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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嵐: 人在美麗堅——打工記

(2004-10-19 10:51:44) 下一個
人在美麗堅——打工記 江嵐 “打工”和“工作”,這兩個詞之間實質性的區別,是到了美國以後才明白的。其實也很簡單,前者是非法的,後者是合法的。出國之前聽很多人說,留學生和他們的家屬在美國都打工。結果陪讀到了Houghton以後,發現那地方實在偏遠,憑合法身份找個在餐館或超市裏的“工作”或許還有希望,非法“打工”則絕對不可能。 留學生裏頭一個離開Houghton去打工的人是小路。他學傳媒,隻有半獎,學費不用自己負擔,生活費總要自己去掙出來。到暑假裏,他開著那輛老破車,獨自一個人徑直殺往紐約。在紐約的中餐館打兩個月工掙的錢,可以在小鎮省吃儉用地過上半年。而且,“真的長見識,”小路給我們作打工經驗總結。“一天晚上下了工,在地鐵站遇見個黑人找我要錢,我就罵,X你媽,老子沒錢!丫的聽不懂,嚇得扭頭就跑。” 他帶回來諸如此類的故事,有種拔劍四顧,馬鳴風蕭蕭的浪漫氣勢。我神往之餘,也動了要出去打工的的心思。老陽出國之前,為了他在國內拿到的本科和碩士學位,必須給學校交回兩萬餘元人民幣的培養費。如今在國內,萬兒八千的不算什麽了,但十餘年前,這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在親友間找了好幾個人才湊齊的。借錢時老陽很樂觀,以為到了美國有全額獎學金,這些錢很快就能還上。可是等獎學金拿到手,滿打滿算,每個月也隻有$730,租房子用掉了一半,我們兩個人的日常開銷全靠剩下的那一半,哪裏還能夠存下什麽錢來?如果不去打工,這筆債要到什麽時候才能夠還清? 不久,朋友中的另外一個人,老周,也離開Houghton,到芝加哥打工。一次打電話回來閑聊,說起他們餐館缺人手,我聽了便嚷嚷著要去,起初老陽不同意。他說:第一,芝加哥離Houghton開車單程要8個小時,太遠;第二,你自小多病(最嚴重的一次整整兩周雙目失明),此去萬一累出個好歹來,我無法向家裏交代;第三,你連英文都講不俐落,打什麽工? 可是我還債心切,浪跡江湖的主意已決,又有老周拍著胸脯說可以照應我一二,老陽拗不過,最後不得不放行。 (一) 老周當時在一棟老房子裏租了二樓的一間房,我到芝加哥去,自然是和他在一起,租了同一層樓上的另外一間房。從此,我和老周,還有一個國內來的訪問學者叫老李,每人每月付$150的租金,把報紙鋪在地板上,睡袋鋪在報紙上,天天在這棟殘破的老房子裏同進同出,一周六天,每天12個小時,一起打工。 還記得那個坐落在芝加哥東北郊外的中餐館叫“費雯·李”,用的是混血兒老板娘的芳名。老板娘個頭很高,據說她父親是華裔,但她一句中文不會講。我去到她的餐館,沒有經驗,英文又不好,她就讓我先做著,沒有底薪,每天能掙到多少小費,全憑自己運氣。 真的開始打工,才知道事情遠沒有想象中的浪漫,江湖不是那麽容易闖蕩的。首先,我認不得那些菜,就是很大的麻煩。忙的時候,廚房裏把菜一炒出來,呼啦啦排滿一溜,什麽“宮保雞丁”,“辣子肉丁”,“陳皮牛柳”,我看著都一樣,根本分不清楚什麽是什麽。別人拿了端起來就送出去,隻有我束手無策,站在那裏幹著急。老周和老李都忙得腳不沾地,想幫我都騰不出功夫來。幸虧越南裔的大廚是好人,格外關照我,最初幾天不僅把我單子上的菜特意放在一起,有空了還照著菜單,一樣一樣給我講每道菜的特色,教我如何去識別。 “費雯·李”是個附設有酒吧的大餐館,全時間打工的 Waiter, Waitress加上我一共是六個人,晚上還有三個打半工的。老板娘對我們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嚴格的規定,(事實上,後來我很少見到有類似服務的中餐館。)比如,她要求出菜要用那種碩大的,直徑幾乎有我一半高的橢圓形盤子,單手托起,另一隻手拿支架,到了客人的桌前,打開支架,放下盤子,再把菜逐一用雙手送上去;如果客人點了烤鴨一類要用餅包著吃的菜,還必須在這個大盤子裏當著客人的麵,用筷子和勺包好,才能送上桌。我的“自小多病”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格外明顯的弱勢——那個大盤子空的我托著都費勁,哪裏有本事放四,五碟菜在裏麵,托上去又放下來?! 說不得,隻好練。趁下午餐館的空檔時間,從托空盤子開始,漸漸往上加碟子。練了兩天慢慢悟出來,我要想學老周他們那樣,完全靠一隻手臂的力氣把盤子托起來走進走出根本不可能。可是如果在托起來以後,把那大盤子擱一角在肩膀上,借助腰部的力量,就成了。至於如此這般的姿勢是不是有礙觀瞻,委實是管不了許多了。 這些問題好歹還能對付著解決,而我那實在很爛的英文,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補起來的。即使每天晚上下了工之後,捧著那本菜譜猛背,還是時不時要捅個不大不小的漏子。比如弄錯了客人點的菜啊,比如客人要打包,我聽不懂,統統給倒了啊,至於客人要酒,我聽不懂那些雞尾酒的名稱,更是常有的事。說起來真的應該感謝老板娘和大廚,每次都是他們將我從尷尬的境地裏打救出來,而且從來沒有說過我一句半句;也要感謝當時那些耐心又好心,與我素不相識的客人,他們對我沒有刁難,隻有諒解和鼓勵,正是他們的這種態度,堅定了我後來自學英文的信心和勇氣。 某天下午兩三點多鍾左右,照例是餐館一天最清閑的時間,大廚從後麵出來。這個大廚的廚藝非常好,老板娘為了留住他,給了他一些餐館的股份,因此他也算得半個老板的身份。他平時喜歡喝啤酒,這天照例到酒吧拿了幾瓶,招呼我和老周陪他喝幾口。 我們正坐在那裏閑聊,酒吧那邊突然傳來異乎尋常的動靜,仿佛是什麽重物怦然倒地的一聲響,緊接著有人驚呼起來。從我們坐著的地方看不見裏麵的情形,大廚首先跳起來跑進去,然後我和老周也跟著進去了。原來是坐在吧台的一個女客,不知怎麽地暈了過去,從高高的凳子上後仰著摔了下來。 餐館裏一下子亂了套,老板娘又不在,我們幾個哪裏見過這種場麵,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麽。到底還是大廚沉得住氣,馬上撥打911。那邊的急救人員叮囑我們誰也不要移動那個女客,他們十分鍾之內趕到。 最先到達的是兩輛救火車。我和老周在一旁看得糊塗,又不是失火,這些人跑來幹什麽?緊接著救護車到了,後麵還跟著警車,紅光藍光閃爍成一片,警笛聲此起彼伏,餐館前麵反常地熱鬧。警察先進來問明情況,通知救火車先撤了,急救人員進來。那些人的動作相當麻利,把人放上擔架,推進救護車,旋即送往醫院。警察停留的時間最長,主要是詢問和記錄各個目擊者對事發當時的描述,然後讓每個人都簽了字,這才離開。 大家驚魂一定,便開始七嘴八舌地議論,都說那個女客不知有什麽心事,一大早就來喝酒喝到現在,午飯也沒有吃,八成是酒精中毒了。我和老周則感慨,想不到一通911會招來這樣一個車隊,真印證了小路的那句話,在大城市裏就是長見識。而大廚則回到原來的座位上,繼續喝他那瓶啤酒,微笑著一聲不吭。 三個月以後,老陽放寒假了,要我回Houghton去,我便離開了“費雯·李”。後來回想起來,覺得那時打工雖然辛苦,辛苦到一和老陽通電話就哭,但還算是幸運的,因為在那裏遇上的都是好人,他們教我學會怎樣做一個Waitress,不僅僅使我掙到了足以償還債務的錢,更重要的是,讓年輕無知的我在異國的土地上,學到了一種基本的謀生手段,從此不論境況多麽艱難,總不至於太過沮喪絕望——實在不行,還可以去做Waitress嘛,反正不會餓死! (二) 不久老陽轉往裏海大學繼續念書,我們來到賓州的伯利恒小城。抵達的第二天,偶然因朋友介紹認識一個美國老太太,不知怎麽就說起來,她的女兒正在找一個housekeeper,問我願不願意做。我毫不猶豫,一口答應下來,因為開始想去上學。我本科念的是日語,申請研究生院隻能學文科類的專業,通常很難申請到獎學金。要念書必須先攢學費,成了此時我打工的新目標。 所謂housekeeper,和在自己家裏清潔打掃大不一樣。這個老太太的女兒,我的新東家,是個室內裝潢設計師。她讓我每周去兩次,周二縫補漿洗,周四吸塵掃除,每次六個小時,每小時四塊五。她家裏隻有三口人,房子也不算很大,更換床單被褥,洗熨衣服什麽的還好說,要收拾那棟房子裏麵的東西真是費勁。比如客廳沙發和茶幾的腿是純銅鑲嵌;起座間和客廳之間的地板是大理石;餐廳的燈具是水晶……她說這些都得用不同的專用清潔劑擦拭。這些事情的勞動強度並不大,可實在是費時間。單說餐廳裏的那盞吊燈,是三個同心的圓環,環上有一個個小洞,拇指粗細的一條條水晶棒,就插在這些小洞洞裏麵。我每次站在那盞燈下,把水晶棒一條一條地取出來,擦幹淨,再放回去,直到脖子都僵了還收拾不完。後來一看見水晶吊燈就頭暈,就是那時候落下的毛病。 藝術家們通常都追求完美,我的東家也不例外。如果我在六個小時之內做不完她交代的事,比如她回到家裏,打開裝飾櫃裏的燈,看見那些林林總總的昂貴小擺設上有灰塵,那我就必須加班,而加班的時間不作數,長短和她都沒有關係。所以我隻有在那六個小時裏馬不停蹄地幹活,為了動作快一點,膠皮手套也不敢戴,有一陣子手指尖上布滿了芝麻大的一點一點紅印子,是因為皮膚表層被清潔劑腐蝕掉了。 接著東家又介紹我去給她的朋友家做,也是一周兩次,每次六小時,工錢一樣。這一家有五口人,三個孩子年紀還小,房子也比較大,但在這一家的女主人非常隨和,我在她家裏做得遠遠沒有那麽辛苦,常常六個小時不到就能夠把活兒幹完了,還可以和他們家的孩子玩一會兒。 即便如此,老陽還是很反對我繼續做housekeeper。偶然聽人說New Hope的一家中餐館要人,他趕緊對我說,還是做Waitress去吧,至少相對來說,掙錢的效率要高得多。當時我們都沒有料到,這麽簡單的一個決定,後來會導致我在美國生活的重大改變。 (三) 這家中餐館規模不算小,旁邊是個商業廣場,有很多大小公司店鋪,位置也還不錯,可是生意始終不太好。老板喜歡收藏古董表,成天到晚坐在櫃台後麵擺弄那些從跳蚤市場搜羅來的舊物件,對這家由老板娘的娘家出錢開設的餐館沒多少興趣。 全職在這裏打工的,從裏到外,一共五個人。我們平時白天一起做工,晚上在餐館老板的家裏住。每周一休息,我自己開車回伯利恒,他們有時去紐約,有時去大西洋城。 Waiter老六和廚房的抓碼阿紅都是從馬來西亞偷渡來的華裔,彼此之間關係很親密。油鍋和大廚兩位師傅從大陸來,都是福州人,我和他們在一起聊天的時間比較多。 某天油鍋老王的手被鍋裏熱油燙到,立刻起了一串燎泡。他們不懂英文,我去附近的藥店買藥膏回來給他敷上,少不得嘀咕兩句:下次要小心啊,看燙成這樣! 誰知一句話引出老王平時少有的感慨來。他說,從前在家的時節,老婆那麽賢惠,根本用不著他進廚房,哪裏知道煎炒煮炸這些事!他隻管在外麵做生意,開有一家凍肉廠,一家木材廠,在國內的小日子過得其實不錯。 可是他卻冒著送命的危險跑到這裏來受罪!為什麽要自討苦吃啊,我問他。老王歎氣,說不出來不行,周圍四鄉八鄰家家有人在美國,你家沒有,將來女兒要出嫁都沒人娶。那麽你後悔過嗎?我又問。他回答說,怎麽不後悔!可是後悔也回不去啊!除了按時寄錢回家,也不敢告訴家裏人在這邊真實的情形,怕他們擔心。 “我的女兒今年九歲了,”他笑,一邊伸手出來比劃。“前兩天收到她的照片,脖子上戴一條足金項鏈,有這麽粗呢,是用我寄回去的錢買的!” 大廚和油鍋同船而來,背景經曆大同小異,感觸則一模一樣。唉。“家”與“孝”自古牽扯著中國人,照理是不許遠離的,可是留在家裏掙紮更多,所以不斷有人飄洋過海,到遙遠陌生的異鄉來。走遠之後又想著要回去,奈何天長地遠,“歸期未可期”,最後落得這邊是用筷子怎麽夾也夾不出家鄉味,那邊是嬌妻老母朝夕盼望,活生生化成石頭。 因為老六和阿紅的原因,隔壁意大利餐館的二廚阿威經常偷空過來坐坐。他也是馬來西亞的華裔,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偶爾嘴裏哼哼幾句,那調子除了“東方紅”,就是“國際歌”。身長五尺,膀大腰圓,理著一個小平頭,一道長長的刀疤從眉心一直延伸到頭頂,典型黑社會“老大”的架式。不見到這個人,不會明白書裏描述的所謂“滿臉橫肉”究竟是什麽意思。 阿威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華裔家庭,童年時代也是個老實規矩的孩子,不是生下來就不肯學好。無奈馬善難免被人騎,人善豈不被人欺?被土著的馬來孩子打了幾回,阿威心頭火起,糾集起一幫華裔少年,照著《唐山大兄》和《猛龍過江》的情節,拿出李小龍的拳腳,給這幫小混混來一頓死揍,從此揚眉吐氣。 忙於文爭武鬥的阿威,在學校裏自然學不到什麽東西,手下倒羅織了不少弟兄。長大以後,他帶領他們什麽來錢做什麽,也不管合法或是不合法。生意場上,和買家賣家談得攏就好好談,談不攏就拳打腳踢,漸漸成了地頭一霸。據他說當年鄧麗君初次登陸馬來西亞開演唱會,就是靠他和一班弟兄幫忙,鼓搗著紅起來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通常要像阿威折騰出這麽大的動靜來,警方是不會坐視不管的。他們在城裏難以立足,幹脆挑了叢林深處一片地盤,真槍實彈地占山為王。有一次在做一單生意(我猜不是毒品就是槍支)的過程中,被警方派來的臥底捅了出去,整個“山寨”遭到圍剿,阿威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他本人雖然僥幸得以逃過此劫,卻成了國際刑警四處通緝的要犯。 此時弟兄們四散藏匿,都指望不上了,好在阿威還有另外一撥得力的人,就是他“後宮”的“聯合國”,一共九個人,膚色各不相同。其中一個的姐姐在美國,大概也有兩下本事,不知怎麽把阿威偷渡到美國來,她自己也就此加入後宮的隊伍,成了阿威的“十姨太”。雖說論名份排起來不怎麽樣,但後宮的大部隊人馬遠在馬來西亞,負責養育她們生下來的“小聯合國”,在美國隻有她一個,於阿威又有救命之恩,兩個人平日出雙入對,看上去儼然也是很恩愛的一夫一妻。 阿威改名換姓到美國之後,正趕上庇護大陸民運人士的法案生效。他的一口流利的中文,使他成功地鑽了這條法案的空子。他們找到一個美國牧師出庭為他作證,證明他在89年的“六·四”期間確實在美國(其實他當時還在亞熱帶的叢林之中違法亂紀),幫他拿到綠卡。現在這一份二廚的工作,也是這位善良好心而天真糊塗的牧師給他找到的。 (四) 轉眼到了11月,外麵的樹葉都紅了。那段時間老板飛回上海去談一個合作項目,平時餐館裏就剩下我們這些打工的人和老板娘。午後沒什麽事,老板娘會回家去休息,老六則進廚房找阿紅說話,剩下我一個人坐在外麵發呆,或者背單詞。 路易絲·漢肯老太太那天就是在這種時候進來的。她說她要一份外賣,魚香芥蘭,不能放味精。我把菜單交給廚房,出來告訴她,廚房大概需要15分鍾。 她坐在那裏等,和我漫無邊際地瞎聊。我的英文比起在芝加哥的時候是長進多了,至少連比劃帶說,什麽都敢講。等廚房炒好了菜送出來,她並沒有帶走,而是叫我給她拿來餐具,她邊吃邊繼續和我說話。 漢肯老太太這天結帳離開之時,給我留下了她家裏的電話號碼,和一百元美金的小費。 過了幾天,她又來吃飯。趕上午餐的高峰時間,我除了給她端水送菜之外,沒有機會和她多說什麽。她還是點了魚香芥蘭,還是特別交待不能放味精,結賬時還是給我留下一百美金小費。 然後,老板從上海回來了。他和上海某家賓館的合作項目談得很成功,十數個該賓館餐廳的服務生將被送來這裏由他負責培訓。這樣一來,他不再需要雇我們給他幹活了。於是,我們五個人全部離開了New Hope,我回到了伯利恒小城。 某天閑來無事,翻到漢肯老太太留下的電話號碼,便打了個電話去她家。她接到我的電話很高興,因為她後來又去餐館找不到我,以為餐館老板把我攆走了,正擔心我不知道在哪裏躲著哭呢! 聽我說明了情況,她放了心,轉而興奮起來,說正好帶我去見識“真正的美國”。次日她果然來伯利恒接我,帶我去紐約,我們在曼哈頓中城的凱悅大酒店住了兩天。由此開始了她帶著我一次又一次在美國各地的旅行,為我展開了一個此前完全沒有可能見識到的,全新的世界。 漢肯老太太是猶太裔,祖上以來一直居住在大費城地區,以從事房地產開發起家,家境相當富裕。她本人當時擁有三百英畝處女地,還有一家專營歐洲汽車進口代理的公司,但她自己很少過問生意上的事,主要由她唯一的兒子小漢肯負責日常的運作。 某天她突然問起我對將來的打算,我回答說,老陽學物理,拿到學位以後,在美國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們大概隻有回國。“不行!你不可以回中國!”她厲聲說。中國在她的印象裏,貧窮落後,人人吃不飽穿不暖,生活水深火熱。這種印象不知自何處得來,卻頑固地占據著她的思想。以至於後來小漢肯想去中國投資,希望我回去長住國內,也因為她的堅決反對而導致計劃流產。直到最近幾年,她對中國的這種偏見才漸漸有了轉變。 當時她沉默良久,又問我,為什麽老陽找不到工作我們就必須回中國?於是我給她解釋關於找工作和辦綠卡之間的關聯,她對這類事情完全沒有一點概念。 她仔細聽我說完,然後盯著我,慢慢地說:“那麽,我給你一份工作如何?” 我駭笑,重重地搖頭,連聲說不可能!在這個國家是要有合法的工作簽證才可以工作的,我是陪讀的簽證,過去學的又是日語,而語言在申請工作簽證的時候並不算作“專長”。既然沒有專長,又沒有美國的學曆,我憑什麽轉換工作簽證?! 她嚴肅地回答我:“此地沒有什麽事是不可能的!” 她很快帶我去見小漢肯,說她決定在進口公司裏設置一個亞洲市場部門,把我雇進去。接著我們到了費城,在那裏住了三天,不停地拜訪一個又一個移民律師。大多數律師認為根本沒有希望,不肯接我的案子。最後終於找到一位律師,說我的情況隻有40% 成功的希望。他可以幫我們試一試,但無法保證成功。 漢肯老太太立即就和他簽了合同。我再也不需要為了任何目標去打工掙錢了,隻要待在家裏等律師那邊的消息。這天老陽的師兄突然打了個電話來,說他的一個好朋友,機械係的博士後老張,需要找一個baby sitter,問我願不願意去幫忙。 原來老張家裏的一對雙胞胎閨女,艾琳和艾璐才10個月大,請了一個住家保姆王嬸兒照看。有天眼看著艾琳要從沙發上滾下來,王嬸兒衝過去抱,一個不小心把自己右手拇指的關節撞斷了。老張是個仗義豪爽的東北人,王嬸兒養傷這兩個多月不能幹活,他也不肯就此把她辭了另外找人。但張太太在念書,孩子總得要有人照顧,然而從經濟上講,他們夫婦不可能按市麵上的行情再請一個人,隻能央求朋友幫忙。 於是我就去了。艾琳和艾璐胖嘟嘟的,非常可愛。那時我自己尚沒有孩子,並不懂得怎樣照顧她們。好在有王嬸兒在一旁,她說什麽我照著做什麽,倒也簡單。因此和老張夫婦成了朋友。艾琳和艾璐兩姐妹一母同胞,幾乎同時落地,性格卻不大一樣。艾琳比較活潑,艾璐則比較憨厚,在嬰兒時期就很明顯。後來老張海歸,回到國內做生意。生意如今倒做得不錯,隻可惜張太太因車禍過世了。雙胞胎姐妹沒了母親,現在也隻有保姆照料她們日常生活起居。多年不見,不知艾琳是否還是一樣活潑,艾璐是否還是一樣憨厚? 兩個多月以後,王嬸兒的傷好了,我的工作簽證也下來了。我開始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路易絲·漢肯成了我在美國的第一任老板,從此結束了我在美國“打工”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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