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善齋主:“老大，給俺照張遺像”

“老大，給俺照張遺像”
獨善齋主
2006年1月

站在瘦西湖徐園的月亮門前，白發蒼蒼的老爸拄著拐杖，神態平和地向我命令道：“老大，給俺照張遺像。”

我笑了：“急什麽？您身子骨兒好好的，還有的活呢。”

“叫你照你就照，囉嗦個啥。”

唉，老爺子老了，可還是當兵的那股脾氣。我端起相機，把老人家的風采轉換成一組珍貴的數據。

爸爸是個老八路。在我的記憶中，曾不止一次地問過，當初為什麽跟了共產黨，當了八路軍？爸爸似乎不願回答，要麽對我的問話置之不理，要麽把話題岔到一邊。去年回國，電視裏正播放《曆史的天空》，看到薑大牙陰錯陽差地當八路那一幕，老爸會心地笑了：“媽了個巴子，跟老子一個樣。” 我連忙接茬問下去，爸爸才吐了實話。

“那是38年，日本鬼子占了咱老家徐州，到處殺人放火，擄掠奸淫。那時俺才十五歲，還是個半大小子，根本不懂得啥個主義。但是俺念過幾年書，知道啥叫國家存亡、民族節氣，拚個死，也不能當亡國奴。俺也沒敢告訴你爺爺奶奶，悄悄離了家，跑到外邊去當兵。跟著一支國民黨部隊走了十來天，啥法子都試了，活纏死磨，可人家是正規軍，嫌俺小，就是不肯要俺。轉來轉去，又回了村，正巧趕上八路軍來招兵，不管年齡，是個爺們就成。就這樣，俺參加了八路軍。沒有軍裝也沒槍，就發了一把大砍刀，跟著老兵的屁股後麵上了前線。”

文革武鬥最激烈的時候，爸爸怕我闖禍，把我遣送回徐州老家。爸爸的遠房堂兄、我的四大爺帶我去鋤地。麵對著田野裏幾座荒涼的墳塋，四大爺說：“咱村叔伯兄弟那一次當兵走了二十多個人，就剩下倆。一個你爹，另一個就是俺，你這不爭氣的四大爺。”回家後我問爸爸，爸爸歎了口氣：“你四大爺是個逃兵。”沉默了一刻，爸爸的眼神有點迷惘：“都犧牲啦。你四大爺不開小差，也活不到今天。”

在那個戰火紛飛、槍林彈雨的歲月裏，爸爸是個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是他那點微薄的文化，在連隊扛槍不到兩年，就調到團部當了報務員。皖南事變後，為了重振蘇北根據地，爸爸所在的部隊更改了番號，從八路軍變成新四軍。小鬼子投降，部隊潛入關外，成了林彪麾下的頭等主力，也就是黑土地上由鍾偉將軍率領的5師，遼沈戰役的十二縱，大軍南下的49軍。爸爸從報務員、報務主任、電台台長，一直幹到師通訊科長，從徐淮老家轉戰東北，又從東北打到廣西。在風景秀麗的漓江邊，爸爸看中了師宣傳隊的一位東北女學生，後來她變成了我的媽媽。

說起來是個老兵，爸爸卻沒有什麽輝煌的戰鬥經曆。我問過爸爸，戰場上打死過幾個敵人？爸爸顯得神情索然：“就打死過兩個鬼子。”隨即又解釋道：“俺後來搞技術工作，撈不到上前線。”我理解爸爸的遺憾，在指揮部工作，雖然安全，但“進步”得慢，當兵那麽多年，隻混到個“副團”。就在49軍解散，部隊劃歸為廣西地方公安師的時候，爸爸的前途有了轉機。總參通訊兵部發來一紙調令，命令他到高級通訊學校高工班學習。於是，爸爸和媽媽帶著一歲的我，告別了山清水秀的南寧，來到崇山峻嶺懷抱的塞北名城張家口。

我想，爸爸一生中的亮點大概是在張家口的最初幾年。文革後，總參組建通訊工程學院，我把院長的名字告訴爸爸，爸爸撇撇嘴：“他呀，當年在高級通校，俺倆一個班，他的學習成績最差。”我曾經看到過爸爸的學習筆記，從那一板一眼的筆劃中，我仿佛看到年輕的爸爸，吃力地，然而卻是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知識。懷揣著優異的成績，爸爸畢業了，走進解放軍通訊學院當了教官。兩年之後，又來了一紙調令，要爸爸進京，到國防科工委報到，專門研究原子戰爭下的通訊問題。就在爸爸春風得意、躊躇滿誌的時候，災難降臨了。後來媽媽告訴我，他們的組織關係都轉走了，沒幾天就要出發，你爸爸是學院的籃球隊長，打完告別賽，一桶涼水從頭上澆下去，人就倒下了，舌頭從嘴裏歪了出來。那一年，爸爸三十四，媽媽二十五，我五歲。

爸爸突然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就連北京總院的專家們都奇怪，爸爸那麽好的身體，膽固醇正常，血壓正常，血液也沒有問題，怎麽會形成血栓？當爸爸恢複說話能力後，腦科主任迫不及待地問到，你的腦部是否受過傷？爸爸回憶了半晌說，不知道那算不算受傷，40年反掃蕩，腦袋後麵中了鬼子的一顆流彈，子彈已經沒勁了，撞到頭上就掉了下來，隻留了個小疤拉。老主任摸摸爸爸的後腦勺，這就對了，你那時候命大，沒見閻王，可這筆帳還得算在鬼子頭上，那顆子彈造成腦血管畸形，才導致今天的病變。

爸爸癱瘓了，組織關係被退回通訊學院。在一個日本鬼子遺留的兵營裏，我們一家和另外幾家部隊病號組成了一個特殊的集體。從那時起，我慢慢地開始記事兒了。記憶中的爸爸是嚴厲的麵孔、暴戾的脾氣。我記得我們兄弟幾個麵對著牆壁跪成一排，我記得被禁閉在黑屋子裏聽著老鼠的尖叫而膽顫心驚，我記得多次被打得離家出走在學院裏四處流浪。我甚至懷疑過，我是不是他的兒子。這種猜疑伴隨著我長大，直到我告別童年，告別少年，才慢慢理解也諒解了爸爸。年輕力壯風華正茂的爸爸，一瞬間變成了廢人，不能從事他喜愛的工作，不能陪伴著妻子在公園裏散步，不能和戰友們手持酒杯引慷高歌，不能在籃球場上奔馳跳躍你衝我撞，甚至不能自理日常生活。他的暴躁、他的凶狠，都是男人的無奈，都是對命運的發泄，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都是因為我過於頑劣。

為了重新站起來，爸爸作了各種嚐試，中醫、西醫、還有蒙古大夫。長大後我才知道，蒙古大夫是蒙人的江湖郎中的代名詞，可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家來過的那位蒙古大夫。他脫下散發著一股羊膻味的長袍，把爸爸的腳捆綁在凳子上，用織毛衣針那麽粗的鋼針穿過爸爸的大腿，針尖帶著血絲從大腿的另一側冒出來。爸爸疼得齜牙咧嘴，滿頭大汗，蒙古大夫還念念有詞，忍著點，這是我家祖傳的“過海針”，專治偏癱。說來也神奇，紮了過海針之後，爸爸可以撐著拐杖走路了。然而，爸爸也知道，他永遠不可能痊愈，永遠不可能恢複工作了。65年，爸爸辦理了退休手續，帶著我們一家六口搬到了山溫水軟的古城揚州。

爸爸脫了軍裝，變成了老百姓。揚州的煙柳荷塘，揚州的曉風殘月，揚州的飯莊茶社，揚州的菱藕蝦蟹，像一鍋溫溫的、濃濃的湯水，漸漸地融化了爸爸，他的脾氣好多了。他不再有抱負和野心，不再感到無助和沮喪。他終於意識到，人的一生，原本有著許多許多的無奈與無常。他恢複了農民質樸的本色，心甘情願地過起了平淡寧靜的生活。那段日子如歌的行板，我曾幼稚地寫道：

十五從軍走天涯，
血濺疆場染紅沙。
北國寒夜搏霜雪，
南江清晨披彩霞。
壯誌未酬突生變，
解甲歸田效農家。
弈棋玩鳥飼雞狗，
架豆種瓜養芝麻。
夫婦無端相逗趣，
兒女管樂任喧嘩。
依衾臥看紅樓夢，
神仙比將亦心斜。

多年之後，我因“反革命”罪坐牢，提審員指著這首詩問道，你寫的是誰？我說是“詠父”，寫我爸爸。提審員怒斥道，你是在歌頌一個革命軍人嗎？我看像一個修正主義分子！

爸爸變“修”了，我也長大了。我很像爸爸，我肯定了繼承了他那種易於衝動的秉性和不安分的基因，十六歲就迫不及待地離了家。後來的歲月中，我獨自在外顛簸闖蕩，離家越來越遠，直到遠隔重洋。即便回家度假，也忙著和自己的朋友聚會，很少和爸爸媽媽坐在一起，拉點家常。2002年，媽媽打來電話，要我無論如何回國一趟，家裏為老爺子和我準備了壽筵，我才突然意識到，我五十了，爸爸八十了（虛歲），我們都老了。

壽筵上，爸爸神態自若地說：“本來隻打算活到六十歲，如今都八十了，老子賺了。”客人們不懂爸爸為何作此說，個中緣由隻有我們心裏明白。小時候，爸爸喜歡和妹妹開玩笑：“丫頭，你先死還是俺先死？”妹妹回答：“你先死。”“俺啥時候死？”“等我過了二十你再死。”打那以後，爸爸就把活到六十掛在了口頭上。不過，爸爸說那番話還有一個我能解讀的秘密，宴會之後的第二天，爸爸住進了醫院，他得了直腸癌。盡管誰也沒有告訴他，但爸爸憑著直覺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一家人都到了醫院，似乎看不到爸爸有絲毫恐懼，微笑著進了手術室，又被安安靜靜地送了出來。那幾天，我陪伴在病榻旁，仿佛一輩子都沒和爸爸說過那麽多的話，老爺子調侃道：“真沒想到，俺還能享到你的福，你這個老大沒白養。”

一晃又是四年了，老爺子依然活著，活得好好的。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迷上了計算機。爸爸和媽媽天天搶著上網，打麻將，下象棋，水平還不低，像個小孩似的，對著屏幕催對方快落子，嘴裏罵罵咧咧說對方走“臭棋”。他還學了不少的新名詞，當我們用QQ視頻聊天時，老爺子說他手腳不利落，要我買一個左手使用的光電遙控鼠標帶回去，那玩意兒用起來方便，還說最好弄個無線網，再裝一台計算機，省得老婆子一天到晚跟他搶。

爸爸老了，可他活得年輕。我端詳著老爺子為自己預備的“遺像”，回想起四年前他在病榻上說的一番話：“誰也不是個神仙，到時候就該走啦，你怕也沒用。人哭著來到這世上，不能再哭著離去。活一天，就好好活，活過了，就沒白活。想明白了，你就會笑。死，沒啥了不起。”

寫到這裏，我有點猶豫。我好像背離了中國人的傳統，老人家還健在，我不去說什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卻在這裏大談“遺像、死亡”。可是，我是我爸爸的兒子！他老人家能夠如此豁達，活著好好活，死了笑著死，我又有什麽好忌諱的？

我想，真到了那一天，我會微笑著在他老人家靈前朗讀這篇文章，讓他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