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鬥蟋蟀”何以能影響國人1200多年(組圖)
來源：代軍
{古代不僅鬥獸，也鬥禽蟲。鬥禽，如鬥雞、鬥鵪鶉；鬥蟲，如鬥蟻、鬥蟋蟀。禽蟲雖小，性尤好鬥。爭鬥起來，或羽飛肢殘，或橫屍疆場，少有畏懼。其勇敢拚搏的戰鬥精神，令人感動，惹人愛憐。其最為憨勇者，恐怕莫過於蟋蟀了。
古人記述有一蟋蟀方首鬥金雞的故事。故事說，準蟀方首戰勝了強敵，正振翅有聲，以鳴得意。忽有金雞聞聲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機警，跳出盈尺。雞再逐，見方首已在爪下。現者汗背，尋之不果。但見金雞伸頸搖冠，咯咯亂叫，不能自已，方見方首已躍上雞冠，力叮不釋，迫使金雞敗北。這故事自然是誇張的，但卻寫出了蟋蟀不畏強敵的精神。難怪其優勝者常常贏得人們給予的“鐵槍”、“無畏”，乃至“大將軍”，“威猛將軍”、“蟲王”等雅號美稱了。凡目睹過鬥蟋者皆知，蟋蟀之勇猛精神，實不減於雄禽猛獸。
鬥蟋在各種鬥戲中興起為晚，而其於東方文化之影響，卻最大、最普遍。乃至古代有“蟋蟀宰相”、“蟋蟀皇帝”，而今又有“蟋蟀協會”，成為古往今來，從宮廷到民間，千百萬人所雅好的遊藝活動之一。此種活動，究竟始於何時呢？
萬金一喙——鬥蟋之戲源於唐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觀察是很早的。在兩千五百年前經孔子刪定的《詩經》中，就有《蟋蟀》之篇。人們已觀察到秋季轉涼，蟋蟀入堂的規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類的詩句。漢初成書的《爾雅》，釋“蟋蟀”為“蛬”，亦寫作“蛩”，音瓊。蛩，指蝗蟲一類昆蟲。蟋蟀似蝗而小，漢魏人又細分之，稱之為“吟蛩”，即善於吟叫的小蝗蟲。魏晉時代，則常稱之為“促織”，亦稱之為“趨織”。其音皆與今俗稱之名“蛐蛐兒”相近。其得名，乃緣之於其鳴叫之聲。從訓詁學角度考慮，“促織”、“趨織”、“蛐蛐”，皆為同音轉化而來。
從“蟋蟀”之得名可知，這小小昆蟲之所以引起人們的興趣，起初並非因其好鬥，而是由於它那悅耳的音樂般的鳴聲。這小蟲的鳴聲，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受。婦女們聽到它，就想到秋氣轉涼，仿佛蟲聲是在促其趕緊織布，縫製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諺曰：“趨織鳴，懶婦驚”。深宮佳麗、異鄉遊子聽到它，則不禁會感到，其聲如泣如訴，切切淒淒，若孤雁哀鳴，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感歎地唱道：“促織甚細微，哀音何動人！”
人們何時始畜養蟋蟀以聽其聲，已難以稽考。今日可見之著述、可資考證者，最早者為五代人王仁裕著《開元天寶遺事》。書中有《金籠蟋蟀》條曰：“每至秋時，宮中婦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人們在玩賞蟋蟀過程中，終於發現兩尾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鬥的特性，於是率先在宮禁中興起鬥蟋之戲。爾後，又發展成為賭博。宋人顧文薦《負曝雜錄》中說：唐天寶間，長安人鬥蟋成風，“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鬥蟋之風，是否即始於此呢？顧氏又說：“其來遠矣。”遠到何時？他卻未作詳說。今天，也有些昆蟲學家、文化史家，認為鬥蟋蟀當始之於開元天寶以前，雖不見著述，於文獻無征，也未必就沒有。當時長安鬥蟋之盛況，焉能在短期之內可以發展起來？因之可說，鬥蟋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曆史了。
“蟋蟀宰相”——鬥準專著見諸宋
{南宋，在鬥蟋史上是著名的時代。此時鬥蟋蟀已不限於京師，也不限於貴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戲。相傳天台人道濟，即喜嗜酒肉的有名和尚濟顛僧，也曾為其被譽稱為“鐵槍”的蟋蟀之死而傷悼，為之安葬，並作悼詞、祭文，以為紀念。甚至，嗜蟋者死後，亦將畜蟋用具隨葬。鎮江南宋古墓就曾出土過蟋蟀過籠多隻。當時文壇畫場，以促織為題之作，連篇迭踴，盛況空前，足觀一代之風尚。美國大地自然博物館，藏有一幅兒童鬥蟋情景的中國畫，即南宋之遺物。
就在此時，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將亡之際的權相賈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職領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敵如虎，躊躇不前，私向蒙軍統帥忽必烈求和，答應稱臣納幣，爾後詐稱敗敵凱旋。從此專權多年，封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他不以軍國為重，政無大小，都在其西湖葛嶺的私宅裁決。襄陽被蒙軍圍攻數年，他隱題匿不報，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卻成天在葛嶺私邱率閑堂與群妾踞地鬥蟋蟀。其間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他聽到竟然一點也不臉紅。朝廷的腐敗，最終導致了南宋小朝廷的崩潰。
賈似道作為一代權相，鬥蟋蟀誤國，落得個千古罵名。然而，他作為鬥蟋愛好者，卻總結經驗，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蟋蟀研究的專門著作——《促織經》，堪稱中國昆蟲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賈氏《促織經》原著今已不傳，現在見到的是明人周履靖的續增本。全書洋洋萬言，詳細地介紹了捕捉、收買、喂養、鬥勝、醫傷、治病、繁殖等方法。“論鬥”一節，有“促織三拗”之說。拗者，不順常情也。三拗是：“贏叫輸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過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過蜑，精囊肥大。其觀察可謂細致入微。尤其對蟋蟀交配習性的發現，更是發前人所未發，頗足稱述。在今天，對於昆蟲學史的研究，亦不失為一份難得的史料。
“蟋蟀皇帝”——鬥蟋文學名著見之於明清
明清兩代曆時五百四十三年，鬥蟋之風經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間為盛。其時出了位酷好促織之戲的皇帝，歲歲有征，民不堪擾。皇帝曾教令蘇州知府采辦促織。“今所進促織數少，又多細小不堪的。已敕他每（們）……要一千個，……不要誤了。”搜覓千頭上好蟋蟀，談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兒，常“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麵貌兀兀，若有所失”，“至於溷廁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明袁宏道《畜促織》）。為進貢一頭蟋蟀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數。可謂中國蟋蟀史上的“血淚篇”。
清代文學家蒲鬆齡曾將這一血淚篇章寫成一短篇小說，名《促織》。內容說的是明宣德年間，裏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窮困潦倒的讀書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處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終日，“憂悶欲死”之時，終於得到一頭佳品，誰知剛剛到手，卻被頑皮的兒子捏死了。兒子懼怕父親責罵，投井自盡。雖被救起，卻長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隻輕捷善鬥的蟋蟀。其父得之，獻給皇帝，得了重賞。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堪稱一著“蟋蟀佳作”。近人將此故事改編為電影上映，直題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畫龍點睛，一語破的。
賈似道的《促織經》問世以後，明清兩代有關蟋蟀的專著又相繼出過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織經》和《畜促織》之外，還有明代劉侗著的《促織誌》，清代更有金文錦的《促織經》，石蓮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輯的《蟋蟀譜》，金六（音伊）廠刪定的《促織經》和朱從延纂輯、林德垓、莊樂耕重訂的《蚟孫鑒》等。漢代楚人稱蟋蟀曰蚟孫。王孫或即蝗孫，這些著作，大都以賈似道的《促織經》為基礎，增益而成。
近代，李文翀於1930年出版了《蟋蟀譜》一書，同年，李石孫、徐元禮等又編輯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譜》，全書十二卷，為盆圖一卷，卷首一卷，譜十卷。此書卷帙雖繁，內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視為明清文獻之餘緒。
蟋蟀協會——“蟋蟀文化”的複起
{縱觀曆史，北京鬥蟋之風習，可謂源遠流長，在明清文獻中即屢見記述。明袁氏《畜促織》中說：“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清人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中記載：“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貯以精瓷盆盂，賭鬥角勝，有價值數十金者，為市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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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王公貴族，是在入關後才始嗜鬥蟋之戲的。每年秋季，京師就架設起寬大的棚場，開局賭博。牽頭的是織造府，因蟋蟀有促織之名，也就隸屬於它們的管轄範圍之內了，織造府為此發表告示規條，興師動眾，一時北京城成了以蟋蟀勝負而相角逐的一座賭城。
北京平民百姓的鬥蟋，與之不同，多屬遊樂性質。據老人們回憶，早年規定以二十四罐為一桌，即一組。鬥前先比較雙方蟋蟀的體型大小，如同今日之拳擊比賽，非同一等級的不相鬥，大小相當的才能放入盆中一決雌雄。多數以月餅、花糕、水果為賭注，勝利一方的主人及圍觀者均可大飽口福，以求一樂。
{在日偽侵占北京時期，北平廟會上都有出售蟋蟀的市場，攤販少則幾十，多則數百，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來，京郊草叢廢墟中，覓蟋者成群結夥，或為三五少年，或為兩三白頭，其興致之濃，不亞於嗜獵垂釣。然而比起往昔，這情景隻不過是鬥蟋傳統的殘風餘韻罷了。
{ 鬥蟋之戲，約源於唐，著於宋，而盛於明清。至近代，由於外敵入侵，內禍連綿，人民塗炭，自顧不及，何暇於蟋。故至1949年前夕，鬥蟋之俗已漸近絕跡。近幾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娛樂活動的多樣化，民間鬥蟋之風複起，上海已出現上萬人參與的蟋蟀市場，天津等一些城市已建立起了蟋蟀協會，組織鬥蟋大賽，大有盛況空前之勢！鬥蟋已不是少數人的賭博手段，它已和釣魚、養鳥、種花一樣，成為廣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稱之為具有東方特色的“蟋蟀文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