬥爭的，為了迎合中國皇帝的私人目的，墮落為星相學家。為此，教會曾醞釀將湯若望革除教職，結果在歐洲引起極大爭議。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等人也發表評論，為之辯護。看來，北京中國皇帝的觀象台為遠在歐洲的西方人廣為所知，十分關心。 阿羅姆的這幅畫可能是根據另外來源的觀象台圖稿畫出的，它表現的不是觀象台上麵的設施情景，而是台下麵欽天監和觀象台的官員們生活、學習、工作的地方。這一部分就附屬在高台的下麵，也是皇家建築，非常講究堂皇。 然而，清初南方漢人為了保住自己的頭發，卻拚死了多少條人命。意大利耶酥會士衛匡國（1614－1661）正在中國，他以外來者的眼光，見證了江南民眾是如何抵抗“剃發令”的。在著名的《韃靼戰記》中，他寫到：滿洲人未遇抵抗輕易地占領了杭州。但當他們宣布了剃發令之後，士兵和百姓都拿起了武器，為保衛他們的頭發拚死鬥爭。不但把韃靼人趕出了城市，還打到了錢塘江，殺死了許多韃靼人。江南人反清並不是為了擁戴和恢複明朝皇帝，而隻是想按自己原來熟悉和熱愛的方式生活下去，他指出了明末江南人反清的根本原因。  沒落的南京 朱明王朝發祥於江淮，建都在南京，算是南方政權。南方政權統一中國，曆史上並不多見。燕王朱棣篡位後把都城遷往北京，但是南京的陪都地位還在，設有六部。明朝的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榮。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為“江寧”。開國初期的滿族統治者力戒腐敗，保持北方人的樸素生活。他們敵視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飲，還用“文字獄”等手段，抑製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結社活動，百般壓榨，將南方財富北調京城。從此，南京失去了財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為中國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國曆史學家吉本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描寫盛極一時的羅馬，極盡奢華的城市。英國早期的漢學家之一的德庇時爵士認為：羅馬的情景，南京也發生過。用羅馬的滅亡，來關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們獲得了另一種眼光。南京的衰敗，是所謂的“失落的文明”。農業民族創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的落後文明所征服。 此畫描寫的正是鴉片戰爭前蕭條的南京。畫麵淒慘，僧人引領著吹鼓手們，侍女們素衣孝服裹身，緊隨的腳夫們抬著棺木，確乎是一場出殯。畫麵地點應是在西城三山門（今水西門）附近。畫麵右處露出城南一角，是原來南京城外最繁華地帶，所謂“烏衣巷”的所在，現在全都頹然廢棄，河道中空有幾支農船載貨入城。少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豎立著，等待著倒塌的那一日。  正大光明殿 19世紀英國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宮殿，不是紫禁城裏的太和殿，而是圓明園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馬嘎爾尼勳爵一行獲準進入圓明園的宏雅園，到9月2日離開，赴承德謁見乾隆皇帝，英國使節在這裏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間他們在大學士和申的安排下參觀了正大光明殿，並在殿中安裝布置了從英國帶來的儀器設備，等皇帝從承德避暑回京後觀看。隨團畫師威廉－亞曆山大畫了題為“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的畫，阿羅姆在作這幅畫時作了些修改。 圓明園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題詠。中國方麵隻有禦準的宮廷畫師繪過《圓明園圖》，現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正大光明殿消失後，這幅版畫成為了珍貴的曆史記錄。但是，英國人的畫殿前都有柳樹，按製度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圓明園圖》，殿前也無柳樹，可見威廉－亞曆山大的原作和阿羅姆的改作有失誤。 英國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歡歐洲的“奇技淫巧”，便準備了一整套的天文儀器，都是當時最精密和先進的。一時看來，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個歐洲高科技展覽館。但據說乾隆對這些並不感興趣，說：“這些東西隻配給兒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贈的幾件禮品才真是“小兒科”：玉雕、繡花荷包和景泰藍瓶子。 乾隆更喜歡從法國弄來的那些能給他的帝國帶來榮耀和聲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華馬車。有學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國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為並世三大君主，三人中間，弘曆最紈絝。  午門大閱 按賴特提供的文字解釋，這幅畫麵表現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舉行的大閱兵。“大閱”是清代的閱兵儀式。但按禮典不是每年舉行，而是“三歲一舉”。大閱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當年的秋季，故又稱“秋閱”。天聰七年，皇太極在關外舉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閱兵。占領北京後，為激勵滿人的征服意誌，順治13年定每三年“大閱”一次。兵事繁忙的時候，閱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國的閱兵禮，不在天安門，而是在天安門後的午門。大閱時，皇帝登上午門城樓，奴才們山呼萬歲，京城一片鼎沸。這是京城八旗將士唯一能見到皇上的機會。 19世紀的歐洲人，已經看到天朝大國的虛弱。賴特在行文中寫到：描有龍、虎、猛獸形狀的八旗旗號和製服看起來威猛，而實際上這支軍隊毫無戰鬥力。北京城裏的八旗軍平時根本沒有任務，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滿族士兵們做生意、抽大煙、聽大戲、養鸚鵡、生一大群孩子，都聽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經剩下了一副空架子，被英國人一眼看穿!  官府宴席 1693年，英國國王曾經請一位在歐洲訪問的來自南京的中國耶酥會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宮廷表演中國的餐桌禮儀，觀察中國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國使節和商人們來到清國，在各地受到總督、巡撫們的招待。豐盛的宴席讓他們對中國飲食有了體驗。有機會見識正宗的中國宴席，他們做了詳細的記錄：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藝術家的工作室。這些人因為知識特權受到公眾的尊重。他們廳堂裏陳列著小飾件，也同時表明他們生活的高質量。餐廳裏的家具和其他房間裏的一樣，都非常值錢，精美異常。牆上和天花板上總是調梁畫棟，裝飾著美麗的圖案，還懸掛著許多漂亮的彩紙飾物。桌子的四腳都經過雕刻。中間放著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銀製的，裏麵盛裝著鮮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麵留給尊貴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亞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國家庭普遍使用。主人總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隻矮墊子，墊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歐洲那樣，主人隨便坐在客人中間。 這幅西方人繪的“官府宴飲圖”，對當時英國人感性地了解中國飲食文化很有意義。歐洲的烹調水平長期停滯在燒烤階段。中世紀以後經濟的富足，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現在飲食上。文明的英國人曾笑話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規矩。但是他們知道，中國人早就有飲食文明。19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已覺得中國餐桌禮儀十分先進。但他們不能接受中國人把貓、狗、蛇、鼠當作美味來烹調的習慣。另外，當時歐洲人已經開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這個衛生習慣中國則沒有。  北京燈籠店 阿羅姆的畫冊出版前不久，19世紀30至40年代，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角舉行過一次中國燈籠展覽。賴特在介紹這幅作品之時，回顧了當年轟動全倫敦的展覽。那是一隻從中國運來，隻偶爾在大典上使用的華麗燈籠，集雕刻、鍍金、絲綢、刺繡和流蘇工藝之大全的傑作。 燈籠製作是中國城市經濟中一項重要行業，除了是工藝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間，民間生活標準較後來為高。18世紀的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高於戰亂頻繁的19、20世紀，家家戶戶都掛得起燈籠，還一般都會在其上作些裝飾。那時中國還沒有像歐洲城市那樣建立城市公共照明係統，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燈籠。黑燈而行，更夫可以指為盜賊，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個燈籠上寫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備巡捕核查。在有些易於滋事的場合，還要求懸掛上統一製作的“官燈”，嚴加看管照顧。 畫中北京城裏的燈籠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時期。各種款式、方圓各異的燈籠皆備，工匠在燈籠的絹布麵子上描龍繪鳳，掌櫃在給挑剔的顧客的燈籠上加上竄珠，梁上懸掛的龍頭和鯉魚，都是為元宵節耍燈而製作的。從燈籠店看清代社會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靜和悠閑可見一斑。古代羅馬和雅典也用過燈籠，但歐洲未圍繞其形成一套習俗。  乾隆與小斯當東 1793年9月2日，英國使團從北京出發，到承德覲見乾隆。根據英方的記載，京官出身的大學士和中堂比較友善，同意免除叩頭禮。而另一位大學士，曾任陝甘、閩浙、兩廣總督的福康安則比較傲慢。英國人認為這是他一貫在邊疆平定邊患，特別是在福州和廣州見慣了英國搗蛋商人的緣故。 福安康把英國人視為一個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給以任何鼓勵辭色。和中堂似被其說動，特使覲見皇帝必須無條件行屬國使節的叩頭禮。英國人隻肯吻帝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談判很緊張，但基本保持著對話氣氛。清朝君臣始終忍著，沒有把他們轟出熱河行宮。最後雙方互給麵子，英使覲見以單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國使節來熱河獻禮祝壽。乾隆很高興，據說英國副使斯當東12歲的兒子小斯當東在路程中跟耶穌會教士學會了漢語，會見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隨意交談。高興之餘，乾隆把自己腰間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兩件禦珍至今還收藏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裏。  婚禮隊伍  墓地，清明時節  賣貓的商人  吸食鴉片的人  寧波，五口通商的城市，甬海關的所在地  廈門，城門  祭祀  牌局 後記 《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的編輯初衷，就是想恢複曆史編篡學中的“圖文並茂”傳統，並不是來附和時下的“圖像替換”風氣。歐美學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圖文並茂”。我們讀西文精裝本的學術書，純哲學的除外，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書常常是插圖、插畫的。反觀中文著作，多半是純粹的文字和圖表，相關的圖錄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編者和讀者不喜歡圖象，而是中國近代積貧、落後，印刷和製作條件不夠，讀者負擔不起，才因陋就簡，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出版界為例，印刷出版繁榮，倫敦書商找人創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畫，放在書籍、雜誌和報刊上。關於中國的消息，英語世界的讀者，願意讀理雅各《中國經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紀西方人關於中國的知識如此豐富，又是怎樣得到的呢？原來，大部分人是在阿羅姆(Thomas Allom, 1804－1872)這套版畫作品中了解中國的。中國的長城、運河、圓明園、景山、午門、虎丘塔、雷峰塔、報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龍舟、燈籠、閘門、捕魚、宴請、鴉片、辮子……，都是從這本畫冊流布全歐洲的。正是這種事實，構成了文化傳播中的“圖文並茂”的傳統。對於這傳統，我們要尊重，要利用。 阿羅姆的版畫裏，蘊藏著明清帝國的曆史。歐洲人眼中的中華盛世，從收在畫冊裏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羅姆沒有到過中國，他是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的創建人，畫得一手好風景。他收集訪華畫家，如荷蘭人尼霍夫、英國人威廉.亞力山大、錢納利、法國人波絮埃等人畫作，把不同風格和題材的原畫，再創作為自己風格的水彩畫。他的畫作，配上了曆史學家賴特的文字說明，1843年由倫敦“費塞爾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羅姆的畫卷發行後，迅速成為英國和歐洲最有名的圖畫本中國曆史教科書。 長城和運河，現在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實在不記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亞曆山大到中國訪問之前，是不是有中國的山水畫家畫過“萬裏長城”和“大運河”。換句話說：當代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兩大民族象征，還是外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