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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善齋主:“老大,給俺照張遺像”

(2006-08-28 23:18:36) 下一個

“老大,給俺照張遺像”
獨善齋主
2006年1月




站在瘦西湖徐園的月亮門前,白發蒼蒼的老爸拄著拐杖,神態平和地向我命令道:“老大,給俺照張遺像。”

我笑了:“急什麽?您身子骨兒好好的,還有的活呢。”

“叫你照你就照,囉嗦個啥。”

唉,老爺子老了,可還是當兵的那股脾氣。我端起相機,把老人家的風采轉換成一組珍貴的數據。

爸爸是個老八路。在我的記憶中,曾不止一次地問過,當初為什麽跟了共產黨,當了八路軍?爸爸似乎不願回答,要麽對我的問話置之不理,要麽把話題岔到一邊。去年回國,電視裏正播放《曆史的天空》,看到薑大牙陰錯陽差地當八路那一幕,老爸會心地笑了:“媽了個巴子,跟老子一個樣。” 我連忙接茬問下去,爸爸才吐了實話。

“那是38年,日本鬼子占了咱老家徐州,到處殺人放火,擄掠奸淫。那時俺才十五歲,還是個半大小子,根本不懂得啥個主義。但是俺念過幾年書,知道啥叫國家存亡、民族節氣,拚個死,也不能當亡國奴。俺也沒敢告訴你爺爺奶奶,悄悄離了家,跑到外邊去當兵。跟著一支國民黨部隊走了十來天,啥法子都試了,活纏死磨,可人家是正規軍,嫌俺小,就是不肯要俺。轉來轉去,又回了村,正巧趕上八路軍來招兵,不管年齡,是個爺們就成。就這樣,俺參加了八路軍。沒有軍裝也沒槍,就發了一把大砍刀,跟著老兵的屁股後麵上了前線。”

文革武鬥最激烈的時候,爸爸怕我闖禍,把我遣送回徐州老家。爸爸的遠房堂兄、我的四大爺帶我去鋤地。麵對著田野裏幾座荒涼的墳塋,四大爺說:“咱村叔伯兄弟那一次當兵走了二十多個人,就剩下倆。一個你爹,另一個就是俺,你這不爭氣的四大爺。”回家後我問爸爸,爸爸歎了口氣:“你四大爺是個逃兵。”沉默了一刻,爸爸的眼神有點迷惘:“都犧牲啦。你四大爺不開小差,也活不到今天。”

在那個戰火紛飛、槍林彈雨的歲月裏,爸爸是個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是他那點微薄的文化,在連隊扛槍不到兩年,就調到團部當了報務員。皖南事變後,為了重振蘇北根據地,爸爸所在的部隊更改了番號,從八路軍變成新四軍。小鬼子投降,部隊潛入關外,成了林彪麾下的頭等主力,也就是黑土地上由鍾偉將軍率領的5師,遼沈戰役的十二縱,大軍南下的49軍。爸爸從報務員、報務主任、電台台長,一直幹到師通訊科長,從徐淮老家轉戰東北,又從東北打到廣西。在風景秀麗的漓江邊,爸爸看中了師宣傳隊的一位東北女學生,後來她變成了我的媽媽。

說起來是個老兵,爸爸卻沒有什麽輝煌的戰鬥經曆。我問過爸爸,戰場上打死過幾個敵人?爸爸顯得神情索然:“就打死過兩個鬼子。”隨即又解釋道:“俺後來搞技術工作,撈不到上前線。”我理解爸爸的遺憾,在指揮部工作,雖然安全,但“進步”得慢,當兵那麽多年,隻混到個“副團”。就在49軍解散,部隊劃歸為廣西地方公安師的時候,爸爸的前途有了轉機。總參通訊兵部發來一紙調令,命令他到高級通訊學校高工班學習。於是,爸爸和媽媽帶著一歲的我,告別了山清水秀的南寧,來到崇山峻嶺懷抱的塞北名城張家口。

我想,爸爸一生中的亮點大概是在張家口的最初幾年。文革後,總參組建通訊工程學院,我把院長的名字告訴爸爸,爸爸撇撇嘴:“他呀,當年在高級通校,俺倆一個班,他的學習成績最差。”我曾經看到過爸爸的學習筆記,從那一板一眼的筆劃中,我仿佛看到年輕的爸爸,吃力地,然而卻是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知識。懷揣著優異的成績,爸爸畢業了,走進解放軍通訊學院當了教官。兩年之後,又來了一紙調令,要爸爸進京,到國防科工委報到,專門研究原子戰爭下的通訊問題。就在爸爸春風得意、躊躇滿誌的時候,災難降臨了。後來媽媽告訴我,他們的組織關係都轉走了,沒幾天就要出發,你爸爸是學院的籃球隊長,打完告別賽,一桶涼水從頭上澆下去,人就倒下了,舌頭從嘴裏歪了出來。那一年,爸爸三十四,媽媽二十五,我五歲。

爸爸突然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就連北京總院的專家們都奇怪,爸爸那麽好的身體,膽固醇正常,血壓正常,血液也沒有問題,怎麽會形成血栓?當爸爸恢複說話能力後,腦科主任迫不及待地問到,你的腦部是否受過傷?爸爸回憶了半晌說,不知道那算不算受傷,40年反掃蕩,腦袋後麵中了鬼子的一顆流彈,子彈已經沒勁了,撞到頭上就掉了下來,隻留了個小疤拉。老主任摸摸爸爸的後腦勺,這就對了,你那時候命大,沒見閻王,可這筆帳還得算在鬼子頭上,那顆子彈造成腦血管畸形,才導致今天的病變。

爸爸癱瘓了,組織關係被退回通訊學院。在一個日本鬼子遺留的兵營裏,我們一家和另外幾家部隊病號組成了一個特殊的集體。從那時起,我慢慢地開始記事兒了。記憶中的爸爸是嚴厲的麵孔、暴戾的脾氣。我記得我們兄弟幾個麵對著牆壁跪成一排,我記得被禁閉在黑屋子裏聽著老鼠的尖叫而膽顫心驚,我記得多次被打得離家出走在學院裏四處流浪。我甚至懷疑過,我是不是他的兒子。這種猜疑伴隨著我長大,直到我告別童年,告別少年,才慢慢理解也諒解了爸爸。年輕力壯風華正茂的爸爸,一瞬間變成了廢人,不能從事他喜愛的工作,不能陪伴著妻子在公園裏散步,不能和戰友們手持酒杯引慷高歌,不能在籃球場上奔馳跳躍你衝我撞,甚至不能自理日常生活。他的暴躁、他的凶狠,都是男人的無奈,都是對命運的發泄,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都是因為我過於頑劣。

為了重新站起來,爸爸作了各種嚐試,中醫、西醫、還有蒙古大夫。長大後我才知道,蒙古大夫是蒙人的江湖郎中的代名詞,可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家來過的那位蒙古大夫。他脫下散發著一股羊膻味的長袍,把爸爸的腳捆綁在凳子上,用織毛衣針那麽粗的鋼針穿過爸爸的大腿,針尖帶著血絲從大腿的另一側冒出來。爸爸疼得齜牙咧嘴,滿頭大汗,蒙古大夫還念念有詞,忍著點,這是我家祖傳的“過海針”,專治偏癱。說來也神奇,紮了過海針之後,爸爸可以撐著拐杖走路了。然而,爸爸也知道,他永遠不可能痊愈,永遠不可能恢複工作了。65年,爸爸辦理了退休手續,帶著我們一家六口搬到了山溫水軟的古城揚州。

爸爸脫了軍裝,變成了老百姓。揚州的煙柳荷塘,揚州的曉風殘月,揚州的飯莊茶社,揚州的菱藕蝦蟹,像一鍋溫溫的、濃濃的湯水,漸漸地融化了爸爸,他的脾氣好多了。他不再有抱負和野心,不再感到無助和沮喪。他終於意識到,人的一生,原本有著許多許多的無奈與無常。他恢複了農民質樸的本色,心甘情願地過起了平淡寧靜的生活。那段日子如歌的行板,我曾幼稚地寫道:

十五從軍走天涯,
血濺疆場染紅沙。
北國寒夜搏霜雪,
南江清晨披彩霞。
壯誌未酬突生變,
解甲歸田效農家。
弈棋玩鳥飼雞狗,
架豆種瓜養芝麻。
夫婦無端相逗趣,
兒女管樂任喧嘩。
依衾臥看紅樓夢,
神仙比將亦心斜。

多年之後,我因“反革命”罪坐牢,提審員指著這首詩問道,你寫的是誰?我說是“詠父”,寫我爸爸。提審員怒斥道,你是在歌頌一個革命軍人嗎?我看像一個修正主義分子!

爸爸變“修”了,我也長大了。我很像爸爸,我肯定了繼承了他那種易於衝動的秉性和不安分的基因,十六歲就迫不及待地離了家。後來的歲月中,我獨自在外顛簸闖蕩,離家越來越遠,直到遠隔重洋。即便回家度假,也忙著和自己的朋友聚會,很少和爸爸媽媽坐在一起,拉點家常。2002年,媽媽打來電話,要我無論如何回國一趟,家裏為老爺子和我準備了壽筵,我才突然意識到,我五十了,爸爸八十了(虛歲),我們都老了。

壽筵上,爸爸神態自若地說:“本來隻打算活到六十歲,如今都八十了,老子賺了。”客人們不懂爸爸為何作此說,個中緣由隻有我們心裏明白。小時候,爸爸喜歡和妹妹開玩笑:“丫頭,你先死還是俺先死?”妹妹回答:“你先死。”“俺啥時候死?”“等我過了二十你再死。”打那以後,爸爸就把活到六十掛在了口頭上。不過,爸爸說那番話還有一個我能解讀的秘密,宴會之後的第二天,爸爸住進了醫院,他得了直腸癌。盡管誰也沒有告訴他,但爸爸憑著直覺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一家人都到了醫院,似乎看不到爸爸有絲毫恐懼,微笑著進了手術室,又被安安靜靜地送了出來。那幾天,我陪伴在病榻旁,仿佛一輩子都沒和爸爸說過那麽多的話,老爺子調侃道:“真沒想到,俺還能享到你的福,你這個老大沒白養。”

一晃又是四年了,老爺子依然活著,活得好好的。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迷上了計算機。爸爸和媽媽天天搶著上網,打麻將,下象棋,水平還不低,像個小孩似的,對著屏幕催對方快落子,嘴裏罵罵咧咧說對方走“臭棋”。他還學了不少的新名詞,當我們用QQ視頻聊天時,老爺子說他手腳不利落,要我買一個左手使用的光電遙控鼠標帶回去,那玩意兒用起來方便,還說最好弄個無線網,再裝一台計算機,省得老婆子一天到晚跟他搶。

爸爸老了,可他活得年輕。我端詳著老爺子為自己預備的“遺像”,回想起四年前他在病榻上說的一番話:“誰也不是個神仙,到時候就該走啦,你怕也沒用。人哭著來到這世上,不能再哭著離去。活一天,就好好活,活過了,就沒白活。想明白了,你就會笑。死,沒啥了不起。”

寫到這裏,我有點猶豫。我好像背離了中國人的傳統,老人家還健在,我不去說什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卻在這裏大談“遺像、死亡”。可是,我是我爸爸的兒子!他老人家能夠如此豁達,活著好好活,死了笑著死,我又有什麽好忌諱的?

我想,真到了那一天,我會微笑著在他老人家靈前朗讀這篇文章,讓他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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