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怎樣的朝代?

看到樓下的貼，說華夏興於隋唐，其實隋唐中更多的是胡人文化(也即突厥文化)。日本人是東突厥的後代，自然仰而慕之。下麵是李國文說唐一文中的:

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裏，大量攙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曆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如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麵赤髭濃的官人。試想，若“金風玉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那時的西部，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裏，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但當在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弦索彈撥，耳鬢廝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裏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如李賀詩：“卷發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如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法曲》）……這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裏，胡人之無處不在。

據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兒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酒”，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豔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來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於被 “始亂終棄”了。

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
　　
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秘書監魏徵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討論的結果，隻有四個字：“太宗不納。”

　　於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誌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到了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裏，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裏”（《資治通鑒·唐紀九》）。所謂“唐朝的天空”，從廣義上講，以長安為中心，向東，江湖河海，向西，絲綢之路，既無邊界，也無極限，因為這是一個高度開放，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麽遙遠，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你能想象得多麽遼闊，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

　　就在這一年，李靖凱旋回朝。據《新唐書》：“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興，蠻夷更盛衰，嚐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曾經不可一世，曾經逼得李淵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由於李靖出奇兵，終於將其擒獲。現在，這個最能帶頭作亂，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複無常，也最能裝孫子的，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於祛除了一塊心病。於是，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這位突厥族首領終於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

　　時為太上皇的李淵，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連忙出麵，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趕這個熱鬧。“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複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那時不興開香檳慶祝，也不搞焰火晚會助興，但李靖繳獲的戰利品中，肯定少不了產自中亞的葡萄酒。那時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宮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晚會上出現了一個史官不經意寫出來的細節，但僅這一點點精彩，卻表現出來隻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會有的精神狀態：

　　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資治通鑒·唐紀九》）

　　宮廷舞會，在西方世界，是習以為常的。在東方，尤其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裏，九五之尊的天子，莊嚴肅穆還來不及，哪有一國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淩煙閣裏的這場舞會，正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說“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之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的最好寫照。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下，這種在別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

　　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中，曾經引用喬治·桑塔亞納（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並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老實說，很難想象，我們中國的皇帝，從宋以後，直至清末，這一千年間，由趙匡胤數到愛新覺羅·溥儀為止，可曾有過一位，在大庭廣眾，即興起舞？而且，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民族舞。因為李淵手裏的琵琶，是胡人的樂器，那麽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當時流行的“胡旋舞”。這一通狂舞，絕對是那個時期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

　　按《新唐書·禮樂誌》，這種“舞者立毯上，旋轉如風”的“胡旋舞”，節奏極火爆，情緒極熱烈，動作極狂野，音樂極粗獷，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詩《胡旋女》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雙臂，在舞場上或旋或轉，老爺子反彈琵琶，亦步亦趨，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麽鮮麗的亮色啊！

　　於是，我對於這位自稱“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的李世民，欽服不已。就憑他以萬乘之尊翩然起舞這一點，其豁達豪爽之中，浪漫風流之外，所表現出來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手筆，大作為，大自信，大開放，應該是英國的湯因比、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才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刮目相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