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泰浩

海納百川,取他人長高求成長;
剛自無欲,走自已道爾符正道。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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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澤榮一老家,彩國探賞櫻花

(2024-04-07 05:29:25) 下一個

  陽春三月,微風送暖,杉花粉霽,鼻通氣疏,涕泗止流,時值日新鈔壹萬日元版麵肖像相隔87天,尋機訪問新像主人,日本“現代經濟之父”——澀澤榮一之故居:賞櫻聖地之一,有小東京車站美稱的埼玉深穀市。染井吉野陸續開,杉花粉症勢見衰。
  七絕
  彩國賞櫻有感
  細雨猶寒滴密枝,
  微風漸暖利粗肌。
  甲辰好景由今始,
  最是杉花粉霽時。
  “彩之國”:埼玉縣的別稱。

  澀澤榮一(英文:Shibusawa Eiichi;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江戶時代末期到大正時代的大實業家。擁有“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領路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等一項項桂冠。澀澤榮一出身埼玉縣的豪農家庭。早年曾參加尊王攘夷運動,由於精明能幹,被德川慶喜重用,1867年隨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之弟訪問歐洲,回國時德川幕府已經倒台。1868年,澀澤榮一創立日本第一家銀行和貿易公司。1869年到大藏省任職,積極參與貨幣和稅收改革。1873年因政見不合辭職,任日本第一國立銀行總裁,10年後創辦大阪紡織公司,確立他在日本實業界的霸主地位。澀澤榮一是引進公司製度的倡導人。此後,他的資本滲入鐵路、輪船、漁業、印刷、鋼鐵、煤氣、電氣、煉油和采礦等重要經濟部門,1916年退休後致力於社會福利事業。1931年11月11日,他以91歲高齡去世。澀澤榮一還成為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的人。他的著作《論語和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澀澤榮一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他的著作《論語與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後,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
  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係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認為,“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最緊要的任務。”因為不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利益,人民、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富庶,這無疑是種災難;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這樣也才能確保其富持續下去。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如果偏於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隻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認為,後儒對孔子學說誤解最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說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貴的觀點,隻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人們對孔子“義利觀”最嚴重的誤解是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盡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但這種利己主義會把國家送上不歸路,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麵,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
  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隻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一致,並行不悖,並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采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全體國民都希望富有,但人有賢與不肖之別,有能與不能之差,誰都不應期待與某某一樣富有,而且,財富的平均分配隻能是一種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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