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不同習慣的細微區別(105)海嘯篇

        2008年中國震驚世界的汶川大地震,損失慘重。
人們從地震中學到了許多經驗和教訓,同時徹底改變了部分人們
的思想意識與世界觀∶“與天鬥”、“與地鬥”和大自然過不去的行為
不再認為會是“其樂無窮”的,那隻不過是為了樂於“與人鬥”的文人將自然拉
出來做個陪襯而已。
        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的東北沿海地震海嘯,也讓日本人學到
了不少知識。無論是曾經有過“千地震百海嘯”錘煉的日本東北地區村民
還是即將迎接未來“東海大地震”的東京都市民，對這突如其來、日本史
無前例的大地震和大海嘯都是無能為力的。
        中國人“下海”VS日本人“出海”
        中國也是“五湖四海”、周邊國境也有海岸、也有無數島嶼。
中國人曆來都是住在較高的地方,中國人因強烈地震產生海嘯而死亡
的人要少得多。幾年前日本曾經因為印尼蘇門大臘的海嘯波及而產生上百人
死亡的教訓,認為是“城門失火而殃及魚池”，更有人認為有國力,有堅實的
經濟基礎,有較多地震經驗和海嘯的應對能力。哪知道這次地震誰也沒有預測
到,或者沒有料到有這麽大,日本自認為比別國先進的防震體係,在大自然的
威力下被證實為非常脆弱的。
“常在水邊走哪有不濕鞋”。日本人認為有應變地震海嘯的“軟體係”
而忽略了對海洋的“敬而遠之”的理念。凡是去過日本海邊的旅遊者都知道,
在太平洋邊上到處有低矮的民房。這與日本資本主的義個人所有製分不開。
祖祖輩輩都在海邊以海為家,靠海吃海,他們身邊就是海,所以日本人和
海岸線是平起平座的。“海に出る”、“海へ出る”、“海を出る”。
因為中國是大陸國家人們對大海是崇敬的、對大海是敬而遠之的。與大海
不能“平起平坐”。人們習慣上是“下海”。無論是真正的到海裏去還是棄
政去經商都是“下海”。當然還有一個上千萬人口的直轄市“上海”。
        最有凝聚力的中國總理VS左右不是人的日本首相
        在四川大地震發生時，中國的總理親臨第一線指揮,查險情,慰民情,
撫民心,總理情不自禁的眼淚換來億萬人民的同感,喚起對災區人民
的深厚同情,得到全國上下國民的信任。
        有人說全世界可能最不好幹的一把手就是日本的首相。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賦予的權利最大卻又是行使權利最小。
        在國會執政黨眾議院票數雖然過半,數但並不具有過三分之二的強大勢力。
在野黨在參議院過半形成“扭曲國會”現象。執政黨的政策不一定在參議院
順利通過,而執政黨受到嚴格監督、稍一不慎就會遭到野黨的彈劾，提出
“不信任案”,內閣大臣有時會“被辭職”或被罷免。
作為執政黨的領袖,要照顧黨內各派別的勢力均衡,又要體現自己的
執政策略。這次大地震,如果稍有懈怠肯定會遭到內外各黨派的群起而攻之。
所以隻能不斷努力、積極參與救災工作。
這次東京電力的問題，首相直接將幹部職工召集起來訓話,批評他們福島
第一核發電站事故的對應的不滿。
不批評肯定媒體不會滿意,首相沒有魄力,肯定會遭到圍攻。
然而一批評同樣遭到政府內部的批判:“首相叫國民對核發電廠的事故負責,
要冷靜對待,自己卻不冷靜”,“這樣批評現場工作人員,如果一旦萎縮(積極性)
反而起反作用。”左右都不是,嚴厲了不行,不嚴厲也不行。
讓人想起趙藩撰留在成都武侯祠的對聯,借用一下: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民好宰相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國要深思
        善於交流的中國人VS不善交流的日本人
        日本是單一民族,日本人之間溝通較容易,他們在災難麵前很少話語。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隻有靠語言來取得共識。因此隻要有中國
人的地方就會有“大聲喧嘩”、“喋喋不休”、“說過沒完”。
        3月11日下午當，大地在搖晃之時人們嫻熟地鎮靜躲藏,震後默默無語地趕回家裏。
他們之間靠的是理解、靠的是默契。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正因為日本人之
間語言較少讓災難擴大。因為地震和海嘯的發生有一段時間差。如果沒有預測
到地震,那地震後的海嘯是應該預測到,而且應該知道是前所未有的高浪海嘯。
這時要是在中國人之間肯定會相互吆喝,相互提醒,相互提攜,大家拚命往房外跑,
往高處跑,往山上跑,往頂峰跑……。
        然而日本人平常語言較少,相互之間提醒更少,在通訊交通發達的今天,人與人之
間靠嗓子變細了,聲音變小了,相互傳達的機會越來越少。那些不知道電器的老人,
那些無法打電話的“老實人家”,那些無法的到“信息”的幼小就隻會呆在家裏,
他們可以躲過了地震卻躲不過海嘯。
        這就是日本人缺乏交流帶來的巨大犧牲。
        我們相信如果在日本多一些重慶人的大嗓門、“高音喇叭”、“傳聲筒”這次
地震海嘯的死亡率就要低的多。
        政治掛帥的中國VS從容寬鬆的日本
        在中國天災要靠政治掛帥,領導帶頭,戰勝災害；在日本要靠自己心得,自覺律己,
克服困難。
        當年的“範跑跑”卻在中國成了人人攻擊的對象。在日本人們能夠逃命就首先逃跑，
不管你是“範跑跑”,“高跑跑”還是“低泡泡”……。
        大家都跑出來了,不是相逢“抱頭痛哭一場”,而是“相抱道喜活下來”。
在中國如果是搶險救災一定要強調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要開黨支部會議
部屬戰略方針。就像要發展一個城市的經濟要靠打黑唱紅一樣搞一些儀式。
而日本說調動自衛隊就立馬投入戰鬥。沒有那麽多繁瑣哲學可談。
當然有些東西在中國還是太嚴格了。
        兆山“羨鬼”
        在中國寫了一首“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王兆山就被媒體炒得熱火朝天。
一位廢墟中的地震遇難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後地麵上發生的一切，
遂發出如是感慨。本來王兆山是為了拍拍馬屁,誰知不是時候,也沒有拍準地方,
拍到馬腳上了。於是引來全國多少人的攻訐、謾罵,甚至網民“同誅之,共伐之”
的境地。
        石原“天罰”
        在日本一向以“烏鴉嘴”著名的東京都知事鷹派人物石原慎太郎,在地震中發表
他的“高論”:
        “很好地利用了這次海嘯啊,有必要讓日本人洗掉一次私欲。將陳年堆積的日本
人的心靈上的汙垢衝掉。這原來是老天對大家的懲罰呀!”。聽到這些言論的日
本人比中國大陸人聽到李登輝說“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那樣很得心裏癢癢的。
在新聞界的強烈輿論麵前,石原隻好收回談話表示道歉。
        如果換了在中國就憑這一句話就可以讓他下台九百次!
        要不是“開除出黨”,“免去工職”，起碼是“撤消其～～內外一切職務”。
說不定還有更嚴厲的懲罰。石原一個道歉後,照常當他的知事,照常宣布四月份
競選其四屆連任!
        政治體製“毫厘”之差讓兩國民眾意思形態相距“千裏”。
        這也是中日不同習慣的細微而重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